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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黄金大挪移

--作者:毛剑杰

数百万两黄金抢运入台,成为蒋介石寄望东山再起的本钱。然而再多的黄金也挽回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人心。

“火种”

1948年11月30日晚,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进上海外滩,连绵霓虹灯影,陡然化作肃杀静谧。

戒严同时,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被“紧急动员”到外滩码头待命,一直等到凌晨1点才开船,却又没有立即出海,而是驶向了中国银行码头。在那里,挑夫们扛着木箱,从滇池路银行侧门出来装船。

根据运出地点和木箱吃重,水手们知道了那是黄金。但他们被告诫“不要问是什么”。

紧急戒严、深夜密运黄金的背后,是一个政权在短短三年间,从巅峰急跌至分崩离析的窘境与焦灼:淮河两岸战场上,国军正重演东北决战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黄维、黄伯韬两主力兵团已全军尽墨,当天,解放军又紧随杜聿明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军事失败之外,国统区1948年8月发行的金圆券,三个月后已经贬值500倍,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失控与混乱中,许多上海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大陆。

政权行将崩塌,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

10月9日,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吴兴镛《黄金密档》)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件)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国库的黄金,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国军兵败如山倒退往台湾,从上海分批运送到台湾的巨额国库黄金,便因缘际会成为蒋介石另起炉灶“建设台湾复兴基地”、俟机“反攻大陆”的资本。(王丰《蒋介石秘运国库黄金到台湾之真相》)

“本钱”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早在1946年视察台湾时,蒋就注意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独立工业体系,并发现台湾是“未被中共渗透的净土”。因此,当大陆败局渐明时,蒋最终在西康、海南、台湾三个撤退方向中选择了台湾。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后,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之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 “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

“全民公敌”

意外的是,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申报》就登出了简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维恩发表于《字林西报》的报道。该报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启运当晚,乔治?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乔治?维恩进而推断国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乔治?维恩没有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于是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得释放。

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黄金,引得民怨沸腾,被普遍认为是败亡先兆。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上海市民以1000金圆券兑换黄金1两,但每天限兑1000两,先来先购。

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尔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到1949年6月,银元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

“一个新币如此快速贬值,影响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世所罕见。”吴兴镛《黄金密档》一书中,收录了一位大陆医学教授2004年的来信:“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圆券收刮民间硬通货,强运台湾的情况,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十分痛恨。”

“金圆券成为废纸,人民财产付诸东流,国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敌。”
 
抢运

但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其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因蒋深知,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1949年1月1日,50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1月10日,又有10万两黄金悄然运离上海。

此时,淮海战役中,国军完败,内外交困中,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时任国军联勤总署军需署长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蒋介石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经国日记》)

最终,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 万银元、90 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不过,1月10日、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绝密战时金库。

密约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由这份草约,“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这是蒋不想摊在阳光下的秘密军费,用以购买支撑内战所需的枪炮弹药。

“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纪录。”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

黄金草约同样消失无踪。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这批档案中。

不过吴兴镛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然而,吴嵩庆生前同样疑问纠结: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到台湾后,老上司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天天变地方,总数兜不起来。”董德成说。

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100万两。

辗转追寻“黄金密档”多年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台湾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称,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后来倒戈投向共产党的国军第一战舰“重庆号”上,存有28万两黄金,或许正是那批失踪黄金。

“重庆号”后被国军轰炸机炸沉于葫芦岛军港。丁雯静从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口中获悉,1951年4月,解放军曾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

暗战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

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终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上海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湾。

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300.4万两。

刚摆平刘攻芸、如愿运出黄金,2月8日,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中央银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蒋介石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

李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陈诚的报告到达溪口后,蒋在日记中称“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但李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甚至向蒋介石送达备忘录,但蒋未予理睬。“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蒋介石日记》1949年5月2日),而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蒋,“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蒋介石日记》1949年7月3日)

争夺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他黯然离去。

李离去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金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

亲笔信之外,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亲笔留字条,要中央银行“除暂存留黄金五千两,银元三十万两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是台湾。

此时,解放军已在上海城外摆开阵势,而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黄已于1949年2月成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黄一边监视着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

由于黄竞武号召阻止黄金运台,更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所属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甚至与上海国军某军长级别要人商谈“虚江湾闸北一线,俾共军入沪”,终于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办公室内被毛森指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车站路国防部保密局监狱内。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黄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黄金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

而汉民轮更迟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启锚。

此后旅程看似一路风平浪静,然而负责秘密押运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离乱中的黄金船,终究有人经受不住“闪闪发亮”的诱惑,汉民轮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

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总共八个还是十二个”,四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直至靠港。

同样的觊觎,也发生在1949年8月从鼓浪屿运送12.5万两黄金前往台湾的“锡麟轮”上。当年厦门海关署工作人员孟昭年,在船上亲眼目睹了一名偷盗黄金的军人被抓获。带兵的军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员、军人到甲板上观看,并警告“偷黄金就要枪毙”,然后一枪打死了偷盗者。

台湾生与死

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直奔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把人民币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至此结束。

台湾那头,俞鸿钧于1949年6月15日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

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去了就换到,人心就安了。”时任“央行”副总裁徐柏园的女儿徐林秀说。于是,新台币币值稳定了,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国民党政权“一个大乌龟带了很多小乌龟,漂洋过海光屁股过来”的印象,由此改变。

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进而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丁雯静考证,国民党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 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100万两黄金,九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

因此,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回忆录中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血泪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回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总计108万两。

此前,由厦门鼓浪屿秘密战时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介石事实上的“小金库”。吴兴镛从父亲吴嵩庆生前日记中看到,蒋常用这笔钱应付一些额外需要,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等--台湾有名的《联合报》,其创业资本也是从这笔钱里划拨的。

对这个“小金库”的存在,陈诚也颇为不满。“从父亲日记里看到,陈诚对他‘颇有微辞’,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吴兴镛说。

此外,俞鸿钧和周宏涛等人也不断提醒蒋,这笔黄金不是国民党私产。

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5月,卢秀燕等四名台湾“立委”视察台湾乌来山区文园金库时发现,当时台湾“国库”黄金总数1362万两,其中108万两为大陆运来,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

而黄金密运一事,也便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密运的吴嵩庆等人,都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丁雯静说,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开口,“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也因此,丁雯静在采访过程中经常是三顾、四顾甚至更多次登门,对方才打消顾虑。

以吴嵩庆为例,其自1947年起,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之久,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在他1991年去世时,吴兴镛和母亲就顾虑,倘若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兄弟们看这些资料,会否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

“至少会带来些困扰吧。他们业已过古稀之年,还是少知道些为好。”

江源的夫人米绳祖最初也一再拒绝访问,因为担心“上海的亲戚们知道先生协助蒋介石运黄金,会不谅解。”倒是90岁的张振国,淡淡地说“蒋介石的军队,也要穿衣吃饭呀,他又不是傻瓜。”

1997年,吴兴镛在《传记文学》上撰文,建议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所值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以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

“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再多的黄金也挽回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人心。”卢秀燕说。

(本文的写作及图片得到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传播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向“长天传播”及“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女士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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