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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苔上的腳印

――作者:信怀南

 

第一代的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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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吳鐵城、*吳忠信、**蔡培火(?)、*王寵惠、*于右任、*蔣中正、*丁惟汾、**鄒魯(?)、*何應欽、(不詳)、*張默君

第二排:*羅才榮、(不詳)、**李文範(?)、***郭寄qiao(山+喬1/21/04 Allen Teng)、*朱家驊、 *陳誠、**何成濬、*狄膺、(不詳)、**馬超俊、*張厲生

第三排:*張其昀、*俞鴻鈞、(不詳)、*陳雪屏、*羅家倫、*王世杰、*吳國楨、*鄭彥棻、*谷正綱、*谷鳳翔、*蔣經國

第四排:*沈昌煥、*唐縱、*張道藩、(不詳)、*周宏濤、(不詳)、(不詳)、*洪蘭友、(不詳)

第五排:*連震東、*袁守謙、(不詳)、(不詳)、*曾虛白、(不詳)、(不詳)、(不詳))

第六排:(不詳)、*郭驥、*郭澄

第七排:(不詳)、鄧傳楷、(不詳)

第八排:*馬星野

注:名字由左到右,* 近100%確定,**低於50%確定。***讀者來e-mail 指正的。

這是一張極為有紀念價值的老相片。相片中的人物,是被老共趕到台灣的第一代內地人。他們是國民黨的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尤其是站着的那批人,主宰了台灣的命運40年。

這批人中,也許目前全都作古。他們的功過將交由臺灣後代子孫去評論。後代子孫又會因立場不同,而有見仁見智的爭論。我個人認為1950年代,當台海風雲危急的關鍵時刻,這批人好歹穩住了台灣的政局,沒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給「解放」掉。這是「保台有功」。當然,回頭來看,韓戰幫了台灣和這批人很大的忙,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沒有韓戰和第七艦隊,台灣今天會是什麼光景,誰也不敢說。但偶發因素,本來就是歷史的一部分。Accidents make history, 我們也不能因為韓戰的偶發事件,就將他們保台之功一筆勾銷。

在1960 到1970年代之間,台灣在這批人當權之下,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老共那邊則猛搞政治運動,最後搞成一窮二白。對台灣的經濟建設,教育普及中產階級的興起,這批人算得上是「建台推手」。

這批人最失敗的地方是他們在政治上太保守。先是對前排中坐者死忠,後又對第三排最右者唯命是從。如果相片中具一副接班人樣子,站在第二排中間的那個人不早死,台灣的政局又是什麼一番氣象?誰又敢說?胡適曾建議在這批人中,一分為二:一派保守,一派開明,彼此良性競争。但這批人唯兩蒋馬首是膽,迷戀權勢,目光如豆,對這種書生之見,哪聽得進?最後好啦,百年老店每況越下,幾乎搞到要打烊的窩囊地步。這批老同志地下有知,豈能不氣得要翻身乎?因此我認為在台灣的民主進步的發展上,他們是「罪不可恕」。

如果你是這張相片中任何一位先生或唯一的女士張默君的後人,請與我連絡 (xinbuxin@hotmail.com),我會將相片scan後e-mail 給您留作記念。我們也歡迎對國民黨黨史有興趣的朋友,幫助我們指認出這張老照片中每一個人的姓名。

這批人在「反攻大陸」迷思破滅中鬱鬱而終,最後以狐正丘首於台灣結束一生。他們的第二代倒真的「反攻大陸」去做生意或養老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在我眼中,他們這批「第一代的內地人」算是悲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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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代的內地人

最后一代的NDR指的是我们这批1937年到1950年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常住美国的“内地人”(Nei-Di-Ren)。我们是少数中的少数。50年后,当后世的中国人回头研究这一段历史,他们会发现我们这些“内地人”,是卡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游走于外来与本土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对中华文化抱残守缺,对西方文明汲汲营营,非常特别的一代。逐渐地我们这代都会随风而逝。

我们那一代生于战乱,早生的遇到抗日,晚生的遇到内战,很多生在四川,所以名为“渝生”、“蓉生”“嘉陵”的很普遍。我们虽然生于战乱,但却因年龄太小而对逃难没什么印象。我们跟着父母到了台湾,变成了“内地人”,那不是我们的选择,但回头来看,这可能是我们命运中第一个break。如果我们没去成台湾,我想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活不到今天。就算活到今天,我们子女的一生绝对会完全不同。基本上,我们是虎口余生非常幸运的一群。

我们的童年是在台湾过的;有的在北部的城市,有的在南部的田间。穿过木屐,打过赤脚,玩过官兵捉强盗,睡过“榻榻米”。虽然物质的享受很贫乏,但我们没有饿过肚子。我们这一代,很多是在“眷村”长大的,有人怪我们住在台湾那么久还不会讲台湾话,不够本土。我们不会讲台湾话不是我们的错,那时候的政治大环境,在学校不准讲,回家不会讲,这笔帐没理由算在我们头上的。

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读书的一代。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留学,一路考下来,过五关、斩六将,个个身经百战,久“烤”成精。大学毕业后,我们大多都选择出国留学的这条路,学理工科的特别多,理由只有一个:留在美国找事容易。但当年看起来很正确的选择却埋下了后半辈子在美国没安全感的种子。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美国”非吾土,“台湾”忆旧游。在台湾,他们早些时候叫我们内地人,后来又叫我们外省人。到中国,他们视我们为台湾人,在美国我们是第一代移民。中国人的子女,美国人的父母,我们的一生,不管住在哪里,始终还是过客而非归人。

在政治认同上,我们对台湾早年“白色恐怖”没好感,因而对红色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不可能认同。我们爱台湾多过爱中国,但我们不是新台湾人而是身上有中华民族血液的美籍华人。

40岁前,我们多半是“有心肠”的自由主义者。40岁后,我们多半变成了把票投给美国民主党但思想行为追随共和党的“有头脑”者。我们这一代有少数人在保钓运动中热情过,但大多数对政治运动选择旁观者的冷漠。在我们一生中,曾经目睹两个极为荒唐的政治闹剧:毛泽东和其信徒搞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革掉了中国的命,和李登辉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居然把自己的党搞垮。也难怪我们这代,大多数对政治人物不信任。

和我们同辈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多半穿过“蓬蓬裙”,跳过“吉鲁巴”,听过“康妮.弗兰西斯”,迷过“詹姆斯.迪恩”。在计程车还没出现的时候,约会路近靠走,路长坐三轮车。那时候台北市新生南路路旁的大水沟还没盖上。我常想:现代的年轻人,把男女关系看得太开放、太直接。有回在台北和一家有名的文学杂志的同仁吃春酒。谈到男女感情的境界,我引的是元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在座有一位知名的诗人兼帅哥不以为然。他说:“对我来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一般讲起来,我们这代也是最后一代的“纯情派”,是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

我们对上要生养死葬我们的父母,对下会把最好的给了子女。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负担加诸在子女的身上,我们是最后一代的“三明治”。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对中国文化多一些了解和认同,但12年中文学校下来,能认得“王大中”、“李小明”就不错了。我们是12亿中国人中,中英文都还可以的最后一代人。

我们生得太晚,错过了北伐、抗日、剿“匪”、成大功、立大业轰轰烈烈的时代。但我们也生得太早,台湾经济起飞的成果没我们的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保留了一些中国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美德。我们不是中国人中最伟大的一代,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内地人”。

 

青苔上的腳印

略识东西字,却怀千岁忧。             仰视浮白云,风簷读杂书。
二五愧昏濁,而立才回头。             不为孺子牛,不养黄脸婆。
故人皆离散,笑话当年盟。             有钱我独花,有酒我先喝。
昔日诸好汉,皆成家中囚。             十天不洗澡,谁把我奈何?
只有我一人,仍然单吊中。             古来光棍汉,名人特别多。
我豈好光哉?明珠实难求。             牛顿没结婚,纪德无老婆。
有的恶我狂,有的我嫌俗。             最喜多汶兄,会写交响乐。
旧时堂上燕,又不愿回头。             凡我同志者,应尊X X X 。
最悔有一次,思想没搞通。             环肥固可喜,廋燕也不错。
误把顽石头,当作夜明珠。             皆作壁上观,烦恼自然除。
看来红线佬,要对我摇头。             有天人嫁了,也没有什么:
如此也甚好,不为多情误。             鳥入云无际,鱼行水自流。
放眼看世界,笑傲走江湖。             豈知十年后,倒楣不是我?

最近清理舊物,無意中找出我年輕時候寫的一首打油詩,驀然回首,那己經是卅幾年前的事了。

我初中算是好學校的壞學生,再加上初二的時候迷迷糊糊被留校察看,套句二流文藝小說的描述「幼小的心靈受到巨大的創傷」,於是獨來獨往,書沒讀好,但在籃球場上練成百步穿楊的功夫。那時候學校籃球架少,因此我常常要等天黑了,在微弱的燈光下或是在月光下苦練投籃,可惜考高中不考「月光箭法」,結果高中只考進二流學校。

進了二流高中後,信懷南卻變成了好學生。回頭來看,高中三年,是我一生的轉捩點。由於同學中極大多數都是英雄好漢型的各方人物,信懷南和什麼人都可以混在一起,但什麼人都不能影響我,「旁觀者」性格就是那時候養成的。到了後來,班上的同學一分而二,三分之二屬於放牛班,三分之一屬於升學班。高三時,升學班坐前兩排,放牛班的同學坐後三排,中間是無人地帶; 老師上課,基本上是對著我們升學班的這批人上的,後面放牛班的同學在搞什麼誰也不去管,有人吃便當,有人看小說,有一次居然聽到「叮叮叮」擲骰子的聲音。

讀二流學校的另一個誘惑是男女同校。那時,我和四位同學特別要好,其中「老師」,「霸王」和「兔子」是本會長領導的「光桿會」成員,號稱不近女色;至於其他兩位好友「拿破崙」和「大鐵」,雖隨時曉以大義,但對「拿破崙」不守清規,「大鐵」兄態度曖昧、腳踏兩條船也無可奈何,後來我們五個人都進了大學,並且是不同的大學,除了進台大的「拿破崙」日後變成電視名主播沒出國之外,其餘四人都出了國,「老師」和我在加州的餐館裡混,「大鐵」在亞利桑那州讀完碩士學位後,由我開著我的老爺車,孤車伴明月,陪他回學校接寶眷的。「霸王」留學西班牙,畢業後變成KMT駐海外的特派員。有次路過美國,我大鳴大放,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本色,沒想到這傢伙回台後向信老太打小報告,說我思想左傾。這首打油詩就是他在西班牙向我大吐苦水,說要立志回台灣娶老婆時,我寫來開導他這個打小報告的大混蛋的。

雖然我們五個人就讀不同的大學,但放假時老湊在一起打麻將。那年頭,台灣的大學生打麻將的風氣很盛,尤其是所謂「內地人」家庭的子弟。我們五人中,「拿破崙」聰明絕頂,挑燈夜戰,輸少贏多,但他有個「罩門」,就是不能聽別人說他像「拿破崙」。這個「罩門」也是我們無意間發現的。有天,我們在牌桌上被他修理得不亦慘乎的時候,不知哪位突然冒出一句:「老兄真的像拿破崙。」原來此兄長相英俊,國語標準,否則也不會成為後來的電視紅主播,唯一的遺憾就是個子矮了點。被我們無意中稱為「拿破崙」,擊中要害,他的手風急轉直下,四圈不胡牌,信懷南趁機反攻大陸,接連胡了好幾把大牌。

「拿破崙」不贏錢的時候,就輪到「大鐵兄」贏錢。此兄功課一流,高三上數學課時,老師只見他點頭就繼續往下講,他不點頭就再加解釋,好像只有他繳了學費似的,此兄講話多加一個「鐵」字以示「積極性思考」(positive thinking)。他打牌時,常常將牌「啪」的一聲全部蓋倒,口中唸唸有詞道:「鐵自摸了。」有時候信懷南的東南西北爛牌還沒出完,他就來這一套,也不知他是真是假,頗不是味道。

大學四年,每年除夕照例是在我家打通宵麻將。「大鐵兄」的壞習慣是每到午夜十二點鐘,就要回家向祖宗牌位叩頭。我家先住寧波東街,後住紹興南街,他家住泉州街,兩家距離不近,那時候我們都是以腳踏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大鐵兄」拜祖宗,我們三缺一吃稀飯等他,通常我們第二碗的稀飯還沒吃完,他就回來了,速度之快,使我們常開他玩笑說如果長此練習下去,他很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單車比賽。

「老師」讀的是師大數學系,這是我們叫他「老師」的緣故,「老師」人極為老實,平時連電影都不看的人卻跟著信懷南搓麻將。「老師」是個孝子。白天搓麻將要提早結束回家陪老爸吃晚飯;晚上搓則要等到老爸上床後才能開溜;(幸好他老爸上床早,否則還搓什麼鬼?)天亮老爸起床前要爬牆回去。

因為「老師」和信懷南長得有點像,連級任老師都如此認為。我們那時出國要照X光,怕有肺結核,X光不通過,美國大使館是不給簽證的。信懷南出國的手續什麼都辦好了,去照X光,結果被醫院說有肺結核,晴天霹靂,這下信某可慌了,因為做夢也沒想到臨門一腳來這麼一招。十萬火急之下,把「玉照」交給「老師」,叫「老師」另外找個醫院,借他的肺,替信某「調個包」。世人常常用「肝膽相照」來形容朋友之間的義氣,「老師」可真的夠朋友夠到「以肺相照」。

多年後我們談起此事,他告訴我在醫院掛號時,櫃台後的那位老先生操著鄉音說:「這照片看起來不太像嘛!」「老師」回答說:「哦,是以前照的老相片。」就此混過了關。這件事回想起來實在有點邪門,信懷南的肺在出國體檢前X光照過N次,之後在美國也照過N加一次,從沒人說有毛病,單單要辦出國手續時有毛病,到現在為止仍為生平三大疑案之一。我看「鐵」是醫院打信某的歪主意,想要紅包。

至於「霸王」之名,來自其有言在先:「你們三缺一要我湊一腳,可以。但講明咱們沒錢,輸了是不會付帳的。」我們有時候迫於情勢也只好讓他打「霸王」牌。也許有人好奇會問:「他贏錢怎麼辦?」奇怪的是他從沒贏過,你說怪不怪?

看到這首打油詩,想起一些塵封的往事,少年輕狂,恍如隔世。「鳥入雲無際,魚行水自流」,那時候真不知天高地厚,太狂了。提筆寫這篇文章,在感覺上就像是回頭看自己走過青苔上的腳印一樣,除了有點悵然外,也沒有太多的意義,倒是偶爾想起那些逝去的日子和天各一方的老朋友,「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昔復何昔,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在我們這個時代,要共此燈燭光的機會乎已不可能。「大鐵兄」在南加州事業做得很好,「霸王兄」在歐洲做他的特派員;我和「老師」算是住得比較近,但也很少見面。至於麻將,我早已金盆洗手,卅多年沒碰過。「拿破崙」在台灣是名人,有次在台北街頭遇到,說要找機會聚聚,也是說說而已。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回頭再看青苔上的腳印,哪些是自已的,哪些是別人的,也愈來愈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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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南補記:上面這篇文章,是《坐看雲起時》早期3000 字一篇的作品。我想那至少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吧。下面這篇《秋山更幾重》算是「補記」。如果不是因為我在網站上有機會把「八大元帥」的「玉照」公諸於世作為尋人啟事的工具的話,這篇狗尾續貂的補記,我是不會寫的。
四、五年前我寫《青苔上的腳印》時,雖然是舊事重提,但心中卻沒有希望故人重逢的想法。四、五年後寫《秋山更幾重》,心中卻有故人如能重聚有多好的想法。看來我的確開始老了。
回想我高中四年,日子過得倒挺開心的。雖然「八大元帥」全是所謂的「內地人」,但那時我們交朋友,只問性情合不合,根本沒把「省籍」放在心裡。我有時想:為什麼我和初中同學沒來往﹖和大學同學沒來往?偏偏和高中同學有來往?結論是:我初中三年讀了兩個學校,第二個學校又讀了兩個不同的班。大學也轉過系,沒住過校。沒什麼歸屬感。高中三年沒換過學校,沒轉過班。大學四年加出國前那一年我和其他「七大元帥」的革命感情,連續不斷地維持了8年。大家共同走過 The Years of Innocence。我在下面這篇補記的結尾,應該算是一個「旁觀者的心聲」吧。我看下一步是「旁觀者的懺悔」。我什麼時候出席大學同學會,就是在什麼時候正式宣告「旁觀者的懺悔」。We'll see.

 

秋山更幾重

搬家時找到一張老照片,大概是我1965年出國前照的。「八大元帥」,四坐四站,「二字」排開。其中唯一沒出國的留在台灣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幾十年沒聯絡,有回在臺北街頭無意中碰到,說找時間再聚,後來也不了了之。那時候我中年落拓,浪跡兩岸三地: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是常遇到的事。

「大鐵」是班上第一名,代數老師上課,看「大鐵」點頭就繼續往下講,「大鐵」不點頭,就重覆再講一遍,好像是他的家庭老師而我們都沒繳學費似的。1967 年「大鐵」畢業來洛杉磯做事。我開我的「血勿來」(Chevrolet) 陪他去Tucson 接未婚妻。仗義行「千」里,孤車伴明月。早上一兩點鐘在公路上被警察攔下來。看我們大包小包,車子又老爺,以為是墨西哥偷渡過來的黃魚。1970年代後期,我到洛杉磯出差,他來找我,開的是一部英國Aston Martin 的小跑車。我那時住在威斯康辛,鄉下土包子,有眼不識金香玉,不知道Aston是何方神聖,沒有立刻表示肅然起敬。

前幾年他來北加州查賬,「大鐵」,「老師」,和我晚上聊得很愉快,我後來寫了一篇《一等就是十年多》。「大鐵」說他家的管家最喜歡看我的文章。我沒問:「究竟是你家管家水準高?還是咱們文章的水準低?」老朋友見面十分鐘內就能見是否可以「重拾舊歡」的真章。不是每個老朋友都能「重拾舊歡」的。

形容朋友之間的義氣是「肝膽相照」,「老師」對我可算是「以肺相照」。這個「照」是照X光的「照」。這說來話長,少吃碗牛肉麵,多買本掌門人的《旁觀者的旅程》來看看就知道了。我在洛杉磯,他和他未婚妻從台灣飛舊金山,一看美國地圖,舊金山離洛杉磯就像臺北到臺中一樣,於是來封信說:「那你就來接我吧。」後來我們一起在北好萊塢梅林園端盤子,他們在北加州的 Davis 結婚,我特地從洛杉磯趕去做男儐相。我68年離開洛杉磯,他們一直留在矽谷。我77 年重回加州,兩家距離一個多鐘頭的車程,雖不常見面,但偶爾通通電話,互報平安。上次去找他,大家出去投了一下籃球。我們大概有40年沒在一起投籃了。「老師」的兩個女兒已經出嫁,自己也成了祖父級的人物,我的女兒還在讀大學二年級。掌門人乃「大器晚成」的人物。

以上三位是我大學時代的麻將搭子。三缺一點時候,找「霸王」替補。「霸王」者,打霸王牌,輸了講明不付帳的(是你們要我上桌,俺是沒錢的)。「霸王」留學西班牙,後來成為國民黨派駐南美和歐洲的特派員。有次回國敘職,路過美國,聽我大鳴大放,回去向我老媽打小報告,說我思想左傾。虧他還是我「光棍會」的會員。我每次見到他就勸他:你這個八朝元老,還幹個什麼勁?何不退休寫爆料的回憶錄?寫不出來,我為你捉刀。他就是不聽我的。

「黃毛」進了陸軍官校,後來他來美國學電腦,回臺走教書的路。現在退休住在美國東岸。兩年前,他發現我就是信懷南,來了個電話。用四川話要我猜他是誰?「黃毛」的楷書從小就寫的很好,聽說現在槓上開花,變成了畫家。既然信懷南都可以做「作家」,「黃毛」當然也可以做畫家。

「財多」和「兔子」1965年後就音訊全無。他們現在大概都在美國。為什麼外號「財多」,想來和他長得胖胖的有關。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恐怕知道誰是「財多」的不多。「兔子」的外號當然和五官的某一官長相有關。但我從沒當面叫他的外號。「兔子」,「老師」,和「霸王」,和我坐一排,「光棍會」我是會長,他們三人是會員。有次我上學遲到,旗已經昇完了。「兔子」和「霸王」不知道為什麼被罰站站在昇旗臺前。我遲到,大搖大擺走過去,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他們被罰站,看到我有點尷尬。將近半世紀前的事了,恍然如昨,我到今天,一想到他們兩個在太陽下罰站的鏡頭就想笑。 朋友,你如果看到這一篇文章,來封信吧。如果永遠沒看到,無論你在那裡,無論你做什麼。有一個美好的晚年。 I wish you well.

 

回首向來蕭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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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代的留學生,在松山機場上飛機出國的心情,不是過來人是不會明白的。一則是喜,一則是悲。喜的是跑區公所,跑團管區,找保證人,在衡陽街換黑市美金,一陣折騰和冷眼下來,上了飛機之後,心一橫:我再也不要回到這鬼地方了。但飛機一升空,面對窗外茫茫的雲海,想起此地一為別,孤「鴻」萬里征的情景,恐懼和寂寞的感覺湧上心頭,「今夜不知何處宿,望極天涯不見家」,一瞬之間,人就這樣突然變得成熟多了。

飛機晚上到洛杉磯,放眼一看,萬家燈火,原來世界這麼大。該來接機的人沒來,來接機的是大學的一位同班,接到他住的「人民公社」(見後文〈離散的蒲公英〉)睡了一晚,第二天醒來,公社人去樓空,桌上留有洛城地圖一張,便條寫的是:「我等打工去也,你起床後去大街(main street)社會褔利保險處申請一張社會保險卡(social security card)以便打工用。回家路上,不妨沿街找店家問問有沒有工可打。英文是 “Is there any opening here?”因此,信懷南在美學會的第一句英文,就是非常合乎實務的 Is there any opening here。

公社在二十九街,凡是到過洛杉磯的人都知道,二十九街算是黑白交界的灰色地帶,老中亂多,很多都是當年成功嶺上的革命夥伴,如今同為天涯淪落人,從值星官一變為各大小餐館的堂倌。大家早出晚歸,難得見面,見面就發牢騷。

初抵異國,誰懂得地圖怎麼看?從二十九街到大街,採迂迴路線,一走就是一上午,中午歇腳的時候,忍痛掏出一毛鎳幣買瓶可口可樂慰勞自己。我一輩子對可口可樂(老牌瓶裝那種)情有獨鍾,對百事可樂碰都不碰,恐怕和幾十年前在洛杉磯街頭,烈日當空之下,在美國第一次花錢的往事有關。曾經可樂難為水,信懷南可算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社會保險卡拿到後,走馬上任的第一家餐館是好萊塢大道頭上的上海樓。

上海樓時是洛杉磯生意最好的中國餐館之一,老闆長得肥頭大耳的,有點像毛澤東。由於生意好,小費高,「毛主席」見利忘義,變成了不付薪水,剝削窮留學生的走資派。信懷南初臨貴地,連東南西北都摸不清,迷迷糊糊被「毛主席」郎中了兩個星期。大夢初醒後,跑去投靠好萊塢大道上的另一家中國餐館重慶樓。重慶樓的老闆是加州大學畢業的工程碩士,信某離開台灣時,其老爸自動修書一封推薦本人去他兒子的餐館打工,沒想到不出示推薦信還好,一出示推薦信,則被這位留學生的老前輩痛加修理,什麼在美國生活要靠個人奮鬥,不能靠人事關係云云;老闆的母親從廚房裡探出頭來為信懷南打抱不平。信某被訓之後,從此大徹大悟,原來老中這麼不好搞,內鬥內行,外鬥外行;見到洋人就矮一截,對待自己同胞,欺軟怕硬的劣根性,證諸以後求學做事所遇到的例子,更是層出不窮,和猶太人盡力照顧自己同胞的情形正好相反,這可能和老中自私,怕別人比自己強和缺乏自信心的弱點有關。

反正經過重慶樓事件後,信懷南在好萊塢大道混不開,於是換碼頭到鄰街的日落大道上去討生活。第一家打工的洋餐館是開二十四小時的咖啡館,上班時間是所謂的「墳場值班」(graveyard shift)--「墳場值班」者,晚上十一時到明早七時的大夜班也。信某心想,半夜三更誰會出來喝咖啡?以為這下可撈到一件好差事了。哪知道鐘響午夜,好萊塢群鬼亂舞,喝杯咖啡,又是盤又是碟,刀叉匙一大套,忙得信茶房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再加上龍的傳人不習慣於夜戰,於是向咖啡館領班建言,如有白天上班的機會,務請提拔。

陳情過後不久。有天早上,正當信某苦撐了八小時,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準備回公社睡覺的時候,洗碗的「阿米哥」居然沒有出現,廚房裡杯盤狼藉,餐館領班急得像沒頭公雞似的,把阿米哥的祖宗八代都罵遍了。我乃性情中人,袖子一捲,從前面跑堂的搖身一變為後房洗碗的,總算把陣勢暫時穩定下來,後來領班在喝咖啡的年輕客人中找來一個替死鬼,我功成身退,回公社睡覺的時候,己經是日上三竿的大白天了。

第二天晚上去上班的時候,突然發現昨天找來洗碗的年輕老美,居然身著白制服,幹起白天班的茶房了。我心中大不服氣,問領班是怎麼一回事,領班二話不說,叫信某隨他到後面的辦公室去,開張支票,信某就無緣無故地被炒了魷魚。不過那時候,我己經不再是沒見過世面的昔日吳下阿蒙了;你忘恩負義,我不跟你一般見識,天下之大,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大丈夫只要不怕辛苦,難道還會餓死嗎?

多年之後,我到洛杉磯出差,路過重慶樓,看見其店面相當破舊,沒有進去,倒是特別到上海樓去吃了一頓晚飯,景色依舊,人事全非,我也懶得問「毛主席」還是不是老闆。臨走前給了那個從大陸來的茶房相當高的小費,他有些奇怪,我只笑笑,什麼話都沒說,頭也不回就走了。開車到日落大道那間咖啡店去坐坐,第一個印象是當年蠻大、蠻豪華的一間咖啡館,為什麼清b在看起來這麼普通、這麼小?

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為什麼會被炒魷魚,我不過不平而鳴,對不公正的待遇和誠信問題不能保持沈默罷了;對方可能認為你區區一個茶房,哪有什麼發言權?在美國,這樣的經理人並不太多,也算信某走運,一出道就碰上一個。基本上,這恐怕要涉及美國這個社會有沒有種族歧視,以及中西文化對「義氣」的認知問題。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問題存在嗎?當然存在,但比起二、三十年前,現在的情況好很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今天,那位經理人是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一關的。一般說來,教育程度愈高的美國人,愈能隱藏其種族歧視的傾向。至於上完八小時的班後再去洗碗,在東方文化是對老闆表現兩肋插刀的義氣;對西方文化來說,這是你自願的,而自願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為了多賺些錢。

我在好萊塢跑堂的經驗,並沒有因後來進了學校讀書而中斷。求學期間,在週末的時候偶爾也客串演出一下,有時候學校附近比佛利山或伯爾(Bel Air)的有錢人家在游泳池畔開派對,常到學校找學生去服務。我算見識了一下美國有錢人家的生活,原來美國社會裡貧富之間的差距這麼大啊!

我在好萊塢餐館混地頭蛇的生涯,後因畢業離開洛杉磯而結束。年輕的一代,永遠不知道我們那一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是幸褔或是遺憾很難說。

當灰狗巴士從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車站緩緩啟動時,窗外太陽正好下山,「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來的時候,該來接的沒有來接;走的時候,該來送的沒來送。從此天涯孤客,旁觀者的旅程就這樣踏出了第一步。

懷南補記:《回首向來蕭瑟處》雖然是我「坐看雲起時」專欄的第二篇文章,但第一篇是旅程的楔子,真正的「旅程」應該是從這一篇開始。
那張照片是出國前受訓出操休息時照的。散兵游勇,模糊不清的形象,配上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的歌詞,道盡了我「回首向來蕭瑟處」的心情。我那篇文字其實是多餘的。

 

豈怕人間見白頭

如要坦白從寬的話,掌門人願意不打自招是個「頭重腳輕」的人。「頭重」表示很重視頭髮,「腳輕」表示從來就捨不得花銀子買貴的鞋子。一生中穿過最好的球鞋,是經由內線交易,打了折扣,號稱英女皇穿的那種「耐吉」。但談到頭髮,掌門人的話可多了。長夏將逝,秋風近矣,聽聽白頭掌門,話青絲舊事如何?

我小學讀過台北螢橋和花師附小。那時候小學生多半是剃光頭,頂上無毛,辦事不牢。乏(髮)善可陳者,唯上光亮(非上官亮)而已。

初中讀成功中學,教官姓吳名不可,什麼都「不可」,只有對頭髮的長短,因高中部有蔣孝文,因此非常的「無」不可。少年掌門人托皇孫之福,很早就開始留頭髮。學長中還有一位後來寫武俠小說出名的「古龍」。曾在「古龍」的小說中看到「吳不可」被某大俠一刀斃命的描述。掩卷莞爾,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是我們寫專欄的不如寫武俠小說的地方。

高中是男女合校,青年掌門人為了獲得女生關愛的眼神,很早就懂得「配套」的重要。制服燙得筆挺,腳蹬「喀喀鞋」一雙,頭髮是哪家理髮店打理出來的,因史料不全,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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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高中大頭照

那時候貓王Elvis Presley的電影「我為卿狂」(Love Me Tender)在台一炮而紅,貓王式的大包頭「阿魯巴鼓」正當行。「阿魯巴鼓」者,“all back”台式英文也。青年掌門人進了理髮廳,一聲「阿魯巴鼓」,理髮師就知道是啥玩意。英文發音太準對方恐怕還聽不懂呢。

後來軍訓教官下令不許留大包頭,於是我把頭頂剪成平頭,所謂的「平包」,靈感是從另一部電影「茶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那裡得到的。掌門人一生覺得兩個女明星最有韻味:北非諜影裡的 Ingrid Bergman,茶與同情和金玉盟裡的 Deborah Kerr。一髮兩制,掌門人是先行者。
 
三年一覺高中夢,以贏得「光桿會長」名收場。關愛的眼神始終有看沒有見也!

進大學後,理髮正式昇段到萬國戲院對面的紅玫瑰。這時候年輕掌門人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懂得自己帶髮蠟,指定幾號理髮師專主其事等公子哥兒們的花招。雷根式的飛機頭行了四年大運。直到1965年出國,我和我的頭髮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右图:一髮兩式的先行者 6.jpg

出國的行李中,有一套剪頭髮的工具。那時候的窮留學生,剃人頭者,人恆剃之。我在好萊塢混,知道有所謂的理髮學校,只要花一塊錢,將頭獻上給學徒們作試驗用。有時候小徒弟學藝不精,掌門人髮式常常被連剪帶拔理的像狗啃似的。少貪夢裡還家樂,早起前山路正長。突然悟到頭髮是啥樣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頭髮的霉運走到1968年我畢業做事為止。1977年搬回加州後﹐28 年來,在同一理髮店理髮,雖搬兩次家而不改其志。替我理髮的人,已經退休了兩個。在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一根白頭髮,今天則都「鬢已星星矣」。28年中我回台灣做事前後兩次,紅玫瑰還在,但那已經不是我去的地方了。台北純理髮的老式理髮店所剩無幾,延吉街的巷子裡還有一家。有陣子台北街頭理髮店門口,居然有漢子叫「來坐,來坐」拉客。聽說理次髮要好幾千塊錢。Must be a heck of hair cut.

最近我一改30 年來像 Harrison Ford 那樣的短髮式,決定要重溫舊夢把頭髮留長。為什麼呢﹖也許是閑著沒是幹﹐也許是想在頭髮棄我而去前,給它們最後一次重振旗鼓 (rally)的機會。 不同的是當年一頭黑髮,現在是兩鬢斑白。

「敢將青春換無悔,豈怕人間見白頭」!一路行來,我待它們不薄,它們也沒棄我早去,彼此算是很夠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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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髮已星星矣

懷南補記:我們家的人,尤其是信夫人,一個比一個重視 privacy,很不喜歡我文章中提到他們。這十年來,我寫專欄,變成了「公眾人物」,尤其是我的文章,容我套句別人批評梁啟超的文風:「下筆喜歡偶帶點感情」。而這種「偶帶點感情」的文章,卻往往是我寫得最好,別人最喜歡看的。寫「人生行旅」的專欄,怎麼能不談到自己和周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是我的難處 -- catch 22。英文有 “come with the territory” 的片語,我也知道這代價是免不了要付的。原則上,I only told people what I wanted to tell them. 這是我的底線。如果有人想超過這個底線是會踢到鐵板的。我的兩個小孩,高中時候,都是演講比賽的高手,上次搬家,他們把比賽得到的獎盃,一大箱,一大箱的丟掉。信夫人在事業上獨當一面,比掌門人強多了,但他們之低調,之不喜歡 show off,世上少見。我想這和他們嚴守基督教「人的驕傲」是一種罪的信仰有關。我是我們家的「黑羊」。
我講這些話的目的,是想說和我同輩的人,已經不是有很多人還願意像我這樣去學怎麼在一篇文章中配上相關的圖片和音樂,使得文章更生動。如果您曾經在報上看過我寫的 《1965》,《你在哪裡》和一些現在已經收集在 “In My Life”裡的文章,再看我在網上為這些文章配上圖片和音樂後的效果,兩者相差豈只「一眼眼」而已?文字配上音樂和圖片,更能表現出文章主題的份量。這樣做不但是我的興趣,也是一種挑戰,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是專欄寫法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這是為什麼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為《豈怕人間見白頭》配上三張「私房照」的主要原因。
第一張是掌門人高中時代,一頭黑髮的大頭照,那時候參加考試,報名填表,都用的到這種大頭照。今天我居然還留有一張,也是奇怪。第二張是唯一一張看得出頭頂是 crew-cut 的「平包」髮型照。為什麼照的是背影?為什麼斜著照?為什麼照得藝術氣氛兮兮的,一副「有時空望孤雲高」的樣子?Beats me。肩上扛的是鳥槍。掌門人年輕時候花樣交關多。學校越讀越好,人越來越老實。這倒也是真的。
最下面的那張照片,是去年(2004)奉高中同班「大鐵」兄之命,為南加州華人會計師年會主講時照的。如果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掌門人是啥樣的話,站在那位「美女」(別人介紹說是南加州 華語電視新聞主播) 和「大鐵兄」(右一)中間那位兩鬢風霜的老人家就是掌門人的真面目(「坐看雲起時」刊頭的那張「苦瓜臉 - 某讀者語」是動過手腳的)。閣下如果有興趣,不妨到 《青苔上的腳印》 去比較一下逝者如斯的歲月留痕 (我是前排左邊第二,「大鐵」兄站在我後面。前排右二,我左邊坐的是後來的名電視新聞主播盛竹如。) 話雖說得有點傷感,但我標榜的仍然是「敢將青春換無悔,豈怕人間見白頭」的豪情。We (最後一代的內地人和所有的信文讀者)are older but wiser. "Budweiser",get it?把喇叭開大些,仔細聽聽這支 For The Good Time 歌詞開頭:

Don't look so sad I know its over
But life goes on and this world keeps on turning
Let's just be glad we have this time to spend together
There is no need to watch the bridges that were bu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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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4年6月去阿拉斯加船上,那年母親92歲。一年後中風,身體就江河日下了。

 

翻完最後一頁

1948年,在共軍進入重慶市的前夕,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四人,最大的10歲,最小的才4歲,避禍去了成都。父親那時候是國民黨重慶市黨部的書記長,共軍黑名單上,排名在前面的「戰犯」。我母親那年36歲。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父親突然來敲門,我只記得他穿的是一套棉軍服,他和母親閉門談了一陣後,沒過夜就走了。很多年後,和母親聊天才知道,原來父親來告訴她,他有四張去台灣的機票,四個小孩中可以帶兩個,其餘兩個留給祖母帶。我母親不知道該帶誰,沒有答應。

第二年的秋天,母親接到父親從香港轉來的信,希望我們去香港團聚,並說會在廣州火車接我們。於是我母親決定千里迢迢帶著我們去廣州。從成都去廣州最短的路是先回重慶,然後坐船東行,過三峽到漢口,坐粵漢鐵路到廣州。但是因為怕路過重慶的時候被人認出來。母親決定坐車爬過秦嶺到陝西的寶雞。從寶雞坐隴海鐵路到河南鄭州。再坐平漢鐵路到漢口。兜了一大圈,最後坐粵漢鐵路到廣州。

我那時候年齡太小,根本不知道是在逃難,對生平第一次看到火車興奮的很。火車頭昇火待發,汽笛長鳴,黑夜裡月臺上人影憧憧,和車過黃河大橋,橋下黃水滔滔,以及車到漢口前,突然慢了下來,窗外螢火點點的印象,到今天還記得

到了廣州後,母親帶著我姐姐每天去火車站等我父親。人沒等到,回來後哭。我們五個人擠在一個小旅館的房間裡,有些欺生又沒同情心的老廣,閑言閑語說我父親不要我們了,我母親聽後更是難過。那時候母親只有兩條路走:帶我們回四川或毅然決然去香港找我父親。

有天我母親在路邊買桔子,另外一個買桔子的講四川話。不知怎麼母親和他聊了起來,這個人在民生輪船公司做事,我的祖父好像和民生公司有點淵源,於是這個和我母親在廣州街頭遇到的陌生人,答應幫我們的忙去香港。

這個陌生人送我們上船的時候,交了一張紙條給船上的「紅頭阿三」。紙條上說我們是他回港的眷屬。那年頭兵荒馬亂的,什麼都是靠關係。我們就這樣迷迷糊糊的在香港上了岸。上岸後遇到轉信的人,才知道我父親在台灣,說來廣州接我們,只是為了鼓勵我母親上路的「謊話」。後來這個人孤身在台,窮途潦倒。後事都是我父親替他辦的。

廣州街邊買桔子遇到這位陌生人的故事,是今年春天我母親精神還好的時候講給我聽的。我母親說:「我連那個人的名字都沒問」。我當時就決定,有一天我會把這個故事講出來,代表我們全家人說聲謝謝。我也知道那位陌生人能聽到這聲謝謝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但我想告訴他:由於他的善心,我們四姐弟現都還健在。我們的子女中,到目前為止,已經出了一個中醫,一個西醫,一個律師,兩個博士。他如果知道他的仗義,改變了兩代人的命運,他一定會很高興。

我母親是個安於平凡,容易相處,愛搓麻將,喜歡聽鄧麗君和費玉清,不是個有什麼大勇氣的人。但在一個關鍵時刻,作了一個絕大多數人都不敢做的大決定。我從沒問過她憑什麼敢作如此重大的決定?勇氣從那裡來的?就好像我從沒問過她,如果要帶兩個小孩走,她會帶哪兩個一樣。

我姐姐常說她對母親最好,而我對母親講話最「沖」(我說是 I tell the truth),但在四個小孩中,她反而對我最好。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母親在感恩節晚上去世。享年96歲。書的最後一頁,就這樣翻過去了。

 

母親的故事

多年前一個冬天的下午,我母親告訴我她的故事。

我祖父和外祖父是同一縣的秀才,有天大概老酒多喝了幾杯,居然建議將來如果兩家的小孩是一男一女,則結為夫妻。因此,我母親還沒出生,親事就已經定了。小孩降生,果然一男一女,但兩家對這指腹為婚的親事並沒太當真。直到我祖母,外祖母相繼去世後,我父親的繼母,和比我母親大很多的姐姐是同學,為了鞏固她在夫家的「政權」,主動向母親家提起這門聯姻的事。

我母親16歲時和我父親訂婚,那時四川民風未開,雖是未婚夫妻,卻很少見面,聽說我父親信寫得很好,思想也前衛,我母親小姑娘一個,不大看得懂他的信,很多時候,還要求教於姐姐解釋。過了不久,我父親突然決定出川去看世界,進了杭州藝專。我母親那時候年紀輕,本來就沒把這門婚事搞清,和我父親見面都沒見過幾次,未婚夫溜了,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我父親到了杭州之後,繼續給我母親寫信,把外面的世界吹得天花亂墜,結論都是一句話:養在溫室裡的花木,永遠長不大,年輕人志在四方,鼓勵我母親也出川看世界。我母親也真的傻呼呼地決定去杭州會我父親。

到了杭州後,我母親發現我父親居然新交了一個女朋友。用我母親的話說,她自認非常倒楣,因為外人皆認定她是我父親的未婚妻,但未婚夫卻有另外的女朋友。想解除婚約回四川嗎?又覺得很沒有面子。不久,我父親突然被關起來了,罪名說他是共產黨。

回頭看那個時代,很多事也實在荒唐。我父親後來歷任國民黨高幹,算是天子門生,年輕時候居然被扣上共產黨的罪名坐過自己人的牢。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杭州藝專裡有個共產黨,但國民黨只知其化名而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誰。於是特務們想出一個絕招,寄了一本要此化名者收的書到學校門房。我父親常經過門房,見此書久無人領,也不知道是陷阱,於是說這書是寄給他的。這樣我父親就被當成化名某某的共產黨員給捉將關起來了。父親進了大牢,女朋友當然不會情義相挺。於是我母親只好擔負起送牢飯的責任。我想我父親對我母親有感情,大概是在大牢裡閉門思過開始的。我父親在牢裡蹲了一年多被放了出來。我母親同時也被杭州藝專請走路,轉學到北平藝專。這是為什麼我初二時因「張老師事件」被記留校察看,我父親和母親知道後連眼睛都沒眨一下的原因。比起他們一個坐過牢,一個被退過學,留校察看乃「小場面」也!

不久我父親去了西安,西安事變發生,父親消息全無,據母親說,她那段時期,有點坐立不安,神魂不定。我想我母親真的對我父親產生感情,是從那時候開始。有天我父親突然來敲我母親的門,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結婚吧。我母親那時候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沒見過世面的四川鄉下小姑娘了,志不在結婚,她告訴我父親她要去日本留學,結婚的事暫時不考慮。我母親的船到日本的那天,蘆溝橋事件爆發,於是我母親原船回國,和我父親結婚,在選擇去延安和回四川兩條路之間,他們選擇回四川投身抗日的民族聖戰。

接下來的則是他們那個世代的故事:八年離亂,天亮前後,內戰遷徙,萬里尋夫,寶島重聚。晚年渡海東來,最後落葉不必歸根,與我父親合葬於異國「大樹城」。我母親是2007年感恩節晚上去世的,一年後的感恩節,我決定記下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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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不到長城非好漢

懷南補記:我本來以為《翻完最後一頁》寫完後,「母親的故事」算是講完了。沒想到到了今年感恩節前,家裡特別冷清,因此給了我寫這篇文章的心情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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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原來振衣千仞崗是有遺傳的

自從兒子畢業,女兒在外地求學後,沒有兒子的同學來過感恩節,我家的感恩節愈來愈冷清。去年感恩節,女兒在東部,沒有回家過節。我們第一次去兒子和媳婦家吃烤火雞。去之前先到「大樹城」去看母親。那天我母親剛從不省人事24小時後醒過來,神智清楚到還叫得出我和我太太的名字。從我兒子家吃完飯回家過「海灣大橋」的時候,接到電話說母親過世了。
今年感恩節,兒子和媳婦在太平洋的那一邊。女兒飛回來替代她哥哥。準備傳統感恩節大餐的事我向來幫不上忙。那天下午,我面對著電腦,窗外落葉未掃,冬意蕭然。我母親常說這是我最喜歡的天氣,這大概是我年輕時候給她的印象。
我們家姐弟四個,四個人的性格幾乎完全不同。有人公開問過我:你確定你們是同一個父母生的?但他們三個有一個共同點我沒有:他們朋友多,在家裡待不住,老喜歡往外跑,常不見人影。直到今天,我老姐會飛回台灣參加高中同學會,我老弟會從紐約飛到西岸參加小學同學會。而我除了最近去南加州和幾個高中同班見了一面外,從不參加同學會。由於我在家待得住,因此和我母親聊天的機會比「信懷東」,「信懷西」,「信懷北」的時間要多很多。「先慈爆料」也只爆給我一個人聽。說到這裡,容我直言:陳致中說他只是他老媽的人頭,啥都「莫宰羊」簡直是鬼扯蛋。我老媽如果有海角七億,英文大字不認識一小籮筐,他不找我「顧問」一下你信嗎?Anyway,扯到哪裡了?哦,對了,「先慈爆料」。我文章裡提到母親的故事,是在我所謂的 " a moment of weakness" 時寫的。這種 I write with my heart 的文章,可遇不可求。我遲早會配上一段適當的音樂,收集到 In My Life 裡去。如果你讀我文章久了,你應該知道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標準的信文收尾風格。「八年離亂」「天亮前後」「一江春水向東流」是我母親那個時代的經典電影。年輕一代的人,知道這些老典故的已經不多了。有一天我也會過去,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有人會記得我們,如同我們記得我們的父母親一樣。
我放了兩張我母親年輕時候的照片在這裡。她年輕時代的照片,逃難的時候全沒帶,這幾張還是他大學同學在台灣重逢時給她的。我必須說,我母親 was a good looking lady。 我尤其喜歡我們在去阿拉斯加途中船上照的這一張。我希望我的白頭髮有天會像我母親那樣。


以上文章转自:http://www.thelastndr.org,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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