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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作者:黄光祖

在一个特殊地点初识杨凛

我们这一批文革中入狱的囚犯,是全国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落实‘九大’政策”的时期集中打击判刑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夏。重庆全市各地被判处的犯人,都集中到南纪门的市劳改转运站,等候发配到各个监狱或劳改队。

我们北碚的犯人最先被送达,随后其他区县的犯人也陆续送来。我们彼此的监房隔着过道正好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凛。大家都关心彼此被判处的刑期,于是小声问:“好多年?”

他回答:“二十(年)!”同时伸出两根指头。

“啥子问题?”

“日记。”

--哦!原来和我是一样的……

八月中旬,各区县的犯人都已全部送达转运站,便开始发配。刑期十年以下者分送劳改队;十年以上的所谓“重刑犯”都统统押送到设于重庆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监狱。

入监后首先是新犯集训,我和杨凛在一起,但不是一个学习小组。每天学习“监规纪律”、“认罪伏法”,还做过一点开挖公路降低其坡度的劳动。国庆节后,集训结束,纷纷被监狱各中队的干部带走。我到了一中队,杨凛去了七中队。

后来我们都被安排做了一点生产管理方面的事情,相互偶有接触。他若来我们一中队,主要是来要一些铁丝,拿去做电风扇的网罩材料,还有就是要一些做凳子的铁条(每位犯人都配有一张小凳,供学习开会、休息用。小凳用铁条做成架子,上面盖一块木板。所以各队过一段时间都要制作一批小凳,“以旧换新”和配发给新犯)。我去杨凛他们七中队,多半是去要一点专供机电车间生产用的特殊材料(如烤漆之类)--其实拿回来生产上用得少,而绝大多数是为干部做私活用。

我和杨凛这样的交往有过多次,但相互间从未有过深谈。

“新生牌”电风扇

杨凛所在劳改场所是四川省第二监狱第七中队,是整个监狱工厂中的机电车间,小型电机马达做得很好,大有销路。一位叫刘明哲的“就业员”(刑满后被留下未走的人)向干部提出在此基础上试制家用电风扇的建议,但遭到干部严词拒绝,认为不务正业,无事找事。刘明哲便私下悄悄进行研制,最后获得成功,这下干部态度大变,指示马上投产。市五金交电公司非常欢迎。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世,十分抢手的“新生牌”电风扇。

一九六九年我们入监时,“新生牌”电风扇已经试制成功并起步生产,产量逐年攀升,但仍在不断地进行改进(比如后来引进的电扇台面的冰花镀锡技术等)。

一九七九年,当时我已调到监狱技术科资料室(由各中队各抽调一名犯人组成,与“就业员”组成的技术室毗邻,专门为其绘制图纸、整理资料)。我在知道将要平反出狱的等待中,为刘明哲师傅描绘完“新生牌”电风扇最后的一套改进图纸。七月份我走出监狱,第二年刘师傅也落实政策平反回家。几年后与几位难友相聚,说起杨凛,刘师傅说,他自己逃跑回家躲藏起,家人反而跑到监狱来要人。最后平反,也就算了!--我一直相信他说的这个“版本”,后来再也未与他人谈到过杨凛。

二○○五年春,想到又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刘师傅了,于是专门赶往红岩村他简陋的家中去看望。他老伴已在他快要平反之前过世,他又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家中无人,便等候着直到他归来。他很高兴,两人畅谈一番,起身告辞握别时,我对他说了一句:“我是你的关门弟子!”一是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一是指“新生牌”电风扇最后那套图纸。他连忙制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一直目送我走下长长的小山坡……刘师傅是一位技术很好,很谦和、低调的人。听说现在已经过世了。

在杨凛他们七中队还有一名生产骨干犯人黎永常(原长寿中学教师,刑事犯罪),刑满后约集了原七中队出狱的一些人员,在石坪桥办厂生产“双菱牌”电风扇,就是“新生牌”电风扇的“正宗”盗版,生意也曾红火一阵,后又生产“鸿运扇”。以后空调机逐渐面市,该厂便随之关张,人员各自四散。

第一名平反的犯人就在七中队

一九七八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开始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有犯人对我说,你们属于政治问题,看来也快了。

年底,监狱中第一个文革政治犯屠德雍获得平反。

他原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委员,无线电天线专业讲师。文革期间1976年负责外调中,看到各地工业停产,庄稼荒芜,对单位党委书记表示应当向中央反映像邓小平复出那样抓一下生产,得到书记点头,由他执笔写信递交中央。据称信函落到“四人帮”手中,被认为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邓小平鸣冤翻案”,判处无期徒刑,投入二监狱七中队劳改。

“新生牌”电风扇在市面上热销后,五金交电公司拿来一台新出的黑白电视机给七中队“试看”。当时的电视技术还很初级,屠德雍便承担起调试和维护电视机的活路。电视机有时被借到其它中队,他也跟到其它队,这样我就与他认识了。他在狱中时间不长,平反时原单位用小车将他接走,全院为他召开了平反大会。此事影响很大。

第二年,平反工作渐渐开始进行,监狱中时不时地释放一个一个的犯人。到七月份,我当算是第三十几名平反出监的“囚徒”。

九月份我去成都探亲,专门去见了屠德雍。他说二监狱曾去人,问杨凛是否到他那里去过,他便也得知了杨凛失踪的消息。

又过两年,我想学电脑,苦于没有资料,托他代购一本教材。很久才接到他回信。原来他已调回到家乡浙江,在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工作,辗转收到我的信。我指名的书没有,他寄来了另一册类似的(当时这样的书都很难买到),复信再三叮嘱,书是送我的,不必汇款。如去杭州,一定要去找他……前年学校组织去观光上海世博会,终于有机会去苏杭,赶快联系屠德雍。但多方联络都不得结果。听另一平反出狱的难友蒋仁德(因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说,据浙江方面的难友讲,屠德雍已经去世了!其实他还并不老……

“职能犯人”与“技术职称”

“红毛犯人”一般指狱中称横耍霸,欺软怕硬的牢头狱霸,杨凛应当算是“职能犯人”。狱中因生产活动需要,当局指定少部分犯人作“职能犯人”,包含生产调度、统计、保管、检验、医生等。他们可能会有单独的劳动办公场所,比大多数犯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和相对自由行动的许可,但不能有单独供个人使用的“监舍”。

犯人的技术职称好像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里面没有评定过,充其量是后来发给一点“技术津贴”。在省二监狱,公认的工程师屈指可数。七中队的就业员杨治平是电气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美合作所(不是后来的“渣滓洞”、“白公馆”)电台任职;六中队金加工车间就业员张佑直是机械工程师,文革后期主持过生产汽车的关键大型设备“弧齿铣齿机”的制造。前面提到的刘明哲,及蒋仁德(主持化学分析实验室)、陈新光(大型镀锌车间技术总负责人)等都统统被称为“技术员”。尽管他们都技艺高强、独当一面,但入狱时的身份都未注明“工程师”,所以只称技术员。

杨凛在劳改中表现一直很好,在劳动生产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和付出。能减刑四年应当是对他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努力生产的肯定。

他失踪的时间应当是一九七九年初夏而不是一九七八年。因七中队派人监内大肆寻找他的情景我还记得,那时我即将平反出狱。

……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上午,我父母亲收到一位十多年未有联系的朋友写来的信:“黄老先生:你们的儿子当时被判重刑,不知他的问题现在情况如何,是否正在解决之中……”

真不知道是一种天意还是巧合,当天下午我就挑着行李回到了家里……

半月后见到这位关心我的朋友。一见面她便说:“我们九龙坡区当时也判了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名字叫杨凛……”

--说明还是有人记得杨凛,记得杨凛因日记被判反革命罪,二十年徒刑!

2012/05/16读杨广德忆兄文稿后急就


转自《昨天》文刊第5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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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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