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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籽/图)

 

 

我是台湾老兵之①:相见时难别也难

--作者:桑品载

1961年,我调派到东引岛,职务是《东涌日报》总编辑。外岛都有自办的报纸,金门有《金门日报》,马祖有《马祖日报》,澎湖有《建国日报》,在所属地区发行。它是军事单位,工作人员全是军人。

东引岛在建制上隶属马祖;行政上称“乡”,军中体系称“指挥部”,最高长官是“指挥官”。因为地方小,层级低,所以《东涌日报》规模比不上其他三大军报,它是油印报,八开两版。不过,既为日报,仍得天天出报。

报社共六人,我是总编辑,也是记者。指挥官张中将,很重视自己名字的上报率,更重视记者怎么写,所以他每一出巡就会通知我随行。

他的座车是吉普车,依军车礼节,驾驶旁的位置为首位,后面可坐两人,职位阶级较低。张指挥官的副官陈中校是其一,我是其二。副官跟随理所当然,我的出现,脑筋死板的人会觉得奇怪。所以,他们暗暗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附件一”。

我的阶级是中尉,23岁,指挥官是“东引王”,寻常军民人等很难接近他。我和他进进出出,固然很不相称,却也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那些阶级职位比我高的,见到我都会客气几分。

军事重地,最忌讳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当记者,又跟着指挥官,就可堂而皇之处处出现。还有个好处,车行中,指挥官偶尔会和我搭讪,问些私人的事,而我也有向他打“小报告”的机会。

张指挥官六十开外,行止坐卧,官威堂堂,是个高傲的人,连少将指挥官都得看他脸色说话。他对我却很好,有时候叫我“记者”,有时候叫我“小鬼”。

指挥官不出巡,我就随心所欲到处跑,名为采访,实为找人聊天。聊到开饭时间,便也老实不客气吃他一顿,有我在,少不得会加个菜。

我就这么在东引岛畅行无阻。

时序进入秋天,正有个台风盘桓在东引海面。午后四点多钟,我走进“大陆渔民接待中心”。主管胡少校和我交情不错,他这里常有好酒,打算叨扰他一顿。

这种单位,每个外岛都有,任务一致,就是每逢台风时,经由海军将还在海上捕鱼的大陆渔民半强迫地护送到岛上的接待中心,供吃供住,供渔民们未必喜欢的“文宣品”。

文宣品琳琅满目,报纸、杂志、电影,内容是说“国军多么强壮”、“匪军多么残暴”等等。临走每人还送一小袋米,台湾称为“心战米”。

渔民停留时间看天气而定,原则是风雨过了就送走;想早走不行,该走时不走也不行。通常停留三至五天,但也有例外,便是这个台风才走,气象报告另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就会多等好几天。

渔民接待中心有两个岗哨,四周围着铁丝网,岛上军民未经许可,不得入内,收留的渔民则不许出去。是个有着神秘色彩的小天地。

胡少校有个嗜好,喜欢拉胡琴,他说他在大陆时就在京戏班拉胡琴,大江南北跑过很多地方。会拉琴的,多半会唱,生旦净末丑他都能唱上一段,可惜在接待中心工作的没一个懂京戏,上岸的大陆渔民都是福建人,京戏是什么玩艺儿,十有八九没听过。

因此他只好自拉自唱,一上了兴致,会唱好几个小时。他在这里官最大,有人听了心烦,却不敢吭声。

我进去时,他大概唱得正好告一段落,拎着胡琴从他房间出来打招呼。果如我所料,昨天有群大陆渔民送来这里,其中有个渔民送给他一瓶福建老酒,其实没有一瓶,只有半瓶,想必是喝剩的。我不知道福建老酒算不算好酒,不过台湾买不到,总归稀奇。

七点多钟酒足饭饱,告别胡少校,因为要回去写稿编报。出门没几分钟,横刺里出现一个士兵,向我行礼,挡在我面前。

我不认识他,看他神情,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报告记者,我要请你向指挥官报告……”他嗫嚅地说。

要向指挥官报告的事自然是大事;军中规定层层节制,不可越级报告,他是个士兵,这是军纪所不允许的。

不过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总不能连什么事都不问。

“你说给我听听。”

“我爸爸在里面,我要和爸爸见个面。”

他指着我身后的渔民接待中心,声音由着急变得颤抖,近乎要哭。

没想到会是这种事!原来轻忽的心情因而沉重起来。从大陆来台湾的人,人人想家,想亲人,却不许通信,更别说见面。他爸爸在接待中心,是被海军拦上来的渔民吗?

他告诉我,他叫曲顺天,是第三大队上等兵。曲,是个少见的姓,正因为是个冷姓,才让他间接得知他的父亲在接待中心里。

他父亲当然也姓曲,在接待中心轮站卫兵的一个士兵,认识曲顺天,见到有渔民名单中有姓曲的,觉得好奇,逮到个空闲机会找到这个人,说这里有个兵也姓曲,叫曲顺天。这一说可不得了,那渔民脸色大变,再问曲顺天年纪,26岁,哪里人?黄岐人,那可不是自己的儿子吗?当即要求那士兵把儿子带来相见。

那士兵又把事情告诉了曲顺天,还说了那渔民的名字,叫曲德夫。父子关系,就这么被认定了。

“你去找过胡少校吗?”我问。

“找过啦!”

“他不让见吗?”

“他说不行,上级规定的。”

这事有些麻烦,因为胡少校没说错,大陆渔民是不许和当地人见面的。但是连父子都不许吗?这太没人性了吧?

看来,若要使这对父子见面,还非由指挥官批准不可。

那晚上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事说巧也巧,但想通个中缘故,仍有因果可寻。

黄岐岛是福建近海一个小岛,马祖有个离岛叫高登,离黄岐只有八公里,若无大风浪,游泳都不算是远距离。驻防在高登的人说,黄岐岛海关门外有个篮球场,天气好的话,那边打球,这边可以计分。

最奇妙的是,黄岐属于“连江县”,马祖也属于“连江县”,当然县长不是同一个人。马祖、东引都讲闽北话,黄岐也一样。

两岸军事对峙,马祖与黄岐地理位置面对面,鼻对鼻;黄岐的责任是对付马祖,马祖的责任是对付黄岐;黄岐打的炮弹落在马祖,马祖打的炮弹也必然落在黄岐。似乎是,黄岐、马祖,各因对方而存在。

东引驻军主力是“反共救国军”,组成分子就是过去的游击队,来自福建的人最多,其次是来自浙江、广东、江苏的人。曲顺天是黄岐人、渔民、游击队,他的父亲也是渔民,遇台风被海军拦上岛,形成父子同在岛上,是可以获得历史解释的。

当晚我接到两次曲顺天打来的电话,他哭诉地恳求我一定要帮他的忙。他说问过很多人,包括他长官,我若不帮忙,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因为这事得指挥官特准,而我有机会接近指挥官。

被他催得心焦,我立即打电话给胡少校,首先是确定是否真有曲德夫这个大陆渔民?他说有这个人。接着,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在“瞒上”的状况下,让这对父子闭门相见?

“这我可没这个胆,我来这里前,好几位长官都交代过,外面的人不许进去,里面的人不许出来,尤其不许双方有接触。”

“那安排曲顺天去站卫兵如何?”

“接待中心的卫兵是由各大队轮流派,这回轮到第二大队的,曲顺天是第三大队,这事情不是我可以作主的。”

“那非得找指挥官不可啰?”

“除了他,没有人敢点头。你真想帮忙,动作还得快一点,等台风一过,渔民会立刻被送走。”

我随指挥官巡视,都是他副官陈中校事先通知,这几天台风来袭,指挥官没有巡视行程,所以见不到面。我有心想帮这对父子相见,却陷入两难之境,一难,台风天指挥官不外出;二难,如果我不在台风还在时和指挥官见面,天晴人走,要见面也没机会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胡少校。他带我去见曲顺天的父亲曲德夫。

接待中心是栋三层式的水泥屋,一楼有交谊厅、餐厅、书报室,第二、三楼各在东西两侧有三个大通铺,铺与铺之间是走道。渔民一个个挨在通铺上,轻易不下楼。

曲德夫住二楼,穿着黑衣裤,衣裤上到处是补丁,皮肤干燥的黄脸庞,一看就知道是个苦难的中国庶民。他佝偻着身体,拘束不安地向我弯腰行礼。

他已经知道他儿子在东引当兵的事,还是那个卫兵告诉他的,胡少校说。曲德夫求了胡少校好几次,昨天晚上还跪在他面前,胡少校拉他起来他又跪下,眼泪比说的话还多。

我不能承诺他什么,安慰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由得一声声叹气。

在胡少校房里,他说出了我所不知道的这对父子的故事。

三年多前,“反共救国军”还是游击队;游击队,是个文明词儿,其实就是海盗。中国海盗历史悠久,明朝边戍大将戚继光扫荡沿海倭寇,就是征用海盗。他们靠打劫为生、壮大;能力强时,打劫官府;力量不济时,老百姓就成为打劫对象。

曲顺天十几岁就出海打鱼,但和父亲不在同条船上。冬日的某一天,传来曲顺天渔船遭抢的消息,船上的人没一个回来。

船被抢,抢的是鱼货以及渔夫的财物,人命向来不是抢的对象,即使发生对抗,也不至于人人被打死,更何况,曲德夫出海去找,在岸边守望,却没见到一具尸体。

儿子是死是活?如果活着,去了哪里?是曲德夫心中难解之谜。难道也当了海盗?却也不至于三年多都没半点消息。

现在终于知道了,儿子还活着,竟成为国民党的兵。这中间的连结他一定还想不通──游击队在1949年后已成为“半国军”,他们逐渐受台湾指挥,所以他们也和国民党其他部队一样,在海上“抓壮丁”。

我又连续接到曲顺天几个电话,被他催得心烦,骂了他几句,挂断电话又后悔,觉得不该骂他。

晚上八点多钟,他忽然出现在报社。见到我,二话不说,抱着头,跪在我面前。

“我求求你啦,求求你啦……”他嚎啕大哭,“我给你磕头。”

他真的磕头不止。报社一位同事立刻把他扯住。

我答应他,明天一定想办法。

还是没有等到指挥官出巡的消息,听收音机气象报告,台风倒快要离境了。这般等候不是办法,我去见陈中校,他是副官,或许会给我出个主意。

副官室在指挥官住的门外约十步处。他办公桌一角装了一个铜铃,指挥官找他会按铃,他听到铃响就进去。他主动进去只有送公文,不过也要先打电话向指挥官报告。

指挥官住处是个小小的院落,四周有花岗岩石筑成的围墙,只有一个进出口,那里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尽管指挥官对我很好,那院落我从没进去过。

陈中校听了我的说明后,反应意外冷淡,他一面整理公文一面说:“这事我也听说啦,你就少管闲事吧!”

“这还能称为闲事吗?”

他拿起几件公文,起身要走。

“指挥官知道吗?”我追上去问。

“不知道。”

他低着头向指挥官住处走去,我鼓起勇气,紧跟在他身后,卫兵在错愕间还来不及决定是否该拦阻我,我已经踏过门坎了。

指挥官正端坐在大办公桌前,望望副官又望望我。陈中校有点恼火,正要说明什么时,指挥官先开口了:“你这小鬼进来干什么?”

我在他面前立正站好。

“报告指挥官,我来求您一件事。”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指挥官向陈中校挥挥手,示意他离开。他这才问我:“什么事?”

我调整呼吸,把曲顺天父子的故事说了出来。不等我说完,他的浓眉就皱成一条线了。

“这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可是──可是──”

“温情、滥情,你不配做军人!”

“军人也有情感的。我私人的事,从来不敢求指挥官,这件事,报告指挥官,我求您啦!”

“出去!出去!”

指挥官突然站了起来,拍桌子,挥手。我不敢再造次,敬了礼,含泪退出。

回到报社,我坐在椅子上粗声喘气,眼前浮现曲顺天和他父亲无助的脸。我担心曲顺天随时又会打电话来问,那我怎么回答?

为了逃避这个电话,我一整天都不在报社,也不去渔民接待中心,而是去找几个朋友聊天。

黄昏时回来写稿,人一出现,同事就嚷着说,陈中校打来几次电话找你,叫你去找他。

陈中校给了我想不到的消息——指挥官答应了。

“不过,指挥官说,只允许他们在接待中心见面,不许去别处。”

“那当然,当然。”

“还有,天气好了,他父亲还是得回去,到时候曲顺天可不许闹事。”

“他又能闹什么事?”

“如果闹事,指挥官说,你得负责,要先办你。”

写完稿,看过编辑版样,已临午夜,我的心胸依然澎湃在父子相会的情境中。台风已到尾声,事不宜迟,我打电话给胡少校,把讯息告诉他。

想不到,他已经知道了,是陈中校向他宣示了指挥官的同意命令。

“这事,你还得跟曲顺天的部队长说。不过,现在太晚了。”我明白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怪我把他吵醒了。

第二天一早,我直奔第三大队,挟指挥官之令,关节一个个打通。十点多钟,我带着曲顺天去接待中心。

胡少校那里已有了准备,地点就在一楼交谊厅。一张横长桌上铺着红布,桌前两侧放着几把铁椅,指挥部派来一位中校科长,和胡少校并坐在长桌前面,闲闲地喝着茶。

曲德夫坐在右侧铁椅上,楼梯上或坐或站或蹲挤着的都是大陆渔民,他们似乎和曲德夫一般既紧张又兴奋,期待观赏这出父子会。

进入交谊厅,我在曲顺天的背上轻轻推了一下,他立即就跟疯了似的,向父亲窜去。

室内寂静如郊夜,几乎听得见心跳声。

曲德夫的屁股上跟装了弹簧似的,身体跳起,双手握拳,手里也像装了弹簧不住地颤抖,手伸到一半,曲顺天已到他面前,奇怪的是,儿子还没下跪,父亲倒先跪下了。

父子俩,头顶着头,手紧抓着手,跪着膝贴着膝,只是哭,没有说话。

什么叫泣不成声?眼前就是。

胡少校走到二人面前,拍拍他们的背,宣布了会面方式:“你们父子俩慢慢聊,好好谈,其他的人都离开。中午呢,一起吃饭,吃完饭,还可以慢慢聊,好好谈。到了五点钟,做儿子的就得回到部队去。”

我原打算一直在现场,但我理解了胡少校的意思,这种情境下,外人在场不啻煞风景,更何况,他们说福州话,我又听不懂。我便离开了,去跑新闻。

近中午时分再到接待中心,和他们一起吃饭。第一桌只坐五个人:曲氏父子、指挥部科长、胡少校和我。胡少校提供了一瓶他私藏的金门高粱,不过只有第一桌才有,其他桌没有。

父子俩并肩坐,交头接耳说话。上午大约哭够了,现在显出很高兴的样子,笑意满脸。

席至中途,有渔民过来搭讪,很亲热,其实攀亲带故都是自己人,都是黄岐人。父子俩前后左右都是人,一瓶酒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喝得见底。胡少校竟也心情大好悄悄回房,又拿来一瓶。

为了方便他们父子说私心话,胡少校特别将二楼一个房间腾出来,那原是渔民睡觉的地方。不过那房间很快就被渔民挤爆,人人抢着说话。

科长饭后就走了,胡少校邀我去他房里喝茶。双方坐定,他从床头柜取出一个纸包,打开就闻到幽幽茶香。

“你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茶?”他神秘地笑着说。

黯红色的茶叶片,片片完整,我闻了又闻,只觉得与常喝的茶香不同,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茶。

他说:“这是福建武夷山红茶。”

“你怎么会有大陆的茶?”我有些吃惊。

“我还有大陆的酒,大陆的小特产。干我这份活,就有这个方便。”

“这不是犯法的吗?”

“见你的鬼!大陆酒,大陆茶,我保证连指挥官房里都有。我问你,马祖不产鲥鱼,但加菜打牙祭时,你没吃过鲥鱼吗?”

“吃过,银色的,鱼鳞也能吃。”

“对啦!大陆渔民,福建渔民,船到了海中央,说一样的话,打不同的鱼,福建人用鲥鱼换马祖人的黄鱼,马祖人用马祖黄酒换福建人的老酒,陆上不通,海上早就通啦!”

说着,他又拉起胡琴来,自拉自唱,这出戏我懂,是关羽和张飞的“兄弟会”。

五点钟到了,胡少校招呼我走出房间,登上二楼,曲氏父子居然睡在一处;两人面对面,眼对眼,一左一右侧身躺在床上。房里,依旧挤满了人。

“好了,好了,曲顺天可以回去了!”胡少校站在他们面前说。

父子还不想分开,躺着没动。胡少校脸一沉,指着俩人说:“公事公办,伙夫烧饭,本来怎么说就得怎么做。曲顺天你要我派卫兵把你拖走吗?”

曲顺天总归不敢抗命,不甘不愿地下了床。胡少校颇使了劲儿在曲顺天背上一拍,曲顺天走前他在后,脚步不停地出了门。

“报告少校,我明天还可以来吗?”曲顺天手抓着门问。

“不可以!指挥官的命令是怎么说的,你不是也知道吗?”

“那今天晚上呢?”

“也不准!别啰嗦啦!走吧!”

我回头看到曲德夫站在门内,脸贴着铁丝网,眼睛一直盯在他儿子身上。但待胡少校回到屋内后,大门就关上了。

我已到了写稿编报时间,匆匆赶到报社。那天的最大新闻,是气象台发布,台风已经离开东引。

第二天起得较晚,九点多钟,被电话吵醒,是胡少校打来的。

他说:“今天清晨五点多钟,这批大陆渔民都送走了。”

“你是说曲德夫他们?”

“是呀,就只有这一批。”

“曲顺天知道吗?”

“谁知道他知不知道!知道了怎样?不知道又怎样?他还有法子把他老子留下来不成?”

“你看他会不会闹情绪?我是说曲顺天。”

“闹?那就把他关起来;还闹,就揍他一顿。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这似乎是个注定的结局。我轻轻叹口气,向他说再见。才挂断电话,铃声又响,是陈中校打来的,说今天天气好了,指挥官要出巡,命令我准备随行。

2012年1月4日于台湾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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