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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方吾与夫人柳振如1933年在苏州

 

刘放吾:被遗忘的团长

口述:刘伟民 整理:藏小满

    1942年,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缅甸奇迹般地创造了“仁安羌大捷”,拯救了500余名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和7000余名英军。然而,战后大部分记录仁安羌战役的资料中,一度没有关于当年那个“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的团长刘放吾的影子,哪怕只言片语。

    对我父亲来说,投靠军校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报效国家,他率领一一三团击败日军并解救英军,也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本分。

    直到有一天,他看完电影《最长的一天》回家,独自闷坐在屋里,我探头询问时,发现父亲眼眶里闪着泪光,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才察觉父亲心底深埋着委屈。往后,才陆续了解他这一生所遭受的不平。

反败为胜

    晚年谈起仁安羌大捷,我父亲就仿佛重返现场,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受命攻敌致胜的过程。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之前,日军在1940年9月截断了位于越南境内的滇越铁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军先后攻占了关岛、文莱、香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还控制了新加坡等地,一路打过去,势如破竹。到了1942年3月上旬,更进一步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

    而日本军队一旦在缅甸战场取得胜利,中国军队来自国外的援助就会完全断绝。当时防守缅甸的英军(两个师)根本抵挡不住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击,从缅甸南部的仰光一路败退。第一军退到仁安羌被围困到油田里面。“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炙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猛烈轰击死伤惨重,实际上已濒临完全崩溃的地步。”当年英缅军司令史莱姆在回忆录《反败为胜》里描述道。

    英国部队要求中国军队去支援,中国指挥官要孙立人派部队。当时就派了我父亲一个团,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在仁安羌附近的一个叫巧克柏当的城镇,“面容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出刚毅”的父亲见到了史莱姆司令。

    史莱姆司令要求我父亲率团立即搭乘已准备就绪的卡车,迅速到平墙河一带,计划在18日早晨渡河攻敌。这个命令的原稿现在还在我手上。

    我父亲的行动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效果,用史莱姆司令的话说简直是无懈可击。在往后的几天,他相当激赏我父亲的表现。“激赏”,这是外国将领对中国军人非常高的评价,这也牵扯到我父亲后来为什么受委屈。

    4月17日上午11时,史莱姆将军亲自发出手令:“致一一三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您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这是史莱姆在《反败为胜》上写的。但是后来仁安羌大捷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孙立人一个人身上。

    史莱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团长的指挥,所以在18日攻击前,还不放心我父亲。他将这点疑虑告诉孙立人。两人就一起去视察。我父亲窥出他们来意,主动邀请他们到营部去看看。在相当近接近前线的营部,我父亲通过孙立人的翻译向史莱姆解释连队部署以及军队部署,史莱姆当时已经相当满意,都准备退回去了,我父亲又提出到连队去看看,史莱姆的心里其实是大吃了一惊,因为战争即将开始,连队离前线更近,他并不确定是否有必要这样做,但是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他们就一同涉水到达连队指挥所。刚刚到,周围就响起了枪炮声。我父亲转身看着史莱姆,史莱姆很担心他会说再到排部去看看,但是我父亲没有再那样提议,而是望着史莱姆露齿而笑。史莱姆后来在书里谈到这一段经历,同样给了我父亲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18日凌晨,我父亲指挥一一三团在英军的掩护下向平墙河北岸的日军开始发动攻击,他们不仅对日军施以两面夹攻,还向敌人正面反复搏杀,到午后4点,日军伤亡惨重,最后放弃阵地,四处逃跑。当天晚上孙立人又下达命令,要我父亲即刻渡河接应英军。19日的战斗比18日更激烈,直到傍晚6点左右敌人才最终败退下来。当天一一三团救出英军7000多人,还有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近500人。

清苦安生

    但后来,(仁安羌大捷的)战功被孙立人拿走,我父亲没有讲话的余地。连我父亲当初应该拿到的奖章都没有拿到,还是50年以后我争取来的,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来的。

    听我父亲说,仁安羌大捷之后,他带领一一三团奉命掩护英军撤退,在卡萨转战多时,终于翻山越岭,突出重围,望到一江之隔的印度。我父亲说在渡江之前,他发出了两封电报,上面写着:“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便成仁”,然后全团趁着黑夜,准备横渡大江。但因为无线电在渡江时浸水受损,团队渡江后音讯全无。我母亲后来听说父亲全军覆没的消息,当场就昏迷过去。

    我父亲到了印度后,官兵都极度疲劳,我父亲耗尽精力,也生了一场重病。千辛万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体会得到。后来住了医院,跟孙立人在言语上有些冲突,因为兄弟出生入死,那么辛苦却没有工资。我父亲说那我回国念书去了,我父亲回来后念了陆军大学。那时我还没出生,有哥哥姐姐,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我父亲即使在读书,也要为家计愁苦。

    后来他在1943年7月18日给孙立人将军写了一封信,里面描述了我父亲母亲当时的景况:

仲公师座钧鉴:

    别后已逾三月之久,时在孺慕之中。六月间曾数次函禀,迄未见示,未识收到否。

    ……现家中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每以忠而忘孝以为搪塞之口实,午夜扪心,自深知于人子之职责多愧,心痛不已;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尤在怀抱,嗷嗷待捕,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

    父亲生于1908年4月17日,在家排行老四,共有兄弟姐妹子侄等18人。年幼丧父。祖居湖南桂阳五美乡双领新村,世代耕读勤俭持家,颇能自足。晚年在台湾回忆儿时的家庭教育时父亲曾说:“先父在日,法朱子家训及曾文正公治家之道,尤其侧重诚信与服从,吾母继其遗志,倍加严格。长兄习工业,服务于粤汉铁路广韶段;二兄习军事,卒业于潮校一期,三兄亦服务于军中有年,级至中校;五弟服务于桑梓,声誉卓然。吾母对儿辈婚事必经儿辈同意而后行,吾妻柳氏祖籍湘乡,寄籍南京,一九三二年结婚,生有子女各二。家中经济情形秉勤俭之家训,刻苦之精神,量入为出勉可支持,惟内子患宿疾甚以为苦。”

    好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安度过难关。我父亲学成之后,又因时局变迁,重新跟随孙立人,并且到凤山练兵。追随孙立人多年,我父亲尽心完成所交付的使命,绝口不再提仁安羌大捷中战功被随便抹杀的委屈。后来孙立人遭遇软禁,我父亲也不能对外提起他和孙立人之间的渊源,即使孙晚年被解禁,父亲也把对孙立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认为他依然值得尊重,多年来被软禁的遭遇也让人同情,就更没有想到再提仁安羌战功一事了。

    如果我父亲在仁安羌大捷结束后要求去英国念书,英国肯定同意,但是他没有那样选择。一个军人在外面终究还是会怀念自己的家人,落叶总要归根。回来后,部队说改编,我父亲给编掉了,什么职务、工资全部没有了。当时我父亲根本没有荣誉的念头,只认为那都是天职,有口饭吃都不错了。

    唯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下了我。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母亲,作为一名军人的太太,和我父亲过的是聚少离多的生活,家里的许多事情必须由母亲来承担,还要照顾小孩子,景况非常困难。她一度回到娘家,依靠家人接济,在外给人洗衣服。

    后来我父亲在东北,又多了个妹妹。经过这些,有多可怜,外人是难以想象的。我母亲身体很不好,浑身都是病。1988年8月8日,我母亲去世。永远也忘不掉。她老人家这一辈子都没有享过一天福。

真假将军

    英缅军史莱姆司令曾经清楚地指出: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率领一一三团攻击日军。但是在后来的史料及博物馆资料中却鲜有提及到我父亲这名团长,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无从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了。所以1963年才会出现轰动一时的“冒牌将军案”。

    “冒牌将军”林彦章原来的身份有许多说法:有曾经与他一起做过事的国民党官员说,林彦章曾是前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他的老乡说,林彦章是高要县乐隆区马鞍乡人,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本质上是个粗人,嘴里冒出来的话经常是“炒虾拆蟹”一类,太平洋战争前,经常来往于省、港及高要、肇庆等地,干的都是“巡城马”(水客),信誉非常差,所以也没做多久。

    林彦章当时住在昆明,结识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吴待旦,是新一军团长,曾经在滇缅战线中救过一名叫菲士廷的英军团长。这件事给林彦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位菲士廷在战后的1950年,成为了一名中将,并且是香港的三军司令。当时他在香港,每天要见到很多中国人,就时常想起那次战役中救他命的人,他说那个人叫林国章,而且四处打听这个叫林国章的人。

    林彦章到港后听到这个消息,在冒充将军之前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他先是得知曾经在新一军担任过副师长的人当时正在开茶楼,就想方设法和他打交道,熟悉以后就把对方当副师长时的军服勋章等可以代表身份的物件全部借来,充为己用,同时还搜集了相当多的关于新一军的历史,尤其是滇缅战线中所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居然把当事人菲士廷瞒过去了。菲士廷以为眼前的林彦章就是当年的林国章,不仅帮助他做很多事,还和林彦章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就成了林彦章四处活动的“金字招牌”。

    1963年3月,林彦章在新界声言要集资1000万,说是要在当地开辟菲士廷新村,很多人信以为真,但是林彦章在招股方面惹来了麻烦,当局开始认为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就是因为这件事,林彦章的真实身份引起公众的怀疑和讨论,再加上媒体的不断参与和暴光,慢慢地就真相大白了。林彦章的谎言无法自圆其说,倒是引起了公众对仁安羌大捷这一历史事件的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15日,林彦章被遣往台湾,台北《民族晚报》的记者采访了林冠雄,他曾经和菲士廷在缅北并肩作战,因为菲士廷曾经在1945年称过他为“正牌将军”。但是林冠雄却摆手说,他并不是解救菲士廷的昔日恩人,双方只是盟友关系。

    就在那个月,曾经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的方宁,在香港出版了《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书里提到了“冒牌将军”一事。他在书里写到:“新三十八师团长级以上的长官姓名中,固然无‘冒牌将军’某某人,即香港报道所载‘林国章’团长云云,在全师的营连长中亦无此名。至于当年由孙将军亲率解仁安羌之围的刘放吾团长,于部队到达印度后,即由孙将军报送考入陆军大学特七期受训,毕业后调新七军为少将高参。一九四九年后,消息不明。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话,则名利兼收的新人物,应该是他,而不是什么冒牌某人了。”

    后来,有一家报纸也刊登了我父亲的专访,主标题是“光荣战史从头说起,真假将军揭谜底”,而副标题是“缅甸平墙之役我部驰援英军,刘放吾任团长救出了菲士廷”。曾经在一一三团担任第一营营长的杨振汉也站出来说话,他说,虽然菲士廷对我父亲非常感激,但是因为是在战场上,各方阵营的移动性都很大,所以他(菲士廷)和我父亲始终未曾见过面。为什么会出现“林国章”这个名字?杨振汉回忆中好像说过,当时英、美军中常常提到我父亲的名字,而外国人口中的“刘团长”三字被误以为是名字,而事实上在中国远征军中并没有一个叫林国章的团长。

“将军煤球”

    我父亲到台湾后被派了闲差,不仅闲着做不了事,钱也拿得非常少,少得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所以就必须要想着另谋出路,做一些可以赚钱的活,补贴家用。他先是找了一个做文具的朋友商量,但是做文具行需要本钱,我们家里那时候拿不出钱,而杨振汉那时已经在经营打煤球的生意了,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我父亲就去找他了。于是杨振汉就教我父亲哪里买煤灰,怎么做煤球,渐渐地,我父亲就开起了煤球店,人称“将军煤球”。

    “冒牌将军案”发生时,我父亲做煤球生意已经有七八年光景,那时候的家境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苦,雇了一些人在做,而且我们四个孩子也在逐渐长大懂事,可以帮忙。“冒牌将军案”之后,我父亲的事迹也开始被媒体报道,台湾本地很多人就逐渐知道我父亲过去的历史,都没有想到我父亲竟然曾经是一位英雄,所以都愿意来帮帮我父亲。我印象较深的是做液化煤气生意的李宜荣先生,他对我父亲说,让我帮帮你,你太辛苦了,我帮你做专业的液化煤气生意。当时在台湾这个行业才刚刚开始,有很大空间。父亲做了液化煤气的生意后,我们家里的生活马上得到改善,后来生活都还不错。

拨云见日

    1993年,仁安羌战役50周年。许多媒体再度提起当年的英雄事迹,而我父亲那一年已经93岁高龄。

    那一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紧紧握住了我父亲的手,对50年前解救英军一役表达感谢。

    美国总统布什在致函中表示:“很高兴从你儿子罗伯?刘处获悉,二次大战仁安羌战役中,你领导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的英勇事迹。虽然不少勇士为战役捐躯,在战役大捷50周年,我愿意再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余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英军的英勇行为。”

    美国加州州长致函表达了高度赞扬之情,信中写道:“我很高兴与你同庆祝二次大战缅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你亲历大战,且对50年前这一段历史记忆深刻。只有热血忠诚的人,能领军在战争中致胜,或奋不顾身加入战斗,你已经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能耐。”

    那一年,台湾“国防部”终于决定专门为我父亲开模打造一枚迟来的奖章。事隔50年,我父亲的遗憾才算稍获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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