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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吴宓先生照

吴宓先生的晚年

---作者:曹慕樊

我于一九四七年在勉仁文学院(重庆北碚,创始人梁漱溟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共事。我时任中文系副教授,吴先生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李源澄先生)。这段时期,我和吴先生往来不多。我当时苦读佛书,喜欢向中文系教授罗庸(膺中)先生请教诗学与宗教的事理。和吴先生在一起,多谈诗,少论事。一九四九年吴先生同傅平骧先生等拟创“白屋书院”于江津吴芳吉(碧柳)先生旧游之地。很快重庆就解放了。白屋书院没有办起来。由源澄先生之荐,吴先生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解放了,知道吴先生到新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五三年我由四川省文化教育委员会调西南师院,且喜可得与吴先生共事,朝旦请益。从此,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吴先生退休回泾阳原籍,前后(包括勉仁的三年)几三十年。对吴先生晚年的公私生活思想行事是知之甚多的。现在略记鳞爪,以供知人论世者参考。

吴先生的声誉是大学的名教授,论其平生的爱好倾向,则是诗人。照我国的传统习俗,论诗先看人品。人品高诗也自然高,纵然当代并不太被称道,时间的筛子自会推荐给人间的。反之人品不高,诗纵使一时有名,历史的筛子也会把他淘汰掉的。另外,照现代人的观点,论诗先审察诗人的性格。伟大的诗作不在词藻的华丽,想像的新奇,首先在于诗人性格的伟大。

我所认识的雨僧先生,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文学教授。

诗人的人品和性格,有一个统一之点,那就是性情真。《庄子》书大赞“真人”,就是赞美真正的人。他说:“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渔父》篇)

听人谈论雨僧先生,说法不一,有时正相反对。比如,有人说他谦和,平易近人,有人说他古板,难于接近;有人说他立身端正,有人说他内多欲而口谈仁义;有人说他廉洁,一介不取,有人说他悭吝,一毛不拔;有人说他重义气,有人说他重利轻义……。好像都有一定的理由,却又并无确证。只有一点好像大致相近。就是,朋友以为他近于执一,一般人或嫌恶他的人则直抵为顽固、保守。
就我个人深入观察和了解,雨僧先生的性格是真挚端直的。论事总简单片面,论人也是这样。请听L·托尔斯泰的说法吧:

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托翁这里谈的只是“人性”。如果论中国诗人,我想,还应当加上诗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影响,除平生爱读的书籍以外,还有幼时家庭环境、长辈、师友的教益,国事的刺激,都一包在内。

吴雨僧只是吴雨僧,没有两个吴雨僧。内因是同一的,但外因有变化,内因也暂时有变化的适应。雨僧先生的性情是真挚的,人品是端直的。但外部条件有变化,他也自然随之适应变化。虽有变化,根本的东西实在并无变化。比如流水,不平则流,流向下,平而止。但“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孟子·告子篇上》)为了证明我的观察,且举一些事情为证。

上文举有人以为吴先生悭吝。举二大事为反证:一是一九五六年全国调整工资。西南师院评薪委员会由党委领导分为二组。我在第一组。众人议:吴先生应评为一级。先使人告知。吴先生写信给张永清党委书记。信上说:要求定为三级,拒绝第一级。理由是,据他所知,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人品学问都比他好,也未评二级,所以自己请求定为三级。信写得非常诚恳坦率,大众都感佩不已。众评至少也要定为二级。会议派人去向他说,化学系郑兰华教授也终评为二级,文科不能没有二级,否则评薪委员会感到棘手。问题才解决。

当时争工资的人不少。为争一级,不惜同人翻脸,使会议难于进行。像吴先生这样退让高级工资的人,能说是见利忘义吗?

还有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吴先生把他的工资(二级月薪二百九十七元)分散给生活困难向他借钱的人。西南师范学院每月十号发放工资。吴先生事前把向他借钱,据他了解确系生活困难得人开列一个名单,十号以后按名给予借款若干,人们排成列行到吴先生宿舍前收受借款。远道的由他亲自邮汇。他自己只留七十元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要向朋友借钱才能敷衍自己一人的简单生活。于是有人向党委和中文系总支告状了,说是吴宓用公家给他的工资来收买“牛鬼蛇神”及其家属。实际上“借钱”的人也有许多革命群众。“借”也无非是话不得不这样说,没有谁后来“还”过。我当时听见舆论云云,就去劝说吴先生不必这样做。他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穷,我一个人拿二级工资。钱积下来安知非祸?散财一非为名,二非为利,只不过把多余的钱分给暂时有困难的人(许多借钱得人其实他并不认识),也算替国家社会分忧,个人也悄悄得到平安无事,有什么不好呢?他说的时候是十分认真的。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像这件事情,能说吴先生是“一毛不拔”的人吗?

又如有人说他一味敷衍别人,遇到批判斗争,照例一声不吭,低头认罪。似乎说不上“端正”或“方正”。吴先生是诗人,是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听说当年有人把清华园中的教授们戏编为《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吴先生被配为妙玉。其理由是他在清华园中正如妙玉在大观园里,与别人一无冲突,量力事外。这也是评吴先生为圆而不正之说的一种。但吴先生并非圆滑苟全一流人,毋宁说他是“皮里阳秋”一路人物。或正如鲁迅论陶渊明之为人,不总是罗汉低眉,也有时会“金刚怒目”。举一二事证之:

文化大革命中(约一九七一、七二年),有一次一位革命人物领导我们七个牛棚中人学习(其中除陈某外,余后都是教授,现存五人)。吴先生和我属于这一组。学习开始,这位领导训话。举吴先生为例。说吴先生之所以顽固不化,根源在于其父亲是反动的大官僚地主云云。话犹未了。突然,吴先生从他坐的小凳上霍地站起来,两手捏拳,怒目圆睁,向着这位领导说:“不准你侮辱我的父亲!”一时寂然。我们(包括领导)都万没料到这一声怒斥。过了几分钟,大家才回过神来,帮领导圆场,说学习会嘛,不能这样说……云云云云。这位领导毕竟是有革命修养的人,也就没有说别的话了。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情。一个人去请求吴先生给予生活补助。得了几十元。第二个月他又去请借钱,并且开了一个账单,说他生活如何过不下去。临到十号那天下午,他和一些人一起站在吴先生门前。吴先生对他说,你开这个账单,其实不实,某事完全捏造,因此本月我不借钱给你。那个人因为被揭了底,只好低头退下。

尽管大家在牛棚中的学习会上,言都是极其谨慎的。吴先生有时却毫不隐讳地说出真话。比如在“批林批孔”中,吴先生发言,说只可批林,不可批孔。又有一次说毛主席不该为了区区一个刘少奇就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得“九囿鱼烂”。这些话大家都为先生担心,幸而并未引起风波。由此可证吴先生的真和直。

最后谈谈吴先生的日记和(在《吴宓诗集》以后)新的诗作的下落问题。

作为诗人和现代高寿的文化人,吴先生有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日记。吴先生对我说,这部日记只遗失了一年,其余全是毛笔小楷写成,没有一天缺记。而且从流传的一鳞半爪看,所记都有关前代和当代政治人物和诗人学者的活动、诗作、笔札、谈话等等。从清末到解放后,约计有五六十年。这部日记吴先生一直珍藏着。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约一九七一年前后)被一个西师中文系学生(当时是武斗队名“冲锋号”中人)头目搜去。打倒“四人帮”后,我一再向西师党委提出,请求追回这部日记。最近才听说,这个学生确已将日记交回西师有关方面,因内部辗转移交,到现在查不清下落。

至于续诗集,吴先生存稿约有几万首。在吴先生双目失明以前曾经托重庆市石桥铺一位吴老先生钞正。吴先生一九七七年返原籍以前,此稿不知下落,我曾经向西南师大领导一再提出派人查找,至今未得确信。

吴先生到西师后还存了几个皮箱、木箱的书。五十年代曾经将八百多本外文书籍亲自题字盖章赠送给西师图书馆。此外所余不过两小架书。除一些杂书寻常易得的不说,有价值的是一些清代和晚近人的诗集,如黄节(晦闻)的《兼葭楼诗》及散原老人的诗集,均为先生所宝贵。后来先生将他这些书分为两部分,小部分送与一个外文系的学生杨某,大部分送与重庆钢铁公司一个锅炉房的工人陈刚。
一九七七年先生双目失明,无人照顾,她的胞妹叫她的儿子和女婿来西师迎接先生回泾阳原籍。次年初即去世。我当时有一则题记说:

一九七七年雨翁归泾阳故里。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翁噩耗至,享年八十四岁。辞多让荣,持正以靖,可谓慎惠。呜呼哀哉,愿翁之灵,永永安息。

关于吴先生的恋爱态度,外边议论最多。西南联大时期,有人曾讥诮他为堂吉诃德。我曾见他在联大时的备课笔记(用英文写的)曾愤怒地反驳其人,以为堂吉诃德人品很高,痴情岂不万倍高尚于轻薄?看他在昆明写的《五十自寿》诗,其中“生平爱海伦,年老益眷恋”一首,赤诚悱恻,高出时流。泸州陈(火莫)先生曾对我说,此吴老师不朽之作,当代无人能及。按吴先生执着于痴情,屡受挫折。老人可怜,不意流俗竟以此为讥议!在西师初年,与邹兰芳女士结婚,不幸数年即赋悼亡。暮景孤寂,又值风云多变,乃属意于一寡妇,号之曰“雪君”。事又不遂,作诗数首,不及“生平爱海伦”的真挚远甚,徒为词藻排遣,可见“真情”是试金石。但吴先生的谈情说爱,都是公开的,且无忤于新旧道德,而适见其诚笃。如果说是一种“过”,可以用《论语·里仁》篇“观过斯知仁矣”(集注:“君子之过常失之厚;小人之过常失之薄”)之言加以理解。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酷热中

(《吴宓日记》, 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吴宓诗集》、《吴宓诗话》,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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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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