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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母结婚照。

 

 

 

“钻石”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何蜀

2007年元旦,是我父母的“钻石婚”纪念。

父亲何青峰,1924年出生于河南荥阳县一个贫农家庭;母亲龚兰(原名兰芬),1926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贫民家庭。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他们本来很可能会永远互不相识。然而,就像萧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说的“被空前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两颗砂子”,命运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来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父亲13岁即随小学老师离开贫穷的乡间外出“当兵吃粮”,毕竟年纪太小,人还没有枪杆高,当了一阵小勤务兵后,终于在军需官办的电器行当上了学徒。奔走于郑州、洛阳之间。1942年,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洛阳城里成了一座大兵营,到处挖起了战壕,人心惶惶中,两个四川去的采购员同情这个待人诚恳的小伙计,带他逃难来到四川,并介绍他进了重庆大同照相材料行当学徒。他凭着勤奋学习和诚实劳动,在重庆这个大都市扎下根来,先当店员,然后一边当会计,一边通过上夜校,发奋读完了立信会计学校的会计专科课程,不久升到了大同公司会计主任,成为民营企业的高级职员。f3.jpg

右图:母亲刚到重庆时。

母亲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小县城里的一个抗日歌咏队,在抗日宣传中展露了唱歌的才华。1940年8月,日本飞机对合江县城进行了大轰炸,母亲的家和她就读的小学都被炸毁了。转到县里“木材帮”集资办的木业小学就读毕业后,她进了县城里培养乡村教师的简易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1944年,她的音乐老师很看重她的才华,建议她到重庆报考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18岁的她,身无分文,与一个女同学一起,通过熟人关系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到重庆,借住到外婆一个穷朋友家,毫不费力考上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从此走上了从事音乐教学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立重庆师范学校也复员迁回南京(改名江陵师范,即今宁海中学),学生去南京的路费要自己解决。母亲因为无钱作路费(老家的外公已病故,外婆远在贵州帮佣),无法随校去南京继续读书,只得留了下来。本来她又考上了在重庆的西南美专音乐科,但也无钱交学费而未去报到。

就在这年秋,经热心人介绍,她和来自河南乡间的青年何先生相识了。后来母亲多次笑谈过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青年馆(后来的实验剧场)看电影,看的是美国片《青春恋》。电影都看了一大半了,缺乏浪漫风度的父亲才鼓起勇气拘谨地问了一句:“请问龚小姐在哪里住?”母亲没好气地回敬道:“在千厮门住!”千厮门是个大地名,这样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老实的父亲再不敢问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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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父亲刚到重庆时。

父亲这张18岁时的照片,母亲说是介绍人拿给她的,当时她还没看上眼,差点不想干。但我觉得父亲那时挺帅气的嘛。照片背后可能是父亲后来加上去的几行字:

我这张不好的照片,送于我一生最亲爱的兰芬  
 卅五,九,卅,于渝

年底,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订婚照片背后有父亲写下的文字:

三十五年总理诞辰在重庆林森路国泰餐厅举行订婚典礼拍摄之订婚照片 
青峰志

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国民党已故总理孙中山的诞辰是每年的11月12日。1947年元旦,两个年轻人正式建立起了小家庭。

父亲在大同公司作会计主任,工作勤恳,很受老板器重,工资曾拿到每月四石五斗米(当时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因此按发薪当日米价计发工资)。到我1948年出生后,外婆也来到重庆与我们团聚了,不久,外婆把长期在老家当厨师、因年迈已失去劳动力的外曾祖父也接来了。四世同堂。父亲花二两黄金在江北新城买了一处独门独院,改建成一幢中西合璧式的住宅。靠着父母的勤劳苦干,家里已经过得比较“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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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父母订婚照。

但时局动荡,这个小康之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有一次公司老板派父亲去兑换银元,遇到国民党警察局打击银元贩子,父亲也被一块抓进监狱了。急得母亲到处找人想办法,刚好碰到母亲一个好朋友路经重庆,才找到父母结婚时来当过证婚人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警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把父亲保出来了。母亲去监狱探望时,发现父亲已经昏迷在黑牢里了。

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溃退前夕,对一些兵工厂和重要设施实行大爆破。在二十一兵工厂遭到爆破时,外婆把我藏到大方桌下面,上面推着棉被。听外婆说,我家的玻璃窗都被震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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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9年元旦父母与我。

母亲曾在一家商业广播电台作过播音员,后来又跟几个朋友一起,由留美归来的化工专家张汉武领着开制药厂。1950年之后,私营制药厂办不下去了。1951年初,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父母先后考进了税务局,当上了“国家干部”,父亲作税务干部,母亲在税务局幼儿园当老师(那时叫“阿姨”)。对我父母这样与世无争的平民百姓来说,本来应该安居乐业了。然而,他们从未听说过也一点都搞不懂的“政治运动”却接踵而至。

父母刚工作不久,就遇上了“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人检举,说是在大同公司时勾结资本家贪污了多少钱,他被“打虎队”抓起来批斗、逼供,硬要他交待,还罚他跪“炭花”(炭渣子),逼他“退赔”。母亲也被找去逼供,“打虎队”审了她一晚上,不让她睡觉。母亲虽然个子瘦小,却性格倔强,她据理力争,毫不畏惧,“打虎队”的人不让她睡觉,想以此来逼她就范,她就想:“你不让我睡觉,你也睡不成觉!”“打虎队”的人警告她:“你不要顽抗,不要以为你是女的,女的一样可以‘敲砂罐’(枪毙)!”母亲暗自冷笑,敲砂罐?没得那么容易,只要你敲得了!

为了让父亲早日解脱,家里不得不拿出钱来“退赔”,父亲把自己前些年与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和平时的积蓄,加上我母亲的首饰,甚至我外婆也拿出了她一直珍藏着的从娘家带来的陪嫁首饰,全部交出去,共计三十六两黄金和五百个银元。就这样“充公”了,也没有人给什么字据。事后,曾跟父亲合伙做生意的那个朋友(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才告诉我父亲,他听说内部有个规定,以前在私营公司工作的不算贪污,因为那时候贪污也是贪污的资本家的钱,不用退赔,因此他就硬顶着没有退赔。但我父亲不知道这个内部规定,也不敢去找单位领导问。就只好认了,蚀财免灾吧。为了让自己更加“无产阶级化”,父母把江北那个独门独院、种有花草的住宅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卖掉了。搬到了城里贫民区租房子住。不久,搬进了单位分配的职工宿舍。

以后,父母工作都还算顺利。我就在母亲工作的幼儿园里从小班读到大班,直到上小学才离开。我还记得母亲和另外两三位阿姨在园中小凉亭里学唱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情景。许多年后,我的一个同学问我能不能找到苏联歌曲《你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的歌单,我问母亲,母亲翻出一个笔记本,第一页上就正好抄着这首歌。当年税务局周末常举办舞会(乐队伴奏的音乐,我后来才知道都是些苏联歌曲或俄罗斯民歌),母亲喜欢跳舞,父亲则没有一点文艺爱好(最多是在悠闲时哼哼豫剧),但他从不干涉母亲跳舞。后来母亲还考进了文化宫的工人业余合唱班,周末在文化宫活动,有时还要到厂矿去演出。父亲的业余爱好是集邮,不管是特种邮票还是纪念邮票,他都从第一套发行时就开始购买,那时集邮册贵而且少,他就自己做,买来透明的“玻璃纸”,在硬壳的旧账册里一条条贴上去,做成一本本像模像样的集邮册。

摆脱“三反”、“五反”的阴影后,父亲的工作干劲十足,为国家税收完成了许多任务,不断被评为先进,很快就提升为副科长,十八级干部。他发表的一些业务文章,所得稿费大都用来买了政治理论书籍,如陈伯达写的《论毛泽东思想》,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还有刚开始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之类,在扉页上,他都要用潇洒的字体写上“稿费收入购书”。f7.jpg

左图:父母结婚十周年。(1957年1月)

1957年元旦,父母照了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照。这时,为支援林业,母亲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为他们创办幼儿园(设在重庆领事巷)。父亲正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交了申请书。工作积极和守规矩到了什么程度呢?听外婆多次说过,他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回来时顺路回河南老家去看望阔别二十年的父母,在家里竟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匆匆赶回来了。

然而,父母谁也不会料到,又一场政治风暴很快就袭来了。

“反右派”运动中,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至今说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罪名。大约他得罪领导不重,加上家庭出身过硬(是地道的贫农),因此处理较轻,撤职降级(十八级降为二十一级),下放到远郊北碚蔡家场砖瓦厂去劳动改造。家庭从此就如鲁迅说的“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那时我们子女都小,还什么也不懂,父亲成了“右派”的事也是过了好久母亲才告诉我的。那是因为我在家里和同学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的歌闹着玩,被外婆干涉,我跟外婆争辩,说是老师教的歌,为什么不能唱?外婆不得已才悄悄告诉我父亲就是“右派”,怕我唱这样的歌被邻居笑话。我不相信,母亲才被迫向我证实了这个消息。

母亲当时的压力相当大。她后来常说,那时候一碰到老朋友老同学,往往开口第一句话就会问:“离(婚)了没有?”她的朋友、熟人中为那次政治运动而被迫离婚的太多了。母亲凭着她质朴的社会经验,坚信靠离婚不可能摆脱那种人为的政治阴影,与其离了婚仍然背个政治包袱,倒不如保存一个完好的家庭。她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在父亲八十大寿的庆典上,我代表子女们讲话时说:“我们今天为父亲祝寿,也是为母亲庆功。”的确,要不是母亲的坚强,我们这艘小小的家庭之舟很难不被那一次次政治风暴掀翻或打散。

“反右派”以后,父母就离多聚少。父亲先在北碚,后在大坪、南岸的农场劳动,一般不能回家。1958年“三八”节后,母亲也被作为“下放干部”打发到更远的南桐矿区农村劳动,跟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当他们那批“下放干部”饿得许多人都病倒了之后,他们才被集中到农场自己开伙。父亲在那年月里也饿得患上了水肿病。幸好他们都熬过来了。

因为“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灾难,母亲“下放”了十个月后,中央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已被下放到了四川省林业厅,重庆的机关撤销了,母亲和最后一批回来的同事被通知去成都报到。一个“右派”的老婆,尽管家中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也不敢向“组织”提出留在重庆的要求。母亲只能抓紧“路经重庆”的休息时间,把家务托付给外婆后,带上我们四个孩子去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背后题写了一句充满感情、我甚至觉得是含着泪水的话:

59.1.从重庆矿区下放回机关,经重庆路过,和我亲爱的四个孩子在美术公司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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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3年6月留影。母亲在照片后写下一句感伤的话:“孩子们在成长,我怎么更年轻呢?”

母亲那是生平第一次乘火车。到四川省林业厅报到后,本来已经决定分配她去雅安了,但林业厅幼儿园的领导无意中从登记表上看到她正是他们缺少的幼教师资,就把她留了下来。一年多以后,因幼儿园的园长调到林业厅下属的重庆木材综合工厂办幼儿园,我母亲也就被作为师资调回了重庆。当她得知能回重庆时真是高兴极了,却不知那个厂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是在偏僻的茄子溪,进城回家要转几次车,她就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年。先在幼儿园,然后被调到子弟小学教音乐。她长期住单身职工宿舍,跟她同宿舍的年轻姑娘结婚走一个,再来一个新的,每个跟她同过宿舍的年轻人都跟她相处得很好,都感谢她给予的关照和帮助。她每周末才能进城回家一次,回来就忙着按写好的单子为厂里的同事们带买各种东西,当义务“采购员”。

后来在母亲八十大寿庆典上,我才从她当年学生的讲话中得知,她曾组织小学生在森工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而且是演出的全场,只不过把合唱的四个声部改成了两个声部。一个工厂子弟小学,居然敢于组织演出这样的大型节目,可见母亲在教学上既有水平又有魄力(母亲告诉我,那个唱《黄河颂》的男生,嗓子相当好,只因为“出身不好”,后来没有升学,当过石匠,以后不知下落)。可惜因人为的“政治”限制,母亲在音乐教学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她还是厂文工团的业务骨干,又唱歌又跳舞,还自编歌舞《花儿与少年》参加区里的汇演。文工团排练节目都是在晚上业余时间,正值困难时期,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再加上从早到晚的劳累,她脚都肿了。善良的厂工会汪主席知道后,特地批准她吃了一个月的“营养餐”。后来厂文工团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母亲在剧中扮演林母,在厂里及附近单位演出了好多场后,要到西昌林区去演出,这时母亲才不得不请了假,因为她必须每周回城里看望我们几个孩子。文工团只好临时另找人代替她演出。

父母最痛心的是孩子们的前途受到影响。我和三个妹妹读书都很用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我小学毕业就不能升正规中学,而被强行分配到民办中学。初中毕业又不能升高中。二妹小学毕业也只能上民办中学。三妹该上小学了,附近的公办小学却不收,要她去远处上民办小学,母亲得知后,向厂子弟校领导反映了,才把三妹带到子弟校去读书,以后再转回城里公办小学……

1962年,父亲从南岸四季青农场写回信来,外婆高兴地告诉我,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今后的人们再也不会懂得“戴帽”、“摘帽”这类词汇的政治含义了。而这些词汇的阴影在我们那两代人心中却永远无法抹去。那个年月,“摘帽”的右派还是被视为“摘帽右派”,老实的父亲很快就发现他并没有能够“回到人民队伍中”,仍然是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因为就在他“摘帽”这一年,新的阶级斗争风暴又已经掀起,贯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又成为各行各业工作的中心,于是,父亲这个贫农的儿子又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时要找点问题来整一个“摘帽右派”还不容易吗?父亲再次挨整,他想不通。他对当干部的前途绝望了,对这个城市绝望了,他决心跑回老家种地去。可是,他想得太天真了,他没想到这时候哪有你随便回老家、随便当农民的自由(后来刘少奇被打倒时也曾有过同样天真的想法)!他前脚刚回到老家,后脚就有单位赶去的人把他押回来了,反而使老家的爷爷奶奶被惊吓得大病一场。而父亲自然遭到更严厉的处罚……

不久就是更加可怕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文革初期,中小学教师成为打击的重点,有关领导布置各中、小学“集训”教师,进行相互揭发,搞大字报混战。好在母亲为人善良,人缘好,“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也没有问题,没有成为挨整的重点。“破四旧”大抄家时,外婆每天都胆战心惊,生怕会被抄家。母亲被迫扔掉了不敢再穿的高跟鞋,但把她那些舍不得销毁的老照片包好寄放到了一个相好的同事家里去,因为那同事家里是工人,不会被抄家。父亲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被揪斗,游街,监督劳动……好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这个业务骨干被罚在税务局食堂当勤杂工,每天清早挑一副箩筐上街买菜,有时打着赤膊拉一架板车买米买面买煤。他出身于农家,爱劳动是本性,因此劳动对他来说并不算苦,苦的只是看不到前途,同时担心子女的前途。父母在那些年代受过些什么苦,遇到过多少艰难,我们作子女的并不了解,也很难体会。

母亲那时作为音乐教师,教学之余,还承担了教厂里工人跳“忠字舞”的任务,那是丝毫不能懈怠的“政治任务”,特别是遇到有什么重要活动,或是毛泽东的什么“最新指示”下来了,厂里要组织在公路上游行,她就得在队伍前边领跳“忠字舞”,因为走在队伍前边作示范,所以她一点不能懈怠,每次都累得够呛。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父母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到结婚满十周年纪念时去照一张合影。一张普通的合影,记载着岁月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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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父母结婚二十周年。(1967年1月)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政治上的“帽子”没有了,心情舒畅愉快了,可惜他的宝贵年华已被“政治运动”消耗了二十余年,他也接近退休年龄了。当时税务局工作“青黄不接”,正缺他这样的业务骨干,但为了让云南支边回来的四妹能通过“顶替”得到一份工作,父亲还是坚持办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不过,税务局继续留用了他,让他担任培养新人的教学工作,以后又让他参加编修税务志等工作。他还受聘在一家公司当了负责人。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公司当“老总”,从不爱坐小车或出租车。那时家已经从市中心搬到近郊南坪了,他从公司回家有很长一段路,而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他为了减少转车的麻烦,常常是要下一大坡石梯再乘公交车,我们真担心他在那高高的石梯上下时摔跤。有一次,我那正上小学的儿子写作文,写爷爷,写了些空洞的套话,我就启发他,要写具体的事例,比如,有一个星期天,爷爷要从南坪家里去公司接一个预约好的长途电话(当时家里还没安装电话,他也不愿让公司花钱给自己安装电话),他舍不得坐出租车去,要为公司节约,而是乘公共汽车到较场口,然后再转车到观音岩……我告诉儿子,要写这样具体的事情才生动,才有说服力。谁知我讲完以后,天真的儿子却发出令我意外的一声评价:“那不是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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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父母结婚三十周年。(1977年1月)

母亲是在我的儿子出生后退休的,政治上的压力没有了,但是经济压力又来了,她所在的工厂,原是有名的国有大企业,却很快成为破产企业,她这个有三十年教龄的厂办校教师,工资比“公办校”教师要少许多。她的心脏也出现了毛病……

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她的许多朋友还是羡慕她,认为她生活真幸福,有一个好老伴和为他们争气的子女与孙辈。

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人。回顾他们走过的“钻石婚”之路,我又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些宝贵精神。

但愿天下的父母、天下的夫妻,不再经受那样的苦难而能幸福平安地走到“钻石婚”。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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