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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的“饮食文化”

--作者:陈仁德
  
眼下什么都爱标以“文化”二字,有“地产文化”、“灯会文化”、“风筝文化”、“电杆文化”等等,甚而至于还有“厕所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饮食文化”,它覆盖着整个社会,关系到千家万户,不可一或离,大有文章可做。本人想来赶赶时髦,也谈谈“饮食文化”,不过我所谈的“饮食文化”不是正宗的饮食文化,而是本人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饮食文化。正是那种特殊的饮食文化使我们战胜死神,绝处逢生,其功不可没,其特殊性不可不整理研究并载之史册。
     
我只有八九岁,还不知道什么“苏修卡我们的脖子”“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只知道一点:肚子饿起来难受。公共食堂里那点可怜的“饮食文化”实在满足不了我“日益增长的需要”。求生的本能驱使我们走向大自然,芭蕉头、梧桐树皮、桑叶、野苋菜等绿色植物都相继进入了我们的菜蓝子。回忆起来,最好吃的数马齿苋,比豆芽还鲜美,吃一顿要回味好多天。记得有一次大家齐心合力采回了一大提蓝马齿苋,由一个最能干的人亲自烹制,其方法是淘净下锅烫熟,然后晾干加盐。不巧在快烫好时打翻了锅,全倾倒在肮脏的地上,搞得很龌龊,但大家并不气馁,一根根捡起来洗过再下锅。那次的马齿苋真是味道好极了,今难忘。
     
最难吃的是梧桐树皮,食堂的炊事员们将我们院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的皮剥下来,选嫩一点的剁碎,再拌些糠末菜渣做成一些圆溜溜的粑粑,蒸得热气腾腾,倒也诱发食欲,可惜一入口便不是滋味,和吃锯木面没多大区别,勉强吞了一小口要难受好久,即使在饥不择食的年代,那一批食物最后终于还是没几人吃下去,都丢了。从此后,那棵伟岸的梧桐树就裸露着躯干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不久就枯萎了--正好砍下来给食堂当柴烧。
     
除了绿色的植物之外,一些小生灵如麻雀、田螺之类也成了人们的系列食品。我们县城特地开了一家“野味村”馆子出售各种野味。麻雀味极佳,但“打麻雀运动”后已所剩无几,不易猎取;田螺容易捕获,晚上到田里去“摸夜螺丝”很方便,但螺肉却不中吃,绵极了,怎么也嚼不烂。说来难以令人置信的,连老鼠也被开发利用了,那灰溜溜脏兮兮的东西被剥皮后竟然有着鲜嫩的肉,且味道很好。在空前缺粮的年代,人鼠争粮矛盾突出,吃掉老鼠不失为一个既能灭鼠又可活人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不过这捉鼠很要点手段。一次我堂兄到乡下作客,主人的小儿子一口气抓了六十多只老鼠来招待他,煮了满满一锅,过了好多年堂兄都还回味。我一个在乡下长大的朋友向我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他父亲很疼爱他,当时他负笈在外,读书很刻苦,老父在家常对人说:“我儿子今后是要干事业的。” 老父稍有点好吃的都给儿子留着,甚至捉到一只稍大的老鼠也要吊在灶头熏着等儿子回来吃。老父留给儿子的遗产便是一串大老鼠。后来我这位朋友果然干了一番不大不小的事业,成了文化人,这不能不说与父爱有关。
     
食堂也想了很多办法丰富饮食文化,但效果都欠佳。有一次忽然从粮站来了两个小干部,宣称有一种最新科学办法可以使二两米做成四两米的饭。当天在食堂的“老虎灶”里搞实验,效果确实不错,但食客们却纷纷背后议论,说那只不过是把干饭变成了稀饭。“饮食文化”的外延扩大了,而内涵并未改变。
   
食堂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人都想参与发展“饮食文化”,有办法的人可以暗暗吃油水,没办法的人只好光眼看。于是一些人铤而走险,冒着极大的危险去偷食堂的“罐罐饭”,食堂察觉后便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一天,“罐罐饭”又少了两个,一时尚未破案,而我全然不知,竟从门缝里向食堂偷看。正当我望着热气腾腾的“老虎灶”出神时,冷不防从背后伸来一只手将我提了起来,我体轻如鸡,悬在空中四面摆动。待那人将我放下来,我才看清楚他是食堂的炊食员江大汉,江大汉恶狠狠地问我:“你偷吃了罐罐饭吗?”我一紧张,脸红到脖子上。他见我脸红了,认为我做贼心虚,断定是我偷的无疑,我怎么申辩都无用。江大汉边说边撩起我的衣服,把粗糙冰凉的手伸到我肚皮上来回摸索,然回过头去对伙食团长说:“这娃儿肚子里吃得有东西。”人脏俱在,由不得我申辩,说是要找家里大人解决。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将此事讲与七十多岁的爷爷听后,他大惊失色,说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前不久就有人为此坐牢,殃及全家。爷爷一生谨小慎微,走路都生怕踩死了蚂蚁,当下磨墨挥毫作书,向食堂证明“小孙确系在家中用过便餐,其饱肚并非偷吃”云云,并钤上他那颗珍贵的田黄石印章,以示慎重。我火速将爷爷的手书送往食堂面呈江大汉,江大汉却认不得那上面的字,转请伙食团长过目,团长看后说了声:“老先生的书法的确不错。”就叫我回了家。此后很久我看见江大汉都很害怕,真像做贼心虚似的,生怕他又来摸我的肚皮。
      
在诸多的孙儿中,爷爷最喜欢我,因而我接近他的时间较多。爷爷用一个小纸袋将食堂的饭票小心地装起来,小纸袋上有三个毛笔写的楷字--“救命丹”,这应该算是这位老秀才对“饮食文化”的一个新发展吧。这个名词的确再准确不过地把握住了饭票在那个年代的本质属性。
     
由于爷爷年老体衰且属社会知名人士,当他身患肿病蜷伏床头时,受到了特殊的照顾--配给少量“消肿粉”。“消肿粉”这种药品不知国际药典里有无记述,在我脑海里却是永世难忘的。所谓“消肿粉”实际就是选用较细的米糠加上少量糖末(也许有一点药物?)配制而成,说它是治病,勿宁说是充饥。爷爷常瞒着其他孙儿偷偷喂我几匙“消肿粉”,那时我吃起来简直甘之如饴。后来爷爷每次都让我去医院代他领取“消肿粉”,对此我非常乐意,因为在从医院回家的那条狭长僻静的小巷里,我可以将药包打开猛吃几口,再包好带回交给爷爷。我暗自庆幸爷爷从来没发现。后来才知道,爷爷早就清楚这一切了,只是没说而已。他能说什么呢!
     
爷爷藏书很多,全堆在书楼上,平地几尺高,其中不少是祖上几代传下来的。爷爷以书疗饥,颇有苏子美汉书下酒的遗风,不知是否也属饮食文化。我哥哥那时已有十余岁,他比我醒事得多,想到了发掘爷爷的宝藏,真格的以书疗饥。那时县城里有一家古旧书店,专收古旧书籍,哥哥便约上我源源不断地将爷爷的藏书“偷”去卖钱,然后去馆子里求得一餐之饱。收书老板起初见到我爷爷的藏书印大吃一惊,问书从哪里来的,明白以后不禁仰天一叹。记得那次卖的是《楚辞集注》和《十八家诗钞》等,老板翻开《楚辞》长吟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话我当时听得含含糊糊,是很多年后读《楚辞》时才恍然大悟的。可怜我爷爷举步维艰,已不能登上书楼,一点不知道两个孙儿正在发掘他的宝藏“古为今用”,也幸好他不知道,否则一定会气得吐血而死(现在我对此事可说是无怨无悔,当时我们卖掉的书不及九牛一毛,而大量的藏书却在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部付之一炬,要是当时我们全卖了,说不定还能使那些宝贵的藏书避开劫难。)
 
爷爷写作勤奋,颇多著述,奇怪的是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他写的都是歌颂大好形势的作品。比如他的一首七律写道:“建立中华号共和,全民高唱太平歌。火燔矿石钢花富,水溢田畴玉粒多。瞥眼频开新世界,迎头殊异旧山河。如今不履羊肠道,要向光明大道过。”他在饥饿难忍时仍如此“高唱太平歌”,十分耐人寻味。1962年,爷爷在“要向光明大道过”的渴望中去世,临终赋诗“……长啸一声吾去也,春花秋月为谁妍?” 
 
“天旱三年饿不死伙房(炊事员)”的古老格言又一次被证明,“伙房”成了令人艳羡的职业,其实何止“伙房”,连养猪的饲养员也是如此,有一个饲养员便是我们终生铭记的恩人。
   
那年冬天很冷,我和姐姐一道沿城郊长凼河(鸣玉溪)挖野菜,不知不觉就出城七八里,在一片河滩上,姐姐在踩着乱石过河时不慎摔下水去,顿时全身湿透,挖好的野菜也全被冲走了。幸好冬天水浅,没出危险,但衣裤皆湿,冷得受不了。这时从河边的一个猪棚里走出一个大婶来,竟是我们的邻居(被下放在此养猪)。大婶当下将姐姐扶进猪棚去,抱过一堆干柴点起火来烤姐姐的衣裤。那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婶正好煮着猪食,满锅红苕藤,间或有一两截指头大小的根须混杂在里面,我们竟盯住那些红苕根须不转眼。大婶看出我们的心事,说:“肚子饿吧?那红苕根根可以吃。”说着她当面吃了两根给我们看(那样子决不是第一次),然后翻动锅中猪食,挑出几根略大的红苕根根递给我们”。我们什么都不顾了,管它猪食不猪食,拿起就往嘴里塞。两尺口径的一大锅猪食,红苕根根还真翻出来不少,我们饱餐一顿,正好衣裤也烤干了,就心满意足的回了家。姐姐在路上告诉我,她看见大婶在灶背后偷偷落泪,但我却没看见,因为除了猪食锅我哪儿也没看。
   
1990年冬天,大婶以八十高龄无疾而终,我姐弟数人扶棺凭吊,追忆三十年前往事,不禁失声痛哭。及至今日走笔至此,亦不禁潸然泪下。往事堪哀,安可回首!
 
 随着“三年”的结束,公共食堂的解散,特殊的“饮食文化”便慢慢地划上了句号。这以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新的饮食文化又开始了。特殊的饮食文化使我们正在发育生长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但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此后凡遇到困难,只要一想“这难道比那三年还难过?”,就等闲视之了。
 
 困难时期特殊的“饮食文化”在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它拯救了一代人,考验了一代人,只是我们却希望它永远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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