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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外婆晚年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外婆

--作者:何蜀

我的外婆,我和妹妹们从小就称呼她婆婆,大概是父母觉得那个“外”字显得见外了,才这样教我们的吧。外婆在我家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我家的顶梁柱。要没有她,真不知我们的家庭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我们几个孩子会多受不少苦就是了。

外婆叫蔡树华,是四川自贡人,她始终按早先的地名把自贡说成是“自流井”,而且是用自贡人特有的卷舌音。她十六岁出嫁,丈夫姓龚,比她大十几岁,是个退伍军人,据说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朱德的校友,当过连长,因在军阀混战中被炮火震聋了耳朵,被人叫作“龚连长”或“龚聋子”。亲事订好了,还没举行婚礼时,他的父亲(一口盐井的掌柜)病重,要求见见还没过门的媳妇,就临时雇了一乘小轿把我外婆抬去,但她赶去后,公公已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一种习俗:“孝堂成亲”,以告慰去世者,马上拜了天地。后来外婆对仓促结婚没有坐花轿一直耿耿于怀。

外婆那时很年青,生我母亲时才十七岁。她曾说过,怀着我母亲的时候,她还在跟街上的小姐妹们一起踢毽玩儿呢。她生了四个孩子,只剩下了我母亲(她的长女)和舅舅(她的幺儿)。她那时很苦,她曾给我讲过,有时月经来了,血流到灶房地上,脚下踩来踩去,照样要烧火做饭。

外婆对我们从不提起外公,想来外公对她的伤害很深。听我母亲说,外公只要发现外婆在街上与其他男人说了话,回来就要挨打。母亲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外公用长竹烟杆头打外婆头部的情形。外公退伍后,没有个正经职业,他父亲去世后,大操大办了一阵丧事,把家也败了。外婆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外婆称他“家公”)是个厨师,常从别人家里吃剩下的残汤剩菜中拣些回来给外婆他们吃。后来外曾祖父受聘到合江县去当厨师了,外婆全家就跟着搬去了合江。

在抗日战争中期,1940年8月,合江县城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外婆的家被炸毁了。她后来曾给我们多次讲过那惨痛的经历:她和两个儿女(我母亲和舅舅)先是躲在屋里桌子下面,当家里已经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起来后,邻居在外面看到了,惊叫着要他们快出来,她才赶紧叫两个儿女顶一床铺盖往外跑(以为顶着铺盖可以挡子弹),刚跑出去,外面就有人喊:“要不得,飞机上看得到红被面!”我母亲和舅舅赶忙把铺盖翻过来顶着跑,又有人喊:“白的看得更清楚……”吓得我母亲他们无所适从。外婆他们逃出去后,看到路边墙上、树上到处挂着炸飞的人腿和残躯,那恐怖的情景使她永远难忘。外公当时不在家,去帮别人救火抢东西去了。抢救中捡到一包银元,他一个不拿,全部归还给了失主。外公对外婆不好,但对外人却很讲义气。

大约1942年前后,长期受外公虐待的外婆,毅然离家出走,去到贵州帮佣。外婆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小县城的妇女能有这样的自立自强精神是很难得的。在她出走后两三年,外公就病故了(也有人说他是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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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婆刚到重庆时与我合影。

1948年我在重庆出生后,得到消息的外婆忽然从贵州遵义来找我们了。她是从遵义步行走了半个月时间走到重庆来的,一点简单的换洗衣服,用一张花被单包捆着挎在肩上,风里雨里,晓行夜宿。她是一双“解放脚”,就是被缠过小脚还没完全定形,就赶上取消缠脚陋习的社会潮流,又放开了的那种,但有几个脚趾头已经被缠断变形。真不知她迈着这样的一双脚,一个年轻单身妇女,在那样的战乱年代里走那么远的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与应付社会的能耐。由此我也想到那时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从此,外婆就在重庆与我们朝夕相处。不久,她把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外曾祖父接到重庆,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在江北新城的小院里照了张合影,照片上还有经我父亲介绍到一家肥皂厂当学徒的舅舅。

外婆成了我家的“顶梁柱”,我和三个妹妹小时候都得到她的精心照料。那时父母都工作忙,特别是在1950年代初,父母除了工作还要参加各种学习,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外婆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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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婆是我家的主心骨。

外婆在老家时好像就认得一点字,还会打算盘。她记得不少听过看过的戏文,听过不少的“淮书”(评书),记忆力很好,能讲出许多故事,《西游记》、《封神榜》、《水浒全传》、《铁骑银瓶》、《说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蛇传》、《十五贯》、《望江亭》……她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还有《增广贤文》上的那些名句,她也常会随口引用。我最早就是从她那里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启蒙。

1950年代初,提倡扫除文盲,外婆也参加了在我家附近市中区文化馆办的一个扫盲班。我那时上小学,下午放学早,没现在小学生这样的学习负担,就常陪她去上课,那个班只有不多的几个学生,都是家庭妇女大妈大嫂。老师好像是尽义务的一位女士。扫盲课本中我还记得有《老英雄孟泰》、《张明山制造反围盘》,好像还有郝建秀工作法之类,总之都是当时的劳动模范的故事。外婆认得的字更多了。她空下来也就喜欢戴着老花镜看书,她看书有个习惯,就是边看边念出声来,凡认不得的字就念成“啥子哟”,因此我们在一旁常会听到她一会儿“孔明啥子哟”一会儿“曹孟德啥子哟”,忍不住要笑。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遭了大难。外婆的担子更重了。在“大跃进”中,街道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外婆也到街道纸盒厂工作了,因为她多少有点文化,又见多识广有些能力,竟被推举当了厂长。

困难时期,父亲在郊外农场劳动改造,母亲也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有时一年多不能回家,有时到周末才能回来一次。家中事全靠外婆料理。最艰难的时候,她总能想法让我们吃饱,她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用酱油兑开水喝,称之为喝“酱油开水”。每到发工资后,她就带着我和妹妹们,去邹容路的颐之时餐厅排长队,守候着每人吃一碗一块钱一份的骨头汤,补一点油水。那时我们都很瘦,她希望我们能长胖些,常说:“一肥遮百丑。”现在的人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

外婆在纸盒厂工作,对我还有个意外的好处:帮我找回来不少文学书。那时我开始对文学有了强烈的兴趣,但哪有钱买书呢?而外婆他们用来做纸盒的废纸中有不少从废品站拉来的旧书。外婆知道我喜欢看书,她也不知道什么书好,就从文字排版上估计什么书是小说、诗歌,就帮我拿回来--准确些说是“换回来”,她决不会占公家的便宜,每次拿回来几本书,都要从家里再拿相同厚薄的一些书或本子去作为交换。因此我和妹妹们那些过时的旧课本、作业本就全都用来换了文学书。当年流行的苏联小说《普通一兵》、《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中国小说《山乡巨变》、《播火记》,还有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集《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英国的《彭斯诗抄》(袁可嘉教授翻译得很漂亮的那种版本)等,都是外婆从厂里给我换回来的。

外婆人缘很好,从不跟人争吵计较,厂里的那些大妈大嫂们都喜欢她,尽管她后来没当厂长了,有的人还是叫她“蔡厂长”。她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本街的居民委员(就是后来被称作“小脚侦缉队”的那些人)对她也很尊重。大家都按老习惯称呼她“龚婆婆”。“文革”大抄家的时候,我家居然没有因父亲的问题而被抄家,大约也跟外婆在街道上人缘好有点关系吧。外婆除了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外,还热心帮邻居照料孩子。我家同一层楼的邻居邓伯伯,妻子在建筑工地因工伤事故去世后,两个女儿和儿子都小,经常得到我外婆的照料。邓伯伯在外做点小生意,买了高价肉回来,烧好了总要给我家端一碗,主要是对外婆表示感谢。

外婆跟我父亲始终是相敬如宾、互谅互让的关系。在我记忆中,他们从未发生过争执。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外婆始终不说他是“犯错误”或“当了右派”,而是一提起就说是被“打成右派”,表示她对这个处分的强烈抵触。我和三个妹妹都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影响,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后来演样板戏,外婆最听不得唱那段“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听到就要咬牙切齿地咕噜:“我就不信,出身好的生下来就好……”w1.jpg

右图:外婆50岁时。

外婆年轻守寡,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50年代初《婚姻法》公布后,她才四十岁出头,母亲曾劝她再嫁,但她坚决不再考虑。大概与外公那段不幸的婚姻使她伤透了心吧?她50岁的留影,虽然发型是旧式的“毛髽”(在脑后梳个圆髻),但面容看上去一点不老。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学会了吸烟。她原来是吸水烟,一个黄铜水烟壶,吸起来里面的水呼噜噜响,最有趣的是要用草纸搓成一根纸捻,点燃烟后,要把纸捻头上的火苗吹灭,待到要吸下一口烟时,再撮起嘴唇,以舌头和嘴唇之间的一种快速动作“卟”一声把纸捻吹燃。这个技术我始终没学会,看到外婆那样运用自如,真是羡慕。外婆也就会得意地嘲笑我“笨得伤心”。后来吸水烟不时兴了,她也吸起了香烟,当然都是吸廉价烟。有一次她叫我去街上给她买包烟回来,我走出去又倒回来说不给她买,吸烟有害健康,把钱退还给她,她后来经常提起此事,责怪我不懂事。

外婆从不与人争吵,更不会骂人,但在家里,对我和妹妹这几个自家人有时会骂,什么“背时挨刀砍脑壳的”、“小祖宗”、“嫩妈”之类经常脱口而出。有一次四妹不知什么事惹恼了她,她骂出一长串俗语,我在一旁听得惊奇不已,觉得太生动有趣了,缠着要她再重新说一遍,我想记录下来,她却闭嘴再不说了。

文化大革命中,外婆也参加了他们厂里的群众组织,该组织后来归口到了重庆一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二轻兵团”旗下。他们的小头头(一个小伙子)曾在革联会主政时的“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外婆对此非常不平,因此当造反派分裂后,她是赞成“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观点,在1967年春夏之交两派大辩论的时候,她常在晚饭后到街上去听群众组织的广播,听了回来还要议论一番。但是武斗开始后她就不再关心那些事了。成了并不逍遥的“逍遥派”。时局那样混乱,我父亲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母亲远在郊区难得回家,我做临时工被解雇后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外婆得全力保住这个家。我家位于重庆上、下半城的中间,坡上有二十五中学的八一五据点,坡下有望江饭店的反到底派据点,两边经常用枪对射,子弹从我家屋顶上嗖嗖掠过。那些日子不知外婆受了多少惊吓。

外婆到老来终于看到了社会稳定,生活安宁的日子,可以享福了,她却因心血管疾病离开了我们。她是因我儿子出生,过分高兴,忙着走东家串西家向街坊邻居报喜,兴奋过度而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离去的。那时我母亲还有两个月就能退休回家可以关照她了……要是外婆晚年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好些,我相信她有可能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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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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