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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品载,193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一个贫困但安宁的渔村。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只身随军赴台,时年仅12岁,曾流浪街头,随后成为幼年兵。1959年从政工干部学校毕业而为少尉军官。在军中即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及文学性杂志,陆续出版长短篇小说及杂文二十余部,曾获“国军”新文艺报道文学奖、“救国团”第一届社会优秀青年奖。

1965年上尉退伍,至《中国时报》担任副刊主编,兼写文化性专栏,笔名“司阳”,其间仍持续文学创作。1981年《自由日报》(即今《自由时报》)创刊,应聘为艺文组副总编辑,两年后又到高雄先后任职于《台湾时报》及《民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97年起专职为台湾各大日报、晚报写时评及社论至今。

幼年兵的故事,不只是其个人自传,也是其他一千三百个幼年兵共同的自传,这群孩子在时代恶浪中浮沉,毫无抵抗能力,所以也是“苦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已有大陆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若进行顺利,2011年底应可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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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为幼年兵总队一员,此照片上过当年美国《时代》杂志 (作者提供/图)

 

 

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上)

--作者:桑品载

我曾是国民党的幼年兵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陆军部队里出现一群娃娃兵。

娃娃兵的形成,大致因以下状况:

第一种,父兄或长辈是官兵,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

第二种,战火中与家人失散,遇到好心军人,收留在部队里。

第三种,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辗转来到台湾。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如一个连,账面数字应该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三分之二,但实情不敢 上报,部队长怕受处分;上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查,因为部队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于是粮饷照发,于是“空缺”变成了“吃空缺”。

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账面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在军册里,只需把年纪改一改,譬如十岁变二十岁,十二岁变二十二岁。如果父亲是营、连长,把十来岁 的儿子补名成为“兵王”上士,并不少见。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给些活干,传令兵、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 内容。

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到。“幼年兵连”扩充为“幼年兵营”。幼年兵总队从一九五一年起成立,到一九五三年解散,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

幼年兵本来就是“兵”,穿军服,出军操,有军阶,有薪饷,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中士的降级而为“兵”。解散了,年龄长了两岁,就当然更是兵。一千三 百人分配到三个地方:最多的一群七八百人,去学驾驶,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有二十多人经过特别挑选,身体棒的,模样端庄的,到蒋介石官邸当“外 卫”,也就是卫兵,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送到政工干部学校,为这些人成立“教导大队”,分两个中队,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 育,但还是得“允文允武”受军事训练。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故事,得从一九五○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说起。

那年,大约六七十个军人,来到我们洋螺村

那年,我十二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人数越来越多,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即是,共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到一九四九年,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仅剩的控制区,据国民党说法,军队有十三万人。

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还有公务员和眷属。一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热闹得沸腾。

我家在乡下,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叫“洋螺村”。住屋疏落,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海中有错落的小岛,父亲说,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不过,我从没有上去过,那里没一户人家,没什么好玩的。

祖父已逝,祖母是一家之主,她长年吃素,记忆里她几乎都关在自己房里念经,很难得和我们说几句话,难得的话大半在骂人。多年后才稍稍理解,她并不快乐--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母亲是童养媳,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两个女儿,没生儿子的缘故。

而且,她的长女(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祖父一怒之下,断绝往来。后来姐姐跟我说,大姑个性倔强,也怄了气,不来往就不来往。祖父死时她没出现,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也被拒绝。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二姑嫁到王家,那个村子全姓王,村名就叫“登头王”。

我离开舟山那天,她就在二姑家。

那是个大日子,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每家门窗紧闭,当然还是看得见,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我爬上八仙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前面的骑马,后面的走路,很累的样子,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有的当扫帚,拖着走。

他们进入文公庙,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我和姐姐、哥哥读书的地方。老师姓张。后来改成“文公国民小学”,老师还是他。

我们家有两艘大船、两艘舢板,十二亩田。田租给别人,父亲是个小船主,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渔获卖到厦门、上海,有次他回来,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母亲忙不迭把那块金子塞在谷仓里,不许小孩子看,不过,还是被我偷看到了。

几天后,我认识了连长,他姓萧。我早在注意他,因为他对兵讲话就像是个官,很威风。他有马夫,有传令兵,出门时人前马后都有伺候。他骑的马最大最壮,棕色 的,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比别的马神气。他有根黑色的马鞭,有半个手臂长短,骑马时挥,走路时也挥,尽管他笑着,总觉得他要打人。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那天下午,村子里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好奇之故吧,向里探望,庙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背押进庙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不久,男子被踢出庙门,他因为赤膊缘故,脸上身上都在流血。他跌跌撞撞往前行,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他也看到我。

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一面高喊:“站住!”

他却还往前走,这缘故我明白,他听不懂“国语”。军队没来之前,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有去过上海的,会说几句上海话,别的话,没人说,也没人懂。

他立刻被捉住,一个兵粗声问:“叫你站住,你为什么还跑?”说着,送上一个耳光。

那男子一脸茫然,又惊又怕。我突然发现,那兵说的话我听得懂,张老师教“国语”时,会用“国语话”和舟山话对照。我没胆走上去,双手抓着门框,只是小声的说:“他听不懂国语啦!”

这下不得了,两个兵立刻走向我,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会说国语?”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

一个兵说:“报告连长,这小孩会说国语!”

萧连长歪头看我,笑眯眯,很客气。“你会说国语?再说句给我听听。”“说什么?”

官兵大笑,多么高兴,多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后来知道了,当兵的说,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快憋死了!

就因为我会说国语,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为官兵当翻译,声名大噪。

但会说国语有一回差点惹出大祸。

那天去二姑家,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我二百五似的居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说起国语来。他们立刻止步,严肃地凝视我,问:“你是不是舟山人?”

我说:“是呀!”“那你怎么会说国语?”

看他们那样子,我害怕起来,正要扭身离去,被他们抓住。

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连长说出了缘故:“舟山有很多匪谍,外地来的,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匪谍”是什么意思,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就摇头说不是。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忽然想到萧连长,说出他的名字。

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这才被放了出来。

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

萧连长常夸赞我,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

我和哥哥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父亲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

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台湾鞭长莫及,失去舟山势所难免。为了“拳头收起来,打出去才有力量”,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到16日撤退完毕。这期间,全面戒严,老百姓得守在家里,不许外出。

同时进行抓壮丁。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见有男丁,捉了就走。怕他们逃走,双手反绑,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粽子似的串成一列,个别的,用枪押着走。

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四十余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一九八八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只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的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颚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摸搡。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44087.jpg

来台最早的一张照片,约1950年8月拍摄 (作者提供/图)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长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我跟着队伍沿着海边前进,头睡着了,脚还是在走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后面半步,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不多话,总觉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蟹洞,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四十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丢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好睡。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妈的,敢跑!”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岰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押壮丁的一个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倌、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就有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小小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杀马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还空着,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绕着他的连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

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马没被骑,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向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躬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缘故:舟山撤退,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 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马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 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萧萧,被马蹄踢起的砂土,成为砂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得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抱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舟山撤退使用船艇57艘、机帆船39艘,撤出军民148000人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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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了,我从此有饭吃了” (作者提供/图)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的位置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鼎沸,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要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早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到海里。

有几个士兵拿着枪在他们身后追,骂着粗话。士兵追到他们落水处,就开枪朝海里打。有个人被打中了,血立刻喷出来,但他还向岸上游,不久就面朝上,想必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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