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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黎烈文

 

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书信中的黎烈文与巴金

        作者:周立民

第一次知道黎烈文(1904—1972)的名字是在鲁迅的文章中,鲁迅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太注意黎烈文这个人,倒是对于鲁迅接下来说的那句很有名的话琢磨不已:“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当时只觉得这话怪怪的,并不能太理解。后来读到黎烈文《崇高的母性》中的那些忧郁、沉痛的悼亡文字,才感受到十年漂泊,深情相爱,两个人终于有了一个家,但刚刚有了孩子,却不想一个人突然撒手而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人打击实在太大了。他的悲哀都变成了眼泪,滴成了文字:“我独自睡在你临终的床上,我用着你临终所用的被和枕,我总望你给我一个梦,可是没有,天亮了,我只好倚枕呜咽,对着你的照片垂泪。冰,你忘了我吗?”(《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又过了许多年,面对着这样的文字,分明感到鲁迅清醒、冷竣背后的热情,是希望黎烈文能从人生的不幸中挣脱出来“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鼓励,这种慈父般的鼓励是一个年轻人在成长中所能遇到的最为幸运和温暖的精神财富。

巴金与黎烈文从相识到相知也与鲁迅先生有着直接关系。巴金回忆他与黎烈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因为黎烈文为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托人向巴金约稿,两个人渐渐成为朋友。巴金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薛觉先》、《游了佛国》、《三等车中》等“旅途随笔”。后来黎主编《中流》时,巴金收在《短简》中的很多重要的自述文章,如《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我的路》、《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答一个“陌生的孩子”》等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但真正将他们这批年轻人的心聚拢在一起的是因为都受着鲁迅巨大精神魅力的感召:“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就这样,“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巴金《随想录》之四二《怀念烈文》,收《巴金全集》第16卷)他们两个人还共同“炮制”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拿去请鲁迅和诸位朋友签名后发表,当“两个口号”引起轩然大波的时候,又是鲁迅站在前面替他们遮风挡雨(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情况,可参见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等文,收《巴金全集》第19卷)。

在黎烈文、巴金这一辈人的一生记忆中,一定都有着一个美好的三十年代的梦,那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大展的岁月,那是他们不时相聚倾心交谈的时光。一九七五年九月尚未获得完全自由的巴金曾写信给老友黄源说:“你这次来沪,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三十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巴金1975年9月14日致黄源信,秋石、黄明明编《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集》第86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萧乾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回忆:

那是很热闹的两年(指1936、1937年——引者):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个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萧乾文集》第4卷第2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大东茶室”相当于一个文艺沙龙,以鲁迅精神为核心,聚集着一批当时文坛上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但抗战爆发后这一群朋友不得不各奔东西了。期间,巴金辗转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写书、印书;黎烈文则在福建主持改进出版社,“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 一九三八年十月他们在香港曾有短暂的两天相聚,而再一次相见差不多要等上十年了。

那是巴金一个美丽的台湾之梦: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巴金《关于丽尼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57—58页)

这次旅行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中旬(据巴金1947年6月18日致田一文信:“后天要去台湾,大约两周后回来。”[见《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以及1947年7月25日致沙汀信说:“我去台湾走了一趟。前两天才回来……”[见《巴金全集》第24卷第50页]可知巴金说“八月”的时间不确),巴金不是来游山玩水,而是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台北分社找房子,这件事情,黎烈文也从中帮过忙。“文革”期间造反派编印的“巴金的黑关系”的材料中曾引用过一封没有具体日期只说“解放前夕”黎烈文给巴金的信:“时局不定,文生社能在台北弄一个分店,或办事处作退步,总是好的。儿玉町大学书店斜对面(离以前索非弄的国语函授学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点既好,开间也大,又不要顶费,只要预付一年租金,租金也还公道。这房子是公论报的,如果早说,毫不成问题;现在却有人在抢,我已和李万庆闹过几次,叫他无论如何分一间给文化出版社,现在虽还没谈妥,但大概可以成功,这事陈晖当有详细的信报告你们。”(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1967年9月印)巴金在给田一文的信中也谈到过去台湾找房子开办分社并派幼弟李济生去主持的想法:“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巴金1947年8月11日致田一文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巴金要在台北开设分社的真实意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当时的台湾似乎都不是搞出版的良地,也不是新文学的栖息之所。是朋友的吸引,或者真的是“作退步”的打算?但巴金对于国民党政权可以说从来都不抱幻想,一九四九年还曾亲自劝说过毕修勺留在大陆。不管怎么说,在“文革”中这既是“反动文人”黎烈文的罪证,也是批判“反共老手”巴金的好材料。

台湾之行伴随着清山秀水的是朋友的久别重逢,“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怀念烈文》)除了黎烈文,他还见到了早年的朋友吴克刚一家。从台湾回来,巴金与黎烈文还有过欢乐的相聚时光,“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巴金《怀念烈文》)

与此同时,巴金与黎烈文之间有着频繁地书信往来,黎烈文一方不知保存下来多少,巴金这面一定留下不少,至少巴金在写《怀念烈文》中就曾引用过,前面提到的造反派编辑的那份材料上就曾说:“巴金保留了此人很多文件。从信件中看出黎赴台后,长期以来同巴金通信并有关于译书、出书等事宜和经济上的往来。”可惜在目前整理出来的巴金文献资料中,黎烈文的信并不多,有一封大约写于巴金去台湾之前,其中谈到黎烈文托巴金带东西和一些译著的出版事务:

芾甘兄:

十四日信收到。我不知东西涨得那样快,以为剩下的款子买了表还可以买皮鞋,弄到你为难,真是好笑!

表既已不能买,那么除买一双皮鞋外,余款请代购厚白纺绸(做衬衫用的),尽钱买。如纺绸太贵,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件衬衫料时,就请代购细薄的白色府绸好了。

洪兆钺兄昨天来玩过,我们请他吃了一餐便饭。我看他头脑很清楚,人也能干、活泼,很可以做些事情。

梅里美集的序文,我等训练团的工作结束后就动手写,大约下月底可以寄上,总还来得及吧。我以前在《译文》上译登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作的一篇《一位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后来曾收入《邂逅草》内),最好能收入梅里美集内作为《附录》,不知你能找到这篇文章不?

我早几年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不知你看到过没有?虽不是名作,但写得还不错,在希特勒最得意的时候,它就预言他的溃败,后来的情形,竟和书中描写的没有两样。作为文艺作品看,也并没有失掉时间性。文化社专出名著,印这书也许觉得分量轻一些,不知有没有新兴的书店或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书?假使有人向你拉单行本稿子时,请你留心替我介绍介绍。(那书曾由改进社印过三版,共六千都已销完,新五号字排,共161面,现改进社已停办,此书我保有版权),出版条件是抽版税,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不过出版的书店要靠得住。

我现在教书改卷子很忙,剩下的一点点时间,逗逗小孩也就完了,没有办法译点东西,真是憾事!下半年如能将大的一个女孩送去托儿所,粤华也许能抽空给《少年读物》写写稿子。

匆匆  祝
双好!

烈文 
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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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黎烈文致巴金信

从信中提到的“梅里美集的序文”似乎可以判断此信写于一九四七年,这本书当为黎译的《伊尔的美神》,该书收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于一九四八年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信中提到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查文生社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的书目一九四九年八月该社曾出过一本黎的《第三帝国的兵士》,不知是否就是信中所提到的那本书的改版本。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一个文弱书生,面对物价飞涨、生活艰辛的无奈,以及“教书改卷子”的生活苦累。“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既可以看出急于用钱的窘迫,也能体味出不想为难朋友的善良和不向人乞食的自尊。

两个人的通信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前才中断,从此就天各一方,音信断绝。在这以后的岁月中,不知黎烈文是否常常回忆起与鲁迅及其他友人在一起的日子,但“鲁迅”这个名字在台湾已成忌讳,他自然不能随意谈起了。此时,巴金这一方却正相反,鲁迅被奉为神明,早已不是那个慈父般的小老头,巴金同样不敢多言。但是,正如三十年代的梦和台湾之梦一样,“黎烈文”的名字也不可能完全在巴金面前消失。更何况,因为鲁迅著作的广泛传播,巴金与他总是以一种非常尴尬的形式“见面”:

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这一句话在手稿中,最初写道:“倘使我没有记错,我在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看到了一条注解:”),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怀念烈文》)

对于黎烈文的这个评价,巴金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黎烈文去台湾完全为了私人的生活原因,更何况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难道人在政治身份之外,不能有其他身份和生活的选择吗?

抗战胜利后陈仪去台湾,他也到了那里,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五十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在自身难保的日子里,巴金有口难言,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为不能替朋友抹去身上的污水而深深地自责,因此也不管是否不合时宜,他开始“为故友的亡灵雪(辩)枉的冤”(《怀念烈文》中手稿被删除的文字)。巴金是借助鲁迅著作注释、年谱编撰和文艺界重提“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时期,巴金至少有三次涉及到黎烈文。一次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中记道:“陈鸣树同‘鲁研室’五位同志来,谈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先走。”(《巴金全集》第26卷第133页)七月十八日:“复鲁研室信(退回记录稿)。”这份谈话记录稿笔者未能查到,但很可能就是下文中楼适夷看的一份。差不多同时期,六月二十九日:“写了《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三十日:“八点上楼抄改补充《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这篇题为《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他》的短文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8)》上,谈到了黎烈文参与起草《宣言》的经过,但对黎本人没有评述。第三次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小时。”五月三日:“师大鲁著注释组来信。寄还师大鲁著注释组的记录稿。”(《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7、238页)这次谈话,巴金直接替黎鸣不平,当年的访谈者之一陈子善对此也印象深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为好友黎烈文辩诬,严肃指出把因私人原因而去台湾大学执教的黎烈文说成是投靠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陈子善《四见文学巨匠》,《素描》第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这次谈话后来发表出来,关于黎烈文,巴金说:“黎烈文在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先担任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与老板意见不合而去职,后来一直在台北大学任教。……我一九四七年去台湾时见过他,他在那里生活并不好。以前有些注释本说他是‘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与事实不符。他已在前几年去世了。”( 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巴金全集》第19卷第490页)

这是巴金早就想表达的意思,他终于一吐而快了。但在当时,即便与他私交不错的楼适夷也不能理解,他看到了“打印的您对复旦年谱组访问的谈话记录(内部稿)”后,立即写信给巴金表示不同的意见:

我在47年冬去过一次台湾,为了私事,兼带游览,住了四五天,去找过一次黎烈文,那时情况,已与你同他见面时不同。我事前已听说在国民党一个什么政治学校当教官,这个学校是训练特务的,本来不想见他了,但因离苏北时黄源托我打听他久无音信的儿子伊凡的下落,想找粤华了解,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找上门去。果然他态度很暧昧,见了我好像吃惊,我不知他是善意还是恫吓,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随便跑来玩玩,住在一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朋友家里。他告诉我您到台湾去过,此外边很少共同言语,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他问我们谈谁,弄得十分尴尬,再无共同言语可说,只好兴辞而别。照我看这情形,官气十分,已无过去印象,或者称做反动文人,也够资格了。当然以后的情形我也并无所闻。(楼适夷.1978年9月15日致巴金信.未刊,据手迹录入。)

黎烈文在训练团大概只是教书皆为稻梁谋,而且从前引他给巴金的信可知,训练团连信都不给他转,可见他在这里并不受尊重,不过忍气吞声赚钱养家而已。楼适夷是中共党员,听说黎烈文在训练特务的学校教书,保持必要的警惕是正常的反应,“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多半是他自己紧张、过敏,因为朋友见面“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本来也属正常,只有自己心虚才会怀疑这是探听消息准备举报。至于后面谈到“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这样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黎烈文的太太许粤华(笔名:雨田)先前是黄源的夫人,后来才嫁给黎烈文的。“伊凡”是许粤华和黄源所生的孩子,在现在的丈夫面前避谈前夫的孩子,这种尴尬也是人之常情,并不能反证黎烈文“官气十分”。实际上,巴金在《怀念烈文》的手稿中曾经直接谈到了对楼适夷信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了黎烈文并无“官气”,不过是不求闻达的书生。他明确表示:“这份材料后来让一位朋友看见了,他写信告诉(给)我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坚持说黎是‘反动文人’。他并不曾举出可以说服我的理由。”“但是那位朋友并没有被我说服,其实即使他相信了我的话(给说服了),他的话也起不了作用,那个时候他还处在无职无权的状态。”这些话在定稿中都删除了。

在这篇深情地怀念黎烈文的文章最后,巴金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紧接着这句话之后有一句话在定稿中也被删除了:“现在不是我替他雪冤、倒是我们向他学习的时候了。”我相信这句话表达了巴金真实的思想感情。在《随想录》写作的过程中,巴金不断地回忆起自己的老友,于私是表达友情,于公则是为被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确立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传统。巴金所赞扬的黎烈文即使清贫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气节所在吗?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于沪上竹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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