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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8年,陈广生在南京与父亲陈铭枢、母亲朱光珍合影

不负陈铭枢厚望的陈广生

--作者:仲 炜

出自豪门世家为人平实无华
     
先生姓陈,名润元,字广生。笔者与他在天津同一研究所工作多年,闻陈广生先生于2005年12月3日在南宁以89岁高龄去世,甚为沉痛。追忆和他在天津相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深感他一生经历曲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变迁。

我初识陈广生,是在1964年,我大学毕业回天津工作,分配到他任总工程师的天津冶金研究所。当时他已年近五十。此公不善于讲话,终日埋头于技术研究,业余打打球或桥牌。当时所里只有四位工程师,大家都呼他为“陈工”,从不叫他“陈总”。陈广生身世相当不寻常,他是国民政府高官陈铭枢的长子。在陈广生青少年时代,其父正任广东和广西之两广省政府主席,权倾一时。其母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是至交,陈广生本人也和当时在北京居要职的廖承志甚近。但从近距离看,他却沉静而朴实,毫无豪门子弟的浮华之气,也不像一位在英国上学、生活和工作过十二年的人。当时研究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都觉得陈广生很好相处,所以乐于和他一起做项目,同时也都对他的身世有好奇之心。因我父亲和陈家两代都有私交,我有缘见过陈铭枢先生一次,还多次见过从香港回来看他的生母及他的姑姑,逐渐对陈广生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有所了解。

庐山之训

在他上中学时,陈铭枢曾说过:“若广生在广州或南京上学,就是广生自己不学坏,下边的人也会把他带坏。”当时的政坛怪杰李一平和陈铭枢由相钦而相近,陈铭枢很赞同李一平的处世为人,更尊敬其学识和见地,引为至交,遂将儿子和侄子等晚辈郑重托付给李先生进行教育。当时陈广生14岁,为了给这群已经少爷气十足的少年们洗掉不良习性,陈铭枢和李一平决定把学校从大城市搬上庐山的“交庐精舍”别墅。李先生学贯中西,就由他专心教这八个孩子。陈广生在此受教三年,所谓严师出高徒,在庐山打下了他一生的基础。首先,李先生让他们做体力劳动,每天上午种菜,轮流下半山去挑水。下午上课,还经常要习武、爬山。当时需每天派一位工人下山去九江购买食杂物。李先生也是让学生们轮流去,和工人一起徒步把东西带上山。

有一次,陈广生和工人买完东西返回庐山,途中在一个亭子里避雨时,有一个人下轿也躲了进来,而此人正是他父亲。当时陈铭枢因公干到江西,顺便上山看儿子来了。仅此一次,他上了随行的另一乘轿子,才脚不沾地与父亲一同坐轿子上了山。李先生的教育方式包含体罚,他还有一个脾气:“谁爸爸的官大,就打得更凶。”而陈广生则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听他的姑姑讲,有一次李老师打陈广生,打得很凶,门是从里边锁住的,她也进不去。于是她只好一边摇门一边喊:“李老师,你不要打了,他爸爸只有这一个崽啊!”老太太讲这段往事时表情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广生的母亲也讲过一段往事:“有一年广生放假后回庐山去上学。我问他李老师再打怎么办?他说他藏好了车票钱,打得太凶就自己买票逃回家来。”老太太接下来说:“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我有时想,陈广生的不善言辞,怕是与李先生当年的严厉管教不无关系吧?无论如何,李一平先生的独特教学法,将这八位学子的少爷小姐作风清洗一净。李先生还教育学生如何善待各阶层的人,并如何从他们那里学习人生。该庐山学校后来日益闻名,乃至更多的政要及本地农家送来子女。这所学校最后被蒋介石关闭。李先生一生特立独行,在此后国共有斗有和的历史中,听说也有不平凡的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笔者特别期盼有知李先生者能写出他不平凡的故事。

广生先生的三女淑子告诉我,小时候她们三姐妹常跟父母从天津去北京看爷爷陈铭枢和“李公公”,也就是李一平。我问她:“你们怕李公公吗?”淑子说:“不怕啊!很和蔼的。”“他凶不凶?”“不凶啊!一家人一样,亲得很啊!”“你爸爸见到他时怎么个态度?”“很尊敬李公公。”“怎么个尊敬法?”“毕恭毕敬的呀!”依我看他们一家人中,惟有广生先生心底深处对李先生依然残存着几分畏惧。

在“交庐精舍”,先教四书五经,后购入商务书局的全套数理化课本和仪器,用中英文教学。幸运的是,当时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先生也在庐山上,也一度教过他们化学。庐山之学结束后,八位学子各奔前程。陈广生随后去英国求学,其他各位,有的做了科学家,有的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延安成为共产党人,解放后成为国务院的一位副部长。人各有志,但有教无类的李一平先生无疑为他们的人生开拓了一个海纳百川的心胸,而此后的人生选择则在各位学子自己的手中了。

英伦求学

1935年陈广生离开庐山,由陈铭枢的秘书胡秋原夫妇带到香港,而后乘船经由欧洲大陆,最终到了目的地英国,开始了他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十二年。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杰出一等荣誉金质奖章”,毕业于法拉第电子工程学院。这所学院成立于1889年,是历史上第一个颁发现在尽人皆知的电子工程(EE)学位的学院。法拉第本人则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发明了电机、变压器和发电机等等。陈铭枢安排远东银行每月支付25英镑的生活费用,这使得广生先生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而其他获庚子赔款的华人学生每月只有18英镑。他经常开车带朋友去打网球或上山郊游。

但当1941年日本占领了香港之后,他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远东银行停止营业,于是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当时因为是盟国,英国政府也设法帮助外国学生,他被安排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机械厂实习和工作,得以在经济上自立。广生先生经历了伦敦遭受德国空袭的岁月。多数伦敦居民在空袭时都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里边,但他年轻不知害怕,还开车转着看。看到相邻街区遭炸,房屋倒塌,使他深感震动。在他工作的工厂里,陈广生参加了武器、透平机、电机和发电机的制造工作。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学生在一起,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在英国的十二年,学习和工作是重要的,然而朋友之间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他结识了一些好友,有的成为互相勉励的终身之交。后来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的吴桓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陈都是他的好友,而吴桓兴还和他同住在一处很多年。这些友人后来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吴桓兴由于专攻癌症,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健康承担过重大责任。陈长期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却是两袖清风,无论英国银行如何用高薪聘请,陈均不为所动,直至退休。对比之下,当前相当数量中国银行界的新一代负责人渎职、犯罪不断,实在令人困惑。按说陈广生这代人成长于“旧社会”,他们的优秀品格是从小给教育出来的,还是通过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给改造好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陈广生战后回到了香港,在1946年成了电路板的总设计师。同时他也曾作为香港议会的成员乘飞机去访问过英国。当时乘的是水上飞机,一天也就飞三到四小时,足足用了一周才到了英国。这样旅行的好处是顺路游览了越南、曼谷、锡兰、孟买和开罗。每到一地都住在最好的旅店。在英国,香港议会代表团受到英国外交部的欢迎接待。然而使陈广生难以释怀的是,香港议会代表团的团长在欢迎会上讲:“当我们从踏足于祖国——英国的土地上时起,感觉美好非凡。”看到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这样讲,陈广生坐在那里感觉非常不舒服。积他自幼接受的教育和他至此的人生经验,可以判断陈广生不会愿意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而他又走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十字路口。

返国效力

陈广生的这段经历,我原不知其详,有幸陈公老同事朱文先生在他追悼会上即席讲话,通篇可谓沉重生动兼而有之,朱先生学徒出身,朴实厚道,我以感激的心情听他把这段经历活灵活现地重现在我们面前。按广东习惯,他把陈广生先生亲切呼之为“陈生”。现摘录朱先生讲话于下:

“今天我和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参加陈总工程师的追思会。我名朱文,今年73岁了。1946年入香港合众五金厂当学徒。当时陈生是该厂总工程师。解放初时,他即多次参加商侨观光团回国考察,准备为国效力。在参观中与富商陈祖沛先生取得共识‘建厂’,并决定即时全面收购设在香港的香港钉厂全部设备,拆卸后运回天津生产。1951年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迫近鸭绿江边,中国发动抗美援朝运动,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全面封锁禁运,台湾又大叫要反攻大陆。而要将那些重达上千吨的制钉设备运回天津是要经海路运输的,特别是那50部工作母机更是特列的战略物资,为香港政府所严禁,一经查获,罪名非常严重。而更无奈的是,当时国内无法提供帮助,从建厂到投产全部都要自己人手管理,一切都交由陈生全权统筹解决。陈生首先对我们一班青年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先后得到了二十多位报名。对一些有思想顾虑的人,怕这样,怕那样,他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全家已决定随大家一齐回天津,这又打消了很多已成家的中年人的忧虑。先后有二十多对夫妇答应回去,从而初步解决了人手问题,顺利在天津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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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8年,陈广生一家在天津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对陈生的观感。作为1946年进厂的学徒,我参加了搬厂、建天津厂的工作,一直到1958年他调研究所才分开。他夫妇俩在香港时,每月工资共约二千多元港币。本来资方和他订有口头协议‘按他在香港时的收入支付’,但他因回国后看到国内的情况,坚决拒绝,怕影响当地人情绪,最后勉强支取每月二百多元。他的夫人邓漪涟原在中国海关九龙关这铁打的机关工作,月薪有四百多元,在当时也属于高薪阶层了,她同意也支持了陈生这一决心。她回国后在某中学教英文,每月只支取约六十元。在‘文革’时批评他挖社会主义墙脚(指工资过高)。而到了今天他得到中央到地方的充分肯定、高度的评价。回想当初种种指责,真是从何说起呀!

“我现在讲他在生活上的一些有趣表现,比如他对各种活动都是喜爱的。在象棋方面,他的棋艺属中等,但棋德就不敢恭维,他的老帅被对方将死时,他要重摆前几步棋再来,使无人肯再和他下棋了。后来他虽保证再不悔棋,但还是保不了,不过也有些进步,只悔一步,大家也就原谅了他。另外有一年,天津市总工会举办工人足球联赛,他也参加了。在一次比赛中,踢进一球,因他秉承了英国足球的强硬作风,对方抗议他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在交涉中,对方又知道他是厂内资方代理人身份,更要求他退出比赛。虽是琐事,不过却也有趣。回忆我和陈生的交往自1946年到今(2005年),可说是一世了。据天津过来的工友说,他辛劳建立起的天津市大成五金厂也因各种原因倒闭破产了。今天他离我们而去了,真是沧海桑田,世事如梦!

“我很感谢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陈总的面前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文革”之变

到了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陈广生在劫难逃,以“反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被揪斗于天津冶金材料研究所的大食堂前。在他被揪出前,批他的大字报已贴满了研究所。当时的一条罪名是:“看!陈广生要把青年引上什么道路!?”陈广生有一句“名言”,他确曾一再对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说:“你们要拿出谈恋爱的劲头来搞科学研究。”他本人就常为炼新品种钢而通宵不眠。但这一切到了“文革”既讲不清,也不容你讲,只能横下心挨斗。在炎热的八月,陈广生被迫跪在三角铁上,而对一个五十岁的人来说,就是长时间跪在平地上也是难熬的。他是广东人,“我”字总念成“哦”的音。他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但到了最后也只能苦苦哀求:“哦实在受不了了。哦什么都承认,不要让哦再跪了吧。哦不行了。”听一个平时不多讲话、埋头工作的人这样地哀求,令人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岁月后依然记忆犹新,如在眼前。但平心而论,陈广生吃的苦还不算太大,没有人下狠手打他,原因在于他平时为人厚道,和底层的人相处和睦。陈广生曾对我讲,他最感屈辱的经历是“鬼打鬼”。作为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白天要受批斗,晚上关在一起,由看守他们的人员组织他们自己打自己,这就叫做“鬼打鬼”。看管他们的人则以此取乐。本来这一批被整的人一天下来,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已是熬得苦不堪言,晚上还要加这么一出“鬼打鬼”,自然是雪上加霜。

在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的“文革”开场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潮过去后,澳门的工商界领袖马万祺应邀到北京开会。他从在北京的吴桓兴处打听到陈广生的近况和地址,很不放心,特地到天津来看望。他还让太太一起来,以便更显眼一些。马万祺明白,他作为国家请来的客人在当时的份量。以这样瞩目的方式来看陈广生,无形中定会帮助老友改善处境。对此,陈广生十分感激,他对女儿说:“在你倒霉的时候,关心你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马万祺、陈广生和陈祖沛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1950年时曾作为港澳工商界人士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国参观访问。陈祖沛和马万祺均为港澳重量级的工商界人物,当时由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陈祖沛任总务主任。他们都属于左派爱国人士。不同之处是,陈祖沛和陈广生毅然回国,而马万祺留在了澳门。

那时陈广生一家住在天津广西路被抄过以后的家中。忽然有一辆小汽车开进了胡同,这在当时是很新鲜和引人注目的事。小孩子们围上去看衣着光鲜、与众不同的香港来客。陈广生不愿意境外友人看到他那荡然无存的家居,赶紧上车去马先生下榻的旅馆晤谈。他们共同的好友陈祖沛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曾跳楼自杀,苍天在上,幸而没有死,但已成了伤残之人。居住在广州的陈祖沛,到了1979年得以改正错划和恢复职务。1982年他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陈祖沛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其实廖公本人在“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大牢。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陈广生从牛棚出来后,被派去清洗钢丝的酸洗车间当工人。该工段污染严重,尤其是用于处理不锈钢的氰氟酸腐蚀性极强,对人体非常有害。我每次经过这个车间,都憋着一口气跑过去。当时每天给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发一个保健菜作为补偿,陈广生每天也有一份,对于当时只领基本生活费的他也不无小补。把他发配到最差的工种去,是为了惩罚和改造他,这目标好像算是达到了。但我看实际上这对陈广生是无所谓的事,只要不进行人身侮辱,体力劳动于他实在不算什么。酸洗车间的工人和他相处得很好。带班长马明骥敬他几分;中年的腾惠任个子大,每当陈广生拉铁车驾辕时,老腾怕他压不住把,总是从边上按住车把“保驾”。而年青工人如刘福来、刘满余则常和陈广生一起玩,有时还抱在一起摔跤,被我撞见过好几次。据热处理工段的王德发师傅回忆,他们常一起下棋,即使在“文革”改造期间,陈广生悔棋的毛病也没见怎么改。别看这王师傅比在追悼会上讲话的朱文先生小了近十五岁,可他气量却比朱先生大。他非但对陈广生悔棋视而不见,而且有意无意地还经常让他两招。看着陈广生无辜受难,这些人内心深处拿天津话讲叫“不落忍”,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王德发、腾惠任等师傅不经意似的为人处世之道,实际上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上的善良厚道、富于同情心和乐于助人于危难之中的传统品德。

这种日子过久了,陈广生就开始搞技术革新了。当时热轧的钢盘条在进入冷拔机前要打出一个小直径的头。工人们常年手握盘条经受高频震动,不少人都患上脉管炎,疼痛异常。为减轻工人的劳动损伤,陈广生设计了一台打头机。对陈广生而言,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这就是拿来讲故事的好段子了,用以说明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某某人如何改造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打成一片,做出了成绩,以证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云云。当时天津市树立了几位思想改造有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作典型,用以说明当初整他们是有必要的,而今天“解放”他们,则是思想被改造了的成果,还是正确的。

当时树的典型,除陈广生外,还有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张纪正大夫。张大夫出身于山东一贫农家庭,因聪明好学,受到识材伯乐的资助,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最后还留学美国,成为一级教授、胸科专家。张大夫“文革”前在家即以食大葱蘸酱卷大饼为乐事。他出身农家,和农民相处,一直是如鱼得水。及至到了让张大夫下放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外加为农民看病,于是也成了“改造好”的典型人物。站在主事者的角度去想一想,挑他们二位出来当典型,也自有“道理”。他们一位是旧官僚家庭子弟,留学英国十二年,以总工程师之尊,如今和工人打成一片,想工人所想,急工人所急;另一位是留学美国,娶了美国太太,并且还是协和医院出来的名医,现在能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送药到地头,看病到农舍。乍看上去确实有说服力,足以证明“触及到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巨大威力”。但对于了解陈广生和张纪正的人而言,逻辑却未必如此,他们两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就尊重他人,亲近工农或患者,他们或原本就来自贫苦的劳动家庭,或在青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一直拥有平等待人的做人品格,他们所做的一切乃出自本性,与所谓的“改造”毫无干系。今天我们缅怀前人,更为了下一代能正确地从历史的发展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不能不对此做出深刻的反省。

晚年余辉

1976年陈广生获准去香港探望老母,并于1978年离开天津正式移居香港。他32岁从香港回天津报效祖国时风华正茂,重回香港时已是61岁的老人。陈广生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润元企业有限公司。也许是游子思故乡的缘故,此后他主要去他父亲的出生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和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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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0年,陈广生与陈先生(左)在香港

1986年他投资于南宁电线电缆厂,从英国引进了康丰铝管挤压生产线,成立了广西邕生线材厂,担任副董事长。陈广生此时已是70岁的人了,风格依然不变。据南宁银杉电线电缆公司工会主席骆希宁说,陈广生虽为副董事长,但他还是亲自出马参加新产品试制,为完善产品工艺技术、开拓产品市场做了大量工作,使该厂铝管产品销售市场长盛不衰。从80年代起,他更不断为他父亲在1929年筹建创办的广西合浦公馆中学出资出力,使其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九届的委员(先是以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身份,后几届则以香港特别邀请人士身份),1993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广生去世后,中央政府给予了“陈先生一生爱国,爱港,爱乡”的评价。

陈广生一生鞍马劳顿,但无时不念及庐山的求学岁月。2005年7月,他七十多年的夙愿终于在女儿、女婿、外孙和外孙女的陪伴下实现了。他的幼弟陈佛子曾于50年代上过庐山,当时校舍虽已倒塌,但还能找到“交庐精舍”残存的基础。又是四十年过去了。按女婿郭元乐的说法,他们名义上是逛庐山,实际上花了好多时间去寻找当年的旧址。开车载他们上去的当地司机说,当年确有“交庐精舍”在这里,但一直到天黑也未找到。最后在“美庐别墅”的书店里发现《庐山旧事》一书,记有李一平、林森等人在“交庐精舍”前的合影。最终,他们也只能以确定旧址的大致方位而作罢。当年青春焕发的陈广生此时已是垂垂暮年,但一回到少年故地,便精神焕发,兴奋地指点当年李一平老师带领他们去过的名胜和戏水的地方。走累了的陈广生有时坐在公园椅子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眼睛半开半闭,看着充满活力的外孙和外孙女们追逐、嬉戏,从眼前的景象里他是否感悟到了人生的轮回?

永别了,广生先生!

在获悉陈广生去世的消息后,笔者和当年研究所老同事们均感十分难过,不禁追忆起他作出的贡献。天津冶金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当时由张腾任党委书记,赵泰任所长,陈广生任总工程师。这个所经过努力,终于在60年代中期成为当时中国冶金工业部认定的六个精密合金重点工厂和研究所之一。承担开发、研究、制造国家急需的精密合金材料的任务。张腾,尤其是赵泰都是好的领导人,但他们是非专业型的行政干部,能从无到有建成这样一个冶金工业重点研究所,担当总工程师的陈广生功不可没。

陈广生虽作宏观领导,但他更善于或者说他喜欢并醉心于干具体的研制工作。例如在研制电镀沉积镍铬、镍镉合金箔、精密电阻元件上,他在解决工艺的难题方面有过人的能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文革”后期,陈广生专心于开发当时一般人还知之不多的钛合金。1976年为了安放毛泽东的遗体,北京制作了一个钛合金的棺材,所用的铆钉原料就是由北京承制单位急急从陈广生领导的钛合金组取走的。后来毛泽东的遗体不埋了,要世世代代保存下去,这个钛合金的棺材也就弃之不用了。

今天忆念陈广生先生,我印象中最深的还不是他的工作成就,而更多的是他赤子般的信任他人,甘愿默默无闻奉献自己才智的精神。我算是熟悉他的人,但若非朱文先生讲,我决不会知道他在由香港回国报效上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以及其勇气与决心。深夜人静,扪心自问:“我自己做的到吗?”坦白地讲,我是做不到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始于50年代,所谓“红旗下长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却变得城府日深,而少了应有的纯真和对他人的信任。

广生先生,你安心地走吧!你也确实可以安安心心地走了,对这个世界,你尽责了。

(本文承邓漪涟女士细心校对若干重要史实,陈小涟女士提供照片,陈静女士补充史料;尤其是陈淑子和她的夫婿郭元乐不辞远途,两次到笔者住处仔细修改、补充和校对。他们的支持和匡正,是本文能够得以完成的基础。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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