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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作者:林向北 (林雪整理)

说起来,我和彭咏梧、谭幺姐是老乡,我们都是下川东地区云阳县人。我家在离云阳城关北面三十里路的云安镇,彭咏梧和幺姐的家就在离云安镇不远的红狮坝。我与彭咏梧同年入党,虽然受组织上派遣,长年在外地奔波,与他未曾谋面,但是我的许多同志和好友都与老彭一起战斗,而且他也是我妹夫陈作仪的直接上级和好朋友,我们互相都是知道的。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参加了华蓥山起义,老彭他们则回到家乡,发动了下川东的起义。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这两处起义相继失败。我们从华蓥山上撤下来,担当起安排和掩护同志们的重任,很久以后,才听说老彭已经在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与谭幺姐,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患难之交。

于危难处见真情

谭幺姐是接到她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从家乡赶来重庆的,在这之前,她已经整整六年没有了丈夫的音信了。她十六岁嫁到一贫如洗的彭家,不但一肩担起了赡养老祖母的重任,还四处借贷,让丈夫到外面去读书。后来丈夫参加革命,她已经生下了儿子炳忠,老彭四处奔波,相继担任了万县中心县委和云阳县委书记,幺姐带着儿子紧紧相随,做了很多的协助掩护工作。老彭因为工作需要,调去了重庆,来信要幺姐带着儿子一同前去,幺姐却因为要偿还老彭读书时欠下大笔的债务,同时也想多挣点钱,补贴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刚刚在家里办起一个纺织作坊;加上孩子炳忠又出起了麻疹,发起了高烧,让她昼夜不敢合眼,只得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是想在云阳再呆一段时间,暂时不去重庆了。

虽然当时老彭已经是重庆地下党的第一把手,党的重要领导人物,而幺姐不过是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但是结婚九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的,想到丈夫不但衣食住行没有人照料,还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幺姐的心里非常难过,信发出之后,她整整哭了一夜。从此一边日夜操劳作坊,一边盼着丈夫的来信,谁知道这一盼就盼了六年,最后盼来的,却是在重庆读书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长信。信上告诉她:姐夫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经与一个叫江竹筠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叫彭云。现在他们夫妻俩要到很远的农村去工作,希望幺姐能够赴重庆去照顾彭云……

我不知道已经为老彭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幺姐,接信后是怎么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我在重庆看到她的时候,她才三十来岁,看上去秀气贤惠,而且沉着能干,地下党同志们把她安排在位于重庆七星岗基督教女青年会,让她带着自己亲生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生的儿子彭云,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了下来。

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人员,大量涌入敌人的心脏重庆,敌人部署了十万名特务,在城市乡村的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游荡,那怕是听到口音不对,也会被抓起来,监狱里人满为患,老百姓人心惶惶。我的妹夫陈作仪,曾经在家乡被捕,是老彭在月黑风高之夜挖开了监狱的墙壁把他救了出来,可是现在,他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一点音信都没有。我的妹妹林梅侠,也刚刚从华蓥山的起义现场撤退下来,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设法把她安排在比较偏远的巴县马王坪一个幼儿园当老师,想让她顺顺当当把孩子生下来。

谁知道没有住多久,梅侠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她来不及通知我,当下拿了几件衣服,装着进城去看病,就离开了幼儿园。梅侠还在半路上,就又被特务跟上了,她毕竟是快要生产的人了,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尾巴”,就干脆跨进了蒋二哥的舞厅。蒋二哥名叫蒋林隐,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很有名的袍哥舵爷,暗地里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他在重庆解放碑前的闹市区开了一家名叫“和中”的舞厅,时常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包括军统和中统的大特务,在他的舞厅里进进出出。这里是我们最安全的接头地点,按理说是不能够轻易暴露的,可事到如今,梅侠也顾不得了,一抬脚就跨了进去,找到蒋二嫂说:“我被跟踪了。”

蒋二嫂把梅侠带到一个角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穿上,一边问她:“你说,去哪里?”

梅侠想起了幺姐,说:“去七星岗女青年会。”

蒋二嫂就从后门把梅侠送到了女青年会,来到了谭幺姐的小屋。梅侠对幺姐说:“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却连个住处都没有,不知道这里安全不安全?”

幺姐连忙把她安顿下来,自己转身出去,给在《大公报》工作的弟弟谭竹安打电话,就说是小云病了,让他赶快回来一趟。

不一会,竹安回来了。一看梅侠这个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很坚决地对梅侠说:“这里不能住,你得走。”

幺姐看着就要临产的梅侠,对竹安说:“你看他这个样子,能不能……”

竹安说:“你们两个人挤在这里,还带着两个孩子,目标太大了,多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当下就把梅侠送到一个姓冯的同志那里住了一夜,自己赶到小龙坎夏家山的何家,找到何老太太。何老太太的女儿何理立,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不但与我的妹夫陈作仪熟悉,与老彭、江姐和竹安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现在何理立不在家,党内的事情又不好直接向她母亲明说,竹安只说是自己有个朋友出远门了,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没有地方住,想在何老太太家租间房子,还要请老人帮忙照顾一下产妇。

老太太的房子也不宽裕,再说乡下人对于生孩子也有忌讳,想来想去,只有小小的厨房可以利用。竹安回来与梅侠说明情况,梅侠只求有一个地方能够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厨房就厨房吧,第二天就跟着竹安去了何家。小厨房没有窗户,又黑又不通风,一旦烧起茅草做饭,烟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梅侠的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连日来在特务的追踪下提心吊胆四处奔走,过于劳累,幸好有何老太太的照顾,到何家的第二天,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与竹安、幺姐带着小彭云,一起去看梅侠,幺姐抱着这个白生生的胖娃娃又是亲又是笑,直说这孩子福大命大,将来一定有出息。竹安接着说:“要是作仪知道了才高兴呢。”一句话说得梅侠又想起狱中的丈夫,泪水涟涟的。我连忙说:“快了快了,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边上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幺姐忙着把带来的鸡蛋,给每人煮了一碗醪糟蛋,接着又忙着给婴儿洗澡,换上小云出生时穿的衣裤,还按照当地的习俗,把买来的红布条搭在何家的门上,放了鞭炮,表示辟邪和冲喜。幺姐还把带来的鸡和鱼为大家好好做了一桌饭,何老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很高兴。然后,幺姐带着小云留下来照顾梅侠,我给她们留下了十块银元,作为营养和伙食费。

过了一段时间,竹安告诉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家隔壁住进了一个特务的姨太太,看来得赶快离开。于是我借口在城里找好了房子,把梅侠接到了歌乐山我们夫妇和岳母的住处,幺姐则带着小云转移到城里中山公园里的培才小学避难。我和同志们惦记着她们孤儿寡母,一有机会就前去探望。直到现在,幺姐的儿子炳忠还记得我到中山公园去看他们母子俩,逗着他玩的情景。

从悲痛中站起来

解放大军势如破竹,重庆这个蒋介石最后的堡垒,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解放后的第二天,我奉组织之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调动了地下党所有的统战关系,只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就利用一个民主人士捐赠出来的临江门介中公寓,办起了一个能够容纳百余人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我的一家人包括我的妻子、妹妹、岳母、内弟,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不分昼夜的接待从敌人的虎口中脱险的亲人。那些感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梅侠在联络处负责接待,只要遇到从渣滓洞白公馆逃出来的同志,她就忙着打听她的丈夫陈作仪`,最后才知道作仪已经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我和地下党的战友陪她到渣滓洞去寻找作仪的尸体。荒草之中,牢门内外,到处都是被泼上汽油烧焦了的尸体,有的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四处飘荡。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越狱时推倒的那堵墙,在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倒着一些象木头桩子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都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被敌人浇上汽油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谁啊!

我们从渣滓洞回到联络处,看见幺姐带着她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的儿子小彭云,正在和诗伯说话,大家一见面,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幺姐和她的弟弟竹安一起,已经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在歌乐山电台岚垭的荒草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小云的亲妈妈江姐,她和二三十个战友一起,已经在不久前被敌人秘密地杀害。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他的姐姐,自己的姐夫,幺姐七年来日夜担心牵挂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彭咏梧,也早已经在一年前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幺姐和梅侠带着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诗伯也在一边陪着落泪。这样的场景,她已经在14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三十多岁。她本是翰林家的后代,却与一个“没有功名”的热血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婚后卖掉了田产,双双赴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丈夫奉组织之命,回到家乡华蓥山组织武装斗争,她这个翰林府中的小姐,也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人称“双枪陈三姐”。1935年,我的岳父廖玉璧被敌人残酷杀害,也象老彭一样,砍下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也是被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回来悄悄埋葬。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己的晚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成了孤儿寡妇。

只是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同时也是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战士。她们擦干了眼泪,很快投入了新的生活。幺姐带着炳忠和小云,和一批烈士家属一起,就在联络处住了下来,等待分配工作。大家都觉得她这辈子太难了,让她多休息,可是她却争着找事情来做。她为脱险的同志们洗补衣服,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刚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那么多的烈士家属住在一起,要吃要用,这些都要钱。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诗伯提出来生产自救,于是幺姐和几个烈属就凑了五台缝纫机,打了一批雨衣,拿到街上去卖,用卖得的钱来维持烈属们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受到提倡和褒奖,可是在接踵而来的“三反运动”中,诗伯所在的重庆市妇联却派人去调查,认为陈联诗当时叫烈属们打雨衣到大街上去叫卖赚钱,哪里象是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商人资本家嘛!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成了诗伯在这次运动中被强行“劝退出党”的罪状之一。
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幺姐对于这样的运动很不“理解”,每次见到诗伯,都觉得很对不起她。1954年,受尽了委屈的诗伯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重新拾起了她年轻时候喜欢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幺姐还是象以往一样常常去看望,有一次正好我也在那里,不知道怎么的,又说到诗伯被“处分”的事情,幺姐很难受地说:“诗伯啊,都是我们害了你,你要不是为我们大家谋生活,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真是想不通,象你这样的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为别人着想的大好人,这世界上找得到几个?为什么这些人连好坏都分不清!我们大家都为您打抱不平呢,都说这肯定不是我们党的政策……”

诗伯长叹一口气,只是摆摆手,叫她别说了,要让别人听见了,会连累她的。再说,事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搞清楚。

三十年后的1982年,诗伯和许许多多蒙冤受屈的人们一样,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可惜幺姐和诗伯一样,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都叫她谭妈妈

烈属们开始分配工作了。幺姐她初通文墨,按照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分配到机关工作,可是她为了照顾好小云,主动要求分配到市委第一托儿所当保育员。当时的重庆市委设在琵琶山下面,托儿所就在临近市委的神仙洞街,所里多是市委干部和一些军烈属的孩子。幺姐一到,又要求到又苦又累的小班去工作。

幺姐到小班,主要是为了带好小云,因为怕自己分了心,幺姐她居然把亲生儿子炳忠送到了条件远远不如托儿所的歌乐山孤儿院,只把小云日夜带在身边。后来,国家改解放初期的供给制为薪给制,幺姐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组织上对她说:“你的工资不高,抚养两个孩子有困难。按照国家优抚政策的规定,你的两个孩子都是烈士子女,应该由国家负责抚养。我们已经按规定上报了。”可幺姐想到新中国刚刚建立,又遇上了抗美援朝,国家的困难这么多,怎么好让两个孩子给国家增加负担,就坚持要自己负担炳忠的生活和学习,只让小云一个人享受优抚。

我的孩子民涛和小云一起,都在幺姐的班里(后来他们也一直都是同学,直到考上大学才分开),每次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幺姐就会以怜爱的口气,向我们“告状”。小时候的民涛太调皮,时常和别的孩子打架,晚上睡觉也不老实,总是蹬被子,还在床上遗尿“画地图”,给幺姐添了不少麻烦。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和诗伯一起去接民涛,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诗伯找到民涛打算回家。幺姐说别忙,她拉过民涛一看,果然裤子又尿湿了,幺姐很熟练地从腰上取下一块尿片,为民涛换好,把诗伯看得一惊一咤的:“你怎么能够把湿尿布绑在腰上啊?你本来就有风湿病,爱娃娃也不是这么个爱法嘛……”

幺姐满不在乎地说:“天气冷了,尿片太多,一时间不容易干,放在火炉子上烘吧,孩子皮肉细嫩,经受不住,要上火生疮。你看,我这样绑在身上烘干的尿片,又干又暖和,贴在肉上,很舒服的呢。”

幺姐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的样子,就象显示自己的杰作。而我和诗伯,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难怪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一样,都叫她谭妈妈。

一样的情怀

1954年,我调到离重庆不远的狮子滩水电站去工作,只要回到重庆,就要去看幺姐。有一次,我在诗伯那里,也见到幺姐和竹安俩姐弟,原来他们是来请诗伯去吃饭的。我知道她很困难,常常吃咸菜,烧辣椒,自己和炳忠的衣服鞋袜补了又补,节省下来的钱除了补贴小云的生活,还要为抗美援朝捐款,接济有困难的同志,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妹妹梅侠。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应该是我请客才对。”

幺姐却不由分说,要我也一起去。我问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幺姐您的生日啊?幺姐说不是,我们好久没有聚会了,约大家一起吃顿饭,谈谈心。

饭做得很丰富,全是家乡菜,大家都吃得很高兴,还破例喝了一点酒。闲谈中,诗伯问起幺姐的经济情况,还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没钱就在我这里拿。

这个时候,诗伯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因为参加革命的时间早,再加上地下党的同志们都很尊敬她维护她,想方设法改变她的处境,因此她的工资也不低,她提出要帮助幺姐,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幺姐笑着说:“诗伯您放心,我还有节余呢。”

竹安在一边向诗伯告状说:“可是她节约得也太过分了。只要炳忠和云儿不在身边,她连菜也舍不得买,有病也不愿意去看,你看她的哮喘病和风湿病,就一直都没好。诗伯您得说说她。”

幺姐知道要“挨骂”了,平生厚道的她却使了个心眼,对诗伯说:“这是老毛病了,又不碍什么大事,诗伯您说是不是?”

诗伯听了,只是狠狠地看了她一眼,自己却先笑了,接着我们大家都笑了。因为诗伯自己也是这样有病不去看,也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把钱拿去支助这个支助那个,我们劝了好多次她都不听,都快成了我们大家的一块心病了。

笑过了,诗伯转了话题,说:“正伦啊,有件事情我很早以前就想和你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说了也了却了一桩心事。我想问你:你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怎么考虑的?”

幺姐没有开腔。

诗伯又接着说:“解放那年,你才三十三岁,因为心情不好,我不便和你说。如今这么几年过去了,你也应该考虑了。正伦啊,你的身体也不好,又有两个孩子拖累,今后的日子还长,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嘛。你看梅侠都结婚了。”

幺姐长叹一声,垂着眼帘说:“诗伯啊,多谢您的关心,这几年,也有好心的朋友提起过这事,我也反反复复考虑过了。说起来,我和老彭虽然也是恩恩爱爱,在一起的时间却不过几年。我虽然觉悟不高,却没有拖过他的后腿,我独自带着孩子,操持着一个家,鼓励他出去读书干革命。后来他和江竹筠结婚,我也是顾全大局,把小云放在身边,比炳忠还要疼爱。现在他们俩牺牲了,不在了,云儿没有了父母,炳忠也没有爸爸,我要是只顾了我自己,万一找了个对孩子不好的人,让两个孩子受了委屈,怎么对得起他们死去的亲人?与老彭和小云他妈妈相比,我赶上好日子了,有组织上和你们大家照顾,不愁吃不愁穿,又不象过去那样担惊受怕。现在搞好工作和照顾好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是我的两大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幺姐见诗伯沉默不语,又接着说:“诗伯,我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我看着她们俩,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岳父牺牲的时候,诗伯也不过三十五岁。她出生名门,能文能武,聪明漂亮又有知识,受到很多人,包括自己敌人的钦佩。那时候的她,可以去做官,还可以去嫁人,有着很多路可以走,可是她却为了继承岳父没有完成的事业,拉扯着两个没有成人的孩子,经历了血雨腥风,千辛万苦,一条路走到了底。当然比起幺姐来,诗伯她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受到的委屈也更多,可是她们都是坚强而又善良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不多啊。

若干年后,我和竹安又谈起了这次聚会。竹安才告诉我,那天是幺姐入党两周年的纪念日。因为幺姐的入党几乎与诗伯的“退党”是同时的,她怕老人家触景生情,没有向我们明说。

多么细心的幺姐,她和诗伯一样,总是为别人着想。

风雨过后见晚霞

想起刚刚解放的时候,同志们都以为烈士们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集中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来建设新中国了,却没有想到依然有风雨。1954年,我作为重庆市支援工业建设的优秀干部,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县狮子滩修水电站,在整整三年中和上万名职工一起日以继夜地苦干,建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个电站。可是我自己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帽子。1958年,我被押送川西地区的灌县紫坪铺去劳动改造,从此离开了重庆,离开了多年在一起战斗的亲朋好友。

两年以后,诗伯在重重打击下含冤去世,我得到消息赶到重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我虽然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却依然不准去与遗体告别。我十九岁就随父亲认识了诗伯,从此与她生死相依,她爱我胜过爱她自己的亲生儿女,可是我不但在她重病的时候不能在她的身边尽孝,在她最后的时刻为她送终,就连死后都不能见她一面,想到这些,我真是伤心已极,也灰心已极。办完了丧事,我又见到了幺姐,诗伯住院时她常常去探望,去世后她也赶到医院去与诗伯告别。当她听说我连诗伯的遗体都没有见到,禁不住仰天长叹:“你诗伯临走的时候,还在喊着你的名字呢。”

没有了诗伯,我和妻子对于重庆也就没有了最后的挂念,我们一起回到劳改地灌县,后来又碾转到了成都。在这期间,听说幺姐的处境渐渐好了起来,她成了先进生产者,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常常受到组织的表扬,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她含辛茹苦抚养的两个孩子也有了出息。炳忠考进了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入了党,后来又提前毕业当了教师,紧接着又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到“文革”前的1965年,炳忠考取了教育部统考的出国研究生,进入上海外语学院留学生预备部补习外语,准备出国深造。1962年,《红岩》出版了,以江姐和老彭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人物,成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学习和崇敬的榜样,他们的遗孤彭云也受到关注。幺姐更加注重对孩子的要求和培养,于是就在哥哥考取出国研究生的那年,彭云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蜚声中外的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过对于幺姐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悄悄掩埋老彭遗体的人找到了,继而老彭的遗骸也被找到并确认,当地党组织特地为老彭和江姐修建了烈士陵园,幺姐和我们的许多老战友赶到陵园前,参加了烈士遗体的安葬仪式……

自己做出了成绩,亲人得以安息并受到了尊重,两个孩子又这样争气,幺姐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的苍天有眼,好人毕竟有好报,我和许多老战友说起,也都为她高兴。

可是不久就闹“文革”了。1967年春天,江青说了一句“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四川地下党的同志全都遭了殃。彭咏梧被说成是“逃跑分子”“土匪头子”“大叛徒”;幺姐在老彭和江姐声名远扬的时候没人知道,可现在却被“挖”了出来,要她这个“帮凶”交代帮着彭咏梧干了什么坏事;接着家乡的造反派也跑来凑热闹,揭发她在家里开纺织作坊是当资本家,改了名字到重庆来带小彭云,是“为了逃脱人民的审判”……

幺姐的两个孩子也没有能够幸免。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彭云,串联的时候到了成都,在和一个中学要好的同学谈到对于时局的看法时,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位同学把这些看法写到日记本上,结果被“造反派”发现了,于是据此认定彭云组织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他们开出了“逮捕证”,带上手铐直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抓捕彭云,幸好学院的群众组织挺身而出,把彭云保了下来。不甘心的造反派派悻悻回到成都,又跑到四川大学去抓彭云的哥哥炳忠,把他关进了“牛棚”,此时的炳忠已经年近三十,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因此离他而去……有一次我借着到川大去看大字报的机会,到炳忠那里去看他,他出国没有去成,倒把喝酒学会了,拿了个军用水壶去打了半斤老白干酒,我们一老一少喝了个“酒醉心明白”。那时候我虽说是自身难保,却也为幺姐担心,幺姐毕竟是个老实人,身体又一直不好,一家三口从荣誉的顶峰又落进了深渊,不知道她是否经受得起。

好在“文革”风云诡变,各种各样的新花样层出不穷,造反派很快就忙于去打派仗,搞武斗,争权夺利,顾不得幺姐和她的两个儿子了。彭云和一个名叫易小冶的女同学谈起了恋爱,炳忠则和一个叫梁素英的小学老师结了婚,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炳忠催着妈妈从重庆市红十字会退休,把她接到了成都,不久,彭云也带着他的小冶回成都来结婚。幺姐乐呵呵地忙着为孩子们办喜事,看着两个漂亮孝顺的儿媳妇,和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免不了又触景生情。她把彭云和小冶拉到身边,眼泪婆娑地说:“云儿啊,要是你爸爸和亲妈妈还活着,那该有多好……”

临走的时候,小冶给妈妈许下了心愿,要把她接到北京去住。可是这时候正是1973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婚后的彭云夫妇忙于应付险恶的环境,又要照顾儿子壮壮,接妈妈到北京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一直拖到76年的五月,彭云夫妇再也等不得了,来信催促哥哥无论如何也要把妈妈送到北京来,还让舅舅竹安陪着妈妈一起去北京。当时竹安在《重庆日报》工作,一时脱不了身,可是为了送幺姐,他还是专门从重庆赶到了成都。

76年的5月30日,就在幺姐动身去北京的前夕,我让孩子们做了一桌家常菜,请竹安和幺姐全家来吃饭,为她饯行。“文革”已经到了尾声,大家也算是劫后余生,免不了说到在“文革”中的酸甜苦辣,和造反派闹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笑话,满屋谈笑风生,幺姐却独自捧着我给她的一本像册,长吁短叹。那本像册上有着诗伯生前各个时期和绘画作品的照片,以及她去世后追悼会上的场面。幺姐看着,眼圈又红了,带着哭声说:“诗伯她多好的一个人啊。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亲人,年纪轻轻的拖着两个孩子,全靠诗伯以她自己的经历开导我,安慰我,我才熬了过来。后来她老人家为了我们的事情受了冤屈,却一点也不埋怨我们。‘文革’中人家斗我,打我,我也想不通,就常常想诗伯,想她那样的好人,革命的大功臣,一生还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委屈,我和她比起来又算什么?现在我好过了,和和美美一家人,可是诗伯她却不在了,想起这些,觉得这世界上的好多事情,真是不公平。”
幺姐的几句话,说得气氛顿时沉闷起来,幸好孩子们把饭做好了,我连忙邀请大家入席。我端起酒杯,先向幺姐敬了一杯酒,祝她这次上北京,和小云夫妇一起,好好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和美好风光,过上舒心的日子。接着炳忠夫妇也举起酒杯,祝妈妈一路风顺,健康长寿。竹安举起酒杯说:“幺姐你先行一步,我和炳忠他们随后就来北京,我们全家在北京团聚。”说完又来向我敬酒。我说今天你应该敬幺姐嘛,怎么敬起我来了?竹安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对我说:“当年我虽然一直倾向革命,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可是后来是你介绍我入了党,才使我在白色恐怖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时候的我,早已经被“开除出党”,还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可是老朋友还记得我,感谢我,在那炎凉的世态中,真是难得的一份真情。

吃完了饭,已经很晚了,幺姐一家尽兴而归,谁知这一去竟成为永诀。

长江后浪推前浪第二天一大早,我突然得到幺姐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大惊失色,连忙赶到川大炳忠的家里,看见竹安和炳忠一家人,早已经哭做一团。

竹安流着泪,向我说起幺姐去世的经过。幺姐昨天晚上回到家里,还在一个劲地唠叨,不是回忆往事,就是计划着到北京以后的打算。首先要和小云他们一起,去看望一些老朋友,他们大都是老彭和江姐生前的老战友,这些年无论是对小云夫妇还是对幺姐的遭遇都很关心。还要去看看中南海,那是毛主席周总理居住的地方,当然,也要去看看天安门,游游颐和园和长城,这些都是早就向往的名胜古迹……眼看着夜深了,竹安说幺姐你早点睡吧,明天要上火车呢,一路要颠簸三天三夜,很累人的。可是幺姐她睡不着,还在担心彭云夫妇的收入不多,自己去了会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想把自己穿的用的都带走,连平时用的针线盒都塞进了旅行包。其实她一生省吃俭用,很难添制点什么,要不是逢年过节竹安和炳忠给她买些衣料,恐怕出门都找不着一件象样的衣服。

大约十一点半,幺姐突然喊了一声头疼,接着就倒下了。家里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她却因为脑溢血,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才五十九岁。五十九岁啊,走得太早了。

整理遗容的时候,家人想给她换上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可是翻遍了她所有的遗物,居然找不着一身没有补巴的内衣裤,和一双没有补巴的袜子。在场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忍不住哭出声来。

受竹安和炳忠的委托,我为幺姐的追悼会写悼词,几十年的患难与共,几十年的相遇相知,幺姐的生平一幕幕浮上我的脑海。我含泪写道:“谭幺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平凡得和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她极平凡的一件件小事中,却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妇女的崇高品质,既催人泪下,也令人起敬。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她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贤妻良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在北京等着与妈妈聚会的小云和小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万里迢迢回成都来奔丧,他们一跨进家门,就在妈妈的遗像前失声痛哭。我带着我的六个孩子,参加了幺姐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唁电雪片般飞来,上百个花圈摆满了会场。当年她在幼儿园照顾过的那些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幺姐的遗体前,哭成了泪人儿。

光阴似箭,谭幺姐离开我们快32年了,32年来无论是于国于家,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幺姐去世不过半年,“四人帮”就倒台了,炳忠后来成了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又拣起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在正在以自己的科研发明申请专利。炳忠的妻子梁素英也是优秀教师,他们的女儿秋秋大学毕业后,到外面去闯荡了几年,现在已经前往新加坡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彭云一家人呢,现在都在美国,彭云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后教授,现任马里兰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小冶是社会学博士,他们的儿子壮壮,1991年曾经进入号称“少年诺贝尔奖”的美国西屋的决赛圈,是中国内地赴美中学生唯一入围的佼佼者,后来从哈佛大学获得数学系硕士学位,又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工作。炳忠和小云对我一直都很好。炳忠在成都,离得近,虽然工作很忙,每逢年节,他们夫妻都要来看我,一旦有家乡的老朋友聚会,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就会以晚辈的身份前来相陪。98年,他的舅舅竹安在重庆去世,炳忠还专门用小车接我去重庆开追悼会。彭云这些年在美国也忙,一旦有空回来,必定要来我家。去年他和小冶到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抽空回来了一趟,不过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先是参加了由我儿子民涛为他组织的成都同学会,接着兄弟俩就和小冶专门来看我,还为我从美国带来一瓶保健药,希望我保重身体。

我现在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沧桑炎凉,在送走了身边的许多亲人和战友之后,时时也会生出“白发多时故人少”的感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看看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道路。今天的他们,比我们当年强多了,没有了枪林弹雨,没有了血雨腥风,也没有了那些荒唐的“运动”。他们在以前辈为骄傲的同时,也努力让自己成为了前辈们的骄傲。这就足以告慰所有那些为了他们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人们的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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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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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工团:一滴朝露--我认识的曾容
重庆水轮机厂:中国式的发明家--汤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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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寿湖国营农场: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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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区:夏工宣
重庆市区:“钻石”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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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教育家马客谈与一本《校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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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重庆:我的第二个三十年
重庆:一九四六:众声喧哗——读《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旧政协代表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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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何期泪洒山城雨--痛悼胡康民老师
重庆:那些逝去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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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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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北碚琐忆
重庆北碚:我的两张大字报
长寿县:“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万县:所谓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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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爷爷之死--谨以此文纪念爷爷德甫公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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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章乃器七十年前的身份证
一个漫画家最后的幽默
悼张鲁--重读他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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