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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5年8月,阿蔡在连队沙枣林前。当时的新疆生产兵团实行供给制,服装鞋帽统一发放。

 

 

 

兵团战友阿蔡

--作者:董大南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反革命现行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中。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工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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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5年5月,摄于里弄欢送会之后。三名出身不好的青年即将离开上海,心情既矛盾又彷徨。左为阿蔡,右为作者。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十一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一年后(1966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b3.jpg

右图:1966年夏,阿蔡在连队营房前。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他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和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去,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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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7年春天,阿蔡独自在戈壁滩放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牧羊犬。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我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喊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革”,二则在戈壁滩上呆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党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惟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睛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嗖嗖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让死囚临刑前美美地吃一顿,是人道主义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是被选拔出来做“革命烈士”的呢!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颇具匠心。试想,当我们这些“烈士”的遗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该是多么壮烈多么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往前开,几乎和我们的卡车平行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子弹从他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另外,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了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喀什人民医院。   
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但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这时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他在羊圈里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现在轮到我,张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为此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她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她告别。
我们里委那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不到四年,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让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百分之百也没有多少。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上级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领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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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文革”后,阿蔡摄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楼前。

第一次到兵团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难处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事情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争取到了“工伤”待遇,拿100%工资。虽然钱不多,名分很重要。当年的农工一级,基本工资加上边疆津贴每月31.08元,我们因此号称“3108部队”。

阿蔡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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