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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工宣

--作者:何蜀

夏工宣,姓夏,名失记,“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宣队员,“夏工宣”是与他亲近的老师们对他的昵称。不亲近的,自然就只称“夏师傅”了。

我认识他,是在1970年秋。那时我到重庆城里一所小学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老师”--非正式编制、临时代替上课的老师。我教小学五年级和“戴帽初中班”一、二年级的美术课--所谓“戴帽初中班”,如今人们知道的不多了:当时因“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两年的“停课闹革命”,该升初中的学生一届届积压下来,到“复课闹革命”时期,初中学校一下子容纳不了这么多,就只得让一些小学自办初中班,称之为“戴帽初中班”。由小学高年级老师凑和着教初中课程,虽然有些勉强,但总还是比当时让工人、农民进大学课堂讲课不那么太离谱吧。

我去代课时,正值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时期,各学校都驻有工宣队。我代的是美术课,与音乐、体育老师共用一个大办公室,称音、体、美教研室。奉派进驻音、体、美教研室的工宣队员,就是夏工宣。

夏工宣大约三四十岁,瘦小个子,长脸,黑皮肤,细眯眼,是重庆城里一家小厂的工人。那时派出的工宣队,并不都是张牙舞爪叱咤风云的角色,有的只是凑数--把那些非生产骨干,或调皮捣蛋的,打发出去应付差事。夏工宣大概就属此类。他不但没有“领导一切”的威风(一点不像当时宣传画上常见的和后来电影《反击》中于洋扮演的工宣队长那样的英雄形象),甚至显得有些窝囊(用重庆人的通俗说法,叫“偻垮垮的”)。
   
而老师们恰恰喜欢夏工宣这样的“领导阶级”。他从不对老师们吆五喝六,反而处处给老师们陪笑脸,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是恭恭敬敬--不像那位工宣队长,成天板着一张脸,一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样子。据一位老师私下对我说,该工宣队长本已到了任期,应该回厂上班了,但他坚决要求留了下来,一定要在学校把“入党”问题解决了才走。大概是回到厂里,凭他那德性,就很难成为“纳新”对象了。
   
夏工宣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此,他便显得窝囊。在上课时间,夏工宣从教室门外走过,总是轻手轻脚,唯恐弄出一点声响来,更不会以目空一切的“领导阶级”姿态随便闯进教室里来摆威风。在教师集中学习时,他总是跟老师们混坐在一起,不像有的工宣队员老是要坐到一边去与老师们保持距离。休息的时候,他常会忠实地站到那用砖头和混凝土砌的乒乓球台旁,自告奋勇为打乒乓球的年轻老师捡那满地飞滚的乒乓球,但他自己却从不上场,说是不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老师们围在一起学唱“样板戏”选段或什么新歌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凑上来,腼腆地笑着站在旁边,仰着黑脸膛,眯着眼睛,跟着大家唱--但并不出声,只是无声地翕动嘴唇。一次,几个年轻老师围在一起学唱新发表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抒情歌曲《怀念中国》,那曲调是很有点“靡靡之音”味儿的,不过好在作者是那位说不清应算资产阶级还是封建阶级的“红色亲王”,伟大领袖的座上宾,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唱了。夏工宣循声而来,照例像个小学生,规规矩矩站在一旁,也不知他听没听懂老师们唱的是什么(那歌单上的曲谱和歌词他是多半看不懂的),反正他自得其乐地跟着大家翕动嘴唇,露出那被劣质香烟薰黑的牙齿……
       
啊,亲爱的中国啊,
我的心没有变,
我永远把您怀念
啊,亲爱的中国!
……
   
老师们理直气壮地在多年未敢放声唱的抒情曲调中陶醉,而夏工宣则满足于同这些“臭老九”打成了一片。
   
因此老师们对这位上层建筑的“占领者”毫无敬畏之心,也因此对他的称呼就从开始时的尊称“夏师傅”很快改成了亲昵的“夏工宣”。
   
从理论上说,工宣队员是进驻学校对对知识分子实行再教育的,是来对“旧学校”实行“全面专政”的。但夏工宣却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觉悟和热情,反而成了帮老师维持教学秩序的“纠察”。那年头,学生娃娃很难管教,即使是小学生,也动不动会向老师造反,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是“要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我就曾看到有初二学生(已是比有些女老师个子还高的大小伙子了)公然在上课时间把凳子搬到外边走廊角落去,几个人围坐着喝茶聊天,当我路过时还热情邀我入座。我是代课老师,当然不好管这些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以不在我的课上闹事为原则。而那些被称作“半截幺爸”、“小祖宗”的小学生,一旦跟老师顶撞闹起来,淘气加造反,则更不好收拾。
   
我们幸好遇到了夏工宣。一到发生师生冲突的时候,有的老师就去搬他来当救兵。于是,夏工宣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根本不问老师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否有“黑线回潮”嫌疑,虎着一张黑脸,狠狠抓住不服管教的“小闯将”,连推带搡拉到工宣队办公室去,劈头盖脑一顿下马威似的训斥,有时还会辅以“工人阶级铁拳头”,“小闯将”顿时被还原成为“小绵羊”--照他私下的说法,学生到学校来就是学习的,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嘛,不学习你到学校来干什么?要学习就得严加管教,自古“不打不成人,黄荆棍子出好人”--当然,这后边一部分说法带点“四旧”的味道,不过没有哪个老师计较这个问题。
   
要是哪个小学生在受到夏工宣“触及皮肉”的教育时公然表示反抗,敢于喊出那句威力无穷的“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夏工宣就会毫不示弱地回敬:“我这不叫武斗。毛主席说了,在人民内部有时也要用适当的强制手段,《毛主席语录》47页第三段,你晓得不?”在这用“最高指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前,理屈词穷的小学生只好认输。
   
我多次听他引用这个“47页第三段”,有一次出于好奇,特地查了一下《毛主席语录》,发现那段语录说的并不是“强制手段”而是“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夏工宣显然是听别人那样说了才人云亦云的。因为他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上印了些什么。这个秘密,是我认识他一段时间后才得知的。
   
那时,每天早上照例要“天天读”--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这个教研室一般是轮流由一人领读,大家各自看着书上的文字跟着默读。届时夏工宣总是很虔诚地正襟危坐,把他那本《毛主席语录》摊开放在面前桌上,两眼盯着书页,嘴唇无声地翕动,典型的刻苦攻读状。我起初满以为夏工宣是在认真看书学习。后来有老师悄悄告诉我,夏工宣认不了多少字,他看书只是做样子。我便专门注意观察,这才发现,不管我们那天学的是“老三篇”,还是“五篇哲学著作”,是单行本,还是“选读”本,还是“毛选”四卷合订本,他面前总是只摊开那本随身携带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而且从不翻页。当老师们一齐哗哗翻动书页时,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摊开的那一页。
   
有一天早上,学习到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中《矛盾论》里《矛盾的特殊性》那一部分,其中讲了古典小说《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时通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才取得胜利的例子,并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对于刚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老师们来说,谁都知道《水浒传》这时还被归于“封资修毒草”之列,尚未得到“解放”,因此对“最高指示”中竟出现这样的评价甚感有趣。不记得是哪个老师领读的了,反正是读到这段话时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也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夏工宣自然除外,他仍是那样盯着面前摊开的《毛主席语录》,神情专注以致于脸上毫无表情。
   
说来也巧,就在那天上午一次课间休息后、上课铃声刚响过时,夏工宣怒气冲冲地走进我们教研室来,往办公桌上“叭”地扔下一本小书,气呼呼地说:“这些娃儿太不像话,还敢把‘封资修’的书带到学校来看……”
   
我那节无课,正在准备批改作业。见夏工宣这么动怒,以为收缴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毒草”,便凑过去看,原来是《水浒传》连环画中的一本,已经残破不全了,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哦,《水浒传》……”我笑了笑,暗想:早上学的毛主席光辉著作才称赞了“《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夏工宣一点没有“立竿见影”……而那个被没收书的小学生,也肯定是不知道有那段最高指示的。
   
过了一阵,夏工宣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翻起那本被他收缴的“封资修”来。
   
后来我没有继续代课,有了另外的工作。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曾在少年宫美术组一起学过画的老同学相约去长江边上画写生。画完回家时,在江边意外碰到了夏工宣。他十分热情地迎上来招呼我,像看到了久别的老朋友。我问他到江边来做什么,他仰起黑脸膛,眯着眼睛,露出那副我熟悉的腼腆笑容道:“嗨--钓鱼耍。我们这些人,没得事,还会做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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