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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作者:何蜀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被一条注释打倒

“文革”开始以后,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们,虽然与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却并非“很不认真”,而是像领导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积极认真行动起来。任白戈亲自“挂帅”担任了重庆市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一开始,重庆市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仿效北京的作法,掀起了揪“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由市委部署,首先批判了原《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揪出”了《重庆日报》以副刊部成员为主的“三家村”,并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反党集团”定为《重庆日报》“三家村”的“黑后台”,重新抛出来加以公开批判。同时,在《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陆平黑帮”、6月16日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之后,重庆市委也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于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22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市委还派出200多人的强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将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进行全面开花的揭发批判。
  
不料,当重庆市正在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却挨了意外的一闷棍: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这种“史无前例”的手法,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白戈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比如,重庆大学电机系六个二年级学生就于七月九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给重庆市文艺干部和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告)寄给《重庆日报》。

“一个奇怪的华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于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
   
后来,有造反派文章写到任白戈的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奇怪的华侨”这样的标题。许多人都还记得,“文革”前的50年代,曾有一个隐藏于乡间的国民党特务杨进兴被抓到了,报上报道这件事的文章就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标题,一时间很吸引了不少读者。深受革命教育的青少年们对“一个奇怪的……”这样的标题自然是耳熟能详,运用自如。可叹的是,昔日的革命领导人任白戈,如今竟也落到了与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特务一样以“奇怪的……”为伪装东躲西藏的地步。
   
就在这期间,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为争取主动,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号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不得不宣布将任白戈罢官。任白戈成了在职的领导人们力图用来吸引群众批判火力的靶子。

住宅成了“展览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毛泽东在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未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谁都说不清楚怎样才算是“走资派”,在长期受到的左倾思想教育影响下,一般人就把那些经济上或生活作风上有点毛病的干部,或政治高调唱得少一点,生产抓得多一点,对群众的生活福利关心多一点,对城乡集市贸易搞得活一点,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表现得开明一点……的领导干部,统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任白戈既已被西南局和省委宣布正式罢官,那就等于成了可以千人批万人斗的对象。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有了一个合法宣泄口。但群众很难了解任白戈有些什么政治上或工作上的问题,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其生活上与市民有什么不同。这时,位于重庆市委大门对面的第六中学的学生(该校学生中干部子弟较多),在首都南下红卫兵的鼓动下,率先翻墙闯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并将其作为任白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对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长住宅变成了公开的“展览馆”,自然轰动一时,当时传单、大字报上对任白戈住宅的称呼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红卫兵给任白戈住宅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在“文革”前大搞阶级教育期间,四川搞了个有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一时间报刊发表文章,舞台演出节目,纪录电影全国组织观看,“罪恶的地主庄园”家喻户晓,青少年们记忆犹新,就如法炮制,套用了这个提法。其实任白戈住宅并不是什么“庄园”,只是市委院内一幢旧式小楼及其附属建筑。只因为他是重庆市的“一把手”,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体制等级和“工作需要”,住得比一般干部宽一些,显得特殊一些。
   
因为在“文革”之前已经深入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深入进行了“反修防修”教育(特别是批判了苏联有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四清”运动中又反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懒、馋、占、贪、变”的蜕化变质“规律”,“文革”前夕还大量宣传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所以,人们对干部生活上的任何一点特殊化都十分敏感。这时去“参观”了任白戈住宅的群众,看到他一家人能拥有楼上楼下那么多房间,大多会感到震惊,产生愤慨之情。必然将此住宅看作是“修了”(“堕落为修正主义了”的简略说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标志。一些当年去“参观”过的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除去房间多以外,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房间里的灯多(当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人只有一盏灯);一是那些房间中有专门的“钢琴室”--而这是当时许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间房)的平民不敢想象的;还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几个厕所——而在当年,城市居民往往一个大杂院甚至一条街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以及书柜中摆放着不少属于“封、资、修”禁书的文学名著……于是,有参观者出来一传,加上传单、大字报一炒作,自然就引起观者如潮了。
   
不过,这个“展览”并没有热多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在任白戈之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任领导干部身上去了。任白戈毕竟下台早,缺少这方面的“现行”。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都作了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被迫“转弯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大势所趋。李井泉开完会回到成都,立即与省委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把任白戈送回重庆(大约是准备随时交给群众批判了),随后,主持重庆工作的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把任白戈接回重庆。回来后,任白戈被安排住在市人委旁边的农场管理局招待所。直到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市委领导瘫痪,任白戈才落到了造反派组织手中。

揪来斗去的“死老虎”

1967年1月,全国到处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欢呼:“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重庆造反派和奉命“支左”的驻军部队也在这“伟大号召下”行动起来,于1月下旬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9日上午,阴云密布,寒气袭人,重庆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在解放军支持下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示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不过,天公不作美,会议进行中下起了小雨,批斗者与被批斗者都被雨淋成了“一副狼狈像”。
   
“一月夺权”引起了造反派的大分裂,重庆市的造反派组织分成了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另一派则称革联会是“假夺权”,重大八一五是被“黑市委”收买了的“叛徒”。他们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竞相比赛谁对以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更仇恨,都认定对方与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有勾结。
   
在1月29日的誓师大会之后,任白戈作为一个“活靶子”被一些群众组织揪来揪去批斗,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了工人造反军总部。而工人造反军很快成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主力,与八一五派矛盾冲突加剧。2月23日晚上,八一五派组织人马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他们查抄到一个没开灯的小房间时,找到了被关在那里的任白戈,当时任白戈头上戴了个大草帽,脸上被一个大口罩遮住。于是,又有谣言传出,说任白戈被工人造反军总部“化装隐藏”,造反军总部头头与任白戈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任白戈落到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手中后,1967年3月31日,这一派的重庆市委、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除去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发言批判外,原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原市监委的一个副书记,原任白戈的一个秘书,都被迫上台按照当时的“主旋律”口径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以表明自己愿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任白戈被关押在革联会期间,行动还比较自由,每天自己到市委机关食堂吃饭。云南作家周孜仁当年作为重大学生曾被调到革联会编辑《山城战报》,他的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对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的任白戈有一段记叙:
   
“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机关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任白戈任何时候都是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任是走资派,只能卖给他低价位的菜。我曾有意识靠近他的饭桌吃饭,有时干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是些清水菜肴。不过他吃得极认真,满嘴咂咂有声。我猜想他的心态绝对正常,因此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十分硕壮,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便显出了许多落魄来,很像造反派漫画上的形象。”
   
当时造反派的漫画上,通常把任白戈画作一只人面虎身的趴着的老虎,既寓示其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表明其已是一只被打倒的“死老虎”。

“红五条”作出政治定性

因为掌权的一派要“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而对攻击革联会的另一派进行了镇压,另一派则上北京告状,控诉革联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共中央不得不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五条意见的第一条中即提出:“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这样,任白戈被中共中央正式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公开宣布撤销了职务。从此,以任白戈为首的前重庆市委领导班子,有了一个钦定的新名字:“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
   
任白戈在听到传达这个“红五条”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见到他事后的回忆。不过,另一位领导干部的回忆可资参照。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写下了他在听到中央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将他点名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时的绝望心情,“第一次听到广播那天,我正在厕所洗衣服……我怎能经受得住这样晴天霹雳式的致命的打击呢?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昏眩,差一点跌倒在地,我挣扎着扶住墙,才慢慢地走回囚室,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称这一天是“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日子”。武光的这段回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任白戈在那时的心情吧?

在武斗中历险

“红五条”的公布并未使重庆的局势得到稳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1967年6月,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已经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开始以棍棒、石头进行武斗。6月5日至8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了武斗,两大派纷纷前往增援,形成大规模武斗。就在这期间的6月7日,八一五派江北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为显示自己“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江北城街道办事处门前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
   
任白戈是从重庆大学押来的,批斗完后,下午3点多钟,八一五派将任白戈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准备送回重大。开车后不久,看到路边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入每户人家,居民都得从水站买水后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点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车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时,江北十六中学的反到底派红卫兵突然冲来,将任白戈抢夺到自己手中,呼啸而去。
   
十六中的反到底派将任白戈抢到手后,迅速将其转移到三钢厂。三钢厂的反到底派又将其转移出去,辗转经江北县、北碚区、巴县青木关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秘密送到市中区观音岩下方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以后,又转移到了重庆医学院。当时重庆医学院是反到底派势力较强的据点,不仅在该校占大多数的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控制了学校局势,而且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反到底派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以后,也都设在那里。
   
然而,重庆医学院很快便成为两大派武斗的一个焦点。
  
6月23日,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反到底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小学被纵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到底派不得不考虑任白戈在这里的安全问题。一天,反到底派重医兵团的一个负责人去查看任白戈住处情况,看到他房间的窗台上放了几个干馒头,有些奇怪,问他怎么剩些馒头不吃?任白戈回答,因为担心他们一旦武斗起来顾不上给他送饭,自己早作准备,省下来作备用粮。
   
重医兵团发现继续关押任白戈已经是个大麻烦,便找了附近的驻军部队,提出要把任白戈交给他们管理。部队指挥员一听,马上回绝。为什么?因为“文革”初期中央就有指示,部队不能作“走资派”的“防空洞”,有的部队就是因为在“文革”初期收留了去躲避群众批斗的领导干部,而遭到了群众组织的冲击,有的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加上反到底派与重庆的支左部队素有矛盾,部队指挥员不得不防反到底派的这一提议是否“别有用心”。
   
重医兵团负责人无计可施。一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重医,重医兵团负责人向他说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军工井冈山负责人开玩笑说:“那有啥子难的?随便找两个人把他拉出去枪毙了算了。”
   
好在任白戈没有听到这几句对话,否则他一定会好几天睡不安稳觉。
   
玩笑归玩笑,问题还得想法解决。最后还是由军工井冈山总部派出江陵机器厂的一个职工,在重庆城里找了间僻静处的房子,把任白戈转移到那里去住下,并由那个职工专门对他进行“监护”。
   
从7月底到8月底,整个山城炮火连天,两大派深陷于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狂潮之中,没有谁再顾得上去斗“走资派”。任白戈也就乐得当了几天被“监护”的“逍遥派”。
   
没有抓到“走资派”时,觉得缺少了批判的“靶子”。“走资派”在手里交不出去,又成了烫手的炭圆。反到底派从抢到任白戈并将他“隐藏”起来,到急于想把他交出去而不得,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终于,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了办法,反到底派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请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市革筹)派人参加。市革筹派来的是重庆军分区的干部。任白戈被押到会上批斗一番之后,反到底派就一本正经地当众把他交给了军分区来的代表。
   
从此,任白戈就由官方“监护”起来,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将任白戈与其他几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一起并称“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进一步明确了对任白戈的政治定性。
   
这时,这位“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已经被送到北京关押,交到了冷酷无情的中央专案组手里……直到以后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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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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