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重庆 》忠县显周公社:长满野草的知青坟
分类:

image001.jpg

图:显周风光  陈仁德摄于2006年5月4日

长满野草的知青坟

--作者:陈仁德

1、荒山上的知青坟

在显周小学的石墙上,我发现了一处标语,内容是“马绍成烈士永垂不朽”。标语是用墨汁写在石墙上的,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有些模糊,但是稍稍辨认一下就能读出来。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显周场外的一片荒山上,有着一个长满野草的坟茔,坟茔只是一个低矮的土堆,不足以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里面埋葬的就是“马绍成烈士”。

“马绍成烈士”其实并非什么烈士,他是1969年2月从重庆插队到显周公社老龙2队的知识青年,外号“马儿”, 重庆11中初68级学生,和我同龄同年级,已经死去了四年,死时刚满17岁。他惨死于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显周的农民们把这个事件称为“打马儿”,每当提起就会眉飞色舞沾沾自喜,把打死马儿作为功绩来传颂。这对于我,多少有些兔死狐悲的感伤,我和马儿虽然素不相识,但都是初中68级学生,都是插队知青,所以每当听到有人高谈打死马儿的盛况,我就暗动恻隐之心。

我常站在显周场外的山路上凝视马儿的坟茔。在离路边十余米的一个荒岩下,马儿孤零零地长眠在那里,芭茅草凌乱横斜地从地底伸出来,摇曳在坟头,山风吹过时,芭茅草长长的叶片发出沙沙的声音,芦花一样的花絮随风飞舞,飘飘洒洒地落到山岩间。如果不是坟头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堆和几块乱石,这里就和其他荒坡没有区别了。四年之间,可能从来没有人来凭吊过,坟前看不出有人留下过什么足迹。每天赶场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一个人往那里看过一眼。马儿的孤魂就寂寞地栖止在那里,一年又一年。小学石墙上的“马绍成烈士永垂不朽”早已模糊不清,当时的淋漓鲜血早已淡化殆尽,历史的悲剧已经湮灭在纷纷扬扬的尘埃之中。只有我这个与马儿毫不相干的人还会时时记起那段往事。

我对马儿之死充满了关切,通过多方走访,基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2、响起了阵阵“抓特务”的呼喊声

那个悲惨的日子是1969年8月11日,农历6月29日。

前一天,马儿和外号叫猴儿的插队天堡大队的知青张华元一起来到大云四队,他们的同学外号“鸡公”的万启富插队在这里。这是一个农家大院,地名叫“风垭口”。晚上马儿和猴儿就住在鸡公家,那是大院转角处的一间老木屋,以前是一个寡妇的住处,寡妇出嫁后一直空着。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上午,三个知青忽然被一阵吹竹筒号和牛角的声音惊醒,随着雄浑的号角,又传来了阵阵“捉特务”的呼喊声。知青们都是听着“捉特务”的故事长大的,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和美蒋特务作斗争,这时听外面喊捉特务,不由得都来了精神,打开门就往外跑。在那一瞬间,他们脑子里便闪过了许多电影上抓特务的镜头。

大云四队小地名叫大云包,是一个独立的山包,四面都是斜坡,坡上种满了红苕包谷之类的作物,绿油油一大片。靠东边的山下是大云5队,通向安乐大队等地。靠西边的山下是大云2队,通向老龙大队等地。现在的号角和呼喊声,明显是从东边山下传来的。

正在山坡上挖旱田的大云4队的黄新云等人也听见了从山下传来的“捉特务”声音,就跑去看。黄新云刚走到路口上,就看见迎面冲上来一大群农民,至少有上百人吧,把长长的山路都塞满了。这些人气势汹汹,手里都操着家伙,有的扛着扁担锄头,有的提着钎担打杵,七嘴八舌地高喊着“捉特务”往这边冲。领头的是大云5队黄天勇和黎顺蓝。黄天勇是5队队长,他手里举着一根带长柄的铁錾子,錾子尖闪闪发光。黎顺蓝提着一根两头裹着铁皮的尖尖的钎担。黄新云问黄天勇:“特务在哪里?”黄天勇说:“就在你们这里!”黄新云觉得好奇怪,特务怎么在我们这里?

原来特务就是这三个知青!

马儿他们站在一个坎子上,看见这个阵势忽然觉得不对劲,农民们一个个抡着棍棒,眼中喷着怒火,哪里是捉特务,分明是冲着他们来的。马儿和鸡公快步冲进队长黄新全家各抓起一根钎担跑出来。猴儿见势不妙飞快地钻进山坡上的玉米地抄小路跑掉了。

马儿霍地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他一手握匕首,一手握钎担,与同样握着钎担的鸡公背靠背站在高坎上准备迎战。鸡公大声对一旁围观的4队的社员们说:“4队的人不要出手!”

4队的人后来没有一个出手,鸡公是他们自己队上的人。

黄天勇带领的人群看见马儿和鸡公气势汹汹地摆好了阵势,就有些畏缩不前,站在原地挥舞着棍棒大声喊:“打特务!打特务!”

双方紧握器械对峙着,气氛紧张万分。在明晃晃的太阳下,现场呈现出血战之前的短暂僵持,天空中的云朵仿佛也凝固在那里一动不动。

黄天勇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打破了这种可怕的对峙。他急中生智,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向马儿和鸡公猛掷过来。黎顺蓝和其他农民立即如法炮制,一时石头如密雨横飞。一大坨石头端端地击中了鸡公的胸口,鸡公哎呀一声从坎子上沉重地跌落到近三米高的坎下。旁边的农民一涌而上,棍棒齐下,鸡公发出声声惨叫,左臂和右腿当即被打断,全身是伤,血流遍地。

3、乱棒从四面八方劈下

马儿见只剩自己孤身一人,拔腿就跑,没跑出多远,黄天勇已经追上来抡起长柄錾子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劈头打下。马儿慌忙中丢掉匕首,双手横举起钎担去挡,只听见咔嚓一声,钎担被打断成两截。黄天勇乘势扑上去和马儿扭打起来。黄天勇怒火万丈,恨不得一下把马儿打翻,但是马儿身材高大年轻力壮反而占了上风,两人抱成一团厮打得难分难解。

看见黄天勇一时难以取胜,旁边的人便涌上去舞着棍棒助战,趁黄天勇抱住了马儿,便猛击马儿的小腿。马儿疼痛难忍站立不稳,顺势抱着黄天勇跌下坎去,两个人一起掉进下面的水田里。
 
刚收割了稻谷的水田里,深深的稀泥如同沼泽。黄天勇和马儿陷在田里继续厮打,双方身上都糊满了稀泥。马儿腿痛,双脚陷住拔不出来,他正想奋力挣脱爬向田坎时,大队人马已经冲过来,一些人干脆就跳进田里来了。乱棒从四面八方劈下,只听见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打死他!打死他!”马儿头顶霎时迸出鲜血,流过面颊,染红了衣衫。他无法逃脱,也无力逃脱,一头栽倒在田里,鲜红的血汩汩地流进黑色的稀泥里,染红了一大片。让农民们感到奇怪的是,马儿脑袋被打得砰砰直响,直至倒下,都没有叫一声,一直咬牙强忍着。

打手们看见马儿和鸡公都已经动弹不得,稍稍解了气,拉起队伍走了。

马儿在田里挣扎了一阵,竟然站了起来,满身的鲜血和淤泥,模样十分吓人。有人听见他轻轻说:“我要喝水……”

队长黄新全的女人马上端来了水。这个善良的女人没有让马儿立即喝水,因为,根据世代相传的经验,受了重伤的人不能马上喝水,喝了会有生命危险。黄新全的女人扶马儿坐到地上,细心地用水给马儿擦洗脸上的血污和淤泥。

这时远远地又传来了“打特务”的吼声,这次不是从5队那边,而是从2队这边传来的吼声。

4队的人们一边派人火速去10里外的公社诊所叫医生,一边赶紧设法把马儿和鸡公藏起来。生产队在山坡上建有保管室,一溜三间土屋,中间大一些的是储存粮食的仓库,靠左一间做了猪圈,靠右一间做了加工面条的面房。当下就把马儿藏进猪圈屋,把鸡公藏进面房。猪圈屋无锁,马儿进去后从里面用东西抵着;面房有锁,就给锁上了。一无锁一有锁,就决定了马儿和鸡公的生死存亡。

一会儿,另外一支人马浩浩荡荡呼啸而至,照样是一个个手执器械杀气腾腾。来人走拢就问:“鸡公马儿在哪里?”,4队的人都默不做声。来人四处查看,发现了地下的血迹通向保管室,就哗的一下冲到保管室门前。其中一个人质问4队的人:“你们是叛徒!还把他们藏起来!”

这时生产队长黄新全从外面回来了,家住这里的公社完小老师黄天雪也正巧从外面打米回到家中。他们二人上前苦口劝说来人不要再打,再打要出人命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微弱,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愤怒的吼叫声中。

鸡公藏身的面房紧锁着,加之鸡公本身就是4队的人,来人就放过了。而马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们破门而入,将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马儿拖出来扔到保管室外的石坝上。来人中有人自称是马儿插队的老龙2队人,说:“他是我们队的人,关你们大云4队什么事。让我们带走!”拖着马儿就走。马儿摇摇晃晃地拄着一根竹竿,走出几步就往地下倒。来人怒喝:“你还要装怪!”,又是一阵棍棒齐下。这下马儿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有任随人们毒打,额头和双膝又往外面直冒鲜血。

这一伙人看见马儿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扛着棍棒径自扬长而去。

黄新云见马儿已经很危险,走拢仔细看,眼睛都闭上了,忙对还呆在一旁的黄天勇和黎顺蓝说:“糟了!糟了!”黄天勇和黎顺蓝走拢一看,也吓坏了,他们此时也怕惹出人命了。这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石坝被太阳晒得发烫。黄新云和黎顺蓝用一根扁担从地下插过去把马儿的腰抬起来,黄天勇在一旁捧着马儿的头,三人合力把马儿抬到了路旁的一处竹林阴凉处。

公社诊所的所长丁明文和年轻的女医生黄月兰这时背着药箱从显周场匆匆赶来了,他们在竹林里对马儿做了简单的检查。丁明文医生轻轻翻开马儿的眼睛看了看,摇着头说:“不行了,不行了,瞳孔都已经放大了!”

丁医生还在现场的时候,第三支人马又吹着号角举着棍棒高喊着“打特务”从安乐大队那边冲过来了。

4、马儿尸横旷野魂断异乡

队伍中有一个来自显周公社安乐八队的农民刘哑巴,手提着一根长长的钢钎。这种钢钎是用来打炮眼用的,重10馀斤,通体呈六棱,直径约一寸,长数尺,尖端处锋利如剑,虽然不是正式兵器,但是作冷兵器使用,其杀伤力不可低估。刘哑巴膂力过人,天性野蛮,他不会说话,不像别人那样高喊“打死他”,只会发出哇哇之声,只见他走近前来,哇哇一阵怪叫,双手高举起钢钎,凌空劈面砸下,端端打在马儿头上,钢钎击打头颅时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马儿脑浆崩流当即毙命。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马儿在最后的时刻是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思绪闪过脑际,但是充满整个心灵的恐怕只有两个字:绝望!他一定料到了他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极其恐怖的时刻,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他还很年轻,才17岁。

太阳越来越火毒了,黑色的稀泥,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在炎光里呈现出极为鲜明色彩对比,最后被一起烤干,凝固在那里。马儿的青春躯体扭曲成一团,在阳光下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林子里忽然飞来几只黑黑的老鸹,扑腾着翅膀在上空盘旋,发出呜呜的哀鸣。

就在半年前,马儿还是父母膝下的宝贝儿子,还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是重庆大城市里无忧无虑的少年,而此时他已经尸横旷野魂断异乡。

一切归于沉寂后,黄天雪老师找来担架,把鸡公火速抬往20里外的拔山区医院。面对血肉模糊的鸡公,他极度震撼,伤势之重,远远超过设想,如果没有血海深仇,是难以下此毒手的。把鸡公从地上抬起来时,身子动了,一只脚却没有跟着动,原来那只脚已经和大腿断开了,只有皮肉牵挂着。

马儿的尸体当天下午被大云4队的两个地主抬到他插队的老龙2队。当时正在那里劳动改造的“走资派”、拔山区区委书记周善国主动在队上的三湾塘边给马儿洗去了血污,昔日威风八面的区委书记此时成了低贱的擦尸人,他在给马儿擦身时甚为动情,望着面目全非皮开肉绽的马儿尸体说:“你年纪轻轻的,啷个不学好嘛?唉,我也是个走资派呀。”

晚上,马儿的尸体被放在一块红苕地里,用一个挞斗(稻谷脱粒用的木制农具,阔约五尺见方,深约尺五,形状如斗)反扣着。

第二天,马儿的尸体被转移到了显周场上,放在卷洞月亮井旁的竹林里,那里稍稍凉爽一点,便于尸体保存。
        
5、周围几座山全站满了愤怒的农民

噩耗传出后,显周公社的知青们悲愤不已,其中一些人坚决要为马儿报仇,他们涌往显周场,在墙头书写标语“马绍成烈士永垂不朽”,这就是学校墙上残留标语的来历。

前进大队重庆知青杨秀维、黄关中两人皆血性之人,他们离显周场不远,听说大云大队出了事,就相约来到显周场。

殊不知知青们要为马儿报仇的消息传出后,更加激怒了广大农民,一传十十传百,当天下午,后乡几个公社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起来手执器械从各个方向朝显周场进发,小小的显周场顿时被围得水泄不通,周围几座山全站满了蚂蚁一样密集的愤怒的农民,地里的庄稼被践踏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多年后被显周人引为自豪反复提起的“打马儿那年”的盛况。

消息飞传到忠县城,县上被震惊了,事态的严重恶化使执政者不安。为了避免更大的事件发生,县里派出一个工作组当天下午赶到显周。县公安局长沈明涛直接奔赴大云4队进行调查。当时在城里十分威风的文攻武卫司令部大员纪会元也挎着手枪神情严峻地叉着腰站在显周场上。拔山区武装部长余成栋也率了一班人来到显周。显周场上一时战云密布,空气紧张得像要爆炸。

花桥公社光宁大队知青、我母校初中67级同学王继善等一行数人听说了显周打死知青的惨案,相约到显周来声援。当进入显周公社天井大队时,王继善不小心摔倒水田里,衣服被浸湿,他便找来一根竹竿将衣服挑着。当他们继续前进时,已经被放哨的农民发现,大叫:“又来了一群知青,还打着旗帜!”满山的农民得知后齐声高喊:“打死,打死!”王继善一行见势不妙,慌忙掉头跑了。此事是多年后王继善亲口对我言及。

杨秀维、黄关中刚走进显周场时,各路农民队伍尚未抵达显周,他二人还在公社慷慨陈词痛哭流涕。不一会,农民们就从各个方向怒涛般呼啸而至。他二人一下陷入重围。周围山头上数以万计的人挥舞着棍棒发出有节奏的怒吼:“打、死、杨秀维!打、死、黄关中!”声如雷霆惊天动地。两位年轻的知青面面相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仇?余成栋部长见势不妙,立即把他们推进公社会计范仁宝的寝室里藏起来。这时从木耳寨方向已经有一支人马举着棍棒往公社冲来,口中高喊着:“打、死、杨秀维!打、死、黄关中!”只片刻工夫,洪流般的人群已经将公社包围得蚊子都飞不出去,举目四望,到处都是人头,到处都是棍棒。

说时迟那时快,一群人已经杀气腾腾冲进公社院里来,要将杨秀维黄关中拖出去打死。公社院内的每一个空隙霎时就塞满了人,举起的棍棒像森林一样,依然还喊着:“打、死、杨秀维!打、死、黄关中!”公社屋顶的瓦片被声浪震得咯咯作响。

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杨秀维黄关中藏身的寝室:“这两个狗日的在这里!打死他们!”

情况万分紧急,余成栋部长紧张万分,他挺身死死地堵住门口,苦口劝说农民兄弟们不要再打人了。已经打死一个了,不能再打。但是余部长孤单的身影哪里抵挡得住迎面而来的滚滚人流,他渐渐支持不住,一步步后退。杨秀维黄关中已经完全暴露在农民们面前,一道道目光像火焰一样向他俩喷射过来,窗外的山头上,仍然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吼声:“打、死、杨秀维!打、死、黄关中!”

余部长伸开双臂拦住愤怒的农民们,把杨秀维黄关中挡在身后。他声音已经嘶哑了,还在继续劝说农民们。形势岌岌可危,杨秀维黄关中的生命系于一发,余部长似乎自己也慢慢丧失了信心,眼泪从眼中缓缓流出。他忽然扑通一声跪下去,给领头的农民磕头,说:“我给你们磕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不要再打了呀!”

余部长声泪俱下悲哀不已下跪磕头,使领头的农民心软了一下,他继续磕头,那些愤愤不平的农民终于慢慢地极不情愿地退了出去。

杨秀维黄关中得救了,他们永远都记得余部长!当然也永远记得那些凶狠的面孔和惊天动地的吼声。

马儿的尸体被白布裹起来,停放在月亮井旁,那里比较凉爽,好等待马儿的父亲来后再下葬。渐渐的,裹尸布里开始有尸水慢慢渗出来,尸体在炎热的日子里已经无法再保存。三天后,马儿的父亲从重庆赶来了。父亲把裹着的白布打开一角,露出马儿的脸。看着儿子难以辨认的脸,父亲凄惶黯然,面部抽搐,强忍悲痛,一言不发。

无所谓葬礼,也无所谓追悼,马儿被装进一口薄棺,草草地掩埋在显周场外的荒山上。下葬时现场只有二三十人。从县里赶来的几个军人在旁边值勤,以防有人挑起事端。公社的几位干部也来到现场。一些大胆的知青赶来为马儿送上最后一程。杨秀维黄关中他们一直陪伴着马儿的父亲。一铲铲的黄土纷然落下,棺木慢慢被掩埋,马儿的人生就此永远定格在这里,他留给人们的,是一张永远年轻的17岁的面孔。

和马儿同时惨遭荼毒的鸡公经拔山转重庆抢救脱离危险,但是都留下了终生残疾。
            
6、坟前的树已又粗又高

1988年8月,我和杨秀维余宏根重返显周,顺便去给马儿上坟。我们拨开深深的草丛走到坟前,点燃鞭炮祭奠马儿的亡灵。鞭炮飘出的硝烟弥漫在马儿的坟头,久久不散,像是在眷念着什么,我想那就是马儿漂泊在异乡的孤零零的游魂。这时农村早已土地承包了,马儿坟茔所在的土地属于人和一社(生产队改为社了)黄学楷的承包地。黄学楷比我年长20多岁,是一个很厚道的老人,曾经是国民党15兵团罗广文部的士兵,后来又转投到解放军队伍中,我在显周期间和我关系很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给马儿上坟时黄学楷老先生也一起到了坟前,我郑重其事地拜托黄老先生看好马儿的坟。他满口答应。

我们又来到公社旧址前,当年那间差点要了杨秀维命的寝室还在。我们在窗外站立多时,默默地追忆逝去的岁月,追忆那些难忘的场面,秀维特地在窗前留影,说:“我差点在这里被打死了,全靠余部长啊!”

据说马儿是重庆建设厂的子弟,不知道他家中情况如何?世纪之交,我移居重庆,与同为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的李泽全先生交往颇多。李泽全先生在建设厂(今建设集团)工作几十年,退休前曾经长期担任建设厂人事处长,了解那里的许多情况。我迫切地想从他那里打听马儿家庭的情况,可是他却一无所知,这可能是因为建设厂太大了,他无法认识每一个人。

2001年春节,我和杨秀维曾先龙等再次来到马儿坟前凭吊。32年过去了,马儿坟前的树已又粗又高,砌坟的乱石已风化成沙砾,蓬乱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着。我们在坟前静静地肃立,谁也没有说话。秀维点燃了鞭炮,劈劈叭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山谷里回响,灰蒙蒙的硝烟久久地萦绕在马儿荒凉的坟头。我在坟头再次拜托黄老先生看好坟墓,此时的黄老先生也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201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黄学楷老先生打来电话,说是由于修建公路之需,马儿坟即将被毁,他受我之托看照多年,现在已经无力保护了,希望我接到电话后立即想办法。我想,马儿坟虽然不是什么值得保护的东西,但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他死得那么惨,难道三十多年后还要掘墓抛尸,让他再受一次伤害。我立即给杨秀维去电话,我知道不久前一些重庆老知青刚成立了一个知青公会,创办了《知青杂志》,还打电话向我约稿,知青公会不是正好出面管这件事吗。几天后秀维回电话说,知青公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实力,无法管这些事,没有办法,只有任之了。我不禁仰天长叹。此后马儿坟到底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也无能为力了。

7、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

马儿事件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头一天,黄天勇等人就掌握了马儿和猴儿到鸡公家串门的情报,早已暗暗串联了附近村社的农民,全部准备好器械,只等吹角为号,就一起高喊“捉特务”杀向大云4队。这一切惟独瞒着4队的人,是怕走漏消息跑了马儿他们,所以当第二天黄天勇带队冲向4队时,黄新云还蒙在鼓里,问“特务在哪里?”黄天勇回答说:“ 就在你们这里!”从黄天勇的回答可以推定,他们早就知道马儿等人在这里,一切都早就准备好了,只等下手。

黄天勇虽然对马儿下手狠毒,可是那天他却保护了自己队上的知青王信年。那天早上,黄天勇特地找到王信年,告诫他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里呆着。要不是黄天勇的保护,王信年那天也很难逃脱厄运。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黄天勇等人的行动确是早有预谋的。

马儿等人被群殴时,整个显周乃至整个后乡都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知青事件,到处都是吹牛角或者竹筒的声音,到处高喊捉特务,到处都群殴知青。

重庆知青曾先龙插队显周公社安乐1队,那里离马儿惨死的大云四队只有几里路。8月11日那天早上,曾先龙准备出门去赶场,一向很温厚的生产队长忽然很严肃地拦住曾先龙,就像黄天勇告诫王信年一样,叫他今天哪里也别去,就在家里呆着。曾先龙感到莫名其妙,坚持要去赶场。队长一反常态,不由分说把曾先龙推进生产队的保管室反锁起来。曾先龙被关在保管室里十分纳闷,正百思不得其解时,忽听见保管室后边的大路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伴着激昂的喧哗声,其中一个声音说:“这院子里有个知青叫曾先龙,我们先去打死他!”说着一大群人就涌进院子来。这时生产队长迎上前去说:“曾先龙没有在家,出去了。”那些人就拉着队伍很失望地离开了。曾先龙躲在保管室里吓出一身冷汗,事后他说:“要是没有队长保护,我那天说不定和马儿一样下场。”事实上,那伙人离开安乐大队后就杀到了大云4队。曾先龙后来任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成了文物考古专家,与我关系甚笃,为几十年间不可多得的朋友。这段经历是他亲口所述。

插队显周师联5队的知青刘作舟是重庆11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酷爱物理,要是文革迟来几天他就上大学了。他在知青群体中算最“高龄”的,比起初中一年级的马儿,他高出五个年级,下乡时就已经21岁了,所以他绝不会像马儿那样不懂事。他从不惹是生非,一直在村里老老实实地劳动。8月11那天,他到11中校友、插队师联4队的知青陈以其那里串门。那天天气炎热,他二人正在院子里光着膀子乘凉,忽然外面杀声震天,冲进一群手执器械怒气冲冲的农民,为首一个高举着亮闪闪明晃晃的“坡刀”。坡刀是用于铲草的,有些像古代的朴刀,四尺长的刀柄,一尺长四寸宽的刀锋,刀背略弯,使用时人站在田坎上居高临下往下砍,把田坎背上的杂草连着泥土像切豆腐似的削去,很是惬意,由于经常使用,刀锋都很锋利。

刘作舟戴着眼镜,看不大清楚,等到看清楚时农民们已经冲到眼前。为首那位高举起坡刀劈头砍下,刘作舟举起右手去挡,只听见扑哧一声,右手从虎口处砍下,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裂为两块,半个手掌翻向一边软软地耷拉下去,还剩一点皮肉连着。

那个手执坡刀的人杀得兴起,转身又挥刀向陈以其砍去。陈以其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把长长的坡刀已经嚓的一声砍进他的右手臂,骨头马上就露出来了,手臂上厚厚的肉全部翻开。他倒到地上,坡刀又砍进他大腿,血直喷。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等到院子里的社员们来劝解时,刘作舟陈以其已经满身鲜血淋漓。

刘作舟陈以其都是在农村表现很好的安分守己的知青,那些打手杀红了眼,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知青就不放过。当天,刘作舟陈以其二人被抬往拔山医院,随后又火速转到重庆治疗。刘作舟经过抢救,右手留住了,但手指功能从此严重退化,握合能力很差,好在经过长期恢复训练后,右手能够勉强握住电烙铁。刘作舟视无线电为生命,天天都要使用电烙铁。他伸出并不灵活的伤痕赫然的右手说:“只要还能够拿住电烙铁我就不怕”。知青返城后,刘作舟是重庆广益中学的物理老师,2008年不幸死于癌症。

鸡公--万启福也于2008年死于癌症。

2005年7月30日,我在重庆杨家坪见到了年已54岁的陈以其,他撩起衣袖和裤腿,38年前的累累伤痕如同指头粗细,依然疙疙瘩瘩地凸起,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师联4队离马儿惨死的大云4队相距10馀里,可见当天的战线之长,战场之广,而这仅仅是当时的区区一角而已。在那个时段,全县都爆发了围攻知青的运动战。黄金公社、绍溪公社、黄钦公社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殴知青事件。我的朋友、落户绍溪太平大队的谢崇华与同大队的重庆知青谭思亮等八人被围在一个地坝里打得头破血流,谭思亮的脑袋被一根尖利的錾子刺穿。与马儿差不多同时惨死的还有黄钦公社知青陈斯伦。17岁的英俊少年陈斯伦被潮水般的农民围堵,不得已躲进公社诊所的楼上,疯狂的打手们爬上屋顶揭开屋瓦,把鸟枪伸进去朝着他开枪,他当即毙命。闻讯赶来的知青们抬着他的尸体来到县城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我正好从复兴公社赶回县城,目睹了这一感天动地的场面。知青们从全县各地乡下汇集到城里,大约有千人之众。陈斯伦的母亲和姐姐也从重庆赶来了。知青们从印刷厂找来白色的边角纸条,洒满了大街小巷,又在大礼堂楼下布置了灵堂。陈斯伦的遗体用冰砖冷冻着,供人们凭吊,他头上的枪伤明显,面部淤血青紫成斑惨不忍睹。傍晚时分,数百个女知青在广场上放声痛哭,泪流成河,哭声凄婉撕心裂肺,汇在一起如同浪涛汹涌,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面对此情此景,未有不动容者。在强大的压力下,县上同意在大礼堂召开了陈斯伦的追悼会,我作为知青的一员参加了追悼会。会上,陈斯伦年约40左右的母亲泣不成声,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同时也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要求广大知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

8、这一切到底是谁之过?

显周乃至忠县广大农村所发生的痛打知青的运动,其实是县上有意部署的一场所谓“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如果没有统一部署,很难想象如同散沙的农民们会在同一时间高度的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的行动。县上的初衷只是想“打击”一下,完全没想到会造成如此惊天血案。

马儿案发生时,我还在复兴公社插队,复兴公社也按照县上的指示部署了“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并层层传达到了生产队。我所在的水坪6队是由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家住但家冲的刘宗信组织社员大会传达的,我清楚记得刘宗信在会上讲:“公社布置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木棒,像这么长的木棒。见到流氓阿飞就打!”他在说这么长时还双手比划了一下。我们插队那一带知青惹是生非的不多,所以最终没有酿成大规模的痛打知青悲剧。

而在后乡就不同了,知青惹祸的事时有传闻。一些知青到处惹是生非偷鸡摸狗甚至无恶不作,激怒了广大农民群众,最后矛盾激化,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最著名的是发生在三汇公社的“六三事件”。1969年6月3日,一群知青在三汇场上撒野,出手打人行凶,扰乱市场。当时正值三汇赶场,赶场的农民人山人海,人们惊恐万状,相互践踏,鸡飞狗跳。这伙知青野性难驯,竟然冲进供销社打破大酒缸。三汇场如同经历匪患,凌乱不堪。知青们玩得兴起,又赶往20里外的金龙公社,抢走公社的火枪,一路胡作非为,农民望而掩门,避之唯恐不及。此事后来被严肃追究,为首者被判刑入狱。

那些知青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成了革命小将,他们共同的名字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简称红卫兵。他们如同天兵天将,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把社会闹了个底朝天。那时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可以任意地侮辱所有当权派以及所有的黑五类。正是由于他们过于疯狂燃烧的激情,才使毛泽东顺利地实现了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目的。那时的中学生成了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的主要群体,其社会地位显赫不可动摇。谁知仅仅才红火了两年,所有中学生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抛弃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去接受那些他们从来看不起的农民的再教育。从相对条件优裕的城市一下到了荒凉贫穷的农村,从天兵天将一下变为农民,犹如突然从云峰上跌落下来,其心理落差岂可言喻。在此情况下,一些知青便自暴自弃,好逸恶劳,甚至为非作歹制造事端,而农民则是无辜的受害者。那时农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集体生产的粮食除了上缴国库外,自留部分根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对于那些只会分粮食却不会干农活的城市知青,农民当然心存不满,只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接受而已,而怨恨之情早在心中扎下了根,一旦有机会就要宣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双方都充满了怨气,怨气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引爆。
 
马儿到显周时,并没有因为环境和身份的改变而完成角色转换,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打砸抢氛围中,身上还保留着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习气,说穿了就是痞子气,因为红卫兵运动的实质就是痞子运动。显周不少老乡向我讲了一大堆马儿的劣迹。

有一件流传很广的事是,一天晚上,月明星稀,马儿和几个知青在大云水库边乘凉,大云水库位于大云5队,就在大云包的山下。这时有十来个新立公社双福大队的农民扛着从几十里外的精华山上砍回的树子经过水库,马儿大喝一声拦住他们,知青们一拥而上把树子全抢了。夜色中农民们不知道四周有多少知青,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命。双福7队的农民肖本全慌不择路,跑到大云包上,钻进黄天雪老师家的猪圈里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黄新云看见他时,他还发抖。

农民手中的树子是来自不易的。经过大炼钢铁后,树木砍伐殆尽,农民用材非常困难。离显周数十里的精华山上还保留着部分森林,但已经封山育林,由林场管理着不能砍伐,违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逼着迫切需要木材的农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护林员进山盗伐。这是一件非常艰难风险极大的事。进山盗伐的农民必须在天亮前出门,翻山越岭几十里,进入密林里藏起来,等到安全的时候才动手砍伐,然后在林子里等到傍晚时才悄悄下山。一根树子少说有百多斤,扛着树子穿越深山密林走过悬崖峭壁,是很辛苦的事。经过一天担惊受怕挨冻受饿劳累已极,在就要回到家门口时,树子却被抢走,其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由于自己知道盗伐是非法行为,所以当马儿拦路抢夺时也不敢据理力争,只有自认晦气。

马儿的本意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抢夺,充其量就是恶作剧,闹着好玩。他还有一个威胁人的理由,就是不准盗伐国家林木。他年幼无知瞧不起农民,没有把农民放在眼里,更不知道这样会使人家受到伤害。人家辛辛苦苦扛回的树子,马儿像开玩笑一样,转手用一两元钱的低价就出卖了,可见他真是闹着玩,并不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

那时知青生活艰苦,营养极差,到处都有偷鸡的事情发生。忠县农村千百年来的养鸡方式都是把鸡圈修在室外,由于知青偷鸡成风,农民们被逼着把鸡圈搬进了室内,从此流传千百年的养鸡方式彻底消失。马儿毫不例外,一定也有过多次偷鸡的记录,或者即使不是他,后来也算到了他头上。

马儿和鸡公更多的是欺负地主富农,他们把这当成阶级斗争来搞。地主富农家的南瓜茄子还没有长大,他们就摘来扔了。在大云5队,据说他们硬要国民党旧人员黄正栋的闺女给他们洗澡。

这一切,都使马儿一步步地走向了地狱。当忍无可忍的农民组织起来后,真的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吞噬一个马儿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如果深究原因,就应该归结到当时的政治制度上。如果没有红卫兵运动,马儿就不会染上一身痞气;如果没有知青下乡运动,马儿就不会伤害农民的感情。反过来说,朴实本分的农民们如果不是感情被伤害,也不会变得那样暴虐凶残。

县上后来处理了打死马儿案,将黄天勇作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绳之以法,判处五年徒刑。黄天勇刑满后回家成亲,生了两个儿子,不幸老婆身患癌症,因家庭贫困债台高筑,两个儿子无法找对象,老婆在贫病中死去,黄天勇忧愤成疾,患精神病多年,今已70多岁,到我写作此文时依然晚景凄凉。
 
(本文初稿完成后由当事人黄天雪杨秀维认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又请黄新云重新讲述了当时的详细经过,我据以进行了全面修订,庶几接近事实真相。在此谨向黄天雪杨秀维黄新云致谢。)
2011年9月5日 重阳 初稿
2011年10月27日修订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重庆大学:重庆,火炉在燃烧
西南师范学院: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西南师范学院:吴宓先生的晚年
西南师范学院:岁月留痕
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家务女工
重庆八中:我的祖父
沙坪坝小学: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重庆木材综合工厂子弟小学:爱唱歌的母亲
重庆市少年宫:画魂师表
重庆市少年宫:少年宫画梦录
重庆市体育场:“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大规模武斗“一二·四”事件
重庆市文工团:一滴朝露--我认识的曾容
重庆水轮机厂:中国式的发明家--汤仲明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难友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住院
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个“右派”的经历
重庆市区: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重庆市区:外婆
重庆市区:夏工宣
重庆市区:“钻石”是怎样炼成的
重庆: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教育家马客谈与一本《校友录》
重庆:爸爸,请原谅女儿……
重庆: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重庆:我的第二个三十年
重庆:一九四六:众声喧哗——读《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旧政协代表专访
重庆:我认识的江友樵
重庆:何期泪洒山城雨--痛悼胡康民老师
重庆:那些逝去的歌声
重庆:我的三个三十年
重庆: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重庆:四姐夫的远山恩仇
重庆: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重庆: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电影《烈火中永生》在重庆拍外景
儿时北碚琐忆
重庆北碚:我的两张大字报
长寿县:“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万县:所谓草民
万县粮食局:“改正”还是“纠正”,这是个问题
云阳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忠县:爷爷之死--谨以此文纪念爷爷德甫公逝世40周年
忠县:困难时期的“饮食文化”
忠县显周公社:长满野草的知青坟
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
怀念我的好父亲
失而复得:章乃器七十年前的身份证
一个漫画家最后的幽默
悼张鲁--重读他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