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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北碚琐忆

--作者:白化文

我生于一九三○年,因抗战随家逃难入川。一九三九年年初至一九四二年年初,在今重庆市北碚区度过小学时代。

约在抗战前不久,北碚实验区成立,由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弟弟卢中英任区长,开始一种地方行政与建设的全面改革实验。抗战开始后,重庆市成为“陪都”,事实上就是抗战首都。一时,迁来重庆市市区的机关与人口骤然增加。一九三九年五月三至四日的重庆大轰炸之后,北碚等郊区比较安全。因此疏散到北碚的机关、学校渐渐多起来。镇上和附近的缙云山,对岸的黄桷树等地,人口越来越多。我就在这时,由桂林市经重庆市市内小住后,迅速迁到北碚,住在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新买的果园中。当时,四川虽然盛产桔子、广柑等亚热带水果,但不产苹果。这个园子里却栽满苹果树。生产出的苹果,我们这些“下江人”(四川人对逃难入川的外省人的统称)可不敢恭维,认为比北方盛产的“沙果”强不甚多:个头和沙果仿佛,只是有苹果味儿罢了。这个果园新命名为“雪英果园”,取陈调元字“雪轩(又写做‘雪暄’)”的“雪”字,和随陈入川的黄氏姨太太名字中的一个“英”字,拼凑而成。地址在北碚镇之北部,与镇区隔一道小小的溪水,此溪名“马鞍溪”,溪上有一座土石结构的桥,无桥栏,大体上可容两辆小汽车对开。溪水极少,可以徒涉。夏季发大水可就不得了啦,水漫桥而过,得靠临时的摆渡船往来。那是要收费的。

我抵达北碚后,即考入北碚实验小学三年级。此校春秋两季都招生,就以三年级来说,就有三上(秋季始业)三下(春季始业)之分,还各分甲乙班,其他各年级类推。因学生程度不齐,允许新学期开始时申请跳班,跳班考试成绩合格,便可提前半年,加入上一班级。我连跳两次,一九四一年暑期毕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与大部分每年仅仅“秋季始业”的优秀中学搭上钩,以免停学半年,或只能被二三流春秋季兼收的中学录取。

当时的北碚实验小学似乎是直属教育部的实验学校,校长由教育部的一位“专员”级别的小学教育专家水心先生兼任。可是,我就读期间,水心先生始终未曾来校。学校由谁掌权,我从来也不知道。知道的是,此校是重庆师范学校的实验校。

重庆师范学校更是教育部的直属实验校。它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学生,学制三年(学前班即幼稚师范班似乎是四年制),包括毕业前的半年实习。指定实习小学即我校。后来,一则避难来的人口大量增加,我校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二则实习生也多,周转不过来;于是,又成立北碚实验二小。二小距离我校很远,我没有去过。

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师范大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必须在中学或小学任教起码一年以上,方可报考研究生或官费留学(指大学毕业生)或大学(指中师毕业生)。北碚小学成为重庆师范学校实习生毕业后争抢之地。他们实习时,学校当局便暗中考察,准备留人。而优秀毕业生往往年头一满就走,形成车轮战之势。

新到校的新老师的分配方案,一般为:男老师教高年级,女老师教低年级。一上来就当班主任。我的五六年级主课老师全是新来的男老师。体音美小三门,原来的年资深的女老师居多。

从师范来的新的男老师中,我印象深的有三位。按到校顺序介绍:

头一位姓陈(?),擅长理科。他常常抛开课本,讲一些课外常识。如,讲抗战前夕,茅以升先生建筑钱塘江大桥,用“沉钟法”;夏季教学生用柠檬酸加小苏打制作汽水;又随时引导学生观察自然,如,看日全食,到“中国西部科学院”看恐龙标本等。我大开眼界。陈先生服务年头一到,就考入重庆市内某大学,学理科去了。

第二位姓孙,擅长文科。他不太爱讲课文,常在课堂上朗诵一些“美文”,例如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还有孙福熙先生过红海等地时写的散文。他似乎有点“唯美主义”的劲头儿。我从而学到积累“美丽的词儿”,特别是形容词,自编小本儿抄录,作文时使用。导致我直到青年时期还特别热爱朱自清、俞平伯以至何其芳等位先生早期的散文,如《燕知草》《画梦录》等书所载。孙先生服务年头一到,也考入大学文科(中文系?),学习去了。他很欣赏我,但也看出我贪玩儿不用功学正课专看课外书的毛病。我还常常和他顶嘴。例如,我说,算术课的“鸡兔同笼”等学了无用,到时候一点数就行,再说,现实中哪有鸡兔同笼的事。临别时,他为我用毛笔题词:“聪明的人不要忘记了努力!”这幅题词虽早已失去,但我心里牢牢地记住,可惜,到老还是不知道正经用功,辜负师门期望!

第三位是接替孙老师的王皓(浩?)老师。他是前二位的师弟,晚一年。他教“国语”(中学称“国文”,现在统称“语文”),也是抛开课本“闹革命”。他是一位狂热的文艺爱好者,在课堂上从头到尾朗诵鲁迅翻译的《表》,一面读,一面自己笑,笑不可仰。他还在黑板上抄录抗战时流行一时的唐宋诗歌名篇,如杜甫的《春望》,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的《夜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陆游的《示儿》等。我受到感染,回家拿着《唐诗三百首》,似懂非懂地读,自觉读出点韵味来。

王老师还和音乐老师一起,组织高年级学生成立大合唱团,课余高唱“流亡歌曲”,即与抗战有关的歌曲,如现在的国歌,《黄河谣》,《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学生们还自发地组织演出街头活报剧,如当时风行一时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等。《三江好》是一出表现东北义勇军游击队除奸的活报剧,我经常在其中演配角。王老师和班上思想进步的学生往来密切。我们班有一对孪生姊妹,随母亲的姓,叫李竞、李力。岁数较大,非常正派。她们以小弟弟待我,我虽是班上的小调皮鬼,有时跟邻座女生段复泰、后座的由其瑾等人小打小闹,招瞪找骂,但被这姊妹俩镇住,从不敢跟这两位闹。我现在怀疑,她俩的父母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系。王老师常常在下班后,特别是空袭时,与她俩在防空洞内畅谈。我不敢靠近,有时远远听见几句,谈的都是各班学生的政治倾向,有分左中右之意。王老师不喜欢我,对李家姊妹说,这孩子倒还没学坏,只是太幼稚,课外书看了不少,啥也不懂。王老师服务年头一到,就考入当时与北碚隔嘉陵江的黄桷树镇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在系里颇为活跃。

当时北碚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镇上盖了一处大席棚,常在那里演川剧。有时也请重庆市内的剧团来演话剧。一次,复旦大学组织话剧团,在那里演剧。演的是曹禺的名作《原野》,王老师担任主角。我们学生去捧场者颇多,我当然也去了。我对王老师激情澎湃的表演极为佩服。一时,北碚街头不断有人学唱“牛头马面两边排”。

卢作孚和卢子英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下举两例:

一是,修筑了北碚体育场。这是个标准体育场,有四百米环形跑道,可供进行所有的田径赛事使用,也可供足球、篮球等赛事用。一九九二年我旧地重游,见北碚的旧建筑大部分无存,体育场如鲁殿灵光,依然故我。北碚小学在此场举行过一次运动会,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的运动会。会前,体育老师连续讲解各项运动内容与规则。我得知现代运动,从此处开始。

日寇专门针对北碚的轰炸有四次。第一次在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适在我校运动会后不久,国民党第十八军见猎心喜,也借体育场开运动会,兼训练新兵。日寇飞机来炸重庆市,从北碚路过,见部队甚多,来不及疏散,也不去重庆市内了,炸起北碚来。重点是体育场一带。士兵伤亡颇多。第二次在一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雪英果园是重点之一。果园主楼前约二三米处落一五百磅大炸弹,炸出一个深度和直径约各十米的大坑,主楼震塌。这是我距离中弹地点最近的一次。第三次在一九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重点是炸北碚镇内。敌机刚飞走,卢子英就站立在运动场指挥台上,亲自指挥抢运物资,不分彼此,都运进体育场,堆积如山,事后组织相关人等认领。第四次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国民党的“国庆日”,重点在黄桷树镇边的复旦大学,该校损失惨重,并炸死教授一人。北碚亦遭波及。事后在北碚镇内开追悼会兼向倭寇讨还血债大会,我校师生列队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二是修筑北碚公园。此园在我校右首一个小山包上,形成长条状,由一条小水泥石子路(砌出花样)联通。园内随便通行,不用买票。当时,北碚全镇都是土路,只有这里一条水泥路。此路不通车,只供步行。顺山势挖了十几个山洞形约两间屋子大小的洞穴,外面用铁柱拦上,穴内开后门,料想后面定有机关。穴内豢养十几种珍奇哺乳类动物。有大熊猫(学名“大猫熊”)约四五只,分养在两个洞里。小熊猫(学名“小猫熊”,Ailurus fulgens)也有四五只,合养在一个洞穴中。四川人认为不是希罕物,山里有的是,因其尾巴有九节黄白或黄黑相间的毛,称之为“九节狼”。后来,我见家养的黄色猫也常常有九节黄白相间的尾巴,认为它们是近亲,但未向生物学家请教过。还有几只华南虎,成对饲养。更有豹类,不止一种,毛色不同,大约包括云豹、雪豹和梅花豹,分别饲养。还有几头狼、狐之类。这些动物,据说都是山上抓来送给或卖给这里的。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想来,当代国外大动物园也未必全有这些动物。几次轰炸后,这些动物就运走了,不知何往。一九九二年我重返北碚,见此园风貌依然,大门修饰得金碧辉煌,也不售票。只见洞穴别来无恙,但只有一处有动物,聊胜于无。此动物乃两只猫,豢养于洞穴内大铁丝笼中,旁边一个当地儿童见我注目不释,就向我解释说:“波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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