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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少年兵进行军事训练,那最小的兵才六岁

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下)

--作者:桑品载

正式接到命令,我要去“少年队”报到

我的部队是六十七军五十六师,1949年参加过“登步岛之役”,打了胜仗,以此为荣,乃称“登步师”。来台湾后,因训练日紧,不适宜娃娃兵生活,1951年下令成立“少年队”。命令指出,16岁以下的到桃园成福国民小学报到。连上就我一个合乎资格,连长舍不得我离去,很懊恼把我年龄报成15岁,只差1岁,我就不必去了。

下午一辆十轮大卡车来接我,车上已有十多人,我意外发现张坤竟在其中。

一年没见,故人重逢,自是十分欢喜。

他告诉我,部队在基隆靠岸登陆,萧连长见我不在连里,想找我,但船上人山人海,部队又要立即上岸,他根本无法抽身。

张老师上岸后就带着张坤离去。他们在台北有位亲戚,此人在上海时开过绸缎行,颇为风光,他早一年从上海携眷来台,日子却大不如前,如今一家五口就靠开个路边摊卖汤包混生活。

张老师在我们家乡既是读书人,也是有钱人,虽然临行来不及变卖家产,金条银元倒带了不少。亲戚帮不上忙,父子俩就租屋住。不过他们时运不济,有晚遭小偷光顾,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和小偷对抗,那偷儿立即化身为强盗,抽出尖刀,在张老师身上划了好几道血口,张老师倒地,小偷搜刮了他们所有金条、银元而去。

张老师读书、教书还行,营生过日子就没手段了。愁云惨雾般过了几天,他想出了主意——张坤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也就是暂时把他送去部队当小兵,等自己安顿好了,再接出来。

张老师本打算找萧连长,没找到,倒是他那位亲戚在部队有熟人,一说就成。巧的是,张坤加入的和我一样,是五十六师。也因此,他和我一样都得加入少年队。

成福国小坐落在半山腰里,背山面溪,四周没几户人家,全都是茅屋。学校很旧、很小,倒是有电。我们这辆车到达时,已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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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少年兵练习唱军歌

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报到,还没编班,人人都带着小行李,多数是布包,少数用军毯。大家在各地跑来跑去,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要不是穿了军服,还真像是一群小学生。

我们去见了队长,他姓饶,上尉。队长说,这里没有床铺,每人发给一条草席,用自己行李打铺。编班后,由各班班长带去教室住,各班教室已经分配好了。

少年队共有九十多位少年兵,每班12人。我和张坤编到不同的班。

我个儿矮,以为一定会编到本班最后一名(即排尾),不料还有一位比我更矮的,他叫陈黑子,才9岁。

他果然很黑,但名字叫“黑子”,也挺奇怪。我问他是否还有“黑子”以外的正式名字?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亲戚都叫我黑子,我姓陈,就叫陈黑子。”

他说话很快,声音又尖,说的话像国语又不怎么像,我得仔细听,听不懂还得问,才能弄清楚。后来知道,他是扬州人,扬州国语和舟山国语是大有分别的。

陈黑子说,他爸爸是当兵的,打仗死了,妈妈带着他和五岁的妹妹从扬州一路逃难到上海。带的一点钱很快就用完了,晚上住在城隍庙里,白天妈妈一手牵着一个在路上做叫花子,遇到好心的,给碗饭,给个馒头,讨不到,就只好挨饿。

上海已能听到远远传来的炮声,军队逐渐撤离。老百姓想走的,只好靠军队。陈黑子一家没军队可靠,就随着滚滚人潮,守在码头等机会。

其实,哪来机会?船上的人早就满了,岸上的还硬向前挤。带着行李碍事,很多人就把大件行李丢到黄浦江里。船上的兵一面喊“不许上来!不许上来!”一面排成一列用步枪枪托打人,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被打到海里,运气好的,身手敏捷的,就上了船。

陈黑子的妹妹被冲散了,死活不知。妈妈像失魂似的,连悲伤都不知道了吧,紧拉着他,被人潮推着往前走。想必是他爸爸在天上保佑,小小的陈黑子竟被推挤到了跳板上,他夹在人群里,身不由己地上了船。

他觉得,妈妈在他上到了跳板时,突然松了手,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再回头找妈妈时,已不见人影。

军舰开向舟山,撤退的是八十军,要和六十七军合力去守登步岛。部队上岸时,他可比我聪明多了,也不管认不认识,抓住一个兵的手,兵到哪里他跟到哪里,部队看他可怜,没撵他,他就当兵了。

他从八十军到六十七军五十六师,又是一番曲折。原来,八十军打完登步岛后,主力先去了台湾,他这回没这么好运,部队不肯带他去台湾,他在舟山流浪了几天,又抓住了一只兵之手,哭哭啼啼地死缠着不放,1950年5月13日,他和我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

陈黑子后来被人取了个外号“老鼠”,因为他长得黑,也好动,精力用不完似的到处跑。他喜欢唱歌,唱他在家时就会的扬州小调,不过唱来唱去就那几句。后来加入幼年兵营,他分到第九连,部队走路得唱军歌,唱前有人先唱头一句,称为“发个音”,陈黑子就成为第九连“发个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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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少年兵进行刺枪训练

少年队战友舒阿根逃跑被抓回

少年队没有固定操课,通常是吃完早饭后,各班带开,由班长决定“基本教练”还是训话;“基本教练”像是立正、稍息、敬礼、向左转、向右转等各种动作。训话,包括班长、排长,晚上十点钟晚点名,全体集合听队长训话。

我认识一个舟山人,叫舒阿根,他和我同年,白白胖胖的,胆子很小,什么都怕,怕队长、排长、班长,连少年兵也怕。或许是老乡关系吧,独独跟我亲近。有天他对我悄悄说他想逃走。

“逃到哪里去?”

“不知道,就是不想当兵。”舒阿根说,他是和姐姐一起来的,姐姐以答应给一位班长做老婆为条件,姐弟俩才来台湾。可是,那班长一个月薪水才十几元,自己抽烟钱都不够,哪能养活他们?姐姐因而和那班长分手了,她在“政工队”当清洁队员,他被送到少年队。

我要他打消逃走的念头,一方面是无处可逃,另一方面,我已明白了一些军队规矩,逃兵被抓回来,重则枪毙,轻则坐牢。

“枪毙就枪毙,坐牢就坐牢,我就不要当兵,就是要逃。”

他果然采取了行动,逃走了。不过,他连应该在天黑逃走的常识都不知道,是在大白天趁人不注意时溜出去的。到了桃园街上,他没钱买东西吃,饿到晚上,呆呆地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穿军服的人,天黑还在营外,立刻被巡逻的宪兵发现,根本不必盘问,一看他个儿就知道是少年队的。

我们还没晚点名,一辆白色吉普车开进来,出现被双手反绑的舒阿根。

饶队长大为光火,立即命令值星官提前晚点名。队伍成讲话队型集合,舒阿根依然反绑着双手被他的班长押出来,到了队伍中央,班长在他腰上踹一脚,同时喝令:“跪下!”

舒阿根缩成一团,跪在队长面前。

队长指着他大骂:“我们在大陆失败,就是逃兵太多。荣誉是军人第二生命,逃兵是军人最大耻辱。如果在前线打仗,捉到逃兵,我一定枪毙!”

说时,班长已取来一根扁担,队长叫班长脱下舒阿根的裤子,再把他面朝地压住。舒阿根本来就白,被灯一照,屁股显得更白。班长用脚踩着他的背,他动弹不得,大声哭,大声喊:“队长饶命!班长饶命!下次我不敢了!”

“打十板!”队长下令。

只听“啪”一声,扁担在舒阿根屁股上落下,接着又举起,落下,班长一面打,还一面报着数:一、二、三……

舒阿根喊“哎哟”、“啊”,最后喊“妈”,喊“救命”。他喊“妈”是用舟山话,叫“阿姆”,大多数的人听不懂,我听得懂。

扁担被打裂,红艳艳的鲜血从舒阿根白森森的屁股上溅出来,向四边流。十扁担打完,白屁股变成红屁股。

舒阿根昏了过去,不知道是因为痛,还是吓的缘故。其余人都不敢吭声,连呼吸都憋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屁股是可以这样打的。

第二天下午,我溜进教室去看他,他趴着睡在铺上,我走近叫他名字,他像没听见似的不理我,只是一直戚戚地哭。“屁股很痛吗?”我小声地问。

他还是不理我。

我想,应该有人给他擦些药膏才对。这话我没胆跟队长说,只跟班长说。班长瞪了我一眼,叫我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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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少年兵上军事课

“疟疾”传染开来,少年兵纷纷倒下

生活里有件很烦恼的事——蚊子太多。班长以上的大人军队发给蚊帐,我们小兵没有。晚上白天都被蚊子咬,人人都变成“红豆冰”。

终于有人被咬出病来了;发烧、发冷一起来,外带拉肚子和呕吐。先是一两个人,接着传染开来,纷纷倒下。一位排长说,这病叫“疟疾”,会死人的。

真倒霉,我也被传染了。

为了不使疫情扩大,队长下令,得病和没得病的分开住。但还是控制不住,住病号的教室由一间变成两间,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队长向师部请来了一位医官,他在房里走了一圈,摸了几个人的额头,看看舌头,就匆匆离去。隔了一天,才有人送药来,排长、班长分头忙着要我们吃药。药很快就吃完了,没见医生再来。

我忽冷忽热昏昏沉沉睡了几天,渐渐好了,但身体很虚。张坤倒没得病,有天晚饭后来看我,凑在我耳边说:他要走了,张老师来接他,人就在校外等,要我去和他见个面。

我摇摇晃晃和张坤走到校外,一年没见张老师,他瘦了不少。他盯着我看,叹了口气说:“听张坤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

我说好多了。他又叹了口气:“我来把张坤接走,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就摇摇头。

“我想,你一定也想我带你走,是吧?可是我跟你说呀,我没这个力量。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其实并不很明白,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倚靠张老师。离开舟山时,虽然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没生过这个念头。来少年队时,张坤跟我说过,张老师随时会来接他,我觉得他是他,我是我,跟我没关系。

张老师说起他现在的情形,因为他会说英语,在台北士林一个美国人家庭做帮佣,扫地、煮饭、带小孩,全做。美国主人是个军人,对他很好,给他一个小房间住。张坤离开少年队后,两人都会住在美国人家里。

张老师和张坤向我告别,我送他们走了一段路,可是生病的缘故,觉得走不动了,停住脚步说:“张老师,张坤,我要回少年队去了,再见!”

他们向我挥挥手,就向山下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我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想起了家人。离家一年多,我常想他们,今晚想得特别厉害。我记得出来时跟妈说过,中秋节应该可以回去,现在另一个中秋节都快到了,我还在台湾。几个月前,曾经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姐姐,怕他们担心,我没说和萧连长失散了,也没说在基隆饿得半死,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自己很好,请他们不要挂念。

信投进邮筒后,有人告诉我,这封信铁定收不到,因为现在台湾和大陆不许通信,叫邮差怎么送?

我半信半疑,还是盼望家里能收到我的信,也盼望他们写信给我。一直盼,一直等,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想必他们真的没收到,我就不再写信了。

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

舒阿根疯了,他藏身在防空洞死得很惨

病全好了,我搬到没生病的教室住。忽然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舒阿根得了疯病,他不肯住在学校,躲在一个山洞里,双手抓满小石头,见人就丢。

几个人一起带我去找他。出了校门,翻过一个小坡,左转直走,溪流转弯处有个防空洞,我曾远看到过它几次,说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少年队有人进去过,我没有。

那时节,台湾处处可见防空洞,用水泥砌成的,形状像坟,大小不一。大的可以容纳十来个人,小的可容纳四五个人。有一个或两个巴掌大的孔朝向较开阔的方向(如马路),相对的背后则较隐蔽,辟出一条小路,供人出入。

防空洞是二战时日军所造,日军轰炸珍珠港后,台湾正式投入战场,也成为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警报声一响,老百姓就躲进防空洞。随着交战程度的激化,台湾的防空洞数目快速增加。所以,除了军方盖的防空洞外,也有老百姓自己盖的,那多半是有钱人家。

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蒋介石下令台湾为“戒严地区”,他喊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一方面自己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要防备“共军”攻台。因此,不但没有拆除那些防空洞,还盖了许多防空洞。

在稍后的幼年兵总队时期,上级规定每个班得有两个防空洞,工作由各班去完成。属于我这个班的防空洞,是建造在营房后门外的甘蔗田里。甘蔗田绵绵如海,班长找到了地方,我们从储藏库领了圆锹、十字镐,先砍掉甘蔗,大家挥汗挖掘。

工作是快乐的,因为这活儿让人有玩游戏的感觉。有人像要造地宫似的,事先还画了草图,按图挖洞,下面不但有地方坐,还有地方睡。防空洞挖好了,得负责定期保养,大伙儿很疼惜地常去看,看到不顺眼处,自动修补。

不知道是不是该惋惜——这么好的防空洞,只在几次演习时用过,从没真正派上用场。

舒阿根藏身的那个防空洞,大约没人整修,四周长满杂草,他披着衣服前胸袒露,脸、身上,有血也有泥。和我上次见他时那样,他半趴着,我想起他挨打的屁股,不知道好了没有。

他守在洞口,凶狠地望着我们逐渐向他走近。他身边放着许多小石头,刚才已经有人跟我说过,那是用来打人的。

我走在最前面,连续喊他:“舒阿根!舒阿根!”

再走近些,蹲在他面前。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桑品载!”

他布满血丝的双眼缓慢地在我脸上扫过,没应我。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肩,再一次喊他名字。

“我要回家!”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也想回家,谁不想回家?

“我要回家!”又说了一次,声音比第一次更低。

“你不能老在这里,回去吧!”

我要把他拉起来,手就用力些。想不到,这个动作竟惹恼了他,他抓起一把小石头,丢向我的脸。

很痛,要不是我及时闭上眼睛,不定石子会打到眼珠。

来了一位排长,对舒阿根大声喝斥:“到底要不要回去?”

“我要回家!”“回”字他说得很大声,像是和排长对抗。

“回你个屁的家!”排长说:“反攻大陆了,大家才能回家。”

排长显得不耐烦,转身对我们说:“他不回去,就让他一个人在这里,病死他!饿死他!大家统统跟我回去!”

就在我们去看他之后两天,有人从校外奔进来,一路见鬼似的大叫:“舒阿根死了!舒阿根死了!大家快去看!”

我和几个人跟他跑出校门,没去防空洞,去溪边。

舒阿根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脸朝天,瞪着眼,双唇闭得很紧。溪水洗净了他的脸和身体,虽然病得重,死得惨,他还是白白胖胖的。

尸体被拖到岸边,队长、排长、班长纷纷来到。大伙儿围着他,有人哭起来。

队长说:“哭什么哭?革命军人只许流血,不许流泪。他自己找死,怪不了别人。”

在排长指挥下,几个人用队里有的工作器具,圆锹、十字镐,在山上挖了个长方形的坑,要埋葬舒阿根。我没派到工作,一直盯着尸体看。不敢哭,怕挨骂。

舒阿根的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放在坑旁边。不久,坑挖好了,班长叫两个人抬起门板,要放到坑里去。抬脚的那个忽然大声惊叫,立刻放下门板,向后跑了几步说:“有虫!他屁股里有虫!”

大家凑近看,果然见到有几条黑色的虫,从舒阿根的两个裤管里慢慢爬出来,虫有大有小,大的像小指,小的像细线。“把他裤子脱了!”一位班长说,骂了一声“操”,自己动手。

裤腰上的布带被他一扯就断,他双手拉下舒阿根的裤管,再把尸体翻个身,屁股朝上。大家看得够清楚,异口同声“啊”的一声叫,接着又像同时都噎住了,没人吭声──舒阿根的屁股是一块腐烂的肉,大部分是黑色的,有几条血丝,还有暗绿色的瘀青,虫在腐肉上蠕动,总有十条以上。“埋了!埋了!”排长一面说,一面后退了好几步。

舒阿根就这么死了,他在政工队里的姐姐还不知道吧?他在舟山的家人,铁定不知道。

连长指挥我们唱《保卫大台湾》军歌

有一天晚点名时,队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少年队奉命解散。

解散后,不是回到原部队,而是集体加入在凤山的入伍生总队幼年兵营。

队长说,上级长官去各部队视察,有的部队也有像本师一样的“少年队”;有的没有,少年兵还混在部队里。这些没有把少年兵集中的部队,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他们居然还没弄清楚,我们的任务是反攻大陆,这个责任多么重大,带着小孩子,还能打仗吗……

这支少年队,从成立到解散,还不足三个月,不过,解散的是队伍,人没解散,我们还在一起,只是名称变了,“少年兵”变成“幼年兵”。

既然要分手了,班长、排长、队长,就对我们客气起来,整理行李时,他们和我们勾肩搭背,有说有笑,还口口声声称“小兄弟”。有位排长说,大家应该常通信,我们说好哇,但信往哪里寄?他们说不出地址,因为他们将来落脚何处,谁都不知道。

队长对“入伍生总队”这个单位略有所知,说管得很严,当兵的叫苦连天。叮嘱我们要小心,要服从。

我心里只想着赶快离开少年队,队长、排长、班长,最好以后再也不要见到这些人,他们这么残忍地对舒阿根,我一定一辈子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他们。

三天后,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一路按着喇叭开进学校,说只送我们到火车站,然后搭火车去凤山。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好奇,很兴奋。车厢两边各有一排长木椅,大家被分配挨个儿坐下。队长、排长、班长得把我们点交给对方,所以一块儿去。他们收起了过去的凶样儿,亲热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火车烧煤,一发动,就有煤灰、煤渣进来。窗子得开着,因为天气太热,车厢里只有几个电风扇,想必很老旧了,转起来咯咧咧地响;它和车里的人一样,吸进大量煤灰和煤渣。

因为是慢车,每站都停。这使我有机会背每一个站名,借着站名让我认识台湾。

刚开始,车厢里充满笑声,说话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就有人打起瞌睡,我也有些昏昏沉沉了。

队长忽然站了起来,双手抓住头上的吊环,说:“大家别睡,我们来唱歌。”

什么歌是大家都会唱的?只有军歌。

《保卫大台湾》这首军歌,应该是国民党撤到台湾后教唱的第一首军歌,当时在台湾最流行,我在舟山时就听当兵的唱过。来台湾后,听军人唱,学生也唱,小店播放的流行歌曲之间也播军歌,《保卫大台湾》是必选歌曲。

连长先唱第一句,接着,他当起合唱团指挥,一手仍抓着吊环,另一手在我们面前挥动,大家就唱了起来: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万众一心,全体动员,支持生产,支持前线,……”

这首歌,在舟山撤退后,驻舟山的军人显然有不舍心情,暗暗将第一句歌词改为“保卫大台湾,不要小舟山”。

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前后车厢的老百姓,纷纷走了过来;听歌声,是小孩,却又都穿着军服。神情里显得诧异。

火车在歌声中向南行驶;从白天到晚上,足足开了十个小时。在高雄站下车,再转乘来接我们的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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