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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2年初,吴克泰参加台北市中等学校联合军事演习,于士林郊外留影。

 

吴克泰与他那一代的台湾人

--作者:徐宗懋
  
吴克泰先生于我亦师亦友,四年多前他去世后,我几次梦到他。梦中场景大同小异,都是我拜访他家,在冷天中,他裹着厚重的大衣,送我出去,那张苍老的脸庞承载着那一代台湾人坎坷的生命,经常浮现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2002年3月,我承办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的年度“二.二八事件”纪念展览活动,由于之前已有举办白色恐怖展览的经验,这次我打算再往前走一步,直接触及红色组织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这无可避免要牵涉到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从而冲击政治权力的基础。一般人不太敢如此逆势而行,但作为文史研究者,我的天职是探求历史真相,自我设定的精神使命则是透过文史研究,促进中国人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一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不会有异议,市长马英九也敞开胸怀,不介意左翼历史人物进入市府的展览中。

台北初遇吴克泰先生
  
如此,展览顺利办成。开幕式后,我依例担任马英九、龙应台以及几位邀访来宾的导览,行间看见一位穿黑深色西装的老先生,颇具绅士风范,于是请教其名。他答说:“吴克泰。”我愣了一下,我当然听说过吴克泰的大名,几年前报纸上几次提到他的名字,说他是李登辉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但那些报道都带着猎奇的色彩,捕风捉影,神秘兮兮,不是当事人确认的口述记录。我对这段历史有高度的兴趣,虽然很想采访他,但考虑到吴先生对我不熟,匆匆一面就分手,他未必会接受,遂未贸然提出。2.jpg

图:1953年,吴克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期间,前往河北高碑店,采访协助阎锡山与解放军作战的日军俘虏。
  
这一年,我全力进行台湾文史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的口述历史访谈,不仅在台湾做,也试图补上大陆老台胞的生命经历。我向大陆方面提出申请采访几位知名的老台胞,如果今天的台湾青年更了解他们的事迹,必然更能贴近两岸紧密的历史脐带;其实倒过来说,如果今天大陆青年也了解他们走过的路,必然更清楚要增进两岸的历史情感,应从何处着手。这项申请被批准了,于是这年夏天,我在北京陆续采访了几位知名的老台胞,如林丽韫、纪朝钦、周青、郭平坦、张光正、黄幸、陈炳基、田富达等人。吴克泰先生也在我的采访名单内,但他却重病在床,我到医院的加护病房看望他。此时的他看上去已气若游丝,似近人生尽头,但看见我来,突然兴奋起来,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稿子放在台湾人间出版社,等着出版。希望我帮他写序,我说没问题,我会照他的意思办。

病床前的约定

由于顾虑到他的身体,这次采访只有短短十分钟,但却是我与吴先生情谊的开始。这时我才知道,上次我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碰到吴先生两周后,他去见了老朋友李登辉,隔日却出现突发性肺炎,送到台大医院时已昏迷不醒。这时两岸往来障碍仍多,只得请旅居美国的女儿赶来台湾,将老爸护送回北京。随后,吴克泰在北京两度出入医院,最严重时已呈弥留状态,看见我来时,突然又眼睛发亮,显然是心愿未了。人间出版社是作家陈映真主持的,其中包括了出版老台胞的传记,吴克泰的稿子一年半前就已交出,陈映真因身体不好,托付一位年轻的作家处理,但对方因故拖了很久。我问陈映真,这事交给我做行吗?他答,尽管去做!有此授权,我动员了几位搞文史的朋友投入工作,其中张万康先生几乎日夜编稿校正,一个半月后,《吴克泰回忆录》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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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2年5月,笔者前往北京某医院,探视卧病在床的吴克泰先生。

这本书不仅是吴克泰个人的人生记录,就历史文献的价值而言,这也是台湾光复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活动至今最重要的记录。尽管个人回忆录不能作为史实唯一的根据,但除非有更具威权的一手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录仍是珍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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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革”期间,吴克泰(左二)负责对日本广播,与日本听友举行联欢会的情形。!

谈到台湾光复后中共地下活动的情形,不可避免必须简述日本殖民时期的左翼运动。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台胞的反抗活动未曾稍歇,当时抗争精神主要源于传统的汉族认同,并寄托于宗教与宗族组织。1921年蒋渭水、林献堂等前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目的是透过文化教育手段保持台湾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对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此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正向全人类传送着民族解放与社会平等的思潮。文化协会的精英中也诞生了第一批台湾共产党员。1928年,谢雪红、潘钦信、林日高、王万得等十几名台湾人在上海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隶属于日本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这支被称为“老台共”的红色组织,由于同文同种,一开始就与中共关系密切,其中党员翁泽生早年创立的福建漳州市委,同时具有中共和台共党员两种身份。5.jpg

图:1964年,吴克泰随中国广播代表团赴日访问,在福冈市访问日本热心听众家庭。

1931年,日共遭到破坏,领导成员多数入狱,台共受牵连,重要干部也被逮捕,谢雪红等人坐监十年,出狱后处于蛰伏状态。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土崩瓦解,台湾气象一新,中国政坛上国共合作架构仍在,文化教育上百花齐放。这里必须说明一个情况,由于1895年清廷已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直难以伸张对台湾的主权。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是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主张台湾由日本帝国中独立出来,台共也有类似的政治纲领,不过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即明言要收回台湾,台湾抗争志士无论隶属何种党派,也都顺势将政治诉求由“独立”改为“回归祖国”。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确定了战后中国收复台湾的国际法源,这应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最重大的历史功绩之一。

台湾光复后的左翼势力

1945年,台湾人民抱着欣悦的心情重回祖国的怀抱,日据时代被迫害的政治犯,更是磨拳擦掌,准备为建设新台湾而奋斗。在大陆组织台湾义勇军的著名台籍人士李友邦返台,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兼台湾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李友邦素有抗日声誉,从者颇众,“老台共”分子此时也纷纷加入三青团组织。这里必须说明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对地,在“老台共”如谢雪红、苏新、简吉、王万得、潘钦信等人重新公开活动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派出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由大陆来台,建立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所以,谢雪红等“老台共”与蔡孝乾等中共台省干部实为两套人马,并无组织上的从属关系,甚至行动上也不必然协同一致。大体上,“老台共”对中国局势,包括国共两党分合的复杂问题比较隔膜,但他们长年生活在台湾,对台湾的动态能精准掌握;相对地,中共台省干部虽比较了解大陆局势,但因离乡多年,对台湾社会问题仍处于摸索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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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0年代,台籍友人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吴克泰(左一)、陈炳基(右二)、叶纪东(右一)。

至于本文的主人翁吴克泰先生,其时还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正在台北读书和工作,同时具有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吴克泰,本名詹世平,1925年,生于宜兰三星农村,幼年家境贫困,因目睹日本殖民当局欺压台湾人,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凭着刻苦勤学,詹世平考上台北高校。此时正值二战末期,日本强征学生兵上战场,台湾高等学校校园中弥漫着反战情绪,左翼思想深入人心。詹世平深受影响,于是决定借助参加日本“志愿兵”的名义去大陆参加抗战的行列。1944年9月,詹世平搭船前往上海,初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激动得无法言语。随后,他以台北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担任日军法庭的翻译,同时寻找抗战的机会。然而,未几日军却投降了,对于这七个月的日军翻译工作,詹世平始终耿耿于怀。抗战胜利初期,许多旅居大陆的台湾人纷纷到上海找机会,旅沪台湾同乡会成为台湾人活动的大本营,同时随着国共两党磨擦日剧,台湾人内部的左右两派也跟着剑拔弩张。詹世平跟当时一般知识精英一样,目睹了国民党无可救药的腐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心生向往。而其所处的繁华上海,寒冬的街头时见一车车的流浪汉被运走,对照着霓虹灯闪烁生意兴隆的大酒家,此一荒谬的末世景观又坚定了詹世平的革命思想。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思想已全然成熟,唯一欠缺的只剩下具体的行动力。

1946年3月,詹世平终于联系上中共地下党组织,经由中共上海学委会委员钱李仁介绍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其组织程序为,钱李仁将詹世平的入党申请,呈交上海学委会副书记吴学谦,再上呈上海市工委书记张承宗,最后交由在上海的台湾省工委批准。当时中共华东局曾下达通知,要各地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展台湾青年入党,并尽量将他们派回原籍以加强对台湾工作。

由大陆返台的中共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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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台籍中共党员在北京(右起:吴克泰、陈炳基、叶纪东、周青)。

1946年3月中,詹世平终于回到台北的家,带回了一个重要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员,同时肩负发展党组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个秘密任务带给他沉重的压力,也赋予他无比的荣誉感。他进入台湾大学医学部继续未竟的学业,同时进行地下活动。4月中旬,中共台省工委干部张先生主动与詹世平联系,他说自己叫张志忠,从大陆回台湾已有一段时间,因为去了中南部,所以来晚了。张志忠是台湾嘉义人,后来赴大陆参加新四军,具有军事经验,也是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手下最重要的干部。詹世平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张志忠是主要的组织联系人,也是詹世平一生最敬佩的友人,直到詹世平离世之前仍反复提到张志忠的名字。

在张志忠的直接领导下,詹世平开始推动组织工作。除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外,他开设了北京语补习班,进入台北报界工作,同时在学校、社会以及新闻界发展组织,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作为一个党员,詹世平对于省工委整体的工作情况并不清楚,但他可以清楚感觉到整个局面对革命越来越有利,社会上一些活跃分子的言行的背后,也隐约有着党组织的影子。这段时期,也就是日后最为人谈论的话题就是他经手发展了李登辉入党。3.jpg

图:大学时代参加中共的李登辉。

詹世平战前在台北高校就见过李登辉,现在在台北又碰到了李登辉。李正就读于台大农经院,课余时沉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组织论》等理论书籍。詹世平注意到李的思想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经过上级的同意,于1946年9月发展李登辉加入中共。1947年春,沈崇事件激发了全国学运,省工委在台北也发动了学生反美大游行。詹世平全力投入组织工作,包括召集学生会议,规划游行路线,设计政治标语等等。1月8日,上万名台北学生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呼喊“美军滚回去”的口号,而人高马大的李登辉则担任旗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十分显眼。

“二.二八”事件星火燎原

这是年轻的詹世平第一次参与推动的群众事件,难掩心中的成就感,张志忠给了他正式的口头表扬。詹世平受到更大的信任,而他的任务也随之加重,包括接待掩护来台的重要干部和交通员,担任台北市工委书记。此时,台湾社会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国共战争全面开打,东北和华北遍布战火,人民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台湾民怨亦形同火山爆发之势。1947年2月27日,台北缉私警察打伤一名私贩妇人,引起路人不满,警察竟开枪打死一名路人,民众怒不可遏,隔日大批群众包围专卖局。全岛民变随之爆发,各地群众纷纷占领警察局,抢夺枪械弹药。由于国民党部队多已调往大陆参加内战,行政长官陈仪一面安抚一面请求蒋介石调兵来台。3月8日,国民党部队登陆基隆,在两个星期内对全岛血腥镇压,事后清乡又杀害了许多本省精英。这些知识分子只是根据自己的良知为民请命,却惨遭屠杀,成为台湾史难以弥补的伤痕,也成为国民党统治台湾难以推卸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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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八”期间,太平町(延平北路)专卖局台北分局前围着大批抗议的民众。

有关中共组织在“二.二八” 事件中的作用,目前有不同的说法,不过随着许多史料逐渐披露,今人可以知道大致的情况。吴克泰(詹世平)承认,省工委没有预料到会爆发那么大的民变,对事件的应变也不够积极;尽管如此,省工委在事变三天后还是成立了由张志忠领导的武工部。张志忠凭借过去在新四军磨练的作战经验,在本乡嘉义组织了台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作战,这是“二.二八” 事件中唯一有史可证的民众武装斗争。只是今天无论国民党或“台独”都不愿意提到张志忠这个红色领导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老台共”们在领导群众抗争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因,一是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台湾,密切掌握社会人心的变化,又依附在三青团的组织里,应变和行动能力都很强;其二是他们始终是公开活动,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一旦登高一呼,立刻四方响应,如谢雪红在台中组织民众抗争,随后又率部进入南投山区战斗,成为“二.二八” 事件中的一段传奇。11.jpg

图:1950年代,谢雪红与丈夫杨克煌合影。

国民党军队镇压以后,立刻对全岛红色分子发出通缉令,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老台共”分子逃到上海,再转往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提出反蒋反美托管的政治纲领(当时一部分台湾失意士绅“二.二八”之后提出台湾由国际托管,企图把台湾由中国分离出去)。1949年,台盟参加了政协会议,10月1日,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出席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关于谢雪红与台湾省工委组织的关系,台盟的资深干部周青根据多年的研究指出,蔡孝乾、张志忠回到台湾后,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立刻联系旧台共成员,一般成员多被吸收入党,但旧台共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成员则需要中共中央审核方能入党,谢雪红、苏新、王万得的入党问题因为需要经过更多的程序,所以一直被悬置着。与此同时,旧台共曾因路线问题出现严重分裂,而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厘清一些历史问题,方能完成组织程序;尽管如此,谢雪红的秘书杨克煌于1946年下半年就已被蔡孝乾吸收,成为中共党员,省工委就是通过杨克煌与谢雪红进行工作协调的。至于谢雪红等旧台共领导成员,应该是在1947年下半年始被批准入党的,此时正是台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成立不久,正准备配合全国总攻击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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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0年代中期,谢雪红于北京台盟总部。

至于詹世平,“二.二八”之后也逃到上海,暂时落脚于上海台湾同乡会,此时这里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站。1947年8月,詹世平又被调回台湾工作,但此时他已被通缉,无法公开活动,只能集中做党务内勤方面的工作,他此时的职务是台北市工委委员。而就在这时,与他恢复联系的李登辉表明要退党,詹世平劝他不要退,但他坚持要退,说党内不纯,有些人有野心。后来上面还是批准了李登辉的退党申请,同时双方口头上订了互相保守秘密的协议。这便是李登辉经由詹世平加入和退出中共的始末。不过几个月后,李登辉又通过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加入了中共,后又退出。对于这一段,吴克泰说他当时不知道,非组织关系人,也无法证实。无论如何,随着台北局势的紧张,詹世平已经待不下去了,只得转入中南部农村,开辟劳动基地和游击区,如此不断地换身份、换地方,期间跟基隆的女护士高莲子结了婚,完成了终身大事。这时,他也看见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战略物资运来台湾,显然他们在大陆战场已是大溃败,国民党已准备将台湾当作最后的退路了。

詹世平改名为吴克泰

1949年3月,中共已领有东北和华北,新中国诞生在即。詹世平接到指示,中共中央将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会议,台湾省也要派出代表,詹世平被列入代表团名单。于是,詹世平带着妻子高莲子先搭船到上海,经陆路穿越国共两军的交战线,再换火车抵达北平。由于组织上决定他们不久就必须返台工作,因此代表团成员一律改名。正是在这个时候,詹世平改为吴克泰,不过历史造化人,吴克泰从此与台湾别离四十载,两岸的发展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10.jpg

图:1949年10月1日,谢雪红登上天安门城楼,恰巧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背后,这一刻,是谢雪红的政治巅峰。在新中国成立大典上,谢雪红成为台湾人最高的政治代表。

1949年底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士气焕散,几乎注定要彻底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人民跟大陆人民一样,对国民党已不抱希望,他们期待着崛起的中国共产党能带来更好的明天。由于人心所向,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壮大,此时,省工委在全省各城市以及不同行业阶层均已设立支部,计有十七个市(区)工委,约二百个支部、近十个武装基地以及三个蔡孝乾直接领导的工委,即台湾学生工作委员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员会和台湾省山地工作委员会。而此时三野已集结重兵于福建,国民党政权理应如同过去中国历朝历代一样,难逃山穷水尽的下场,然而人算毕竟不如天算,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1949年底,蔡孝乾被逮捕,一周后便投降,一举供出岛内党员名单,结果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四百多名干部被捕,大部分被处决,情况极其惨烈。一年后,幸存的干部试图重建省工委,但此时海峡已彻底隔绝,省工委组织余部只得转到山区,自生自灭,不久整个被消灭了。这一次,国民党记取大陆失败教训,1950年代除了白色恐怖政策之外,也推动温和的土地改革,以及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二十年后,蒋经国主政下,台湾经济全面起飞,一度衰退至极的国民党竟出现中兴气象,世事之无常一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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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底,五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台籍人士中,二十岁的田富达(左一)年纪最轻,中为谢雪红

两岸数十载浮沉

吴克泰身在大陆,对于台湾发生的事情自然一无所知。参加过全国青年会议以后,吴克泰被调入到中央统战部,很快被廖承志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日语广播工作,这一待就是三十年,其间历程就如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随着历史的浮沉欢笑流泪。1957年“反右”,吴克泰因为单位里的右派分子说了一句同情话,结果自己也被下放劳动改造。到了“文革”,电台领导一个个被打倒,吴克泰无可避免也被关进牛棚,吃尽苦头。改革开放以来,吴克泰离开广播电台,转往荣毅仁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业务部副总经理,开始帮国家做买卖,1987年又调到台盟中央工作。

此时两岸往来日增,吴克泰也逐渐知道过去几十年台湾发生的事。他自然很挂念自己的家人,而且很惊讶自己当年发展的台大学生党员李登辉此时已接替蒋经国成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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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7年,离乡四十八年后,两鬓斑白的吴克泰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前往祖父母、父母坟前祭拜,场面令人动容。因为吴克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吴父受国民党迫害,1950年2月被捕,1953年12月获释出狱,1963年故去。吴克泰的祖父在儿子被捕后,忧劳过度,含恨辞世。画面中墓碑的“溪”字,标志着福建老家“安溪”。

1997年,吴克泰终于在离乡近半世纪后获准返回台湾探亲。当年吴克泰离去后,国民党将吴的父亲以“知匪不报”的罪名关了五年,吴父受此刺激,致精神分裂,很早就过世了。吴克泰回到宜兰老家,在父亲墓前叩拜再三,长跪不起。此外,吴克泰又去嘉义拜谒了张志忠的墓。张志忠被捕后,宁死不降,据同时关监的人出狱后转述,蒋经国曾两次去狱中探视,张表白以死明志,蒋见劝降无效,直到1954年张志忠终于被处决。经过血腥惨烈的1950年代,过去的地下党老同志大约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像蔡孝乾那样变成国民党情治首长,反过来专门对付共产党。二是像张志忠那样埋骨乡野,无人闻问。三是像李登辉那样没有出卖同志,但参加了国民党,并逐步当上了国民党高官。然而,五十年后,这些似乎都过去了,新一代对往事显得漠不关心,宜兰老家的孩人见到大陆来的吴克泰这位长辈,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好奇。

吴克泰和李登辉半世纪后重逢

2002年春,也就是我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见过吴克泰不久,吴即在台北翠山与李登辉见了一面。对于这次会面,吴克泰说:“当时见了他,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啦!就是我讲我的,他讲他的。我的感觉是他比较坦率,不是外交辞令,巧言令色,没这个东西。他讲他的看法,我讲我的,就这么……完了!也没有时间争论,哈!……他谈话的口气、作风等等,差不了太多,但是内容有变化。经过这几十年,呵……内容有变化。”“我第一次回去他就想见我,当时我不方便,他是在位‘总统’,我当时这边还有职务,全国政协常委,不便见他。当时他就要见我,两次派人来找我。现在他已经不是‘总统’啦!我也已经离休了,反正他要见我,我就见他,这个人比较念旧的,这个特点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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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6年冬天,分散五处的全家人首度返回北京团圆。全家福中,长女詹志芳(后排右一),次女詹志虹(后排右二),三女詹志英(后排左一),老四詹志远(前排左)。

经过了近半年的工作,我完成了对吴克泰的初步采访任务,包括录像录音,整理好的文字稿再由他几次删改,直到确定可以发表。2002年11月7日,有关吴克泰专访的长文同时在台湾的《联合报》和香港《亚洲周刊》大幅报道,《亚洲周刊》更作为封面故事。同一天,台湾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TVBS也剪辑了采访带的精华部分,在其新闻频道上,几乎每一小时回放一次。这个专访在台湾政坛上自然引起巨大的震撼,过去有关李登辉参加中共的历史,众说纷纭,多半是道听途说,少数学术著作的史料根据也很薄弱,这次由吴克泰现身说法,是最清楚完整的一次。同时,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台湾所有媒体都在找李登辉作回应,不过李登辉却拒绝接听电话,保持了沉默。直到去年,李登辉发表口述历史,承认自己参加“新民主同志会”那一段,却对与吴克泰在地下党期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情谊,只字不提,原因何在?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无畏洒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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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2年8月,吴克泰、高莲子在北京居家外留影。

那一年内,我陆续发表多篇老台湾人的故事,内容涉及1949年后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实况,多少厘清了那一段历史。因为这项查访历史真相的工作,我认识了不少老台湾人,其中对吴克泰印象尤为深刻,我认为他的回忆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自序里说:“我以诚实的态度把自己的一生做了记录……最后声明:稿子,未经任何人看过,文责完全自负。”这位台籍老共产党员生前最重要的著作在台湾出版,而且是自己批准自己的。至于我个人,做历史研究,只问真相,从来不管政治颜色,需知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不仅存在于国民党的故事里,也存在于像吴克泰这样的台湾老共产党人的事迹中。

直到这一刻,我仍感懊恼,没能在吴克泰生前多向他请教一些过去的事。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公祭,我无法参加,但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刊出了一篇纪念他的短文。这里,我将其中的最后一段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笔者不禁忆起,两年来多次造访吴家的情景,通常我要坐一大段出租车到北京郊外,高莲子每次都到小区外头接我,高兴地领我走过一段路,最后踏进吴家狭小却舒适的客厅,看见已坐在沙发上等的吴克泰。这虽是不久前的事,如今却形同遥远的记忆。这两位老台湾人放弃医生世家荣华富贵,走过半世纪两岸坎坷之路,看似沉重无比的历史,实又如此无畏与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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