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重庆 》重庆: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分类:

04.jpg

 

图:父亲到重庆第一张照片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何蜀

过去有一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似乎一般当父亲的在子女面前都少于像母亲那样耐心、亲切地讲述往事,其实,父亲也是一样能讲的。我近年因做抢救历史记忆的工作,与父母在一起闲聊时,经常有意识地提示他们讲些往事,常常是母亲讲,父亲在一旁补充。母亲去世后,我又找机会与父亲多聊(也让他在回忆往事中多活动一下脑子),得到不少收获。

我从小就知道老家是河南荥阳,前不久才听父亲说,老家原来属于汜水县,1949与广武合并为成皋县,后来又合并到荥阳县的。

父亲说,我家不知是在哪一代从山西移民到河南的。他的爷爷死得早,他从小就没见到过。他奶奶(我的曾祖母)姓范,小时候他是由奶奶带大的。

我父亲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家里给他起的小名叫“老犍”,希望他能像牛那样强壮。后来是一个和尚给他起了大名“青峰”。06.jpg

右图:爷爷何才

我爷爷叫何才,在当时乡下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有点文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农闲时,他挑着担子串乡做点小买卖。我们老家出柿子,每年柿子收获后,家家都要晾晒柿饼、柿皮、柿瓣(一个柿子切成四瓣)。据说柿饼上的那层柿霜是一味中药,药房要收购,那时我爷爷就帮着算账,他会打算盘,我父亲打算盘就是他教会的。不过在那种穷地方爷爷也没发财,所以土改时成份还是划的贫农。他们那里穷得很,没有地主。

我父亲是长子,爷爷“望子成龙”,让他先读了几年小学,后来又读私塾,在私塾里学了《论语》、《孟子》、《诗经》等。他离开老家乡下,是他读私塾的老师带他走的,老师叫孙凤山,那是抗战初期,听说渑池在招学兵,学成后就可以当军官。孙老师和我爷爷关系很好,爷爷说把孩子托付给他了。离家时,奶奶给了我父亲三块银元。

我父亲跟着老师坐火车到了渑池县,到招兵处报名以后,发下了军装,上边的符号印的是“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部”,他们被分配到迫击炮连,并不是招兵宣传中说的学兵队。孙老师知道上当了。后来听说那个队伍是山西的,被日本人打垮了,据说是阎锡山叫他们自己去招兵,招上一个师就当师长,招上一个团就当团长。结果他们在这里只招到一个连,全是我父亲家乡人,大多是老师、学生。每个排有一门迫击炮。发下的军装太大了,我父亲根本穿不得,当时他才十三岁。枪也不发给他,因为他个子还没有枪高。排长见他这么小,就说,你给我当勤务兵吧。于是我父亲就跟着排长,也没多少事干,就是吃饭的时候去给排长打饭,饭是炊事班做好的,洗碗也是吃完了送回去炊事班洗。晚上和排长睡一屋,排长睡床上,我父亲在门口搭个门板睡。早上出操也不参加,就给排长叠叠被子,打扫屋子。

05.jpg

左图:奶奶何孙氏

在渑池训练了一个月后,部队过黄河到了济源,驻扎了一段时间,开拔到山西的晋城、运城,还没有和日本人打上仗,不知怎么又调回来了。我父亲年纪小,也弄不清楚,反正跟着走就是了,只记得白天黑夜经常都在行军。回来路上曾碰见一支八路军部队,一问,他们每人每月一块钱,而我父亲的部队是四块钱。

回到济源后,部队驻在黄河边一个村子里。一天,孙老师悄悄找我父亲,说这样不行,得开小差逃走。他说,那天晚上轮到他站岗,叫我父亲睡警醒点,他来叫。我父亲就没敢睡着。等老师一敲门,就轻轻起来,脱下军装,换上来时那身衣服。悄悄出门跟着老师走。

那天晚上下大雨。天很黑,他们走到村口,站岗的问:“口令!”孙老师说是老百姓。哨兵问他们到哪里去,孙老师说是走亲戚的。就放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找不到方向,走了半天,发现又转回来了。这时天快亮了,听到已经有人在到处喊“抓逃兵”。他们就躲在包谷地里。整整躲了一天,在白天里,孙老师观察周围,终于辨清了方向。天黑以后,他又带着我父亲走,上了一座山。那山上有个破庙,里面有个小学,小学老师是他们班住地一个老乡的儿子,事先他和那老乡说好的。那个老乡的儿子把他们收留下来。孙老师就在那里帮他教书,我父亲就帮忙做饭,也就是擀面条,这是我父亲在家里从小就会做的。

过了不久,那个老乡的儿子下山去了回来,告诉他们,那个部队已经走了。孙老师就带着我父亲下山,仍住在原来那个老乡家。时值秋收,他们就到处打短工。村里另外来了一支部队,四十七师,裴昌会的部队(裴昌会是第九军副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师部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都住在村里。我父亲和孙老师晚上没事也到打麦场上去逛,跟那些军官认熟了。有个军需处的被服科科长,安徽人,叫徐昆华,深度近视,他看到我父亲,说这小孩长得机灵,很喜欢,问我父亲会不会写字,我父亲说会呀。徐科长就叫他写字看看,我父亲就在地上用树棍写了几个字。徐科长很满意,问:愿不愿意当兵?那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当兵吃粮”,当兵就有饭吃,我父亲当然愿意了。徐科长就给我父亲补了个上等兵名额,给他当勤务兵。每个月有十块零五毛钱。

可是孙老师三十多岁了,不好办,徐科长就跟孙老师商量,发两个月薪水,二十一块银元,让他作路费回家去,并出了沿途放行的路条。孙老师也很高兴,一下子拿到二十一块银元,等于发财了。他回去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爷爷。后来孙老师又卖壮丁出来,随部队到了云南。以后就在云南做小生意。我父亲还跟他通过信。

不久,我父亲所在的部队要开拔到中条山去打日本人,徐科长说我父亲年纪太小,上前线要是牺牲了,对不起孙老师和家里父母,就让我父亲和他们驻陕办事处到前方办事的军需杨晓文一起回西安。四十七师驻陕办事处在西安尚俭路,处长叫李希三,山东人。07.jpg

左图:父亲在西安时期留影

我父亲去了大概一年多,办事处改成第九军驻陕办事处(裴昌会升了军长)。办事处有两个军官开了家华华电器行,“华华”是两个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华”字,一个叫邬俊华,是技术人员,一个叫钟建华,是办事处的电台台长,中校。他们专门为部队采购供应电讯器材,四十七师的军官包括裴昌会都在电器行有股份。他们就把我父亲安排到电器行去,帮着开票,发货,送货,我父亲还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送过电讯器材。这样他就脱离了部队,成了店员。

一天晚上我父亲和师兄出去看戏,电器行隔壁的《新秦日报》失火,把他们电器行也烧光了,他们的衣服、被盖全烧光了,只好住到办事处去。那时河南遭了大灾,我爷爷和我叔父(比我父亲小八岁,还是个小孩)从家乡逃难出来,坐火车到西安来找我父亲。找到后,我爷爷在办事处帮着摇手摇电机发电(办事处与前方通讯都是靠电台发报)。走的时候,我父亲给他们买了好多大饼,切成小块,专门做了两件夹层褂子,把大饼一块块缝在里面,他们父子俩穿在身上带回家去,就靠这些大饼度荒,救了一家人的命。

火灾现场清理出来以后,我父亲他们又搭起棚子卖了一阵百货。以后他就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那里也有几个有业务联系的地方。西安到洛阳就一个晚上的火车。

我父亲有个叔父(我的叔祖父),叫何金成,是我爷爷的弟弟,他本来在外做长工,因家里被摊派要出一个壮丁,我爷爷在家是长子,全家都要靠他,所以就让这个弟弟去当兵了。到部队后曾找人代写了信来,信封上有所在部队番号。我父亲后来在部队上时,打听到他那个部队在武汉,曾去信联系,那个部队说已经牺牲了。叔祖父在家时有个童养媳,听说他牺牲后就改嫁了。

1942年,风声很紧,洛阳城里成了一座大兵营,到处挖起了战壕,为防止日本人的坦克冲进来,马路都挖断成了一道道壕沟。全城人心惶惶,都在议论往哪儿跑。那时郑州在不久前曾被日本人攻占,许多人都跑了。兵荒马乱中,父亲与老家也断了音信,不知该怎么办。两个四川去的采购员同情我父亲这个待人诚恳的小伙计,愿意带他逃难到四川。

那两个采购员都是婺源人,一个叫叶用孚,一个叫詹钟骐,都是四五十岁了,那时就算是老先生了。叶用孚文化很高,据说18岁就当过报纸的主编。他的弟弟在成都开了个快乐电器行。詹钟骐在给重庆的大同照相材料行跑采购。那时电器和照相材料许多都是日本货,要到敌占区去采购。我父亲也去过,到界首,界首那个地方从街道中间分界,街的一边是安徽省,另一边是河南省。我父亲骑自行车去采购“洋火”(火柴)。路上关卡很多,过关卡都要给钱。叶用孚是深度近视,有时上街都要我父亲当“拐棍”,扶着我父亲肩膀走。

他们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当时叫“闯关车”,在潼关那个地方,火车从一个隧洞钻出来,进另一个隧洞,中间有一段路暴露在日军炮火射程中,经常要遭到炮轰,日本人在黄河对岸,黄河很窄,河对面伪军下操喊口令这边都能听到。火车要出隧洞时拉汽笛,河对岸一听见就打炮。等炮打过了,火车就猛一下冲过去钻进下一个隧洞,火车前后都有机车,前面拉后面推,紧张得很。从西安坐马车到宝鸡。在宝鸡等汽车等了大约半个月。那时都是大卡车,没有客车。过秦岭的时候已经很冷了。下雪,下山路滑,危险得很。

到成都后住在叶用孚弟弟家里,在暑袜街。他家在东大街开了个快乐电器行,一个很小的铺面,养活一大家人。大约一个月后,詹钟骐就带我父亲到了重庆,进大同公司当店员。

大同公司是靠销售照相材料和开照相馆起家的,抗战胜利后扩大到经营百货。照相馆是从南京迁来的,有名的南京庐山照相馆。我父亲在照相馆干了大约一年,还跟师傅一起去歌乐山“山洞”(地名)给陆军大学将官班的结业学员与蒋介石合影照相。我父亲帮师傅背相机去。学员们全部坐好了,一长排,中间把蒋介石的座位留出来。那个相机是轮转相机,转着圈拍这种很长的集体相的。本来要拉皮尺量好距离定机位,但师傅有经验,不用皮尺,只用步子量,在坐好的人群前面一步步量,然后定好机位,架好相机。等蒋介石一来,坐下了,相机就开始转。镜头一转过了蒋介石,蒋介石就起身走了。

02.jpg

上图:父亲他们十二个结拜兄弟合影

那时我父亲晚上就在立信会计学校读夜校,学会计。学校在筷子街的立信大楼(当时叫大楼,其实也只有三层)。他们一起学习的一些同学,交情比较好的,按旧时作法,结拜兄弟,共有十二个人,写了金兰契,照了张合影。从照片看,我父亲在后排右1,其他记得起来的人是:前排右1程培道(晶晶玻璃厂),右2洪继全(正中书局会计主任),二排右1刘宇晴(大来实业公司会计主任),右2陈名扬(自营煤店),右3邓铿(三友实业社),左1刘裕华。后排右2袁桅舟(大来公司业务员),右3戴鹏(金沅钱庄职员),右4邱继奎(市财政局),左1刘德才(银行职员)。

他们给自己这个小团体取了个“磊磊学术研究会”的名字,50年代初这事惹了麻烦,我父亲考进税务局后,到了该转正时,别人都转正了,就他没有转正。他去问,说你别慌嘛。后来才知道是在查他们那个“磊磊学术研究会”是什么组织,有什么背景。参加工作要写个人履历,父亲都老老实实写上去了。幸好他们十二个结拜兄弟当中的大哥刘宇晴,原是地下党(后来是离休干部),他写了证明,说明了情况,这才让我父亲转正了。老刘当时是大来公司的会计主任,大来公司是造肥皂的,我舅舅就是通过他介绍进去当学徒的。08.jpg

右图:父母与我在江北小院堂屋前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江北那座单门独院的房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小别墅。那是我父亲从一个结拜兄弟邓铿的后妈(小妈,就是他父亲的妾)那里买的。他后妈的儿子不争气,赌钱,把什么都输光了。他后妈没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记不得卖了多少钱,那点钱也马上被她儿子拿去赌了。我父亲那时正想在城外找房子,觉得城外清静一点,空气好一点。邓铿后来在针纺公司当会计。

那房子在江北新城火神庙街,靠近后来的十六中(原来叫治平中学)。新城那时还有城门,是老江北城里面的城中城。那房子本来是老式的土墙房子,没有窗户。我父亲花了二两黄金找人大修了一下,把老式的房檐(很长的那种)锯短,把墙上开了窗,安了双层窗户(一层玻璃窗,一层百页窗),屋内加了天花板,地面铺了木地板,屋檐下用石头砌了檐坎、阳沟。屋前的地坪是三合土打的(当时还没有用水泥),地坪边上用青砖斜着嵌了一道花边,里面种了麦冬和一些灌木。小院的槽门也是新修的。屋后种了几棵桂花树。01.jpg

右图:外曾祖父蔡吉三

那时候我的外曾祖父(我外婆的父亲,我们称祖祖)已经从合江来重庆了。他是老厨师,很会做菜。有时我父亲请客,外曾祖父一个人,也不要人帮忙,一早去买了菜回来,独自坐在那里慢慢理,慢慢切,他切的萝卜丝细得像头发丝一样。到晚上开饭的时候,一桌酒席就做出来了。

我舅公(我外婆的弟弟)是来投奔他父亲(祖祖)的。来了以后,我们那房子住不下,我父亲就拿钱在旁边坡上给他们搭了个平房。他没有什么技术,就靠挑水为生,那时江北城还没有通自来水,居民都是靠从河边挑水来用,自己不能挑的就买挑水夫挑来的水。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班路过我家,在院子里住了一宿,那时候天已经很凉了,我父亲叫他们到客厅里住,他们坚持不干,就在院坝里露宿。我父亲和他们班长聊,班长是外地口音,说共产党来了不得了,要共产共妻,连小孩都要充公,共产党还有“听墙队”,专门偷听每家人的私房话。劝他们早点设法离开。我父母当然不相信那些。不过这批败兵确实是很规矩的。

03.jpg

上图:1948年母亲(左)与好友郝静(右)等合影

我母亲曾在一家商业广播电台去做过播音员,与先就在那里播音的郝静成了好友,郝静的丈夫张汉武,是留学美国的药学专家,人很老实,内向。建国初期,他自己开药厂,把我父亲找去当经理,我母亲也去做洗药瓶之类的事。但后来私营药厂没法发展,被国营的药厂收购了。1951年,父母都考进了税务局。以后张汉武、郝静一家搬到南京去了。

“三反五反”时,因原来大同公司的人诬告,税务局的“打虎队”整我父亲,吊打,跪炭花(烧过的炉灰里扒出的炭渣子)。我父亲被迫把家里的钱都拿来“退赔”了也不够,只好把江北的房子卖了--加上当时一心想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免得运动来了挨整。房子是卖给十六中一个总务科干部的。卖五百块钱。那人好像后来也挨整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拖着不还。我父亲还告到法院,由法院判决他一年内付清。我家就搬进重庆老城区佃房子住,后来分了税务局的宿舍。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重庆大学:重庆,火炉在燃烧
西南师范学院: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西南师范学院:吴宓先生的晚年
西南师范学院:岁月留痕
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家务女工
重庆八中:我的祖父
沙坪坝小学: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重庆木材综合工厂子弟小学:爱唱歌的母亲
重庆市少年宫:画魂师表
重庆市少年宫:少年宫画梦录
重庆市体育场:“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大规模武斗“一二·四”事件
重庆市文工团:一滴朝露--我认识的曾容
重庆水轮机厂:中国式的发明家--汤仲明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难友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住院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个“右派”的经历
重庆市区: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重庆市区:外婆
重庆市区:夏工宣
重庆市区:“钻石”是怎样炼成的
重庆: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教育家马客谈与一本《校友录》
重庆:爸爸,请原谅女儿……
重庆: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重庆:我的第二个三十年
重庆:一九四六:众声喧哗——读《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旧政协代表专访
重庆:我认识的江友樵
重庆:何期泪洒山城雨--痛悼胡康民老师
重庆:那些逝去的歌声
重庆:我的三个三十年
重庆: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重庆:四姐夫的远山恩仇
重庆: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重庆: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电影《烈火中永生》在重庆拍外景
儿时北碚琐忆
重庆北碚:我的两张大字报
长寿县:“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万县:所谓草民
万县粮食局:“改正”还是“纠正”,这是个问题
云阳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忠县:爷爷之死--谨以此文纪念爷爷德甫公逝世40周年
忠县:困难时期的“饮食文化”
忠县显周公社:长满野草的知青坟
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
怀念我的好父亲
失而复得:章乃器七十年前的身份证
一个漫画家最后的幽默
悼张鲁--重读他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