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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重庆交电大楼(七十年代修复后)

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作者:何蜀

重庆市最繁华的中心区解放碑周围,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在“文革”前,这一带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房高度不得超过解放碑的高度。因此,当年这里所谓的“大楼”,最多也就是三四层楼的房屋而已。

那时,解放碑周围的这种“大楼”中,最有名的是交电大楼。

大楼原址本是“福地”

交电大楼,是由交电公司与化工公司于1956年建成的四楼一底共五层的建筑,在当年周围那众多的矮小房屋之中,交电大楼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大楼。它的底层是水磨石地面,楼上都是木地板,主要经营灯泡、电扇、小苏打、柠檬酸等交电、化工产品,其中一二楼分别为零售、批发,三楼以上是办公室。

交电大楼所在地,其实应该算是一片“福地”。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四川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的家,当时门前这条街名为柴家巷(后并入邹容路),因此人称柴家巷康公馆。康心如从清朝末年的反清志士、同盟会员,走上“实业救国”道路,通过艰苦奋斗,诚信待人,成为闻名中外的金融家,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蒋介石提名为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在担任议长期间,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当年陪都商界、政界、甚至军界都有不少名流来此做客。

1939年“五三、五四”(即5月3日、4日),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大轰炸,市内居民死伤无数,许多房屋、街道变成废墟、瓦砾,惨不忍睹。康公馆对面的国泰大戏院,就被炸坏了房屋,柴家巷、蹇家桥等街道及附近许多房屋都被炸毁。为了让后人不忘5月4日的那次大轰炸,在废墟处新修的街道就取名为“五四路”(现在不少人以为这路名是纪念“五四”青年节,大谬)。在这次大轰炸中,柴家巷康公馆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公馆院内没有掉一颗炸弹,只在公馆旁边康家的防空洞外掉了一颗炸弹。因康家的防空洞比较牢固,洞内条件也比较好,当时附近的电影戏剧界人士常来康家防空洞躲避空袭。

大楼成为武斗废墟

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在当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都未受到损失的“福地”,却在“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时期惨遭战火劫难。
   
1967年7月,重庆的“文革”群众组织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派已经展开大规模武斗即“全面内战”。反到底派为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军工井冈山重庆无线电厂的人员为主,在解放碑附近交电大楼设立了一个广播站,取名“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个名字,取自当时流传甚广的一段林彪语录: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清华大学与井冈山兵团对立的“四一四”一派,甚至将这首歌当作了自己的“战歌”。

据亲历者回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当时还有一首自己的专用歌曲,歌词是:

完蛋就完蛋!
反到底战士钢铁汉,
心最红,志最坚,
打不垮,压不弯!
打不垮压不弯压不弯!
热血满山城,日月换新天!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当时,反到底派因在2、3月间的“镇反”中受过打击、压制,在[宣传中常以“受害者”姿态出现,很能博得一般老百姓的同情。这个广播站,以其名称的特别,也以其广播内容的强烈煽动性,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聆听。它自然被八一五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67年7月下旬,两大派开始动用枪支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战火迅速燃遍城内及郊区各地。

8月中旬初,就发生了八一五派攻打交电大楼的一场大战。

八一五派为什么要攻打交电大楼?除了要拔掉反到底派设在市中心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个“钉子”,打掉其舆论喉舌外,还因为在一周前,发生了一件重庆大武斗中最为莫明其妙的流血惨案。

8月4日,原设于中华路财贸工人俱乐部的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部搬家。搬家是为了防备遭到武斗袭击,因财贸俱乐部房屋矮小,无险可守。该组织决定搬到临江门外贸大楼。那里对面就是八一五派学生控制的二十九中学,周围还有八一五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曲艺团、东方红电影院等。为了防止在搬家时遭到袭击,财贸八一五总部负责人王绍川还特别提出要趁午饭时迅速行动,一下子搬完。

然而,事情往往发生在意料之外。第一趟车把东西搬到外贸大楼后,有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再次返回去搬第二次,又叫上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学生去帮忙。

惨剧就在瞬间发生了。正当二十九中的学生们嘻嘻哈哈地(有人嘴里还吮着冰糕)在财贸俱乐部门前帮着往车上装运东西时,一支反到底派的武斗队突然奔袭而来,乱枪齐发……当场打死二十九中学生六人,其中年龄最小者是个14岁的初中一年级女生。

当年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成员,改革开放年代成为重庆市电视台著名编剧的张鲁,后来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那次血案的惨状。他在事件发生前,刚从学校的“造反大楼”出来,要回家去吃中饭,正看到一伙同学自己开着解放牌大卡车去帮财贸八一五搬家。他回家走的路线正要经过财贸俱乐部。当他还未走到那里时,惨案的枪声已经响起。他随震惊的路人跑过去:

“只见财贸工人俱乐部门口街边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着,车厢后板打开着,正搬了一半的文件柜歪斜倒地,车厢上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横七竖八俯着仰着,……驾驶室一侧的门开着,驾驶员双腿还卡在车内,上身却倒吊着仰在车外,后颈窝正好枕在上车的踏板上,男孩子18岁刚刚开始发育的喉包因此显得格外突出,颈子上,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一个洞,像今天的娃娃们吹泡泡糖一般吹出泡泡来,是血泡,吹到极大,就爆了,紧接着又吹下一个。倒挂着的脸上,那双本来就又圆又大的眼睛因为倒挂显得更圆更大,极圆极大……”

事前没有任何冲突起因,没有任何磨擦或争执,反到底派武斗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袭击?为什么要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学生大开杀戒?此事后来连反到底派的一些负责人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

这一事件使重庆市民大为震惊,事件发生当天,人心惶惶中,位于解放碑旁边的重庆市三八百货商店(当时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即今重庆百货大楼)停止营业。市中区除个别营业点坚持半天或一两小时营业外,各大小商店大部分都停止营业……

这一事件,也激起了八一五派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对反到底派的深仇大恨,成为一周后八一五派攻打交电大楼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重要原因。因为那支突袭财贸俱乐部的反到底派武斗队,就是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里出来的。

于是,8月11至13日,以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主力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猛攻设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八一五派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文革”前的和平电影院,抗战时期著名的国泰大戏院)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交火。反到底派是从军工厂成品库房取出的全新半自动步枪,武器好,火力强,但势单力薄,陷于孤立状态,八一五派武器虽差一些,但人多势众,几面包围,因此双方打得一时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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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平电影院(文革中更名东方红电影院)

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地区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枪战,实属“史无前例”。

激战至13日晨6时,交电大楼三层楼内起火--起火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八一五派用反坦克火箭筒发射燃烧弹引起大火,有人说是八一五派射去的信号弹起火,有人说是八一五派用土制燃烧瓶(玻璃罐头瓶中装有易燃易爆物品)扔进楼内起火,还有人说是反到底派为给八一五派栽赃而自己放的火(为此“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负责人被关押审查多年)……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大楼内燃起了大火,又正值重庆酷热的“秋老虎”逞威时节,大楼内的木地板及其他易燃物迅速燃成一片火海,烧至紧邻的化工原料公司、针纺公司等处,整幢大楼被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据知情者回忆,在那次武斗中,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那时叫“勤务员”),重庆市第一商业局的共青团干部,见交电大楼顶上反到底的“战旗”被枪打倒了,奋不顾身跑到楼顶上去重树大旗,腹部中弹,肠子都打出来了,不过他被抢救过来了,至今健在。反到底派的一批增援人员从中华路绕过来,在实验剧场外面与从区交通局出来的八一五派人员遭遇,反到底派被打死了两三个人。而东方红电影院这边,八一五派二机厂的一个工人(开车技术很好,他教会了二十九中不少学生开车)胸部中弹身亡。另有知情者回忆,八一五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当时预料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会从交电大楼后面往青年路方向撤退,事先在学校围墙栏杆处布置好了封锁道路的机枪火力点,几挺机枪对准必经通路,红了眼的中学生们一心要为财贸俱乐部门前的死难同学报仇雪恨。但守候到13日晨,天都亮了,却一直未见到反到底派撤出来,八一五派学生们疲惫不堪,便收起机枪回重庆宾馆驻地去了。谁知就在他们走后不到半小时,交电大楼内的反到底派人员就从那条路撤离了--若八一五派晚走半小时,或反到底派早撤半小时,很可能又是一场死伤惨重的血案。

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著名的交电大楼,就此化为一片废墟。一位从四川忠县来重庆探亲被阻于武斗无法回家的干部陈懋智,在当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看到的情景:

“下午同隔壁老六步行进城。……临江门城外一些房屋毁于炮火中,解放碑交电公司一片瓦砾,不少残墙独柱欲坠欲倾,昔日富丽建筑而今已成废墙。解放碑一带商店几无一家开门。行人不多,只是大字报贴得举目皆是。”

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时,从解放碑观礼台上拍摄的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左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大动乱中的各种“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联合、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一打三反”……因为忙于应付各种“运动”,重庆的当权者无暇顾及处理交电大楼废墟有碍观瞻的问题。这座武斗废墟,竟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屹立”了将近三年。直到1970年5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公会议才通过决议,重建五金、交电大楼。

“民办十大宣传队”占据大楼

新的交电大楼建成营业后不久,“文革”又掀起了新的动乱高潮。

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后,重庆有少数人员,有的是原造反派组织中的成员,有的是一些单位因各种原因受过打击、压制或自感不得志的人员,受到“十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毛泽东号召“反潮流”的指示鼓舞,同时也受到上海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鼓舞,自行组织了一个类似于“文革”前期造反派组织那样的“十大宣传队”,借宣传毛泽东提倡的“反潮流”精神为名,想要再一次发动群众性的造反运动。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强占了市中心交电大楼上面的房间,从对面的和平公寓抢来了被盖,摆出一副要“长期抗战”的样子,并在交电大楼上架起广播喇叭,大声疾呼,鼓动市民起来“反潮流”。

当时在交电大楼前围观者众多,但响应者寥寥,因为毕竟形势不同了,经过几年的动乱折腾,人心思定,谁还愿再去“受骗上当”?更何况,“十大宣传队”还举起左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右手打倒造反派两大派进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这就使“十大宣传队”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原造反派两大派进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也对其所作所为十分反感。

1973年12月2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接见包括重庆四九七厂、四五一厂和大足汽车厂代表在内的四川重点企业赴京汇报会全体代表,中央领导人在接见时指出,重庆有人搞“民办十大宣传队”,还宣传“四川特别是重庆,从上而下是宗派主义统治”,这是完全违背十大精神的。另据记载,1974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就重庆市“民办十大宣传队”作出指示:如果群众已经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孤立,正是作工作的好机会。(见《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23、124页)
  
于是,1974年3月12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对“民办十大宣传队”的处理意见,指出:该“宣传队”不宣传“十大”精神,不批林批孔,脱离党的领导和生产工作岗位,应自动解散。各级党委及本单位负责人要多作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其成员返回本单位。随即,市委、市革委就出动民兵,由省革委常委、原八一五派负责人陈万明指挥,把“十大宣传队”的活动据点查封了。

大楼前贴出白智清大字报

交电大楼恢复平静没有多久,新的动乱高潮又掀起了。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这个运动更是进入了高潮。然而,与“翻案不得人心”的最高指示相反,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运动不得人心”,许多人对这场运动都是冷眼旁观,甚至冷嘲热讽。交电大楼临街的外墙上,又成了各种人物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的一个好地方。

1976年2月18日,在交电大楼临街墙上张贴出了一篇赞扬邓小平功绩、锋芒直指“四人帮”的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作者是重庆钢铁公司的青年技术员白智清,他在大字报中历数那些“丧尽天良的牲畜们”弄得这几年“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热情颂扬邓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他尖锐提出:“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并且连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也不放过?”他在大字报中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大字报末尾,他毫无畏惧地写上了真实身份和姓名:重钢职工白智清。当年,笔者周末从郊区工厂回到城里,也跑去看了那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它贴在交电大楼临邹容路一面的大橱窗下靠墙根处,长长一排。

后来,白智清又到成都闹市区贴出了点名抨击张春桥的大字报,引发了观看大字报的不同观点人群争论、冲突的“三五事件”。白智清于是成了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逮捕后押回重庆,1976年5月8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他遭到批斗、游街,关押至“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出狱。

数十年弹指过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早已显得过时的交电大楼终于拆迁,在这片黄金宝地上建起了高出原“大楼”数倍的重庆商社和新世纪百货大楼。如今进出于这幢名副其实的大楼采购货物的市民们,还有谁记得当年的战火与喧嚣?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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