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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46年1月,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

一九四六:众声喧哗——读《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旧政协代表专访

作者:蒋丽萍 林伟平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八年抗战赶走了外患,中国各政治力量和派别聚集陪都共商国是的一次会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三个月前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一个协定。当时确定政治协商会议的议题是三项: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走专政之路还是走民主之路”),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简称“国大”)问题,讨论解放区归属问题。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

通过当年重庆《新民报》记者、采访主任浦熙修的报道,我们知道,六十一年前的那天,“国民政府礼堂布置肃穆,红茶花两盆在主席台旁开放欲滴,菊花两盆亦辉映作衬。水银灯光四射,将由开麦拉新闻记者笔端记录此富于历史意义之一幕。出席会员席共分五排,左右两列,每列六座。席次排列如下:第一排右列蒋主席,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左列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第二排右列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左列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第三排右列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曾琦,陈启天;左列傅斯年,胡政之,郭沫若,钱永銘,缪嘉铭,李烛尘。第四排仅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三席。”(见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注:张君劢、莫德惠当日不在渝,未赶上开幕式)各方代表的名额为:国民党八名(蒋介石除外),共产党七名,青年党五名,民盟九名,无党无派九名。

当天的《大公报》社论说:“今天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当前中国的第一等大事。我们对之瞩望,开头应该先说几句吉利话,其实我们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毋宁是极其沉重的。”

《大公报》的口吻,与会场上娇嫩欲滴的山茶花和交相辉映的菊花,以及银光闪闪的开麦拉完全相反。

为什么要说心情“极其沉重”呢?

抗战胜利,外患已除,国共矛盾立时凸现。

从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即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到政协会议开幕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刚刚经历艰苦卓绝抗战,山河千疮百孔,人民元气大伤的中国,又传来国共双方的枪炮声!而在国共双方的背后,则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身影。所以,当时甚至有人从国共相争的战云中看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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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随后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当年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大公报》说心情“极其沉重”,当是肺腑之言。

此番,在日寇投降四个多月以后,国共双方能够披着内战的硝烟,又回到政治协商的谈判桌旁,主要原因是双方暂时谁也无法在军事上达到绝对优势。

而当日坐在政协会议主席台左列的民主同盟各位领导人,看得非常显眼。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当时被称为“第三方”。

其实,第三方人士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来很少发言权,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军队。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执政党,手里有政府军,这支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损失惨重。在野的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手里已经拥有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又恰恰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奉者。可是,这一回有所不同:这次召开政协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国政策的变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赫尔利大使的辞职报告,委派马歇尔将军作为赴华特使。马歇尔使华的重要任务,是制止中国内战。

美国人当时充满了自信,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觉得美国具有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足够让中国政治走上他们划定的轨道上去。“在美国看来,中国内战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实行西式民主政体,因此,在中国推行若干民主制,成为马歇尔解决中国问题的入手之处。”(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P264)也因为这个原因,一批原先在中国政坛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第三方人士,立时成了当时政坛上一股活跃的力量。这批人大都留学欧美,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和学说十分向往,有的还对之有着不浅的研究。他们因此成为美国及其他国际舆论处理和关注中国问题时的重要参考系数。

浦熙修的记者生涯开始不久,就遇到了抗日战争。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下,记者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在抗战期间,浦熙修的新闻采访写作基本局限在社会新闻方面。虽然出现过诸如“孔夫人洋狗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人士滞留香港,处境危险;孔祥熙夫人却在专机里带了洋狗从香港撤退到重庆。浦熙修报道了这一事件。“洋狗事件”引起各界人士极大反感,昆明学生还因此游行抗议。)等重要作品,但是,政治报道方面的热情,是被大大压制着的。

在国统区知识分子和报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宣布,从十月一日开始,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局,同时废止新闻检查制度。深受国民党舆论压迫之苦的浦熙修此时真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要说完全没有危险,却也未必。《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地方,附近都布置着监视的特务,浦熙修到这些地方采访,是需要胆量的。许多人因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事而责怪也被打成右派的浦熙修软弱,胆小,这板子是打错了地方。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每一个议题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前途,谁会不关心呢?浦熙修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决定对全体三十八位代表每人做一个专访,倾听他们议论国是,又以一天一篇的频率在重庆《新民报》上刊登。这是重庆新闻界政协会议报道中绝无仅有的做法。三十六篇(有四位是两人合一篇)专访生动记录了各方人士当时的言论和情绪,为我们寻访民国政治在一个特殊阶段的图景留下了真切的记录。这些专访奠定了浦熙修作为一个政治记者的地位,为她日后成为“国共和谈新闻专家”打下了基础,也提升了《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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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浦熙修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据说浦熙修自己最喜欢这张照片

浦熙修能够完成这三十多篇专访,吃了许多辛苦自是不在话下。但新闻记者的功力,主要还不在是否能够吃苦上,而是表现在常人看来几乎是没有可能获得采访机会的时候,能够坚持设法获得被采访人的接见,并设法让他表达自己的意见。浦熙修是个在事业追求上有着坚忍毅力的女性,所以,尽管“到处看脸色,随时碰钉子”,碰壁之后却绝对没有退缩的意思。虽然没有像西方新闻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从门里被赶出来,要从窗户里爬进去;从窗户里被赶出来,要从狗洞里钻进去”那样夸张,但那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却是差不多的。同时,因为她在陪都重庆跑新闻那么多年,特别是年年参与“战时国会”国民参政会的报道(三十八位政协会议代表中有二十二人是参政员),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政治报道经验。否则,要在短时间内跟这些政要和各方代表接洽见面都是难事,更不要说在头绪纷繁的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与对方平等对话了。
  

几方面的代表中,中共代表,是比较愿意与记者交谈的。那个时候,媒体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共是“弱势群体”,所以,浦熙修在采访中共代表时,并没有碰到更多的障碍。只有年老体弱的吴玉章,因为身体的缘故,被八路军办事处告知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可是,谁能挡得住浦熙修这样的记者呢?一个礼拜天,她就径直找到了吴玉章,作了淋漓酣畅的访问。

中共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当是周恩来。“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

浦熙修与周恩来的访谈接触到三个问题:一是解放区问题;二是联合政府问题;三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

开宗明义,周恩来就给出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手,政治解决”,作为对于目前形势处理的原则。中共在选择宣传口号上,历来非常明了简练,容易深入人心。这十六个字,也具备这个特色。而且,这十六字方针一经提出,中共就抢占了一个舆论的制高点,这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说到解放区问题,周恩来胸有成竹:“解放区的承认与否,最好由人民来判断,事实胜于雄辩。中外人士可以组织考察团前往考察,假若认为那里不是普选,可以就地重新选举。”当时对于解放区的争议在于:一些人认为,解放区的政权虽然自称为“新民主”政权,可是,这政权并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最终控制。“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是,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P725)面对这样的质疑,周恩来并不强辩,但是他学诸葛亮唱空城计,打开大门,愿者进来的办法,以显示他的笃实和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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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46年11月,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谈到联合政府的时候,周恩来说:“国民政府要成为一个民主联合的政府,各党派、无党派人士都能参加,这种精神要贯彻在所有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党治政府必须要改变了,要做到古人所谓的‘庶政公之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是在一九四四年日本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衡阳战役大败之后。继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之后,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针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发表林伯渠报告时,将有关联合政府部分全部删除的做法,第三党领袖章伯钧认为:这“更显示国民党作风的卑下,这种作风如果继续下去,不但谈判无希望,中国的政治也将永无上轨之日”。九月二十四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五百多人参加宪政座谈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统区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见《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P47—48)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前夕对记者谈这个问题,就是要在政治上展开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讨伐,并以这个口号来联合国内其他政治势力。

在谈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给出三种选择:“第一,军队先交党国,再由党国请客”,“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第二,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党国变成人民的国家,军队再交还给国家,这最为理想。第三,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同时并进,在会议中协商的将是后一种办法。”针对当时说中共在解放区拥有军队是“割据”,周恩来又补充说:“军队该双方都国家化,国民党拥有党军就不算割据吗?”话锋到此,我们可以领略周恩来犀利的一面。

表示自己从此要“偃武修文”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敞开着黑呢中山装的领扣,被一旁的邓颖超笑指为“军人服装不整”。可见当时采访的氛围很是轻松。但是,叶剑英的谈话却不轻松。他指责美国在支持中国的内战——这一指责,以后成为美国国内的重要纷争,直至美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完全放弃蒋介石政权。(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表。)浦熙修问及中央(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防地有硬性规定的话,中共将持什么态度?叶剑英对答:“中共的军队,都是从地方人民中产生,所以就防问题,必须各归原位。……人民的军队应该与人民连系,战斗力才会强。”可见,中共是把军队与根据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自然,这样的看法也是引起歧义的——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就有舆论认为军队驻地与政权所在地合而为一,那就是“割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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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46年3月,叶剑英在延安机场

浦熙修在采访中共代表王若飞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广大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就算能停战,是否仍会重蹈谈谈打打的故辙?”以后的时局发展真是被这句话不幸而言中。当时,王若飞的回答是:“谁打谁,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王若飞充满信心地说:“今天要求和平的趋势有三种力量在压迫着:(一)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力量;(二)大后方广泛的民主运动;(三)国际上已由劝告而警告。”不能不佩服王若飞的眼光。这三个方面以后真是促使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基本力量。

刚刚从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归国的董必武,与浦熙修谈得最多的,是他在美国了解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舆情民意——自然是有选择的。“《纽约时报》的社论是支持国民政府主张援助中国的,但未提以武力援助”;“《先锋论坛报》有六篇社论都反对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并主张中苏友好合作。《纽约邮报》则是完全同情中国人民方面的。《下午报》最反对美国采取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颇注意中国消息,有一天还出了一次中国问题专刊。《世界电讯报》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栏即载于上,对中国问题特别关心。《芝加哥太阳报》、《巴尔的摩基督教箴言报》也都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纽约市在十一月九日特为中国问题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召回在华驻军,参加者约两万人,各工会主张召回驻华驻军的传单随时在散发。”感觉那个时候的中国问题,就好像现在的伊拉克问题在美国一样,全国上下都在议论纷纷。中国内战的烟云不光笼罩在中国的天空上,也使美国上下闻到了火药味。若干年以后,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中分析道:“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组织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327)

陆定一在政协会议上参加的是军事小组,可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采访中,他似乎更加愿意谈论的是关于新闻报道和宣传方面的事项。在浦熙修这样一位国统区新闻记者面前,陆定一表达了他的钦佩。他把中国的记者比喻为“是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的生长大,确是不容易。”他说:“中共的宣传政策,向以老实为主。”陆定一透露,他曾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在招待马歇尔的茶话上会过面,“吴部长曾对他提议‘双方都应取消宣传部’,他回答:‘宣传不可主观’。”看来,陆定一是主张要宣传的,只是,不能“主观”。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的吴国桢则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带有利益偏见的宣传。

六十七岁的吴玉章,似乎更像是中共代表团中的统战人士,他通篇报告的是他参加同盟会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年在日本坐在公使馆里过夜,非要求准其自费留学不可,直到蔡钧公使让日本警察来把他赶出去。因为那时去日本学陆军非官费不可。“梁启超的《新民丛刊》对此大起而攻之,逼得政府把蔡公使撤回,自费留学之目的得以达到。”

中共代表中唯一的女性邓颖超,也是政协会议中的唯一女代表。“连年害着心脏病的缘故,使她的面庞虚肿,回到延安两年多,她的服装也已男性化。”对于邓颖超这个唯一的女代表来说,女权还不是第一位的。她说:“妇女运动不能和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分开来”,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没有女代表无关紧要,妇女界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方面的代表提出,这正可以测验哪一个党派最能为妇女谋福利。”但她强调的是“妇女更须反对内战”。由一个女代表来谈反对内战,特别是从妻子和母亲的角度来谈,自然显得更加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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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46年春浦熙修(右)与邓颖超在重庆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尽管有的约见起来非常麻烦,可是,既然见着了,访谈起来倒也很是畅快的。

陈立夫家的客厅,“不愧为艺术之家,各色的沙发坐垫,配上两壁的字画,显得静雅恬适,正和主人温和尔雅的风度相衬”。可是,谈话的内容却并不与主人的这种风度相衬。

开口,陈立夫就表示,“对于当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根本不感兴趣”。陈立夫是国民党内极右派首领,对于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根本就不抱幻想。重庆谈判的时候,陈立夫就表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得知马歇尔将军将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关系,陈立夫即向蒋介石表达了反对意见。此次作为政协代表,要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是,陈立夫自然是不愿意的。

浦熙修记录道:陈立夫“温文的脸上总含着微笑”,但是,他对于共产党的批评却是严厉的:“战争完了,理应建设和裁兵,而现在不能缩军反而扩军,不能建设反而继续破坏,连几条蹩脚铁路交通都不能恢复,这实在是违反潮流的事。其实津浦、平汉两路,真正要用武力打通,未尝不可以做到,但政府本着宽大容忍的原则,期待政治解决。”“中共既称崇尚民主,应该尊重多数人民的意志,不应私拥军队,破坏交通,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不聪敏的。”“解放区因交通破坏与外界隔绝,早已成为‘束缚区’了,那里的民选政权,谁见过?谁又知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说到联合政府,陈立夫断然否定道:这“决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陈立夫在谈话中也为收复区的接收问题作了辩护。面对接收中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他却认为“病根是‘迟缓’两字,应付非常时期要以简驭繁,不宜以平常有的手续来应变。”

行政院院长孙科,当时是赞成国共合作的,所以,他的谈话就比陈立夫要和缓些,虽然在浦熙修感觉上来说,“谈的时间不少,但他不像过去那么似的滔滔不绝”。从专访中感觉到,在孙科那里,许多问题还是看得比较轻率的。比如谈到受降问题和解放区政权归属问题,他认为:“都是鸡虫之争。”受降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自然会消失;解放区政权问题,他只是简单地说成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主张“中央和地方要实行均权制,即交通、国防、外交、币制等属于中央,其他一切则归地方”。这样的解说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孙科在政治上的轻率和糊涂,导致了后来在他负责掌握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时,“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见《粱漱溟全集》第6卷P900)张君劢设计的核心,是在保留五院制的名义下,注入英国式的内阁制和国会制。“这个设计对蒋介石的地位极为不利,蒋如欲做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做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见邓野《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P299)果然,这个设计通过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如丧考妣。陈布雷“言及宪草审议会事,彼尤愤慨!”(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92)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协会议报告与检讨时,谷正纲“慷慨陈词,垂泣而道!”孙科则发了大少爷脾气,事先就说“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93)

与张群的访谈进行得比较艰涩,因为这位智囊人物城府很深。张群与周恩来是国共重庆谈判时的各自代表之一。浦熙修见到张群后,曾将他与善谈的周恩来归入一处,说他俩是“棋逢对手”,张群则谦虚道:“周先生比我会说得多呢。”张群在抗战前曾任外交部长,与日本大使川樾有过谈判。感觉到采访中张群不愿多说话,浦熙修就另寻话题,问他“国共谈判,在抗战前与日本川樾大使的谈判,其趣味如何呢?”张群作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回答:“和敌人谈判,受拘束太多。国共谈判,终究是自己家里人,吵吵闹闹,这固然是不得已,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必须求得和平的。”其实,国共双方,谁也没把对方看作是自己家里人。用费正清的话来说:“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人更加殷切。”(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325)果然,在谈到联合政府这个话题时,张群明确表示:“联合政府是谈不到的,《会谈纪要》上也早就写着参与政府,至于参与的程度如何,尚须商量。”国民党这里坚持的还是由他们“请客”的方针。

这次政协会议上,有一点重大分歧,那就是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国民党在一九三六年搞了国大代表选举,拟在一九三七年召开国大。后因战争因素搁置。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宣布召开国大,国民党方面认为原先选出的代表资格依然有效,而共产党和民盟的意见是全部代表都要重选。在采访陈布雷时,他表示:“旧代表是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而产生的,我们不能剥夺其依法当选的被选举权。”他提出的办法是承认旧代表,然后“根据现在情形,增加名额,容纳各方面及抗战期中新出来的人才。”采访中,陈布雷讲述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困难:“老百姓不关心政治,大半还是文盲,这是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所以选举是不容易圆满的。”要求实行宪政的口号起源于清朝末年,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统治时就认同这个口号,何以到了陈布雷这里,还在重弹中国民智低下,不适宜于民主制度的老调呢?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还是屁股决定脑子——坐在统治阶级的宝座上了,自然想万代千秋坐下去。罗隆基在分析民国元年到十六年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袁世凯洪宪称帝,黎元洪解散国会,曹锟贿选总统,这是有权有势者不受宪法约束,这与小民知识无关。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问题症结,在当权在位者的诚意多寡,而不在小百姓的知识高低”。(见罗隆基文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P172)

吴铁城也在访谈中表明:“国大的旧代表怎么能说不是民选的呢?联合政府不能产生国会,还政于民,决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有趣的是吴铁城在访谈中还批评了浦熙修不去参加重庆市的地方选举,“连新闻记者对于选举都不感兴趣,遑论一般老百姓。”因为他的信念是“政治清明,还该从健全民意机构做起。”

早在一九二六年按照中共领导指示退出共产党的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喜欢“对左的人要说得右一点,对右的人要说得左一点”。邵力子也对浦熙修说:“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英法的联合政权是先有中心而后成立的。”他批评中共,“军事一定要和政权合而为一,那就是割据局面。”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代表”——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本是一位资深法学家。他开口不谈停战,却是先说双方要立刻停止宣传战。他对浦熙修说:“共产党因为武力居于劣势,总喜欢以宣传来争得优势。天天喊反内战以挑拨感情,遂其达到美国撤军之目的。其实事实未必如此,谁破坏交通,谁打谁,有心人一看自明。”当时的宣传,共产党的确要比国民党略胜一筹,这一点,连特务头子唐纵也在日记里承认了:“懂得宣传的人,必须懂得人民的心理,离开人民的心理而言宣传,必扦格而不能入。共产党是懂得宣传的,因为他们时常注意人们的心理,人民的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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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左):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孙科

王世杰还是要为政府辩护。采访中,他表示:“平心而论,抗战八年是救命的工作,同时要求社会改革,力有未逮,但这八年中,不能不说政治已比以前民主。因为一边抗战,一边又要对付中共的捣乱。八年来已经民穷财尽,公务员几乎吃不成饭,如何来维持一个廉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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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陈布雷

政协会议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在朝的,自然认为先要军队国家化;在野的,则一般选择政治民主化为先。所以,这里,王世杰也总是先把“统一”放在前头的:“政府必先做到统一,政令统一,或者可以因地制宜,而军事是必须统一的。”

浦熙修称内政部长张厉生是“直爽的北方人”,从访谈的内容来说,张厉生当得“直爽”这两个字。谈到“联合政府”,他说:“政府不能联合,只有党派合作。国际公认的国民政府的法统地位是不能予以动摇的,参加政府只是人事上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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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左):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张群

谈到中共问题,他说:“内乱本来犯有大罪,而现在政府为着顾全事实,采取宽大起见,所以要用协商方式来止乱。希望共产党无条件的停战。政党是不应该有武力的啊!”

针对中共说国民党政府否决联合政府的提法,只答应分一些政府职位给别的党派是“请客”的说法,张厉生回应道:“假若说政府用请客的方式,为什么自己是主人,而偏要退居于客位。在野为公民,做官为公仆。国家的名器,决不是随便请客的。”“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只要中共有诚意与信心是可以收得成果的。首先必须承认这政府,而不是推翻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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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张厉生

张厉生的谈话,不光“豪爽”,还听得出傲慢来。这样的情绪,恐怕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内大多数人的情绪吧。包括后来蒋介石说的六个月内解决中共问题,都是受着这种情绪的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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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左):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张厉生

政协名单里,青年党亦是一方。青年党原先也曾加入民主同盟,到政协会议前,已经退出。此时,在一般人眼中,青年党基本上是国民党的附庸,因此,既非第三方,也不是第四方。在采访青年党党魁曾琦时,我们听到这样的言论:“青年党同人认为今日的反内战运动,只责备政府是不公道的。”他对浦熙修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后来,曾琦还有“希望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的说法。

青年党的杨永浚和余家菊两位在访谈中阐述了青年党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概括地说,就是“标本分治”的方针。他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只能解决一些表面的问题,真正实质性的问题,要以后到南京去开会慢慢解决。治标有三个办法:一是“改组国策发动机构”;二是“由各党派及各方人士参加政务行政机构即改组行政院,同时监察院、立法院两院亦改组”;三是“加强人民监督机关,即扩大参政会的职权与名额”。至于治本,他们开出的药方只有一条,那就是实施宪政。余家菊具体地说了两点:“(一)成立英美式的议会制,这样才能表达人民的意见。(二)成立责任内阁。总统既六年一任,可以用责任内阁补救任期的太长。”

青年党虽然被目为国民党的附庸,可实际上,他们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对者。这和他们的地位相关。青年党因为宣扬国家主义,一度也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周恩来在分析参加政协的青年党时,也预测“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民党)方。”(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P12)

常燕生在访谈中甚至否认国民党是一党专政,他认为政府“其实还够不上党治。假若是党治,人民虽然不满意而政治却可以上轨道。目前的政府,实在有一些旧社会的封建关系没有脱离。”这就把矛头对准了蒋介石了。

在谈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时,青年党代表陈启天说:“二者互为因果。”“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必要保障。”“政治民主化对国民党实在是有利无害,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后,一切公之于报章,这正可以督促政治进步。有健全的在野党,在朝党跟着民意走。那么,激烈派也不至于铤而走险。”

政协会议代表中,除了国共,民盟,另一个所谓的第四方,就是无党无派人士。

为着行文的方便,我们先说这第四方。

第四方说起来无党无派,其实呢,各人也有各人的立场和背景。譬如傅斯年,是明显的倾向于国民党的。他对于政协会议并不热心。政协会议期间,他曾给王世杰写信,预言:“此次协商结果将使国民党与蒋先生于半年内崩溃”。(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P301)“傅大炮”的激愤情绪,使他将蒋介石的崩溃预测得早了两年,可是,他的眼光却是独特的。

浦熙修第一个采访的就是这位先生。所以,一开始他就声称“实在怕这种考试”。对于政协会议的结果,他勉强说着这样的话:“不能说没有希望,希望它有些希望。”

傅斯年对于时局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愤慨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浦熙修在历年的参政会报道中曾多次报道他严厉质询国民党政府官僚贪污腐败的事例,记者与他应该也算熟人,所以,浦熙修会对他感慨:“新闻界前辈告诉新闻记者的态度要‘扬善隐恶’,但我目前找不到善可扬,也不忍心粉饰太平”。傅斯年“对这一点倒是同意的,说:‘我在参政会上的言论也完全是暴露性的’。”可是,傅斯年对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抱有警惕。针对当时有人说苏联是“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的国家”,民盟提出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见《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P224)他评论说:“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是不得了,乃是这一个整个阶级有特殊的权能。一个人专政已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地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见《傅斯年全集》第五册P1966)这可能是他对于与中共谈判抱着消极态度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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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代表:傅斯年

和傅斯年的消极悲观态度相反,四角号码检字法创始人、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对于政协会议持的是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对手双方既然谈不拢,那么由多方面参加总是好的,中国人‘爱面子’,第三者就利用这‘爱面子’的心理,把它弄假成真,以制止战争。”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为善良的对于时局的估计了。这位五金店学徒出身、靠自学成才的出版家,对于国共双方,都尽到了批评的责任。他说:“政府该做的种种民主措施而未做,已经失掉了太多的机会。共产党挟带着武器来谈判,终嫌超过民主政治。”他最为倾心的是英国的政治。他认为英国政治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政治,“他们当君主政治转化为贵族政治又达到平民政治的过程中,都是说了三分而做了五分,说了五分而做了七分。中国则否,满篇条文,而实际上却落了空”。

耳朵有些背的郭沫若,是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他特别提出国家必须要看重文化、学术与学者,御用文化的思想必须纠正过来,建国才能成功。”郭沫若非常尖锐地表示:“政治协商会议,不外商讨停止内战,改组政府,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等问题。但一个前提条件,代表们该争取自由发言之权,不要以蒋主席为当然主席,大家就唯唯诺诺,只让共产党去说话。”郭沫若的意思是要大家一齐来为争取民主呐喊,不要“唯唯诺诺”只让共产党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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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左):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代表:胡政之

工商业界的代表李烛尘,在访谈中说了一番令人吃惊的话,他说:“就是资本操纵政治,这也是进步的,总比一个党操纵政治十年以上好。资本操纵政治最多五年一换,你不好,别人来;而一党专政,却有背‘天下为公’的宗旨。”这说明当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之高。

与云南工业巨子缪嘉铭的访谈中,浦熙修透露了云南王龙云的消息。“龙云院长住在李子坝,一个月前龙夫人曾来渝探亲,现在又回去了,只有五公子在身边,龙院长的军事参议院的办公室与住家合而为一,整日清闲得很,缪先生有时去看他,蒋主席也会到的。”

事实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蒋介石突然将云南省主席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卢汉接任主席。十月六日,龙云在宋子文、何应钦陪同下飞抵重庆,就相当于软禁了。此番举动,主要原因是怕“民主同盟与龙云勾结,藉云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据。”(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47)唐纵在日记中写道:“现云南省政府改组业已完毕,均系主席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其实,谁不知道这个事变背后是蒋介石在主使呢?浦熙修在这里看似扯闲章,其实是在暗示啊。这一笔在这里出现,也算是给政治协商会议打了不祥的一卦吧。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告诉浦熙修,他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被选为代表”。他自称是一个“把一切都看穿的人,所以消极了呢!”胡政之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文章难做,常常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这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大公报》一向是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号召的。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坊间已有流言,说《大公报》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特别是《大公报》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蒋介石政府拨给的二十万平价美元后,坊间更有人指责它违背了自己当初立下的“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的规矩。不知道胡政之所谓的文章难做,是不是因为民间立场与政府口径的矛盾所致?或许还因为复杂的人事关系阻碍了“四不”方针的贯彻?作为报人,胡政之对当时的国际新闻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国际新闻之多为任何国所无,马歇尔的新闻这样重视,这适为殖民地的表现。一等国家早就降为三等国家了。”这些情绪似乎还并不是孤立的。对于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停国共争端,并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一事,国民党内部的不满也屡屡有所耳闻。比如宋子文就曾说过: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怎么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P838)

另外几位第四方的代表,态度基本上都是国共两面都有错,大家拉拉和的态度,只有莫德惠,因为东北问题,多费了许多口舌。

第三方民盟代表,是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股清新和活跃的力量。前文说过,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向没有第三方的发言权。可这一回不同了。

一是因为当时的争端双方是国共两家,民盟此时因是调人,而显得重要起来了;二是因为马歇尔的使命,就是来华促成中国建立一个西方议会制的国家,而第三方中,绝大多数是西方政体的研究者或拥戴者,他们不光是有了巨大的热忱,还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倚重;三是在一个武夫治国的时代,知识分子忽然有了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民盟作为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且手中并无武装的党派,看到了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远景,这是他们特别活跃的重要原因。故而有人说:“政协会议,乃国共和谈的最高峰,亦可说是民盟与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饱和点’。”(见王觉源《中国党派史》P372)

同样是民盟领袖,且都是年过七旬的美髯公,张澜和沈钧儒两位的言论基调就很有差异。曾经担任过四川省省长的张澜还是比较体贴蒋介石的,“他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涨,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不愧政治家风度。”律师出身的沈钧儒虽然“喜欢随身带把小梳子梳拢几下他那飘然的长髯”,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样子,开口却是激烈的。他说:“今日政府,要不自行改革,那么人民将要起而代之。”无怪乎当时沈钧儒担任的是民盟中央青年部长,七秩长者的这一激烈的言论,正符合青年的口味。关于联合政府的性质,沈钧儒认为:“第一要结束一党政治,各党各派及无党派共同组织政权。第二,参加的人士,不是作为咨议的性质,而要有实际的行政权。”

张澜在访谈中讲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上月十一日的晚间,同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催促召开会议,认为与其双方秘密商谈军队、地区等问题,商量到明年还是达不到结果的,不如公开谈,或者可以达到反内争的效果。”事实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民盟出面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代表,到重庆特园相商尽早召集政协会议。民盟此时已经不满意国共双方关起门来秘密谈判了,故而以召集人的身份,请来国共双方,要求他们将话题敞开,让全国人民都能与闻。既然谈的是国家大事,为什么不能公开呢?这或许也是他们从西方政治运作中汲取的规则?另外,国共双方谈判,谈的是两党之间的争执,可是,国家大事,并非国共双方就能涵盖,还有至关重要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改革呢!这也是民盟极力要求尽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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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946年,张澜与梁漱溟

由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盟当年在政治舞台上的积极主动的状态。民盟如此积极要求早日召开政协会议,当时还让中共方面觉得烦躁莫名,因为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制定的计划是以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和华中,“然后同蒋开谈判”。彼时时机未到,可如果反对召开政协会议,岂不要在政治上失分?当时有言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可就这一点来说,民盟与中共并不默契。

刚刚由北平到重庆,还认不得路的张东荪,对于重庆正在热火朝天谈论的国共谈判和宪政似乎还显得隔膜,他谈得多的还是北平的事。沦陷区人民对于接收工作的怨恨,不光“五子登科”(指接收大员的贪污、舞弊,“劫收”金子、女子、车子、房子、馆子[一说票子],百姓概括为“五子登科”),“最糟糕的是在伪准备银行不存在后,还发行了伍千元一张的伪钞。”

梁漱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猜测政府或许会“(一)改组行政院,容纳党外人士。(二)改组参政会,多加党外人士,扩大职权。(三)明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四)军队国家化问题,由军事三人小组开始筹备,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实行。”听起来似乎问题很容易解决。可梁漱溟大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现行的制度的复杂,实际上外国人不了解,就连中国人也不明白。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制度,包括好几种性质:(一)集权国家的一党制。(二)自己独创的五权制。(三)瑞士式的委员制。(四)一再拼凑的参政会,仿佛西洋的议会制。但实际所谓一党制,党本身制度就未建立起来,委员制也是空的,经年不开会,五权制的五院等于虚设,参政会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东西(实际上一切大小事,由一人指挥,手令高于一切)。”

虽然如此,梁漱溟还是乐观的,他的理由是除了政协四方面力量之外,“还有另外的两方面,就是国际的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力量,今天周围的情势都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必须要透过这会议,才能表现出好的结果;反过来,假若周围形势不利,自然更无好结果可言。”应该说,梁漱溟的乐观是有道理的。中国政局走到抗战胜利之后,人心思定,国内民主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执政党,又受着来自大洋彼岸的尽快实行宪政的敦促,似乎一切都在开始向着民主的方向转化。可是,梁漱溟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最后还是拒绝了马歇尔的好意,他甚至躲到庐山上去,想避开与马歇尔见面的尴尬,以致让马帅得了为中国和谈而九上庐山的美名。他也没有想到,中共以土地改革为号召,竟然能够在解放区大量迅速扩充兵源,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采访民盟代表张申府时,浦熙修以刚刚出版的《群众》周刊上刊登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篇文章,来询问他的感想。这位曾经参加中共建党活动,并且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在参加中共四大时,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退党)的哲学家,希望当局者不要做袁世凯,而应该“不受左右的包围和蒙蔽,开放政权,宽大为怀,真正做个华盛顿。”在此之前,张申府曾经发表文章,希望用他所热衷的逻辑力量来扶持一九四五年脆弱的和平。他在陶行知创办的《民主》杂志创刊号上写道:“现代逻辑对于国家建设尤其有着特殊贡献,因为它是减少团体间误解的科学方法。现代逻辑极为清晰而开放,它提倡的思想习惯,是不回避隐蔽任何事情,而是要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见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P213)这次,在接受浦熙修访问时,他又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相信根据哲学的方法,政治上一定有个解决的办法,只要大家有耐心,有毅力,而且能够宽容,无论哪方面都不该抱怨,要打破彼此不放心的心理,应互容与互尊。”这些立论听起来自然是非常雄辩的,可是,在诡谲的政治风云面前,未免让人感觉到天真——在中国,哪一个握有军队的势力,会服膺这样的逻辑力量呢?除非是如柏拉图戏说的那样: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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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张申府(左二)1923年留学德国时与朱德(右一)等合影

张申府当时的自信却是满满的,他对浦熙修说:“国共双方除武力外,国民党有国际的承认,政权、国库、交通工具等力量;共产党有主义、理论、成绩、人民的拥护、国际的呼应等力量。而今日第三者,却真正站在真理方面,最合乎世界民主的潮流,只要大家不迷信武力,人民肯做后盾,将发生最大的力量,因为打总不是个结果。”

宪法专家、民社党党魁、民盟发起人之一的张君劢,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从国外匆匆赶回国内参加政协会议的。浦熙修写道:“这位坚定持重的学者使会议增色不少,十七日上午当雷震秘书长报告他已到会出席时,全体为之鼓掌。”在访谈中,张君劢以自己在美、英、法等国的见闻,委婉批评了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国的部长不及外国的科长,这如何能讲行政效率?部长之上有若干坐而空谈的人,如何能做事?”

张君劢还说内战危机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已经从“四强”(美、英、苏、中)沦至“和朝鲜、保加利亚等国摆在一起”。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的年代》里,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七年之间,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是和阿富汗、危地马拉、巴拉圭,以及当时仍称为暹罗的泰国,一起并称为“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态度,显然不太友好”的国家。

在采访章伯钧的时候,浦熙修引用了美国《先锋论坛报》的话:“假若没有这些中间份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章伯钧在访谈中也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他说:“由一党专政过渡到宪政,以欧洲为例,必须用协商的方式方能解决。‘打’绝不能解决问题,国与国之间,都不能用战争来消灭,党派之间更不能以战争来决定胜利,所以双方必须无条件停战。”

对于旧国大代表问题,章伯钧态度十分明确:“他坚持重选,决没有折中的办法,假若保留旧代表,这将是中国百年大计中最大的污点,民主运动最大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的原则问题,绝不能为后世唾骂。”这一点上,中共与民盟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旧国大代表的选举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来的,倘若由他们组成国民大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必然有利于国民党。这样的还政于民,那就等于“国民党‘从左手还给了右手’。”(见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民报》)

章伯钧“希望马歇尔元帅来中国,要做到保证美军不参加内战,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中国人民的痛苦,就是战争和不民主。这时罗隆基先生却在一旁笑说:‘马歇尔来重庆的第一件事,将是洗澡与呈递国书。’将严重的政治的气氛冲淡了。”

在浦熙修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罗隆基的名字,政协会议不是第一次。在章伯钧的专访最后,罗隆基这几句风趣的插话,足以说明他这个人的善言。专访罗隆基的篇章里,浦熙修突出了他民盟宣传主委的地位,以表明他的讲话足以代表民盟的立场。通篇讲话中,罗隆基的辩才表现得非常充分,时常有警句出现。比如:“协商的意义是互让互得,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有没有结果,要看双方先想让什么,而不是先想得什么”,“民主就是选举”等等。谈到行政的腐败和无效率,罗隆基说,“这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选举,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针对浦熙修提出的“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罗隆基答道:“民主同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浦熙修这个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当时,重庆、上海的报纸上都见到过这样的说法。有趣的是,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面对这样的质问时,发表了一个这样的声明:“我说是共产党跟着民盟走的,而不是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不是宪政国家的政党,是革命党,他是有武装的,他要夺取整个中国的,我们是劝他放弃武力,跟国民党在建设新中国上可以合作。是我们劝他放弃武力的,他同意了,所以是他同意了我的话,走民盟这个路子,并不是我跟着共产党走。”(见《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P187)不过,无论是罗隆基还是梁漱溟,事后他们都承认,“当时民盟跟共产党是合作的”。

对于政协会议仅仅是商谈国共两党问题这个说法,罗隆基表示了最大的反对:“这会议,所商谈的,将是整个问题,包括其他党派及老百姓在内,决非仅是国共问题。国家问题也决非两党所能解决,就是两党答应了,其他的党派,未必就答应。”

可是,谈到具体问题,他的立场还是倾向中共多一些。这可能就是如梁漱溟后来说的那样,中共当时是受压迫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哀兵必胜。而罗隆基自己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早就憋了一肚子的“反感”——罗隆基早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他还在一些文章里公开谴责国民党的党治制度是“分赃制度”,所以有这番立场。

罗隆基说:“要停止冲突,必须停止一切军事动员。政府不运兵,中共也不会破坏交通。”“至于国军开往东北的问题,他认为是徒惹纠纷。晚两三个月绝无关系,必待政治解决之后,再运兵,现在不是什么国防问题。”关于东北问题,罗隆基的讲法似乎太轻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在国共问题上,民盟这个旁观者,因为不牵扯利益在内,难免把许多重大的军事部署看得轻描淡写,这也是后来在南京民盟提出的国共调解方案引起中共震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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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46年11月17日民盟代表去南京中共办事处梅园新邨送周恩来。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对于未来联合政府的设想,罗隆基给出的方案是“联合政府是要有决定国家政策之权,并有执行政策之行政权,并非如过去政府所谓之行政院改组,或成立一个空头委员会,其方式可以和英国的联合内阁相仿佛。”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订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一九三六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国民立宪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改编。闭幕当天,浦熙修报道说:“各代表经廿二日之协商,虽甚辛苦,但以结果之圆满,皆面色兴奋,欣欣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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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中)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右为军调处美国代表马歇尔

政协会议的结果,好到马歇尔都没法消除心中的疑惑。“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P834)

浦熙修关于一九四六年政协会议的报道,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中国政坛上许多头面人物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对于中国前途的思考和争执,也领略了中国政坛上曾经有过的对于民主政治的操练。在她,是尽到了新闻记者的本份,同时,也为中国新闻史、中国现代史留下了值得纪念的重要篇章。

二○○七年七月初稿,十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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