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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57年10月母亲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
 
爱唱歌的母亲
-------作者:何蜀
我的母亲龚兰(1926—2010),四川合江人,从小就爱唱歌,但并无家传或环境影响。她家是城市贫民,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艺术修养,她是在学校里学会唱歌的。而真正把母亲引上歌唱之路的,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全民抗战宣传热潮。
当时母亲正在四川省合江县私立新民小学读书。一支宣传抗日的“军委会文化动员委员会第五巡回施教队”来到这个川南小县城,巡回施教队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母亲记得队长叫顾梦鸥,还有个叫王平。他们住在小县城里的城隍庙,满腔热情地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教唱抗战歌曲,组织群众游行。有一次大规模的化装游行(她记不得是“保卫大武汉”还是“七七抗战周年纪念”),还安排母亲他们一群小学生装扮成流浪儿,唱着“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恶。
母亲和几个爱唱歌的同学常跑到巡回施教队驻地去玩,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热情辅导下,学会了许多抗战歌曲,如《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歌八百壮士》等。特别是那首《歌八百壮士》,虽然后来不再唱了(大约是因为歌唱的是国民党军队吧),但母亲到晚年还能唱,而且一唱起来就激情难抑,那些歌词也记得清清楚楚: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
不退让;
宁愿死,
不投降!
……
顾梦鸥和王平教孩子们唱这首歌时,先给他们讲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特别是讲到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穿过敌军炮火封锁进入四行仓库阵地,代表全国童子军向“八百壮士”献上国旗时,孩子们都十分激动,他们那时也都在接受童子军训练,希望有一天能跟大人们一样杀敌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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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与王队长合影残照,右一为母亲。
在巡回施教队的指导下,合江县立初级中学成立了“洪波歌咏队”。歌咏队全是女学生,她们经常演唱那首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洪波曲》,以这首歌作她们的队歌,母亲也跟着学会了:
我们战黄河!
我们战淮河!
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
不能战者不能守,
只有抗战到底没有和!
敌人速战不决奈我何?
我们地广人又多;
父亲也不顾鬓毛皤,
弟弟战死还有哥,嘿!……
母亲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弟弟战死还有哥”,觉得它唱出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心声。
她看到“洪波歌咏队”的中学生大姐姐们唱得那么整齐豪迈,那么鼓舞人心,真是羡慕极了。她盼望着哪天也能像她们一样唱歌。一天,不知是哪个同学得到了消息,说县里又要组织一个小学生的歌咏队。她赶紧和几个爱唱歌的同学跑到城隍庙去。巡回施教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早已熟悉了,把他们十一二个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小小歌咏队”。母亲因为最积极最活跃,被推选作了这个歌咏队的队长。
“小小歌咏队”成立起来没多久,巡回施教队就离开了合江,据说是巡回到璧山宣传去了。以后领导“小小歌咏队”的是一个叫江逢润的大哥哥。听口音,他是抗战时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当时对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人的俗称),听说他是政治部派来的,是军委会政治部还是什么政治部,母亲那时年龄小,也弄不清楚。她只记得江逢润住在上街南华宫的县民众教育馆,那里也就成了小小歌咏队的活动场所,民众教育馆很大,里面除去一些活动室外,还有花园、凉亭、假山,他们常在凉亭里练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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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小小歌咏队。母亲坐在前排中间,后右一蹲着为江逢润。
在江逢润带领下,他们经常打着“小小歌咏队”的旗子,每逢乡下“赶场”的日子,到附近乡场去宣传演出。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都是靠两只穿着草鞋的脚走路,每天一大早就在民众教育馆集合出发,往往要走十几里路,但是小队员们却一点也不知道累,一路上还嘻嘻哈哈的。到了乡场上,找一家茶馆,把几张桌子拼到一起,往上一站,就开始讲演和唱歌。母亲回忆说,也不知那时哪来的勇气,她一点不知道害怕。茶馆老板听说是宣传抗日,都是很支持的,总是积极主动帮忙把桌子搬出来。赶场的农民都围拢来看热闹,有的还指指点点说:“看人家小姑娘好大的胆子!”
他们这个歌咏队没有专门的服装(一般都穿学校发的童子军装),也没有一件乐器,只有一个男同学石新民打金钱板。除去那付金钱板外,就全靠用嘴来演唱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宣传效果也相当好。各乡场的群众都看得很起劲。
1938年9月,领导小小歌咏队的江逢润大哥又告别离去了。临行前照了一张合影。他在合影照片后面没有写更多的话,只写了“逢润赠于合江军次/38,11/9”。母亲一直不懂“军次”的意思是指行军途中停留处。他可能是此后就上前线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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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小小歌咏队。中排拿队旗者右二为母亲,后右一立者为兰奎。
江逢润走后,领导歌咏队的是新民小学的老师兰奎。他是湖北人,调到小学校不久,他带歌咏队到县里戏院(那时县里只有一家戏院)演出过好几个节目,其中一个叫《四亲家上前线》,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同学扮演四个亲家(老丈母,亲家母,幺姨妈,大舅母),一起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母亲演的是主角“幺姨妈”。她还与女同学胡芳正表演了一个《送郎上战场》,胡的个子高,扮演上战场的“情郎”,母亲演送郎的小妹,那一次,母亲特地找一位女老师借了双高跟鞋来穿着表演,女老师的脚小,母亲刚好能穿她的鞋子,那是母亲第一次穿高跟鞋。《四亲家上前线》是当时在补训处工作的王永梭(后来四川著名方言谐剧大师)编排的。他还教孩子们踢毽,他能踢出许多花样。但是他老是学不会“国语”即普通话,为此孩子们经常取笑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年王永梭又到重庆演出过一次,那次我陪母亲去看,演出后母亲还上去找王永梭攀谈叙旧,王永梭还能回忆起当年的事,十分高兴。
兰奎还教孩子们唱了好几首抗战歌曲,母亲演唱过一首他教唱的民歌,共有三段,母亲到晚年还记得起其中两段:
姐儿住在柑子山,
半山青来满山香。
柑子生来酸又甜,
男儿生来保家乡。
太阳出来满天地,
情哥躺在山坳里。
一夜放哨到天明,
半身霜来半身泥。
遗憾的是,1939年12月,兰奎老师又离开了。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照了合影,他在给每人的合影照片背后都题了这样的辞:
亲爱的弟妹们:
我们再过若干时日后,是否能重摄像这样的一张影儿啊?大家努力吧!前途无量!!!
弟妹们,再会,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再携手!!!
你们的愚兄
兰奎赠
一九三九.一二.十
母亲他们拿到照片后,先不知道背后有题辞,直到兰奎老师离开了,大家才发现这些题辞,孩子们都失声大哭起来。兰奎老师为什么要离开合江?他去了哪里?孩子们都不知道,后来也再没有他的消息。
后来是谁领导小小歌咏队,母亲没有讲,只讲到他们还到驻合江的第五陆军医院去为前线下来的伤兵作过慰问演出,还到第十五补训处(全称是军政部第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据新编《合江县志》记载,1939年第十五补训处迁走,第三十四补训处迁来)去为新兵们作过慰问演出。补训处专门训练新兵送补前方,战事紧急,不断有新兵从这里送走。在补训处负责的一位王连长对他们很欢迎,每次去演出后,他都热情留下孩子们吃饭。几个女孩子还跟他照过一张合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担心被抄家抄到与“国民党军官”的合影,母亲只好忍痛把照片上的连长剪掉了,在残留的照片背后只能看到:“……给/……活泼小友/大友王……念/1940.4.4”几个字。
江逢润离开合江后,还经常给母亲这个歌咏队长寄来军委会办的《扫荡报》,一直到母亲家被日本飞机炸毁后,没有了通讯地址,才断了联系。
母亲的家是在日本飞机轰炸合江县那次被毁的(据新编《合江县志》记载,那是1940年8月16日)。那天中午,家里正烧火准备煮面块,听见外面有人说:“扯白旗了!”那时小县城还没有设警报器,空袭警报就是在高处扯起白旗。外婆赶紧把柴火灭了。等了一会儿,听见飞机飞来了,小县城的人哪里见到过飞机,出于好奇,许多人还站到院坝里去望着天空数来了多少架,那批飞机轰轰地飞走了,外婆以为没有事了,又重新烧起火来煮面块。煮好后,刚端上桌子,还没有开始吃,就听到敌机又来了。这一次是冲着县城来的。飞机飞得很低,声音十分吓人,只听到头上一阵阵机枪扫射声,打得屋瓦噼哩啪啦往下掉——那时的房屋里一般都没有望板(天花板),屋瓦打碎了就直接掉到房间里来。母亲的头部被掉下来的瓦片砸伤了。她和弟弟(我舅舅)赶紧躲藏到柜子下面去。紧接着,就听到了可怕的轰炸声。轰炸一开始,烟尘遮蔽了天空,大白天顿时变成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出去。
过了不知多久,外边有人惊喊外婆;“龚五娘,龚五娘,你们还不出来呀?烧起来了!”
他们这才跑出去,一看不得了,家已经被燃烧弹击中,烧得噼噼啪啪的了。外婆急忙叫姐弟俩顶一床铺盖往外跑,以为头上顶着铺盖可以挡飞机子弹。姐弟俩刚跑出去,就有人喊:“要不得,被面目标大,飞机看到正好打!”他们连忙把铺盖翻过来顶着跑,又有人喊:“翻过来是白的,天上看得更清楚……”吓得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当时他们只顾逃命,一点没想到回屋里抢点东西。外祖父不在家,在别处帮别人抢救财物,他从火中抢出一包银元,也老老实实交还给了人家,自家却被烧得精光。外婆那时脚上长疮,跑不快,等她跑出来时,看到已是一片惨景,到处是死尸,有些树上、断垣残壁上挂着被炸断的腿杆、手杆……
他们在惊慌失措中,不知是怎么跑到了附近小山上,眼看着自己的家在熊熊烈火中化为废墟。母亲当时愤恨到了极点,跺着脚哭喊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许多年后,我舅舅还回忆起母亲那时的样子,讲给我们听。
母亲说,那次大轰炸,大概是有汉奸给日本人告密,主要轰炸了县城北门外一带,那里既是县政府所在地,又是合江的水陆交通要道,还有政府的粮食仓库。那一片全被炸毁、烧光了。
母亲经常去练习唱歌的上街南华宫县民众教育馆,她上学的私立新民小学校,也都在那次轰炸中被焚毁了。小学校长沈佛愚,是有名的中医师、教育家和书法家,新民小学是他自筹资金创办的,校园虽不大,但他在那里种了许多梅花,各种各样的梅花,甚至还有十分稀有的珍品绿梅。梅花开时,校园里一片沁人肺腑的幽香。但是这些全都被敌人毁灭了。听说校长的小儿子(那时已是成年人)和小儿媳妇也在那次被炸死了。
母亲学校被炸毁后,只得转入了县里“木材帮”集资办的木业小学就读。因为同学们都分散了,“小小歌咏队”也就再没有活动。以后,母亲在木业小学还是参加了一些抗战歌咏活动和戏剧演出。h9.jpg
左图:母亲贴在入学注册证上的照片,因当时无钱照单人照,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小学毕业后,母亲进了县城里培养乡村教师的简易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1944年,她的音乐老师(后来据说在50年代初期被以“特务”罪名镇压了)很看重她的才华,建议她到重庆去报考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那时我的外祖父已故,外婆到贵州帮佣去了。我母亲18岁,身无分文,与一个女同学相约,通过熟人关系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到重庆,借住到外婆一个穷朋友(认的干姊妹)家。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真有点闯劲,就有点像当今那些去参加各种声乐大赛的女孩子一样,不同的是她当年是身无分文,只带着一个歌喉,而且当年参加考试也根本不需要交费。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坐落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抗战时期,北碚是有名的文化区,很多学校都迁到了这里: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体专、立信会计学校……这里成了一个师生众多、文化气氛很浓的地区。
母亲如愿以偿,考上了国立重师音乐师范科,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入学。当时的师范学校完全是免费,吃饭、穿衣都是由学校免费供给(一报到就每人发给单制服一套,棉制服一件,白褥单一条)。她这样一个从小县城来的贫苦学生,能得到这样的读书条件,感觉真是太幸福了。h11.jpg
右图:马客谈校长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的校长马客谈(1894—1969),江苏六合人,是民国史上值得记载的杰出教育家,抗战爆发后,他与一批教育家率京苏浙皖等地学生1037名,分编三个大队,辗转撤入四川,迁到重庆后,于1938年9月受聘主持了这所各科齐全的师范学校(先名国立第二中学师范分校,1940年3月由教育部令独立设置,定名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学校设有普师科、幼师科和音、美、体师科,加上保育训练班和短期培养师资训练班,还有在镇外山村开辟的家庭教育实验区,成为培养各种师资人才的摇篮。学校师资力量很强,教学质量高,校训是:“良师兴国”。马客谈相信“有了优良的教师,才有优良的民族”,良师可以培养教育出众多优秀的学生并影响整个社会,从而使贫弱的中国振兴起来。马客谈亲自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写了校歌歌词,这首激昂奋发的歌曾激励着学生们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
我们追随着抗战建国的中央,
弦诵在天府之邦。
耳听到嘉陵江流怒吼声的激昂,
沸腾爱国的热血满腔。
认识清时代正紧张,
一心要学做民族的乳娘。
端品行,勤学问,保健康,
终生从事于教育,不断的本位向上。
天下兴亡匹夫责,
大家团结起来动员了全国的国民教师向前向前向前!
发挥出教育的精神和力量!
努力实现良师兴国,
华族重光!
这歌词(连同歌谱)是母亲他们的一些老校友在晚年回忆写出来的。学好本领,成为良师,做“民族的乳娘”,这是多么崇高的目标,多么鼓舞人心的召唤啊!
音乐师范科和美术师范科同在一栋名叫“乐观院”的小楼(因此母亲他们老校友晚年交流的自编小报就名为《乐观院》),音师科学生羡慕美师科学生画得那么好,而美师科学生则经常会为音师科同学们的歌声琴声所陶醉……入学后,钢琴和声乐是个别教学,指导我母亲声乐的是杨树声老师(江苏无锡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教的大多是古诗谱成的歌曲,曲作者都是当年有名的黄自、刘雪庵等作曲家。他教我母亲唱《红豆曲》,逐字逐句讲解、示范,要她把每个字都能理解透彻,每个乐句都唱出感情来,每个音符、每个副点都唱准确。那一个学期,除了学习其他声乐课程之外,她都在反复练习这首《红豆曲》,一点不感到枯燥。
校长马客谈平时都是西装革履,手上还拿一根“文明棍”,到了新年团拜时,他就会换上一身中式长袍。他不光对教学抓得很紧,而且很关心学生的生活,每天都坚持和学生一起吃中饭(现在不知有多少当校长的能做到这一点)。为了保证学生的伙食,学校还制订了监厨制度,从上街买菜到食堂做菜,都要轮流派学生值日监厨。马客谈校长深感“战时物价高昂,时虞不给,然茹蔬食粝,犹共甘之。”(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校友录》题词)特为师生的伙食赋诗一首:
析薪数米扰昏朝,
共体时艰志不挠,
咬得菜根成百事,
宁捐温饱乐箪瓢。
1946年暑期,学校复原迁回南京(迁南京后更名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川籍学生要自费乘船去,母亲因为家里穷,拿不出路费,加上她弟弟当时流浪来到重庆,她必须照顾弟弟的生活并为他找工作,因此,尽管有同学愿意为她出路费,她也没有去南京,从此离开了老师和同学。她在这个学校只读了两个学期。分别的时候,国文老师刘未冬(山东肥城人)给她题了两首诗作为纪念:
自爱良师献此身,
琴书无日不相亲。
他时再过嘉陵路,
呼我先生有几人。
一年相聚一转分,
何日重来看缙云。
只恨江边挥手去,
天涯从此雁离群。
我母亲当时的名字叫龚兰芬,题诗的落款就写的“兰芬棣留念”和“鲁人未冬”。刘老师的这两首题诗,我母亲一直珍藏着。母亲特别记得这位刘老师曾在评点作文时,说她的作文写得好,但字写得不好,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穿了件破烂衣裳,引起全班大笑。
母亲还珍藏着一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学校编印的《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校友录》,上面有全校现任的和已经退职的历任教职员名录(包括每人的性别、年龄、籍贯、在校所任职务、何时到校工作、永久通讯处等)和各科、各届同学的名录(包括性别、年龄、籍贯、升学状况、永久通讯处等),还专门有从军同学名录(都是到的青年军)。马客谈在为校友录所写序中称赞该校学生说:
本校学生最初来自战区,身历万难,殊知自奋,即今服务社会或更求深造,以学术事业表现于世者,颇不乏人。及后方青年闻风来学者日众,吾人每于招生之际,严于录取,又辄为文昭示诸生,使知师范学生生活清苦,而国民师资责任重大,必须多方考虑,慎自抉择。于是凡经录取者,率多有志师范之士,入校之后,又无时不浸润于良师兴国之教育空气中,三年教训,出而服务,亦多为社会人士所称道,于今近千人矣,此则学生亦无愧于学校,尤为同人引为欣慰者也。h6.jpg

左图:母亲(前右一)与税务局幼儿园同事
母亲虽然没有“三年教训”的学历,在后来的社会服务中却也是“为社会人士所称道”、“无愧于学校”的一员。
母亲留在重庆求职谋生并结婚生子。1951年初,母亲和父亲都考进了重庆市税务局,母亲被分到税务局幼儿园当保育员(那时称呼“阿姨”),我也随着进了这个幼儿园,她对我交待,在幼儿园里不要叫她妈妈,只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叫她“龚阿姨”。那时正是苏联歌曲大流行的时期,我还记得母亲和另外两三位阿姨在园中小凉亭里学唱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情景(当然这歌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那优美的旋律当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起苏联歌曲的影响,还有一件轶事:许多年后(大约是文革中期),我的一个爱唱歌的同学问我能不能找到苏联歌曲《你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的歌单,我问母亲,母亲那时住在工厂的单身集体宿舍,含笑从床头的木板箱子里翻出一个硬壳笔记本,第一页上就正好抄着这首歌——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
在税务局幼儿园期间,母亲还参加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人业余合唱班,每个周末去参加活动和演出,每次都要带回来一些油印的歌单和声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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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母亲(前右三)在文化宫个人业余合唱团(1957年7月20日)
1957年,母亲先被下放远郊农村劳动,接着又在“支援林业”的号召下先后被调到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幼儿园(在重庆)和四川省林业厅幼儿园(在成都)。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郊区去“劳动改造”。一家人分成了三个地方。以后,因林业厅幼儿园的园长调到林业厅下属的重庆木材综合工厂办幼儿园,我母亲才被作为师资骨干调回了重庆。这才与家人团聚了,但仍然很难回家,因工厂远在郊区,那时交通又不方便,微薄的收入也不能承受经常来回乘车的开销,只能每周末回一次家。h8.jpg

左图:母亲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
因厂里子弟小学缺少音乐教员,母亲被调到了子弟小学。她曾组织小学生在厂里的森工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而且是演出的全场,只不过把合唱的四个声部精简成了两个声部。一个工厂子弟小学,居然敢于组织演出这样的大型声乐节目,可见母亲在教学上既有水平又有魄力。可惜因人为的“政治”限制,母亲在音乐教学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她还是厂文工团的业务骨干,又唱歌又跳舞,还在一些大型剧中参加演出。因个子小,她不能演主角,总是演母亲,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母,话剧《年青的一代》中的林母,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沙奶奶等。
母亲辛苦一生,在战乱与政治运动中被折腾一生,她喜欢唱歌,却少有能心情舒畅地放声歌唱的时候。在国立重庆师范学习音乐时,他们唱的都是些歌唱大自然,歌唱亲情、友情的歌,外国名歌及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谱成的歌。后来唱的却大多是些政治宣传歌曲了。
直到退休后,她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舒心地唱歌了。她参加了退休教师合唱团和老年大学合唱班的活动,当然更参加了国立重师校友会的活动,与老校友、老朋友们一起唱《夕阳红》之类的歌和他们当年曾唱过的一些老歌。她的歌声仍然是那样清脆响亮,热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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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母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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