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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吴石案”时的情形。前排穿旗袍的女性为朱谌之。(原载第16辑《老照片》)

朱谌之魂归大陆纪实

--作者:秦风

2000年12月,第16辑《老照片》刊出秦风先生《战争后的战争》,首度在中国大陆披露了1950年中共台湾省地下工委被破获的前前后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与省工委联络的女地下交通员朱谌之,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并遇害。稿件刊出后,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女士致函编辑部说:“这是我在五十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况(以往没有这样的资料),一时间感慨万千,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后朱晓枫女士通过《老照片》与秦风先生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协助在台湾寻找母亲的遗骸。历经两年,寻访未果。其间的种种曲折,秦风先生曾以《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朱谌之遗骸寻访记》刊于2005年10月出版的第43辑《老照片》。2010年5月,在经过了八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朱谌之烈士的遗骸终于有了下落,成就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传奇。
——编者


1950年6月,在台湾遇难的前中共地下交通员朱谌之的骨骸2010年中终于寻获,并于12月9日由台北运到北京,暂厝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这件两岸特工的传奇故事,由2003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的寻母行动所启动,历经八年,终于圆满划上了句号。其间充满了曲折,堪称近十年间两岸最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不仅过去的谜底真相大白,还含蕴着国共合解、两岸中国人和平相处、共创未来的深刻义涵。

2000年,笔者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长龙应台之请,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举行了《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和平、人权的省思》特展,以大量首次曝光的历史图文介绍白色恐怖时期的事迹,其中政治犯遭枪决的画面造成社会强烈的震撼,并掀起1950年代两岸历史回顾的热潮,其中著名的“吴石案”再度受到广泛的讨论。2.jpg

右图:1950年6月,朱谌之被押赴刑场,慷慨赴难。

1949年10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逮捕,供出大批地下党同志,包括由大陆来台与“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络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朱谌之。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状况,吴石多次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同意到台湾潜伏于国军高层,伺机配合解放军攻台行动。这年底,中共华东局派遣行事干练、思想忠诚的地下交通员朱谌之,前往台湾与吴石联络,并取得重要军事情报。蔡孝乾的转向,不仅使得朱谌之被捕,也牵连出吴石、陈宝仓等一系列的高级军官,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最重要的中共特工案。1950年7月,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遭公开枪决。

2000年和2003年,我将有关此事的珍贵图文先后在大陆的《老照片》和《凤凰周刊》刊登,开始引起大陆社会的关注。2003年,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主动与我联系,希望代寻朱谌之遗骸的下落,接下来的两年我积极查访此事。2005年10月发行的香港《亚洲周刊》和同时出版的大陆《老照片》,大篇幅地报道笔者调查的结果,不仅详述此案件的前因后果,也披露了两岸特工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朱谌之的遗骸虽仍未寻获,但透过寻访过程的详尽披露,却加深了两岸社会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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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03年春,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与秦风商谈朱谌之遗骸寻访事宜。(原载第43辑《老照片》)

2005年10月为朱谌之冥诞一百周年,她的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举行了“纪念朱枫(朱谌之)烈士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包括举办纪念会和成立纪念馆。除了朱谌之后代家属和镇海区地方领导出席外,公安部代表亦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早期情报系统领导人李克农之子李力,以及罗青长之子罗援亦出席纪念会。延安时期,罗青长即负责领导胡宗南军队内部及西安地下情报系统,后任中央社会部科长。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罗青长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前委行动,负责敌区情报和联络工作,后任社会部副部长。1954年罗青长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长年分管外交、情报和对台工作。在朱谌之纪念会上,罗援代表父亲发言:“朱枫烈士是我党隐蔽战线杰出代表,我父亲罗青长同志对她十分崇敬和怀念,曾经给予朱枫烈士极高的评价,称朱枫烈士‘接受党的指示到台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了艰苦的工作,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她是千千万万为共和国创立,为取得全国胜利而献出生命的优秀党员中的一个,是统一台湾的先驱’,1990年,我父亲曾亲自主持‘朱枫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会’。1995年为‘朱枫烈士纪念楼’题写楼名。此次纪念活动,我父亲不顾年迈体弱也准备来参加,后因染病住院未能成行,特意在病榻前嘱咐我,代向朱枫烈士表示深切的缅怀之情,向烈士的家属、子女表示由衷的慰问。”朱谌之纪念会不仅代表中共对这一段历史的清楚总结,也反映了当前大陆有关高层对寻访朱谌之骨骸以及将其运回大陆安葬之事,持关注与支持的态度。他们视朱谌之为前辈,对她充满景仰之意。

2005年,尽管朱谌之遗骸寻找工作告一段落,但大陆社会对这一段往事的兴趣却持续高涨。这两年,有关中共特工故事的电视连续剧《潜伏》风行一时,许多媒体不断提起吴石、朱谌之的往事,并视前者为后者某种隐喻。更神奇的是,就在这股“朱谌之热”中,她的骨骸竟然真正被寻获了。

今年1月,《朱枫传》的作者、南京资深作家冯亦同先生,向我转来一封上海学者潘蓁的邮件。潘蓁也在寻访其先父潘承德的历史往事,在台湾友人的协助之下,做了一些调查工作,无意间发现了关于朱谌之遗骸的重要线索。信中说:“几年前,在‘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和‘中华基金会’等民间团体的抗争和努力下,台北市府同意在六张犁建纳骨塔安放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人遗骸骨罐。其间,辛亥路第二殡仪馆向‘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提供留存六百一十二个骨罐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罐迁移名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名册中找出二十多名政治犯的骨罐迁移到六张犁纳骨塔。我注意到名列编号233的‘朱湛文’的名字可能有误,似也没有列为‘政治受难者’骨罐迁移,因此‘朱湛文’骨罐可能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有关名字之误,潘蓁引述民间学者曾建元的文章,举出另外一个事例:“2006年,戒严时期不当戒严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决议清查六张犁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受难者墓冢,得当地极乐殡仪馆办事处钱德荣提供埋葬许可名单,由基金会职员吴宥霖、许毓文负责一一比对,经董事长邱荣举确认,乃发现‘李云’即季澐,季澐遗体失踪之谜终于解开,惟已时半世纪余矣!”季澐为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之妻,为地下党重要干部。张志忠夫妇被捕枪决,亦为中共在台地下党历史的重要一章。

潘蓁建议三个追查方向,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殡仪馆。这封信实质上重新启动了查访朱谌之骨骸的工作。不过考虑到五年前的情况,由于个人资源有限,奔波效果不彰,这次我决定联络更多热心朋友参与,加快调查工作。我约了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的中研院教授朱浤源和他的研究助理来办公室,朱浤源教授看了相关资料,直觉判断说:“‘朱湛文’一定就是朱谌之,以前的数据是油印手写的,写得快一点,‘谌’的简体很容易看成‘湛’,‘之’很容易看成‘文’。”接下工作后,朱浤源很快就展开行动,大约一个月后,我接到了浤源电话,他兴奋地说:“朱谌之找到了!”根据浤源所述,这一个月里他一共去了第二殡仪馆四次。第一次到管理处秘书室,由承办人员刘文华先生查阅资料,确定有“朱湛文”的名字,但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不过虽有号码,但对有无骨灰坛以及坛置于何处,均无把握。第二次,刘文华骑摩托车带领朱浤源首次上山,至示范公墓政治受难者墓区纳骨塔,焚香祈祷,再入内搜寻,未果。第三次,则由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带领,至富德公墓第十一墓区纳骨塔,探入屋内,逐一翻找。朱浤源说:“我们爬到里面一个个找,都找不到,感到很绝望。这时我们看到一个角落还有几个袋子(注:骨罐装在袋子中,上面写有编号),爬过去一看,赫然看见‘77’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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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过去埋葬政治犯的台北市示范公墓,如今改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朱浤源 摄)

3月9日,朱浤源第四次上山,带着我去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早晨8时,浤源开车载着我、雷元荣与友人王境宇前往福德公墓。天气冷冽,飘着细雨,墓地几分凄楚之情。车子走了一段山路停住,我们下车后往下步行至一偏僻处,见一低矮水泥建筑,上面写着“安康市场东北侧道路无主灵骨塔”。雷元荣打开了灵骨塔的铁门,进去后看见一个用红漆写着“77”的袋子已被移至前方。拍照存证后,我们回到二殡与管理处处长杜英辉讨论一些行政上的具体问题。由于目前登记的名字是“朱湛文”,与“朱谌之”显有差异,程序上必须做进一步确证。杜英辉处长表示,可以协助在公文中寻找佐证数据,然而事隔六十年,承办单位由“国防部”到台北市政府,转换至少四次,年代久远,档案追寻耗时费力,于是我建议请朱浤源以中研院研究员的公信力,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提供证明文书。5.jpg

左图:台北富德公墓中放置无主骨罐的灵骨塔。(秦风 摄)

事后证明,二殡管理处在这个行政细节问题上,完全没有任何刁难,而是全力支持外界的寻访行动,令人敬佩。这一天下午,我立刻将寻访结果及相关图文传给南京冯亦同先生,并请转告朱晓枫女士。可以想见,等了八年终于听到母亲遗骸寻获的消息,朱晓枫是何等欣悦!现在遗骸已经找到,而且确定可以移出二殡灵骨塔,接下来要处理由台湾移灵大陆的行政手续问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不堪奔波劳累,这件事由朱晓枫在北京的女婿李扬负责处理。4月下旬,朱浤源趁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时,与李扬见面,两人讨论了如何处理后续的问题。表面上,事情应可顺利进行,然而朱浤源返台后却有一种奇怪的不安,他至今只根据资料找到77号的袋子,却从来没有真正打开袋子确认里面就是朱谌之的骨罐,万一不是呢?朱浤源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再度上山,打开袋子后发现里面确实不是朱谌之的名字,朱浤源当场傻眼,脑袋一片空白。后来他与雷元荣仔细研究,发现原来承办人员将资料看错行,所谓77号为新编名册的编号,朱谌之骨罐仍是原来的233号。于是5月31日,两人再次上山钻进灵骨塔的一大堆骨罐袋里去寻找,如此一波三折终于找到233号,打开袋子,赫然看见里面骨罐上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这一天,朱浤源在写给李扬的信件上说:“由于雷元荣先生锲而不舍逐一找寻,终于找到朱女士骨灰坛。雷先生可以说是功劳者一号。他已经将朱烈士骨灰坛移置于灵骨塔内一楼一排一号第五层。雷、刘两位先生要求我从中央研究院行文该处,要求确认此一寻获的事实,刻正办理当中,故阁下的公证授权函,很快会用上。”

接下来则完全由李扬主导移灵事宜,其过程比原来预想来得稍为复杂一些,因为,它分别涉及到政治与行政两个层面。政治方面,大陆有关单位自然乐见朱谌之的骨骸移灵大陆,并势将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纪念这位早年在台湾流血牺牲的烈士;然而问题是,目前国共关系虽然和缓,但主要仍集中在经贸合作方面,对于过去的历史恩怨,双方并未正式触及,更未建立真正的和解共识。因此,如果高调移灵,国民党方面将如何反应?台湾社会民心是否另有解读?势必难料,如此可能节外生枝,徒生阻碍。至于行政方面,认证与移灵问题必然涉及到当前海协、海基两会运作机制,这项机制能否顺利运转,端赖问题能否单纯化。简单说,大陆有关方面固然要追悼朱谌之,同时宣传她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英勇事迹,但并不希望刺激国民党方面,影响当前两岸关系的良好势头。而朱谌之的家属当然也希望不要有任何麻烦,最好平安无事地把行政程序走完。于是,李扬联系了台湾民间友人,委托台湾民间殡葬业者专责移灵事宜。经过半年多的周折,2010年12月19日,终于由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护送朱谌之的骨灰坛,搭乘直航班机,从桃园飞抵北京机场,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和夫婿李扬在机场迎接,后者旋将骨灰坛移至八宝山公墓暂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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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0年12月9日,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在北京机场贵宾室将朱谌之的骨灰移交给朱谌之的外孙女徐云初,为这件过往的历史事件划上句号。(关海彤 摄)

表面上,朱谌之的骨灰移灵完成,代表此事圆满落幕,然而在两岸关系上,这件事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仔细观察,它反映着大时代两岸价值体系正面变化,一直走到此刻。而且,产生的社会与政治能量,仍然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继续将两岸中国人的政治互动推向更高的境界。从2000年马英九主持的台北市政府举办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勇敢开启了意识形态和解的先河,接着马英九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民进党当政时期对政治受难人及其后代家属的补偿金发放,扩及到遭受枪决和判刑的前共产党员,台湾社会对于伤痛的往事普遍存在着谦卑与自省的心理。2005年当笔者大量报道朱晓枫寻找母亲遗骸的消息时,台湾社会虽未积极响应,但亦无丝毫的负面的政治反应,一般人均以人道角度持哀怜之心。从2005年至今,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尤其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经贸、旅游交流空前热络。当年在“二二八”纪念馆以人道主义关怀角度展出吴石、朱谌之等“叛徒”、“匪干”处决图片的马英九市长,如今已贵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在他的人权执政信念之下,朱谌之的骨灰平安返回故里,成为水到渠成之事。这种深刻的历史和解精神包含着自省、宽容以及对生命的无比尊重。尽管国共在类似朱谌之骨灰移灵问题,并未有谈判、共识、移交等正式程序,而是以民间丧葬习俗的惯常方式处理,草木不移,虫鸟不惊,然其范例已种下善因,并将形塑中国人长远的和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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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的外孙女徐云初和外孙女婿李扬捧着朱谌之的骨灰坛,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与刘添财等人合影。(关海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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