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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章乃器七十年前的身份证

--作者: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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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我上网淘书,却淘得巧事一桩。父亲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居民身份证》(内有公民证),竟于无意间失而复得。

几年来,我不时上网搜求旧书资料。当今多数藏家追求保值升值,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有的书商很能理解研究者的旨趣和苦衷,北京潘家园的两位书肆主人,就曾慷慨地将资料出借复印,令我至今铭感于心。但有些很想得到的图书资料,也常因价格、机遇等原因失之交臂。

四月九日这天,我和平时一样上网搜书,一连下了几个订单。很快就有了回音,或有货,或阙如,或无应。其中令我欣喜的,是上海“一文斋”书肆主人柏京城老先生的回信,说自己有民国时期章乃器先生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和《公民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用二百元收来,“我一直想把章乃器先生的证件交付其家人,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过去曾在这家店买过书,信用很好,于是立即回了信,表示希望找回这件遗物。考虑到十多年前的藏品,如今已经升值,于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请柏先生告知所需,以便汇款。但柏先生马上回信说:

此证能归还故乡,已了我十多年来的心愿,我自幼到古稀之年(今年七十一岁),可以讲是终身崇拜先生的高风亮节品德。我曾在孔网上多次广告寻访先生的家人,并声明只要是先生的家人,我分文不取无偿归还。

来信还谈到:二OO四年十二月有一位“欣子”网友对他讲过我的行踪,但一直未能找到;“今天别无所求,如能得到您一墨宝(回信告诉已收到此证即可)”。回信之后,柏先生随即将此证件连同图书用特快专递发出。

柏老先生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甚至为自己的问价感到愧怍。多年的电脑写作,我已很少使用传统书写工具,为了给老先生回函,马上找出多年不用的笔墨纸砚重温书法……

很快收到了期待中的快递邮件,打开层层护封,一小本薄而发黄的纸片映入眼帘:这是一本“忠”字第820057号《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封面上盖“重庆市警察局验讫”和“中国茶叶公司总务处事务课”的蓝色公章,附钤办事人红色篆文名章各一,以及一枚长方形办事章(内容均辨识不清)。关于为何盖有茶叶公司的公章,我猜想是当时在安徽省中国茶叶公司工作的叔叔章秋阳,通过关系为父亲安排的铺保。

打开身份证,内有父亲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相关记录。配偶姓名:胡子婴(他的前夫人);职业:重庆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服务处所:重庆临江路十六号;住址:四分局中一路蔭蘆(廬) ,四区观音岩镇三保;居住年月日:廿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空袭避难处所:第四区蔭芦(庐)防空私洞。父亲的观音岩住所是一栋小楼,很多陪都名人政要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都曾造访过,如今不知还在否?

身份证上还印有兵役、领米栏目(未填写)并附贴《供应平价布记录表》一小张,有买布记录一次,看来此证兼有战时生活必需品供应功能。另外贴有《公民证》一张,是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七日在重庆市第四区举行宣誓登记时核发的,盖有第四区方形篆文公章,区长名下钤名章两个;右侧还有“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登记”的长方章,均为红色。

父亲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由于坚持团结抗日,遭到安徽地方势力及国民党CC系的排挤诬陷,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重庆后,又被下令“免职另候任用”,他从此拒绝做官。一九四O年他在重庆与上海银行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后来公司分股,他于一九四四年另组上川企业公司,故身份证上“职业”一栏中的“企”字是改动过的。

居民身份证封底又有“住址及避难所异动登记”一栏,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时有死伤发生,当时警方如此重视避难所登记,应是为了便于查找轰炸后的失踪人员。此外,封底下方的“注意事项”中还有该证的使用、变更、核查等规定,最后一项比较有趣:“此证如有遗失,应填就申请书并缴补证之手续费三元,向该管警察分局所申请补发”。

根据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法币改革法令,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为一元兑换一先令二·五便士;一九三六年又规定法币一元等于O·二九五美元。法币在国内初发行时与银圆等值,抗战爆发后大幅度贬值,一九三九年已跌到原币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购买一袋面粉约需法币五元多。照此计算,则三元的补证手续费约等于半袋多面粉。

由此看来,这件小小文物除了对于亲属的纪念意义外,还为民国的户籍、保甲、公民宣誓、选举制度,以及陪都的战时防空、配给、物价等,提供了物证。

这份证件的年龄,只比柏老先生小一岁。根据他的自述,此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收来,那么,遗物又是如何流转到他手中的呢?我猜测到两个来源:一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胶州路二七三弄的原住所,后来一直由他的老部下夏沂先生居住,一部分遗物就长留在那里,夏先生逝世后流传到市场上;二是父亲初返上海时,可能曾在我姑姑章雪琴家中存放物品,雪琴姑在五十年代初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入狱,房子被查封,本人在狱中去世,这件遗物因之辗转流落红尘。

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将七十年前的故物分文不取完璧奉还,实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段佳话。每一件流传的文物中,都有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信息。这件遗物所寄托的,不止是家人间的亲情,还有一位素昧平生者的友情。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新民晚报》二OO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时有删节)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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