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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林语堂年纪轻轻就已是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精英。前排右起:鲁迅、林语堂、蔡元培(前立者)、宋庆龄、萧伯纳

 

林语堂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作者:钱锁桥

谈这个题目,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探讨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林语堂的领袖观和政治理念。

林语堂生于福建山区农民基督徒家庭,从小受教会教育。一九一六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北京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正逢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一九一九年林语堂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历经四年,辗转法、德,一九二三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步入现代中国文化界。可以说,伴随林语堂一生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此时已基本确立。

在北京北洋政府时期,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有点激进。他是《语丝》的一员猛将,经常撰文批评政府,甚至和学生走上街头向警察扔石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林语堂和大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梦想建立一个新中国,毅然投入大革命怀抱,应当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赴武汉任外交部秘书。陈友仁对现代中国的革命影响巨大,一九二七的国民革命曾被称为“陈友仁时代”。当时陈友仁负责的国民政府英文报刊People’s Tribune每天都有社论,尖锐地批判西方列强,林语堂于此时加入陈友仁的阵营,便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英文时政论文,后于一九三○年结集出版,书名为: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 (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形式颇为诡异,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蒋介石跃升为革命军的实力统帅,但国民党中央在武汉,由汪精卫、宋庆龄、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掌控。在政局胶着之时,林语堂发表文章:Making China Safe for the Kuomintang(确保国民党统一中国),阐述其政治主张。林语堂认为,在革命紧要关头,要确定革命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只有国民党堪负此重任,因为共产党的宗旨是要实行“专政”,而非民主。而国民党党中央在武汉,要实现中国统一,一定要靠“党政府”,而不是“军政府”,所以一定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林语堂文中称蒋介石另立的政府为“伪装起来的督军政府”(a camouflaged tuchunate)。这是林语堂文中第一次不点名提到蒋介石。该文也说明了林语堂的政治立场,即国民党左派,而这基本上就是林语堂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政治倾向。

大革命形势急转之后,林语堂来到上海。南京十年时期,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林语堂在文坛独树一帜,立足成名。林语堂时任蔡元培手下中央研究院英文秘书,政治上采取边缘的“体制内”批评者角色。这期间林语堂和蒋介石、宋美龄没有直接联系,但文中时有提及“蒋介石”之名,而英文要比中文涉及的次数为多。中文最有名的是《论语》第二期“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一文。该短文批评当时社会风气高谈“主义”盛行,故论语派人士不谈主义,只是“论语”,即采孔子《论语》格式,有一句说一句、有一事说一事,而非长篇大论。“倒是蒋同志看得清楚”,在最近汉口一次演说中说:“政治是一个很普通平常的东西,所谓家常便饭……甚至吃饭穿衣服,也可以叫做政治”。这种说法平易近人,不喊口号,颇合论语派口味,“老实说,蒋先生说空话时,我们并不佩服,倒是在此地,见出他的聪明颖慧,见识超人,” 故可以把他算作“论语派中人”。文章结尾写道:“近来看看,蒋先生也在研究王阳明,曾国藩,若再多看看资治通鉴,定盦文集,小仓山房尺牍,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文中竟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蒋同志”、“蒋先生”来一番幽默调侃,要他多读读自己办的杂志,提高其修养。

三十年代,林语堂为英文《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Critic)撰写的“小评论”专栏,是其主要创作之一。“小评论”中有多处提及蒋介石。比如,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小评论”开头便称:最近蒋先生在演讲中义愤填膺、猛批国民党的腐败,这和《中国时报》编辑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林语堂笔锋一转,指出他虽然欣赏蒋先生的直率,但并不同意他的批评方式,因为像大多数演讲一样,蒋先生的批评诉诸于道德批评,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用道德说教可以解决的。今天的中国就是道德说教太多,整天要人提高思想觉悟,说说当然容易,可是又做了什么?各省的一把手都是一些庸俗不堪、思想陈旧的军阀。不要把官员的道德水平假设的那么高,要真的惩治腐败,就得建立一套“管账制度”,谁贪污就把谁关监狱。另如,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的“小评论”,讲自己如何在中国的社会风气中变得圆滑世故,颇具自嘲风味。文中提到,如有外国友人问我对蒋先生信基督教受洗礼一事有何看法,我只会说:啊,那太好了,又有一个灵魂得到了拯救!诸如此类以调侃口吻提及蒋介石,“小评论”中还有多例,此不一一详述。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语堂三十年代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国民政府,但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从未有过幻想。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小评论”批评当时军阀间内战,劳民伤财,又称与此同时“朱毛领导的共产党小股武装”却在广东、福建边界获得长足发展,两百万剿匪国军不知是不是都是吃干饭的。这应该是林语堂文中首次提到毛泽东。一九三○年九月十一日“小评论”描述当时中国重要文化转向,文中指出,最近一两年来,“青年中国”集体投入苏俄的怀抱。有心人只要逛一下福州路书店,便知现在百分之七十的新书都和俄国有关。这两年中国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之多,会让哈佛的现代俄国文学教授汗颜。他认为,这主要是政治形势使然。北伐后革命家成功了,便不许青年继续再搞革命,可是精神的东西是打压不住的。青年人对革命后的政权实在不满,觉得换汤不换药,高涨的热情需要有个方向发泄,便一股脑儿转向苏俄。文章最后警告:如果国事继续混乱,最后必将只有一条通向俄国之路。该文虽然陈述事实,作者的倾向还是显而易见。林语堂当然把自己归为《语丝》的个人主义者,并认为自己陈述的是一个“伤心的事实”。

林语堂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携眷抵美,以后三十年,除了两次回国短住和在欧洲几次逗留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在此期间,林语堂的文学、文化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本接一本撰写畅销书,在各大报刊杂志(特别是《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以及出席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后两者往往被人忽视,其实很重要,甚至比第一项活动更重要。在畅销书中,林语堂讲的主要是“文化”,而在报刊文章和演讲中,林语堂讲的是“政治”。

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名作是《吾国吾民》,初版一九三五年由庄台公司出版。虽然该书整体上讲中国文化,但最后一章“跋”评论当下中国现状。其中林语堂对国民政府颇有微词,引来许多非议。全书最后两节标题为:“领袖在哪?”和“出路”,林语堂认为,中国目前的众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一个有魄力、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林语堂写道:“我脑海里幻想有一个中国的救星出现,我期待出现一场革命,不管什么革命,我期待产生一个政党,不管什么政党,只要能以法治政府来代替目前这个三F政府(即Face:脸面; Fate:命运; Favor:关系)”。不知当时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看了这种文字会有什么感想。

《吾国吾民》写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林语堂携家赴美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一九三九年《吾国吾民》再版时林语堂把旧“跋”删去重写,题为“新中国的诞生”,并出单行本发行。这篇长文阐释中国现代性的来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再好,却不能救当下的中国,中国只能选择现代化,先自救,然后再来考虑保存中国文化的问题。文中乐观地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激起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正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能使中国保持不败。“此时,中国最佳希望在于已拥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近乎超人般地冷静、超人般地坚定。”该文第六节题为:“蒋介石其人及其谋略”,详细介绍蒋介石如何在现代中国一步步成为领导中国的强人。林语堂称他“意志坚定、手腕一流、坚韧、有远见、说一不二、固执、冷静、冷酷无情、精于计谋、狡猾、雄心勃勃、绝对爱国”。总之,林语堂觉得,时势造英雄,蒋介石以前的不抵抗政策,都是为了最后全国一致抗日做准备,在举国危难之时,蒋介石完全有资格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

蒋介石对日起先采取不抵抗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要集中兵力剿共。蒋介石动用上百万军队进行五次围剿,然而却无法消灭朱、毛的共产党游击队,因为后者更有不可战胜的执着精神。但现在国难当头,林语堂觉得这两股韧劲拗在一起抗日,实乃国家福音。抗战爆发后出于民族主义立场,林语堂对蒋介石多有褒奖,同时对共产党也有正面表述。该文引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有关长征的描述,对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相当敬佩。林语堂预测八路军游击战在抗战中会撑起半边天,朱、毛会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人”、不搞极端的阶级斗争,抗战后会变成一股积极健康的左翼势力,以确保民主机制不会陷入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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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林语堂夫妇和三个女儿

抗战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在美国呆不住,想着回国亲身投入抗战。此时林语堂在美已经名声大振,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不仅是“中国哲学家”,同时也是当下中国的权威阐释者。好多美国友人劝林语堂不要回去,此时林语堂在美签证也已到期,林语堂一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离美赴欧,在巴黎呆了一年多,创作战时小说《京华烟云》,一九三九年八月回纽约,次年五月辗转回到重庆。此次回到祖国,林语堂已是国际名人,各路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据林太乙记载,林语堂到重庆第二天便晋见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从此以后,林语堂和蒋夫人保持了长久的私人关系,经常保持通信(用英文),并给蒋介石多次写谏言书。林语堂到重庆后在北碚住了一段时间,经常跑防空洞,躲日本人空袭。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蒋夫人给林语堂回信,称昨天下午收到来信,正和委员长探望受伤飞行员回来,路上还谈起你们全家,据悉北碚今天又有轰炸,不知你们是否安全,如有需要,她可协助另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关爱之意,尽显其中。林语堂在北碚呆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不好,觉得还是应该回到美国为国家作宣传更有用,于是写信给宋美龄征求意见,宋美龄完全同意,便给林语堂搞了个“官员签证”,身份是“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离开重庆前,蒋介石和宋美龄又一次宴请林语堂全家。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回到美国加州,住在洛杉矶(2393 Castilian Drive, Los Angeles),创作小说《风声鹤唳》。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林语堂致华尔希和赛珍珠的信中称,昨天刚收到蒋夫人一封长信,附有重庆被轰炸的照片。一九四一年二月四给华尔希的信中又提到,早上刚收到蒋夫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有照片。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林语堂一家重新搬到纽约,住7 Gracis Square。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林语堂去信蒋夫人,谈到亨利·卢斯夫妇即将访华,介绍卢斯一些人士关系,提醒蒋夫人注意一些事项,并讲到卢斯很可能邀请蒋夫人访美。林语堂希望蒋夫人对此抱开放态度,但必须是白宫发出邀请,规格应参照英女王访美待遇,假如能成行,将会在美国形成巨大影响。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林语堂躲在佛蒙特州避暑山庄写小说《风声鹤唳》,回信蒋夫人,讲到自己创作进展,报章上看到重庆天天遭轰炸,自己感到既内疚又无助,对中国在物资供应上受到不公待遇义愤填膺,希望重庆多发点报道中国抗战实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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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43年,宋美龄成功访美。图为她好莱坞圆形剧场参加洛杉矶市民为她的到来举行盛大欢迎会的情景

林语堂回美后最关心的是如何为抗战做舆论功夫,写小说是重要手段,同时对时局发表评论,批评矛头直指英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对中国外交处心积虑。一九四二年五月宋子文和熊式辉访美洽谈援助事宜,林语堂与他们私谈甚多,极力主张要用新思维搞外交。同年五月二十九日给华尔希的信中,林语堂对中国在外交上受美国歧视非常气愤,同时对中国外交极为不满:“美国每天有成千上万吨原油运往日本,中国却被遗忘,这是谁的错?胡适敢抗议吗?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殖民者奴隶,怎么去怨人家把我们当成殖民者奴隶?”宋子文建议林语堂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于是林语堂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上蒋委员长外交方策意见书”。全书提二十条建议,主旨为改变以前委曲求全之软弱外交,要有大国风范,对盟友要据理力争。林语堂写道:“天下有道以诚,天下无道以术。今日西方天下无道之天下也。即为周末战国之天下,此为根本觉悟。列强皆以术,我国但以一片丹诚,此所以失败也。”林语堂认为搞外交要布迷津,比如宋子文访美,应先去苏俄绕一圈,即使不办什么事也行。“欲布迷津阵,必须我方彻底剪除自卑心理,外圆内方又一方,彻底觉悟礼让二字不宜于西方。西人夫妇之间亦争,兄弟之间亦争,争者让之,让者欺之,愈争人心敬,愈让愈欺。……但明西洋心理此点,凡事以平等自居,则人无不以平等待之。”林语堂并劝蒋介石拿出大国领袖之风范:“今日委员长既成世界领袖,说话着想即应以世界为范围,为世界民族着想,为世界存心。尚未闻有世界大战及战后和平宗旨之具体宣言。”意见书和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给蒋夫人的信一块寄出,信中林语堂强调,写此谏言书只是出于匹夫之责,绝没有其他想法,“我对中国的用处完全基于这一事实,即我可以以非官方发言人的角色,为中国普通民众自由发言,一旦我戴上任何官方色彩,我的用处便毁掉了。”信中还提到好莱坞MGM公司有意拍摄一部有关宋美龄的电影,望宋美龄慎重考虑(宋美龄回电说现在没有可能,今后有可能首先考虑MGM公司)。另外,林语堂还提议是否有可能由他写一本有关战时蒋介石和蒋夫人的书,当然这要得到蒋委员长和夫人充分合作和支持才行。信中还说他准备近期回国,因为他需要回国了解最新国情,这样他在美国写作才有权威性。

一九四三年林语堂出版《啼笑皆非》,阐述了他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矛头主要针对英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顽疾。此书非但在美国受到一些批评,而且使重庆方面也相当尴尬。一九四三年九月,林语堂经迈阿密离美,经开罗、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在国内巡游考察六个月,这段期间林语堂先后六次晋见蒋介石和蒋夫人。一九四四年三月林语堂回到美国,同年写出战时游记《枕戈待旦》,全面描述他在中国六个月的所见所闻,剖析当下中国时局。此时美国有关中国的舆论焦点集中在国共关系上。美国舆论界左翼势力相当强大,批评矛头大多指向战时国民政府,而对共产党则多有浪漫积极报道。林语堂仍然秉持其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单枪匹马,和美国左翼“中国通”如斯诺、史沫特莱、拉铁摩尔等人进行激烈的争论。林语堂的基本观点是:美国舆论对战时中国政府一面倒的批评指责是不公平的,这里有美国人对中国的傲慢偏见,重庆政府确实存在腐败现象,但它毕竟是战时代表中国的政府,说重庆是法西斯政府,而延安是民主的天堂,这完全是对中国的误读。他要美国的“中国通”去看看延安整风是怎么回事,去读读共产党自己有关民主的阐述。(这里不详述这场争论)《枕戈待旦》一出,遭到美国左派抨击,致使华尔希要林语堂闭嘴,今后别谈政治,不然今后林语堂的书就很难再成畅销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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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湾

林语堂回美后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介绍美国当前的舆论倾向。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给蒋夫人写了封长信。信中称,回来后觉得美国的舆论气氛太恶劣了,自己气得都不想写(《枕戈待旦》一书)了,等美国人回过头来有点理智再说,但林夫人让他镇静下来,他还是要写,“上帝知道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本书,不加修饰、不加歪曲,从内部来老老实实地阐释中国。”信中林语堂详细描述了美国各种舆论偏向,非常气愤,他说,“我向来对共产党都是公平的,但我现在看到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政府,只为了自己一党之私,忘了现时政府毕竟是代表中国的政府,这样抹黑政府结果也抹黑了整个中国,我真得没法再把他们当成爱国者了。”同时林语堂认为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是错的,记者要去延安就让他们去,但不能只去一两周被人领着转一圈,要去就去半年。并称他已去信蒋总统,建议立即开放党禁,让所有党派都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除了以武力割据建立自己政权的党。他信中还说,“我对中国不感到羞耻,我对中国的领袖也没有失去信念……我不会做政府的宣传家,我要讲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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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林语堂在阳明山的故居外景及起居室内景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林语堂去信蒋夫人,寄上将于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出版的新书《枕戈待旦》。可能当时宋美龄身体不佳,信较短,嘱咐蒋夫人多休息,“林夫人和我一直都感觉你离我们很近。”林语堂相信,虽然目前气氛恶劣,中美关系终归会改善。“共产党在玩一个很聪明的游戏,你相信他们居然希望国家和平统一吗?我不相信,因为我不会被他们这种游戏玩弄的。迟早这场骗局会被揭穿,要是政府不来揭穿,我也要来揭穿。”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林语堂又有信给蒋夫人。信开头讲了一些家常,讲到自己忙于发明中文打字机。并请蒋夫人关照一下他认领的养女玉华,希望她能和他长女林如斯一同回美。最后提出他盼望已久的一个请求,让蒋委员长赐他四个字:“文章报国”,这样他便“死而无憾”。他会非常珍惜,视之为最高荣誉,走到哪儿都会挂在家里,“它可以表明我在这场战争中也出了一份力。”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中国的命运》英文译本在美国出版,林语堂作序。序文简短平实,扼要介绍各章重点,最后称,中国人评价历史上伟人要看其德、行、言,“在我看来,读这本书不光要看其文字,还要结合作者一生的经历,一辈子孜孜不倦只有一个目标,即为了中国的统一并把它建成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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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林语堂在阳明山的故居外景及起居室内景

许多人不知道,林语堂还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写过序。一九四五年,美国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英文译本,美国共产党主席Earl Browder作序。林语堂认为该译本故意掩盖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于是根据一九四四年延安出版的中文本(第五版)摘译了其中片断,并加上Browder序文译本做对照,分两期发表于China Magazine(一九四七年四月号、五月号),并另有中央社出单行本。林语堂序文开头便称:当前有关中国未来命运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的任务是不是源自莫斯科并紧跟苏俄的计划?他们是不是不可避免地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目标是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林语堂的节译本就是想澄清这些问题。林语堂认为,Browder序文译本的省略和误译消解了毛泽东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本意。比如,他特别指出,在那个译本中,中文“专政”一词有时译成“dictatorship”,有时又译成“ruled (by revolutionary classes)”,这无疑是混淆视听,而该词指称国民党或“资产阶级民主”时,却都译成“dictatorship”,但中文“专政”一词并无二意。林语堂希望美国读者通过阅读毛泽东的文章,看清中共跟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同样信奉苏俄路线。

林语堂《枕戈待旦》以后写得的书都不讲政治,但在和华尔希的通信中,却一直情不自禁争论美国对华政策,总是义愤填膺,充满悲愤与失望。同时,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林语堂对蒋介石的失望也可想而知。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给华尔希的信中,有这么一句:“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应是英文son of bitch缩写,意为“混蛋、杂种”)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林语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任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居住巴黎。显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宋美龄通信。一九五三年林语堂出版小说《朱门》,寄了一本给宋美龄。同年十一月六日,蒋夫人回信给林语堂,说小说已收到,已经拜读,写得很好,是以另一种方式增进中美了解。信中并问候家中情况,希望林语堂和夫人不久能访问台湾。林语堂十二月十九日回信蒋夫人,称收到来信很高兴,这么久没有信息没有理由,不可原谅(inexcusable silence),然后谈了家常,说年底刚从欧洲回到美国。并解释说至今没有访问台湾是没有钱。最近为了打字机,花了十二万美元,倾家荡产。并说对美外交要强硬,要结束磕头外交,云云。现存资料显示,此后便没有通信纪录,直到一九六四年林语堂夫妇第一次访台以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蒋夫人给林夫人写信,称林语堂夫妇在台时没能见面,甚为抱歉。我们知道,林语堂夫妇一九六六年到台湾定居,台湾政府在阳明山上给建了一座养老别墅,与胡适、钱穆相同待遇。别墅建好后,林语堂写信给蒋介石和蒋夫人,邀请他们来做客喝茶,拍了好多照片,现挂在台北林语堂故居墙上。墙上没有“文章报国”的字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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