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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书言

 

 

 

 

 

被俘虏的人生

--作者:何书彬

在陈心怡的眼里,父亲的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她的镜头俘虏。尽管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而父亲的种种心结和“恐慌”却并未消失。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陈书言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嘣嘣”来一次点放,陈书言作势倒在地上,假装被射倒了,趁对方不注意,他再跳起来前进。

后援迟迟不至,坚持了三天后,陈书言弹尽粮绝了。见势不好,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之后他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编入“国军”后仍遭受长期监控。

他所经历的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在国民党的军史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一直被作为“古宁头大捷”大肆宣扬,然而对于陈书言来说,这却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梦靥。

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起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一直到了2008年,他用心掩藏的“私家机密”才被他的女儿用摄像机“强行”打开。

此时,陈书言已垂垂老矣。在台北县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古稀老人,但是他仍在担心,他曾经是“共匪”的身份一旦被人知晓,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甚至有可能让他遭受牢狱之灾。

在如今的台湾,有着像陈书言这样的“顾虑”的老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1949年国共金门之战的“共军”战俘。

“你是共产党?”

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喜欢酗酒、发脾气。这让她从小就不喜欢过周末、春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在外地工厂工作的父亲就回到了家里,开始喝酒、打骂母亲。

这些常常发生的家庭暴力是陈心怡成长的阴影,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父女关系的恶化。这使得她会本能地不喜欢父亲的出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

2002年,陈心怡27岁。这一年,她陪父亲到大陆去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陈心怡意识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陈书言和外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俩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谈论“共军”如何神勇,“国军”如何溃不成军。陈心怡的这个大陆表哥曾在部队服役17年,还看过很多军事著作,对解放军的战史了如指掌,这让陈书言非常高兴,越谈越来劲,全然忘了自己已经是72岁的老人,和外甥聊上一整个晚上的解放战争,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全然不似在台湾时阴郁沉默的样子。

白天人多的时候,陈书言一个人就能拿着酒瓶子讲上半天,一桌子人围着老人听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

陈心怡在一旁不断地听到“渡江”这个字眼,这让她感到很厌烦,同时好奇父亲为何这么关注“‘共军’怎么神勇,怎么去打国民党”。

回到台湾后,她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他就沉默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

与父亲疏离多年的陈心怡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她觉得,她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应该就是导致他们父女关系不良的症结。她必须去了解父亲,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掉横亘在父女之间的那些问题。

让这个习惯了自我封闭的老人开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8年,由于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开始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虽然自己家不在眷村,但陈心怡看到了这项活动的海报后,仍决定报名参加。她把父亲这个“共产党”作为拍摄对象的计划书引起了外台会的注意。从2008年3月份起,陈心怡一边上着外台会为他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那些“私家机密”

为了让父亲说出那些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陈心怡不得不采用了一种很强硬的方式,她把镜头几乎拉到了父亲眼前,大声地追问父亲,“逼迫”他讲述。不这样的话,他会以“我听不懂”之类的话来回避她的提问。

陈心怡说这是一场“辛苦的对话”。她就是这样把父亲的个人历史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的。

1930年,陈书言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陈书言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连陈书言自己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这让陈书言“很气”。在镜头前他说:“那时就暗暗地想,只要你来打这个地方,我就去参加,多少帮一点忙。”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就参了军。当然也有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的他领了很多奖金。

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开始进攻国民党部队守卫的金门,在古宁头登陆。

“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陈书言对着镜头回忆当年的惨烈战况,“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此后陈书言再也没见到过“袁伯伯”,他几乎可以肯定“袁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

进攻金门失利,陈书言们成了战俘。这些战俘到底有多少人,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仅据台湾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就主要有5000和7000余人两种说法。陈心怡采用的是“国军历史文物馆”提供的“7000多人”这个说法。对此,常年关注台海史的闽南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说,实际数字需查阅军事档案,而这些档案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3.JPG

右图:陈书言年轻时候的照片

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4.JPG

左图:陈书言年轻时候的照片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共匪”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共匪”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都不肯说”,陈心怡说。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埋没。

今年5月15日,陈心怡把这部《被俘虏的人生》在北京“雨枫书馆”办的纪录片放映活动上进行了播放。但是在来大陆之前,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对他说了他会恐慌。”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被陈书言这位老人的故事打动了,因为觉得它“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些事都要湮没了,不会有人知道。”

有人想知道更多,但是陈心怡拒绝提供她所知道的那些与他父亲经历一样的人的名字,“不要写名字,他们不愿意被公开”,她说。

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陈书言的种种心结和“恐慌”看似已经多余,但若是从他波诡云谲的生平出发,又变得很让人理解。

回到台湾,陈心怡仍得继续面对她父亲的“恐慌”。“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片子了,都觉得这些‘公开’没有什么,但他就是还会恐慌”,她说。


金门战役
金门战役,台湾当局又称古宁头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0月17日国民党军汤恩伯弃守厦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决定集中船只进攻大金门,由于战备不足,日期一再延后。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发起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军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苦战三昼夜,由于后援不继终告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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