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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在台湾的墓地

长跪在傅斯年先生墓前

--作者:陈 勇

多年前听人讲过一个故事。

何兹全先生伉俪赴台湾大学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孟真)先生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先生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孟真先生墓前。

何兹全先生是傅孟真先生的学生。一九三一年何先生考入北大时,傅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何先生不仅随傅先生受业,而且由于堂兄何思源先生的关系,与傅先生还有一些私人交往。何先生至今还记得初次去傅府拜谒的情形,傅先生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他还嘱咐何先生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

何先生一九三五年毕业时,傅先生约他去史语所工作。但何先生已确定去日本留学,所以直到抗战结束前一年,他才辗转回到傅先生那里。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何先生在史语所从事学术研究。正是这个时期,他写下了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论文《魏晋的中军》。

后来何先生去美国留学,一九五〇年回国,在北师大任教至今。傅先生则去了台湾,仙逝于台大校长任上。

何先生赴美后,史语所仍为他保留了职位。一九四八年冬,史语所迁往台湾,何先生的书籍物品也被带到台湾。用何先生自传《八十五自述》中的话说,他要去台湾,去史语所,“是绝无问题的”。而这些事情,自然是得到了傅先生的首肯。

傅先生关照的学生,远不止何先生一人。傅先生常说学生是他的儿女,对学生体贴入微。他任台大校长时,为发掘、鼓励高才生,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并亲自出题阅卷。据傅夫人俞大綵女士回忆:“一日,他(傅先生)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学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久,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俞大綵《忆孟真》)

傅夫人还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傅先生在台大深得学生爱戴,据说他逝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忆孟真》)。

后来读到何先生的自传,知道他去台大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何先生那年八十四岁,他与傅先生大陆一别,已有近半个世纪之久。何先生在自传中写到:“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

一九九九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傅斯年先生的著作也在其中,而负责整理傅先生文稿的,正是他的学生何兹全先生。何先生选了傅先生在《史语所集刊》上独立发表的五篇论文:《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及《论所谓五等爵》,结集为一书,定名《民族与中国古代史》。

据说,傅先生这些文字,确是他一部专书的篇章,但傅先生生前,仅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傅先生对自己的书名,本来也有不同说法,何先生根据各种线索,确定了“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名称。书稿送交出版社之后,才发现傅先生手书其专书名称(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果然就有“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字迹。

众所周知,傅先生对上个世纪国学的发展居功至伟。“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

胡适先生评价傅斯年先生,特别提到他的“组织才干”。傅先生主持史语所,不仅常年杂务缠身,还要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何先生自传中提到一个细节:史语所复员回南京,何先生代理总务。安装钢书架时,老板问何先生开“实价”还是“虚价”,暗示他可以拿一笔回扣。傅先生到南京后,何先生将“实价”、“虚价”的事情告诉他。傅先生说:“你不懂。”何先生有些奇怪:“先生,你懂吗?”傅先生答道:“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傅先生是山东聊城人,聊城傅氏为当地著姓。傅先生祖上有一位傅以渐,顺治三年(1646)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但到傅先生祖父傅淦时,傅氏家道中衰。傅先生父亲傅旭安,光绪二十年(1894)顺天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光绪三十年(1904)去世。当时傅先生九岁,其弟孟博仅七个月。据傅先生母亲回忆:雨天屋顶漏水,她“怀中抱着幼儿,头上撑一把雨伞”,“母子孤苦伶仃”,其“家境极困”,可见一斑(见俞大綵《忆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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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为傅斯年先生

傅先生所谓“吾少也贱”,或许就是指他少年时困苦的经历。然而,正是由于傅先生的“能多鄙事”,又担当大量“鄙事”,才为不善“鄙事”的陈寅恪先生们,提供了一个令后世艳羡的研究环境。

实际上,“最有组织才干”的傅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胡适先生说他“记忆力最强”,关于这一点,何先生自传中另有一段趣闻:“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最妙的是,傅先生有时“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而学生们此时已忽略了傅先生寻找的内容,只是在底下“佩服他记忆力惊人”了。

胡适先生称傅先生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标准当然是其一贯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用胡先生自己的话说,傅先生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何先生选编傅先生的论著,对傅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傅先生“创始性”的贡献,也有详细的介绍。他为《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所写的“前言”,可算是胡先生上说极好的脚注。

何先生“前言”,着意介绍了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据何先生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傅先生“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考证,将夏商周的历史,归结为“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是一个突破性的卓识。

何先生的看法,也是学界的共识。张光直先生就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张先生认为:在《夷夏东西说》发表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提出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

张先生又说:“《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之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甚至认为傅先生的东西系统“成为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而连“傅先生也没想到,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向来不得其解,宋儒释读皆迂曲不通。傅先生《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证明:“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三年丧”的风俗又是区分殷人与周人的重要界限。因此,“先进于礼乐”的是 “野”中的殷人,“后进于礼乐”的则是“国”里的周人。何先生评论说:傅先生这篇文章,对孔子“野人”、“君子”说,作出了“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前言)。

一部《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将傅斯年先生“继往开来的大文章”(胡适语,见《傅孟真先生集》序),集中展现给世人。一篇《前言》,则是何兹全先生祭奠恩师的精心之作。这一次,他又将更多更年轻的学者,引领到傅斯年先生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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