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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的后半生

--作者:古远清

鲁迅的嫡传弟子

台静农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已有建树,却在海峡两岸长期湮没无闻。

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为“未名丛刊”,由此奠定了他的乡土小说家地位。
台静农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对台静农的所作所为,鲁迅回报他以“老朋友的态度”(注1)。对台静农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不愧为知音,在他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是当时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励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与淑世的心情,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后,先后在北京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台静农生于1902年,安徽霍丘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对1932年12月22日台静农突然被捕一事,鲁迅曾先后致函王志之、曹靖华表示深切的关怀。

临危受命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

鉴于环境的险恶,台静农后来不再写抨击现实的小说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些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考虑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出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子、小女儿来到台湾,随行的还有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助教裴溥言。

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他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故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可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均到别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个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而所谓中文系,只有陈诗礼与叶庆炳这两个学生。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莫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8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可谓是临危受命,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台静农之所以肯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另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基础。

对台静农光复后来台一事,有人曾对其动机作过种种不同的猜测。鉴于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其他文学评论家如李何林、袁珂、雷石榆均在许寿裳被杀后返回大陆,因而有人认为台静农是“为了贡献教育于刚脱离日本殖民的偏远之地”。也有人得知台静农在大陆坐过三次牢后,便认为台静农是为了避大陆的政治迫害而举家迁台。台静农听到这些传闻后,一笑置之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花费就省了。”(注2)

据蒋勋回忆:台静农当上台大中文系主任后,家门口总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停着,不少人以为是情报单位派来监视他的。台静农对此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对门住的是彭明敏。”(注3)而彭是“台独”人士,当时传播“台独”思想是犯法的。

台静农的回答使人感到这位爽朗的学者有时也城府极深,以至蒋勋忽然觉得听他的回答好似在读《世说新语》。南朝沮郁的年代,人与人的率性率情,似乎也只是这样短简有一句没一句的机锋,各人有各人的了悟吧。

历史上的真相往往埋在迷雾中。台静农由大陆到台湾的经历,以及他对许寿裳被杀所持的态度,还有他为何不像李霁野那样离开宝岛,均是一个有待勘探的矿藏。在宝岛生活的日子里,除了谈近代人物外,台静农从不愿“遥想当年”。当年使未名社三成员丧生的“新式炸弹案”以及他接二连三所受的牢狱之灾,还有鲁迅对他的厚爱,他好似“忘得一干二净”,从不向人提及。连他早年从事创作一事,中文系学生也全然无知。蒋勋是在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在鲁迅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的。当蒋勋重读到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他的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信息呢?对此,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所下的结论是:“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注4)这种评价显然过于苛刻。李敖希望台静农像自己那样,向国民党作毫不留情面的攻击;或在宝岛不顾当局禁令,继续大张旗鼓宣传鲁迅,那台静农还能在台湾大学站稳讲台么?委曲求全诚然不是战士的风格,但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战士。不做战士,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歇脚的地方培养一些文学人才,总可以的吧。30年代开始经历伤乱,九年后来台歇脚的台静农,所选择的正是后一条路。

台大中文系的第一号功臣

台静农的书房,谈不上豪华宽敞,总共只有六席大,正可“歇脚”休憩。他在回答黄秋芳的采访时说:“因为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注5)这是台静农解释“歇脚庵”命名的由来。

这个庭院属日式木造老屋。那些学生途经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九邻这一幢台大宿舍时,都要到他这里歇脚。人们只要一坐到木格窗旁书桌前的老位置,眼观从书架排到地板上的书籍,再品着清香的茗茶,无论是国事家事、大事小事,都可在这里放言高论。他的中文系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着,学生进去从不要预约。对学生交来的作业,台静农总是细心批阅。他授业解惑废除填鸭式,而注重启发式。他在教大二学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三学生的《楚辞》时,先要求学生看大陆学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可他讲授时并不按他们的观点讲,而按自己编的讲义教。他授课时要言不烦,有如老吏断狱。他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而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脉络的掌握。正因为他循循善诱,待人和蔼,醇笃狷介,平易豁达,故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掌舵后,便有一个任人翱翔的自由开放的宽广天地。正如张淑香所说:“人人都说他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无不为;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这样的老师,如清风明月,涤人耳目,洗人性灵,自然引人瞻瞩高远,寄心遥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为务。”(注6)在一个最容易产生文人相轻的地方,中文系师生在台静农的带领下未闹过大的矛盾,学术上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演变到党同伐异的地步。

台静农在“歇脚庵”一住就是四十年,故原无久居之意已不复存在,因而台静农请张大千居士另题斋名,写了一方“龙坡丈室”的小匾挂起来。他对此解释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注7)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对此的回答是苦笑:“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注8)自己的声音是喑哑了,可他愿意提携那些声音仍洪亮的人去歌唱。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即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注9)正由于换了一个环境,此时受特务跟踪的聂华苓感到自己来到另一片广阔明朗的世界。她不再担心受特务骚扰,又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台静农的文学观无疑是传统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与高贵的面容,但未给人可敬而不可亲之感,因为其中洋溢的多是舒坦宽厚的精神。正因为他有宽广的胸襟,故除介绍词学大家叶嘉莹来台大中文系教诗选,使那些莘莘学子有瞻仰系里第一代师长醇淳风采的幸福外,还容许被线装书垄断的中文系,让从美国爱荷华写作班毕业的王文兴到这里来教外国现代文学,其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讲的不是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海明威,就是法国的萨特、德国的考夫曼、美国的佛洛斯特。这门课为中文系学生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文学视野,并在王文兴的启发下走上了创作道路。正是台静农引进王文兴这种内省型的作家到台大中文系来,才促使中文系流风余韵,馨香不尽,让《现代文学》杂志与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在风气上有所转向。

众所周知,在台湾学术界,中文系与外文系往往代表两种不同学风、学派。前者着重研究古典文学,鉴于当局不许传播鲁迅及其30年代文艺的禁令,中文系便无法开“中国新文学史”课,因而学风显得封闭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学为主,虽不开“中国新文学史”课,但由于系风开放,师生对大陆新文学作品作家都心向往之,并在老师鼓励下搞起了原本属于中文系专利的文学创作。台静农把这两股不同的学派结合起来,不但请进王文兴这样的前卫作家到中文系酿造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且在欧美文学大本营的《现代文学》上连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使传统与前卫两种文学思潮在这里汇流。

李敖在台大读历史系时,台静农是该校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没教过李敖,但在李敖穷困潦倒于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时,台静农曾到学生宿舍去看望李敖,对他售书一事帮过大忙,李敖对此一直感念在心。到了1963年李敖著文攻击台湾大学文学院及中文系时,他认为台大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却认为“腐化的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这种指责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如果说,台大中文系有过“腐化”现象,那也是时代使然,台静农一人是担当不了这一责任的。何况他本人无论从学术观点还是生活上,均未“腐化”。相反,是他带领中文系师生改造中文系,使僵化而非“腐化”的中文系有了一丝生机,让学生能以研讨施耐庵、曹雪芹的态度去讨论课表上没有的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这是一种多大的进步!正如叶庆炳在《四十三年如电抹——悼念吾师台静农先生》一文中所说:“台大中文系能有今日,台先生无疑是第一号功臣,虽然台先生从来不居功。”(注10)

至于李敖指责台静农被特务“吓破了胆”,也是夸大其辞。台静农受惊吓的情况是有的,从此再不敢讲鲁迅的确表现了他懦弱的一面,正如他胆囊开刀时所说:“我本来就胆小,现真正成了无胆之人了。”但他有时并不胆小,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随时可以通过某种偶然话题流露出来。台静农曾对他的学生、现为台大教授的柯庆明说:“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注11)乍看,这是对自己苦难遭遇的自我解嘲,可这里隐藏着极大的内心痛苦和对当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沉重郁结。台静农对卑鄙的政治诬陷本是痛恶到极点的。据蒋勋回忆:一次在晚餐席间,有人提及文化界一位擅长以政治诬陷栽赃他人的事例,台静农露出少有的不悦表情说:“他也做这样的事!”(注12)台静农无论闲谈或下笔评介人物很少有偏激刻薄的言语,何况谈的对象是晚辈,然而这是蒋勋看到他对人的最深重的一次不屑与厌弃。还有台静农讲中国文学史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屈原,对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情有独钟,所谓“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郁结时弄毫墨以自排遣

“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这位来人间歇脚的居士,原以为已看破红尘,却一直仍承受着极大的煎熬苦楚。这煎熬苦楚,台静农常常通过书法表现出来。正如他在《台静农书艺集》序中写道:“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本来,书法不是文学作品,像台静农奇逸的草书,端凝而流动的隶书,其表达的思想感情较隐晦,但从台静农在行书的夹紧结体中另有一种反力的开张,视觉上的张力特别强这一点来说,又使人隐隐感到他的书法是批判社会的武器。正是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台静农的书法在点捺撇中留着生命的墨泪斑驳与如刀的剑戟锋芒。像庄伯和一类读者,便常常体会出台静农书法的奥妙处,觉得他写字笔法有如逆水行舟,好像船夫在激流中撑竿;在克服了运笔的困难之后,出现的自非甜美而是带点苦涩却十分耐人寻味的美感。再进一步说,台静农的字也有如盘树老根,饱尝风霜,却显露了一股克服沧桑后的坚忍生命力。

台静农平时最喜欢明代末期倪元璐的书画。他的书法风格有部分与倪元璐相近,但主要还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在浑浊的政治下,他常常书写六朝诗文,向秀的《思旧赋》写嵇康的孤傲自负,写嵇康临刑的“顾视日影”,在字体中有压抑,并有反压抑的奋张的努力,笔势行走如刀。蒋勋认为这是台静农南渡后完成个人风格的重要转捩。(注13)

对台静农书法的艺术风格,龚鹏程在《里仁之哀》中作过很好的概括:“结体疏而怪,用笔剞而险,戈戟森然,钩磔特甚,貌似铜墙铁壁,实则甚为媚丽。”(注14)香港散文家董桥则这样形容:“台静农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满挂在展览厅里毕竟有点唐突。”(注15)如果说“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而台先生的字则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我天天夜半回来,走进书斋,总看到他独自兀坐,像有话说,又不想说。台先生一直在那里。”(注16)

正因为台静农作为书法家的声誉与作为教育家的声誉一样崇高,故向他索字的人排成长龙。他开始时也从不让人失望。他这“尽管拿去”的从容与宽慈,时间一长便不堪重负,有如“老牛破车不胜其辛苦”。他感叹说:“现在应酬太多,这人也来找写个字,那人也来找题个辞;还有些恶劣的,直说不必题款,不必题款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拿去卖的。应付不完,简直伤脑筋。”(注17)鉴于这种情况,他于1985年元月在《联合报》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告老宣言:

近年来使我烦腻的是为人题书签,昔人著作请其知交或同道者为之题署,字之好坏不重要,重要的在著者与题者的关系,声气相投,原是可爱的风尚。我遇到这种情形,往往欣然下笔,写来不觉流露出彼此的交情。

相反的,供人家封面装饰,甚至广告作用,则我所感到的比放进笼子里挂在空中还要难过。

有时我想,宁愿写一幅字送给对方,他只有放在家中,不像一本书出入市场或示众于书贩摊上。学生对我说:“老师的字常在书摊上露面。”天真地分享了我的一分荣誉感。而我的朋友却说:“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听了我的学生与朋友的话,只有报之以苦笑。

《左传·成公二年》中有一句话“人生实难”,陶渊明临命之前的自祭文竟拿来当自己的话,陶公犹且如此,何况若区区者。话又说回来了,既“为人役使”,也得有免于服役的时候。以退休之身又服役了十余年,能说不该“告老”吗?准此,从今1985年始,一概谢绝这一差使,套一句老话:“知我罪我”,只有听之而已。……

要不要这样写,台静农犹豫了好久,主要是怕得罪人。后来他横下一条心写了再说。不仅如此,对索字者要不要收润笔费上,他也有过犹豫,后来还是收了一些。这也是从生计出发考虑,何况这本是劳动所得,也就心安理足了。但如果由此像李敖那样认为他“老而贪鄙”,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那些预先奉致的润笔费而无法按时交货时,他会将润资全部退还。还有,他母亲在台大去世时,亲友奠仪只收外函,现金如数交出,由此可见他待人处世的原则。

寄迹江湖,心存魏阙

台静农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社会的谴责,甚至法令的禁止”下,“隐姓埋名,寄迹江湖”,“拼却一生精力,留下数卷书来”的悲壮,以为是“块垒在胸,吐出为快,才有如此的热情”。(注18)这里讲的“小说作者”,是指古代小说家。一旦台静农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这段话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蕴含在其中。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迫害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迹江湖”的。他在台湾住的日子很长,可他在“寄迹江湖”时,仍心存魏阙,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他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做“中国人”自豪。50年代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无疑赞同这一意见,但他补充的另一句是“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注19)的确,中文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台静农的“中国心”。在他那书香四溢的书房里,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均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戒严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从中来。当他从大陆来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口中得悉在台湾推广国语有功的魏建功不在人世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逝之情。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走不动了。使人气愤的是在台静农近九十高龄时,有关部门竟催促他搬家,这么不近人情的事使他有点惶惶然。正如李渝所说:“以台先生在当代文坛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来说,不要说不应要他搬,就是把整个旧房子保留下来,以后作为社会的纪念、学习的场所也是可以考虑的。很多事都叫人叹气。”(注20)可台静农还是遵命搬迁了。“龙坡丈室”化为乌有,温州街大约也不会留多少昔日风貌。可每当台静农的弟子走过此处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在李渝等人看来:“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注21)

台静农由于创作生命短暂,故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对台湾大学中文系有开创之功,但还未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当然也不是最出色的书法家。可贵的是,他有传统的中国文士的气节与风骨,甚至在今人看来稍嫌保守的价值观念。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文化奖给台静农时,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

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台静农的辛勤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不过,生命更公平的地方还表现在岁月沧桑里。台静农能烟善酒,却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一般养生之道,可他照样长寿健康。当他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后,他这种违反养生之道而达到的“超医学境界”,成为医学界一个话题。在他逝世一周年日子里,台大中文系则专门为他举办了“台静农先生的人格与艺术”系列演讲。内容包括齐益寿主持的《台静农先生的人格风范》,施淑女《谈台静农先生的文学思想》,乐蘅军《谈台静农先生的两种情怀》,方瑜《谈台静农先生的诗》,张淑香《谈台静农先生的〈龙坡杂文〉》,陈瑞庚《谈台静农先生的书艺》。从这里可以看出:台静农在盛壮年龄突然中断的文学生命,在这场演讲会中由主讲者及其参加者叶庆炳、林文月,以及还有一大群未来与会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薪传。

注  释:
 1 陈漱渝:《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2、3、12 蒋勋:《夕阳无语》,《中国时报》1990年11月24日。
 4 李敖:《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5 黄秋芳:《龙坡丈室小歇脚》,台北,《文讯》总第32期(1987年10月)。
 6 张淑香:《永远的心影》,《中央日报》1991年11月9日。
 7、8 席慕蓉:《窗前》,《中国时报》1988年11月21日。
 9 聂华苓:《悼念台静农先生》,《中国时报》1990年11月24日。
10、19 叶庆炳:《四十三年如电抹》,《中华日报》1990年11月25日。
11、18 柯庆明:《那古典的辉光》,《中央日报》1990年11月25、26日。
13 蒋勋:《书法是生命的完成》,香港,《名家翰墨》第11期(1990年12月1日)。
14 龚鹏程:《里仁之哀》,《中华日报》1990年11月25日。
15 16 董桥:《字缘》,《中国时报》1990年11月25日。
17 张大春:《尽管拿去》,《中时晚报》1990年11月11日。
20、21 李渝:《台静农先生,父亲和温州街》,《中国时报》199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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