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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大规模武斗“一二·四”事件

--作者:何蜀
   
1966年11月28日,重庆城内到处张贴出了同一内容的《海报》:重庆工人战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在当时,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几乎每天都有,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一纸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别关注。
  
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重庆工人纠察队总部更改的名称。

工人纠察队陷入困境

重庆工人纠察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9月份,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成立的。
  
当时重庆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已被宣布“罢官”,8月下旬,在官办“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的影响下和形势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出现少量造反派群众组织。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成员(实际未参加中央文革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像“十六条”所指责的那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他们大多沿用了“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看待这场运动,认为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是“匈牙利事件”,到一定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必然会号召反击,依靠工农兵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包括重庆市委在内的各地党政领导,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不愿激化予盾,闹出乱子;另一方面又组织、动员群众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激起两派群众更加广泛的对抗。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底、9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提出: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
   
于是,由市委统一部署,经市委工交、机械、国防政治部分别传达布置后,从9月初开始,重庆一些厂矿企业陆续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袖章由市总工会统一印发。到9月中旬,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便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党政领导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重庆市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类社论,反而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造反派、贬斥“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文章。工人纠察队的言行处处与中央精神不合拍,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在前一段受到打击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等赴京告状的师生,不但被铁道部门破例安排了列车(当时还风传是周总理指示派车)送往北京,而且还参加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盛典,享受了昔日只有全国劳动模范才能得到的“毛主席接见”的殊荣。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运动初期因“造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们印成了传单,到处可见。
  
面对已经变化的时代主旋律,工人纠察队阵脚不稳,军心动摇。为了摆脱困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抛弃李井泉取的名字,将组织名称更新为工人战斗军,重整旗鼓,再作抗衡。

冲突在密锣紧鼓声中酝酿

工人战斗军的《海报》贴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赴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到群众集会上去造反,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行为。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可纠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打着旗帜,冲上主席台,抢夺广播话筒,发表造反声明,使你这个会开不下去……而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导致群众间的冲突。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十分着急。在11月29日上午召开的重庆各大学负责人会议上,一位市委领导对工人纠察队将要召开的这个会议表示了忧虑。下午,市委主要领导听取汇报后,认为这个会不能开,一开会冲突起来,打死人要负责任。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说服工人纠察队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
  
12月2日上午,市委主要领导专程到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约见工人纠察队三位负责人,恳切要求他们停开这个大会,反复说明目前两派群众间有对立情绪,如果开会,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一定要开,也建议不开大会,改为开小会。
   
然而,原本就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委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一二·四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召来造反派的耻笑?因此,他们表示大会非开不可,但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
   
鉴于对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劝说无效,重庆市委不得不在当天下午电话通知各部委、各区委,要他们通知下属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一二·四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的劝告一样,是不起作用的。广大工人纠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只要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号召,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
   
就在重庆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一二·四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
   
12月3日上午,离大会还有一天时间,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开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纠”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不过瘾,太“温良恭俭让”了。当天下午和晚上,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工人造反军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负责人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除了安排谁冲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谁卡住大门外,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眼看一场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都到重庆大学去向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到“一二·四大会”上去。但是对于正唱响“造反有理”主旋律的红卫兵来说,这些劝告自然是毫无作用的。武斗之势已如箭在弦上。
  
当晚,位于重庆市体育场旁边的重庆市文联院内灯火通明。几所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在文联院内实行“戒严”。文联造反派中已传遍了“明天大田湾开会要发生流血冲突”的说法……

体育场内外万人大武斗

12月4日是一个星期日,再过三天就是农历节气“大雪”。山城重庆上空彤云密布,气象肃杀。
   
清晨的寒雾尚未散去,人们便已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市体育场。一面面有着“革命”、“战斗”、“造反”字样的旗帜在寒风中猎猎飘动,一些队伍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呼着口号,一些队伍敲打着锣鼓,还有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播放着声明、宣言……
   
重庆市体育场建成于1956年2月,除去当中的草地足球场和环场跑道外,仅四周看台即可容纳4万多人,是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重庆城里唯一便于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场所。随着各群众组织队伍的到来,体育场内已是人山人海,场外的道路和空地上也是人满为患。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革命军等组织,当时他们被造反派讥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摆好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架势。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了工人纠察队写的标语“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认为是反动标语──因为三司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工纠”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当然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还煞有介事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过参加大会、“支持革命工人运动”事宜,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自然也客气地表示了欢迎。因此,尽管大会组织者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让造反派的一些组织挤进了会场。
在双方都剑拔弩张、摩拳擦掌的气氛里,大会终于开始了。
   
大会刚刚开始,发言尚未进行,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这次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辩论,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革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若是“出身不好”马上便会被轰下台去。但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血统论”已经受到批判(主要是因“血统论”的鼓吹者谭立夫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保老干部而妨碍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造反派大多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反派只要有一个借口就行了。
  
先期进入会场的造反派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高呼“造反有理”、“八一五好得很”,拼命向主席台冲击。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闻知场内已经起事,便也奋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场内发起冲击。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率先爬上主席台的重大八一五两个负责人要求发言遭到拒绝,并被早有准备的大会纠察推下台去。据说这两人一个被打掉了眼镜,一个被卡伤了脖子。一个冲上了台的首都红卫兵曾一度抢过了广播话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也被抓走……
  
台下的两派群众,也从起初的推挤、谩骂发展成扭打,旗杆、标语牌等都被当成了斗殴的武器。双方还出动了上百的摄影师,站在汽车、宣传车顶上和主席台、看台的高处,抢拍各自所需的镜头。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带领工人纠察队一派群众高呼“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红小兵(小学生)们,也在老师带领下紧张地挤在一起,胀红着小脸拼命用稚气的声音加入这狂热的呐喊。造反派的几辆宣传车也往会场里挤,从会场一些侧门外还传来锣鼓声、冲锋号声……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后来这些都被造反派认定是“预谋”)。冲突发生后,被派到会场观察的文革办公室干部一方面竭力劝说双方停止斗殴,一方面打电话向市委反映。市委当即派了一位书记处书记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
   
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两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终于平息下来。人群像潮水般从体育场的各个出口涌出,从各条通道漫过。体育场内和场外的道路上、路边空地上,到处是折断的旗杆,撕碎的旗帜、标语,丢弃的鞋子、帽子,一片狼藉。
   
会场上的武斗平息了,但是场外的武斗却蔓延开来。两派群众都被“惨案”所激动,或出于报复,或为了抓“凶手”,到处出现了打、砸、抢、抄、抓的狂潮。局面完全失控,重庆市委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抢来尸体充“烈士”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早有准备的造反派立即大造舆论,称之为“黑市委”一手制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惨案”,并断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当天下午,造反派就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第二天上午,罗广斌、杨益言领导的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召开“一二·四烈士”追悼会,有人介绍了到医院看望造反派伤员的情况,有人介绍了“一二·四”会场及“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情况。下午,全市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原打算叫追悼会,但因一时没找到尸体,只好叫控诉会),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会上说:“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脯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大会上发言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当晚,因风传“黑市委”要“毁尸灭迹”,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二七战斗团等接管了火葬场,停止火化尸体。同时分兵把口检查过往车辆,看是否有人偷偷转移尸体。
   
“死人”问题一时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三百人,不但有核心组、调查组,还有情报组、联络通讯组、组织组、宣传组、秘书组、后勤组、接待组、保卫组等。他们大部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才参加到调查团来的,一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们到全市各重要工厂、医院、机关、学校,有的甚至打入工人纠察队内部,整整调查了一个月,也只是基本摸清了造反派的受伤人数,掌握了全部住院人员名单,收集了大量的冲突现场的照片。但是找不到一具“烈士”尸体。
  
这时,造反派中的一些人采取了一个在自己内部也遭到非议的极端作法:他们于12月6日从火葬场强行抢走出四具“可疑尸体”,晚上又从第一工人医院停尸房抢出当天死于心脏病的学生李天敏的尸体。当晚商定将五具尸体作为“一二·四”事件“可疑尸体”运往体育场陈列展出。
  
12月7日下午,所谓“一二·四惨案”尸体在体育场预展。一些外地红卫兵担任纠察。主持广播。原订的“可疑尸体”展览很快就被宣传为“烈士遗体”展览。消息传到城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总部,正在这里串连的市歌舞团一位演员义愤填膺,一气呵成写出了追悼“一二·四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中深情地唱道:“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歌词大约有三、四段,曲调前一半抒情,后一半激昂,写得倒还优美动听。一时间,重庆市区的街头、车站、码头,到处挂起了抄成大字报的歌单,有人站在桌凳上像抗战时期教唱救亡歌曲那样义务教唱,学唱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其热情和投入远胜过当今之卡拉OK爱好者。这首歌迅速传唱开去,成为搞臭“工纠”,批倒市委的有力武器。
  
12月8日下午,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鬼见愁”的红卫兵率领,造反派把在体育场展出过的五具尸体抬着示威游行,随后冲进重庆市委大院,强行将尸体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停放,逼迫市委交出“黑材料”。后来通过造反派中的一些红卫兵出面劝说,加上对尸体身份的质疑已经引起造反派的内部矛盾,这才不得不将尸体抬走。
  
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泛滥,因此,“尸展”中的尸体也不会不引起怀疑。从医院抢出的那具李天敏的尸体首先被家属领走,有人劝其家属承认李天敏是“烈士”,但遭到拒绝。一批支持工人纠察队的首都红卫兵,对从火葬场抢出的四具尸体作了追踪调查,于12月10日至15日陆续用传单、大字报公布出来,结果令造反派十分难堪:那四具尸体分别是,12月4日下午在河运学校附近遇车祸死亡的近郊农村妇女;12月4日早病故的重庆针织厂女工;12月3日夜因心脏病去世的临江门石粉厂工人(据称是曾被劳改的“戴帽反革命”);12月3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人……

全国造反派集会上向“殉难战友”致哀

“一二·四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早已将舆论造向了全国──在那天同重庆造反派一起冲会场的就有首都三司、首都一司、四川大学八二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及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等外地红卫兵。各地造反派见到传单,认为有利于搞垮“保守派”,也不问青红皂白,纷纷加以翻印、传播。
  
尽管这时重庆已经有传单、大字报澄清了“烈士遗体”的真相,指出了以“劳改犯”尸体冒充“烈士”的严重问题,但这微弱的声音无力与占据“话语霸权”的时代“主旋律”相争。1966年12月17日,重庆造反派有关“一二·四惨案”的宣传造成了最大的全国性影响。这天,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也参加了大会。因为首都三司红卫兵直接参加了“一二·四大会”上的造反行动,又参加了事后的“联合调查团”和“赴京控诉团”工作,还有的三司红卫兵以“目击者”身份发表过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事件”在全国同类事件中的分量。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分别发言。在发言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发言者除去几个首都红卫兵外,只有一个外地代表--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的代表,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重庆代表的发言却是控诉“一二·四惨案”,声称在这次血案中革命群众被打死了十多人,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发言中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有关重庆“一二·四惨案”“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传。
  
在这样一个“全国在京革命派”的集会上,当着几乎所有常在公众集会上露面的中央领导人的面控诉“一二·四事件”,控诉者又是一位声望正高的“革命作家”,这就使得重庆“一二·四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在大会当天,重庆工人纠察队的赴京告状团驻地便被首都造反派查抄,人员被赶走……

作为全国“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导致了工人纠察队等组织的瓦解,导致了重庆市委的完全瘫痪,为重庆造反派的“一月夺权”扫清了道路。同时,这个事件也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围绕对“一二·四大会”如何造反及事后如何进行调查、宣传,包括如何对待“尸体问题”等,造反派内的意见分歧逐渐扩大和激化,到夺权前夕,重庆造反派实际已经分裂成为两大派。以后,这两大派展开了更为激烈、更为残酷的真枪实弹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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