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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在故乡天塘村留影

古稀故乡行(上)

--作者:程正渝

1、引子

在2006年间,听大姐正江说,长沙白马坡公墓被征用,祖父和曾祖母、继祖母的墓已按照姑姑程哲宣的指示,由她的儿子出面深埋处理了。这样,祖父程一中等亲人的墓就不复存在,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祭祀、怀念的遗物或标志。

2007年5月,我同桂英到哈密为在文革中遇难的正湘弟寻墓立碑时,得知在墓地迁坟,逝者的骨殖可以作各种处理,最下策或查无亲人,才做深埋处理。联想到程哲宣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已人性泯灭、人格扭曲的表现:为了表示“大义灭亲”,她曾用不实之词陷害她的兄长,使他当上“历史反革命”;她曾逼迫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某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的丈夫自杀(未遂);她抛撒掉曾是湘南省人民代表的自己父亲的骨灰;在“文革”中又把自己的母亲扫地出门等等薄情寡义的劣行,--她的这种做法是并不奇怪的。

因此,我决心给失去墓园归依的前辈们的亡灵,在故乡立一块纪念碑,以示长辈们的亡灵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姐正江和大哥正海,他们都表示赞同,并且对我起草的“程一中先生纪念碑”的碑文(碑的后面是前辈们的简历)作了修改和补充。

2010年恰恰是祖父去世50周年;父、母去世10周年!

在2009年,我跟故乡天塘村的亲戚程方伦作了联系,告诉他我准备在2010年回乡为祖父立纪念碑的想法,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做准备工作。

1948年春天,我还不到8岁,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五兄弟(五弟才几个月)离开了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早在上海的祖父程一中,1947年已成为“民联”的领导人之一,和我父一起从事着地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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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7年在上海家门口。抗战胜利后,我家成员又陆续离开天塘回到上海。
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
后排右起:黄建平、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我们到上海不久,父亲和母亲都加入了“民革”,并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策动了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的起义等,--然而,解放后这一切都未被承认,我父反被列为“镇反”对象,送到“华东革大”学习后“发配”到新疆!于是,我们全家在1952年随“华东革大”支边团离开上海来到新疆;接着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我父又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母亲也被开除公职,全家遭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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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2年我家从上海发配来新疆前夕留影。
前排右起:程正渝、程正湘、程正潭、程正洲
后排右起:程正江、程元宇、张国华、程正海

姑姑故意透露了我父被判重刑坐牢的消息后,85高龄的曾祖母得知她唯一最疼爱的孙子如此下场,悒悒不乐,溘然长逝!解放前受上级委派到湖南参加和平起义工作,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并在政协工作的祖父,和寡母相依为命六十年,一直因“历史问题”受到女儿哲宣的煎逼,在慈母仙逝后不久,也郁郁而终!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家才重见天日!

我已年届古稀矣,来到新疆也已经五十多年了,为给祖父立纪念碑,决定回到六十二年前离开的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去。

2、回乡路上(1)

2010年1月31日,我和桂英从新疆B市乘火车出发,进行这次在时空意义上非同一般的长途旅行。

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到祖国西部边陲B州工作:当过县农机修造厂的技术员,当过某公社的农机站长,当过州技校的教员……文革期间死里逃生,成了一名幸存者。

B州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有五百多公里,火车运行了整整一个晚上。

到了乌鲁木齐,一出火车站,首先看到的是火车站广场到处是真枪实弹的武警在站岗,在巡逻!可见“7.5”事件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乌鲁木齐上空!

我家从1952年到乌鲁木齐已经几十年了,我在这里度过了中学、大学的时光,……父母平反、改正、离休后又在这里颐养了二十多载的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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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95年母亲80大寿家庭部分成员在乌市合影。
前排右起:程尊平、赵晓晓、程尊静
中排右起:程元宇、张国华、程正海
后排右起:田凌霄、程正洲、程正渝、程正潭、程尊莲、程尊燕

解放六十年了,竟然还发生了如此凶残的暴乱事件!就是在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残暴地屠杀汉族百姓的“三区革命”也未能染指乌鲁木齐啊!

1月14日下午7时半,我们乘T198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

暮色降临,我在卧铺上昏昏睡去……当听到列车员报到达站是哈密时,我突然清醒过来,朝黑沉沉的车窗外望去:啊,年轻英俊的正湘弟就孤独地长眠在这里!

1958年父亲入狱,他独自留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依靠节假日做小工挣够伙食费……

1960年高考,他的成绩名列新疆考生的前茅,却因“家庭出身”不准升大学!……

他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他怜爱纯朴的农村孩子,全身心扑在农村的教育事业上,受到农民和孩子们的好评……4.jpg

右图:1968年程正湘在哈密。不久,他遭文革暴徒袭击遇难!

文革开始,他因是“狗崽子”,被打成黑帮,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又遭到暴徒的毒打,侥幸逃生……在“革委会”成立后仍遭暴徒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正湘弟遇难时年仅26岁!

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要忘记在文革中被残害的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呵!不能忘记“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呵!

列车经过依然荒凉漫长、却散布着块块绿洲和施工工地的河西走廊……仅仅用了29个小时就从乌鲁木齐到达西安了。而1952年我家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从西安乘汽车到迪化,途中就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女婿建江开车到火车站把我们接到长安区智慧城家里,女儿尊莲在某中学任教,女婿在高新区某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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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0年1月,我们从新疆来到西安女儿家。
右起:肖建江、程正渝、肖博扬、刘桂英、程尊莲

西安也曾是我们家的落难之处。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乌鲁木齐投奔在西安读大四的大姐,大姐当即中断在陕西师大的学业,参加工作,支撑全家。那时母亲带着弟妹们住在城东韩森寨的一间简陋的屋子里。贫穷,饥饿,受歧视。15岁的四弟正潭学习成绩优秀,因“出身问题”不准升高中,只得同母亲一道起早摸黑卖冰棍维持生计!后来他被“下乡”到农村,全家都到农村落户。1966年中学毕业的五弟正洲和小妹正泽,都因“出身问题”不准升学,都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农民!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五弟考上大学,四弟和小妹招工回城;后来他们分别成了高级教师、公司经理和副处级干部。而今弟妹们的孩子们也个个大学毕业,展翅高飞了……

大姐则早已是某师范学院的教授了;姐夫早已离休;他们的孙子思远也已是北航的研究生了!6.jpg

左图:2010年2月在深圳留影。尊现从北京到此出差一年多了!
右起:程尊现、程正渝、刘桂英、裴丽芳

我们在西安住了一个月,白白胖胖的外孙乐乐已经七八个月了,--我们总算尝到了含饴弄孙之乐!

2月13日,也就是除夕之夜,我们从西安乘飞机抵达深圳。这是尊现儿给我们订的机票,因为这时的机票打折每张才四百多元!这也是我俩平生第一次乘飞机,起先心里也不踏实,在空中也遇到强烈颠簸,但比起过去乘坐轮式拖拉机的拖车要强多了。

尊现儿从北京出差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公司安排他和妻子丽芳住在市中心的佳兆业宾馆。

春节期间,我们同尊现、丽芳在深圳、广州游览。

春节过后,我们还到香港、澳门和海南旅游。

3、回乡路上(2)

2010年3月24日,我们乘T96次列车,从深圳出发,路过韶关时,风雨交加,夜色晦暗。但我立刻想到:我们天塘程家始祖千赢公之父恢宏,原籍安徽休宁县永兴里黎阳乡人,为明永乐进士官粤韶太守,正是此地!后来罢官家败,千赢公才随母于1440年左右(也就是我出生前五百年)迁到天塘村的。

23:20火车抵郴州,我们就近投宿。

翌日早起吃了早点,我们从火车站步行到郴州汽车总站,沿街楼房林立,车流穿梭,行人拥挤。--早已不是六十多年前,我来到人世留在脑海里最初印象的那个躲日寇飞机警报的郴州!1943年的郴州是一片空旷之地,阴沉沉的天幕下,人们惊惶失措地瞅着警报架……7.jpg

从郴州到桂阳约四十公里的路程。公路虽然随着地形弯弯曲曲起起伏伏,但还是一个钟头就到桂阳了。

右图:2010年4月在桂阳县欧阳海广场留影。

呵,湖南省桂阳县,这是我填写了几十年的“籍贯”之地!这是在“文革”中遭到暴徒袭击遇难的正湘弟的出生之地!这是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可对于我来说却是个陌生的地方!

在桂阳县二市场我们等了一个多钟头的车,这里道路泥泞,垃圾遍地,车辆横陈。

从桂阳县城到桥市乡(原名桥头圩)也只四十来公里,可是由于道路弯曲起伏,狭窄坎坷,再加之部分路段正在施工,中巴车颠簸了两个半钟头才到桥市!

启程之前,我根据从电脑上下载的地图,和父亲在1985年写的《回乡散记》的描述,绘了一个简图:从桂阳县出发到桥市,要经过七拱桥(欧阳海大桥)、敖泉圩、和平圩、新铺岭。

这里是丘陵地带,棕红色的土壤,山多披绿,但树木不多;沿途村镇街道狭窄,都盖了不少新楼房,还有一些烤烟房;地里种着菜,育着稻秧,没见到什么农业机械。

我特别注意新铺岭,这是曾祖母的家乡。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舅公爷带我到过这里,在一个傍晚,我看到大批国军全副武装从村中的石板路通过!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地说,日本鬼子被打败了!--可是这回我没有看到那条石板路。

下午5点,中巴车辆抵达桥市,许多摩托车前来招揽生意,我正要拨打手机,恰好方伦来接我们,虽然从未见过面,却一见如故。他叫我们就住在他家,我说他还在上班,太麻烦了。于是他安排我们在路旁的一家旅社住宿,这家旅社是他们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开的,设备简陋,没有电视,每天只收3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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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桥市街头。

接着我们便到方伦家,就在他工作的桥市乡小学的家属院里,三室一厅,厨卫齐全,方伦妻正英抱着孙儿微笑着欢迎我们。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题有“1934年在新建的南京西华门三条巷屋”的老照片送给方伦。照片中有我父亲和良旺爷(方伦父)、良辉爷等,此时我的祖父程一中在国民政府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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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4年南京西华门祖父程一中新屋前合影。

方伦也拿出相册来给我看,其中有1985年我父来天塘跟他父亲的合影;1996年正潭来天塘的摄影等。

我们在方伦家吃了晚饭,又交谈了一会儿。方伦说,我对村支书程夏文讲了此事;村支书说,你祖父程一中的纪念碑可以安放在程家祠堂里。我对方伦说,不用麻烦了,就立在我祖母的坟前好。

3月26日,正值桥市赶圩。圩场在桥市的东边,很宽阔,周边是店铺,中间搭有雨棚和简易摊位,都挤得满满的;有的只能在路边摆地摊,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常!圩场上卖鱼、鸡、猪肉、蔬菜、水果等等应有尽有。桥市乡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桥市也就一千多人,据说每场圩要宰20多头猪呢!

乡亲说,解放后逢圩日期由十日三圩,改为五日一圩; 后来又改为十日一圩 ;以后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没有卖的,也就无钱买东西,干脆没有圩期了;“四人帮”倒台后,农村政策改变,实行责任制,经济日渐繁荣,又恢复了十日三圩。

我看到圩场边摊子上,大人带着小孩在理发,我立刻想到62年前,母亲带我们弟兄到桥头圩来理发的情景,童年时的新奇和欣喜之情也涌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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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桥市赶圩。

南北走向的公路穿过桥市乡,街道狭窄弯曲,坑坑洼洼,到处是垃圾、摩托车和流浪狗;街两旁各类商店到是不少,却没有电话亭、取款机和照相馆,也没有一个警察!

方伦带我和桂英到街道西南入口处的空地上看碑石:有的已刻好碑文,有的还没有刻字。其中最高大的一块高2.1米、宽72厘米、厚10厘米 ,比一般的石碑高出约1/3,我立刻看中了这一块!

方伦又带我们到打印碑文的店铺,确定了碑文的布局和字体等。

后来我又在碑文的最后补充了“正渝、桂英与尊莲、尊现敬书”字样,以表示是由我们这一支人来完成这项立碑工作的。

4、回到天塘村

2010年3月27日,方伦带我和桂英到天塘村去。其实天塘村西距桥市只有一公里的路程,只是要上一个大坡。我们爬上了“八蓼”,这是一篇片高低不平空旷的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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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桥市到天塘的路上。儿时母亲带我们从这里去赶圩。

当年母亲正是从这里带我们去桥头圩的。母亲当年身穿阴丹世林布短袖旗袍,梳着两条齐肩发辫,额前垂着整齐的刘海,有时还轻声哼着歌: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啊--
美丽的小姑娘
天真的小姑娘
…………

我们弟兄们一路上又蹦又跳,采摘香草野花,追逐蜻蜓蝴蝶。

在进天塘村的小路边,方伦带我寻找祖母萧金香的坟墓。这里草树丛生把墓和碑全部遮挡掩盖了。方伦用树枝当棍把草树打开一个缺口,探头看到一块石碑,说,石碑上刻着“老大人”;我再探头在树草丛中细看是“萧夫人”字样,立刻叫道:“是这里,这里是我祖母的墓!”因为我祖母的名字是萧金香。于是,我们继续拨开草树,看到墓碑的右边有“元宇、国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已卯春建;左边有“夫一中记”等字样……

祖母萧金香的墓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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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祖母的墓。

真是祖先显灵!

我拍下了祖母墓碑的照片,并抄录了碑文。(碑文中:长孙镇寰即正海;孙女新宁即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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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祖母的墓碑碑文(抄写件)。

右图:祖母的墓碑。13.jpg

我的祖母萧金香是珠溪人,生于1894年,十二三岁时就来我家作童养媳。她个子矮小,约只有1.47米高,但干起活儿来手脚麻利,无论田里地里,捡柴割草,缝补纺纱都是一把好手,气力跟强壮高大的妇女不相上下。

1913年我父生于横榨岭;次年祖父去武昌读供膳宿的旅鄂中学;1917年祖父在旅鄂中学毕业到长沙《湖南新报》担任记者;1918年祖父一中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并赠送亲笔签名的四吋照片一帧,派我祖父回湖南工作;祖父一中回到桂阳县担任督学;同年祖母带父亲从横榨岭迁回天塘村;1919年冬祖母因肺痨病在天塘村去世。

祖母下葬时,按照本地习俗,在坟墓顶端放置一块刻有其姓名的小石碑。

1939年春,祖父一中携曾祖母慈安、继祖母允文、姑姑哲宣和大姐正江回到天塘(此前因抗战由南京到上海经香港辗转到桂阳县城),拆掉旧屋盖新楼(后来就叫洋房子);同时为祖母立了这块墓碑。按照本地习俗,墓碑是立在坟墓后面的;因此,我打算将祖父的纪念碑立在祖母坟墓的前面,恰恰在路边,又不另占土地。

在抗战期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投身于抗战的行列:1940年祖父一中在重庆任“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等职;1938年我父元宇在长沙创办《今天》十日刊宣传抗日,曾任陆军大学代校长蒋百里的侍从副官等职。

我们沿着小路继续前行约一百多米处是一排门窗朝西建立在高坡上的房屋(过去这里是荒地),约有十来家人,方羔就住在这里。方羔是良辉爷的三儿;良辉和良旺是亲兄弟,是我祖父的堂弟。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百元见面礼和另一张也有其父的“1934年在新建的南京西华门三条巷屋”的照片交给他;他立刻还赠一张他青年时当兵的照片给我。

方羔一面用碗给我们倒开水,一面说:我生于1946年,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上世纪60年代在郴州读农专,因家庭困难辍学。60年代末在部队上当上了副排长,正要入党提干时,调查材料说父亲良辉在解放前当了两个月保长,于是入党提干被取消了!后来在云南兵团时,又因老婆跟干部家属关系不好而回家来,再次失去机会!现在凭复员证每个月只有65元津贴。我田也不种了(平均每户3亩田,国家每亩补助80元);10亩林地也三千元卖给承包人了。妻子前几年去世了。儿子、媳妇都在深圳打工,孙子也在深圳上学。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

我对方羔说,我父1985年回天塘,你正在烧砖盖房,第一天晚上就是在你家吃的饭。这在我父写的《还乡散记》中有记载。

方羔笑道,这都记得。

我们小坐了一会儿,方伦、方羔领着我和桂英进天塘村观光。

在方羔家的西面坡下,也就是天塘村的东北边,从南到北一大片建筑,橙色砖墙,青色瓦顶,正是“程家祠堂”!中间一栋正是原来的“程氏族立国民小学”,我在这里读了三年小学!

呜呜呜
尖锐的声音冲破了旷野的寂寞
铁马一边奔着一边吼着
…………

我飞上天空
开始航行
东从山海关起
西到嘉峪关停
这是一段多么长的航程
…………

儿时课堂里朗朗的读书声,唤醒了我的记忆……62年过去了,我终于骑着铁马,乘着飞机从祖国的边陲来到了故乡……

程家祠堂南面的一片建筑是戏台和天井。天井是村民节日看戏的地方;也是我们上学游戏的地方。逢年过节村民都挤在这里看戏,人山人海,何等的热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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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天塘程家祠堂。从1945年起,我在这里读了三年小学。

而今几座大门都挂着锁,我只得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16.jpg

右图:天塘村的青石板路。

祠堂南面朝西有一条狭窄的青石板铺成的路,通向村里,这也是我上小学天天走的路。每天清晨,我背着书包,向着初升的太阳,走啊走啊,似乎这条路特别的漫长,总也走不到头似的……对面山梁上,一只石狗总是前腿直立,后腿盘坐在晨曦里,——这场景前些年还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而今那石狗已看不到了,一是因为那里盖了房遮挡了山梁;二是那山上的石块都炸掉搞建筑了!

沿着狭窄的青石板路朝西没走多远,方伦朝北指着一栋高大陈旧的建筑说,这就是“官厅屋”!我立刻陷入沉思:天塘村第一个在清末到日本留学的女生程剑思(仁章)和她的丈夫杨绩荪就曾在这里住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在长沙跟我家是邻居。程剑思在四十年代当过中学校长。杨绩荪是衡阳人,在日本留学时与程剑思相爱结婚。1926年我祖父在长沙办《南岳报》宣传北伐时,杨绩荪任总编辑;湖南和平解放前杨任省政府秘书长,由程潜赠一千银元礼送出境;杨去台湾后任行政院参议和中兴大学中文教授。

时光匆匆飞逝,生存华屋早已陈旧破败;几辈风流人物,而今安在?

接下来是良旺爷家的老屋,周围又盖了房子,而它的前面就是我家的三层楼洋房子!

我家的洋房子位居村子的中央,它从1939年动工修建,1941年完工,至今已经70年了!从1949年解放到1985年,36年间由政府(作大队部)使用。1985年我父亲到天塘村来交了360元管理费给村委会,由村委会出具了房产所有权手续。1996年四弟正潭受母亲派遣来到天塘村,委托良旺爷一家继续看管;但十多年未付管理费,更不要说维修费了,所以我家这栋洋房子陈旧破损,岌岌可危!两边的青砖围墙已被人拆光了,院子正门和侧门也已经没有了!

由于钥匙在方仪处,他又下地干活去了,所以我只能在屋外照了几张照片。

我家的前面就是良甲的老屋了,我这样念叨着。同行的几个村里人,竟然不知道良甲是何许人!原来良甲的住宅解放初就分给穷人了。

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们还在天塘,三十来岁的良甲就已瘫痪了。解放后他虽然被划作地主,却侥幸没被枪毙,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他的长子方介解放时还不满18岁,顶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对象,一生都没能结婚成家!方介的弟妹们自然也逃脱不了株连,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为全国地富反坏摘帽!

方羔、方伦带我走进良甲的老屋,找到一处有两只狮子的石板浮雕处,叫我拍照,--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两只小狮子,他们原来听传闻,以为是两只狮子座像呢!

方美(良辉爷的长子,大姐正江的小学同学)就住在良甲的老屋里,他的双眼几近失明,还没起床,我们就没叫醒他。

我们沿着狭窄的青石板路走到天塘边,原来“大屋”前的空地盖满房子了!我们儿时的游戏场所,村民的乘凉处,外乡来补锅的、唱独角戏的、放鱼苗的、修钟表的活动场地没有了!都成为往事了,都成美好的记忆了!

我们朝南沿着塘边小路来到塘口两眼泉水井边,泉水井依然清澈丰满,但已没有村民挑着木桶来这里挑水了,因为天塘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从北边山上引来的自来水了。

我站在泉水井边,方伦给我向天塘村拍照,只见淡紫色的山下,清澈明净的塘水映着天塘村层次错落的房舍的倒影,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啊,这祖祖辈辈的天塘,这世世代代的天塘村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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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天塘村留影。

方伦说,那村子中央突兀的窗户,就是我们家洋房子的三楼窗户!儿时我正是趴在那里欣赏故乡的秀丽景色的:远处的山由青黛色转为淡紫色,池塘西北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村民们沿着塘边小路担着木桶从泉水井挑水回家,你喊我答,村里炊烟袅袅,鸡鸣狗犬,一派宁静平和的田园风光。--可见我这份属意山水的癖好和情思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走到天塘西南坡上,回头下望天塘。

那是1947年1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这里观看村里干塘捕鱼:在阳光下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跳进放干了水的池塘,个个泥水满身,喊声此起彼落,鲜鱼活蹦乱跳……--父亲当时说,如此壮观的干塘捕鱼的场景真该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地主叔平则在塘东边家门口坐在特设的桌边观看。

我们沿着塘边小路朝西北方向绕行,看到池塘的出水口,干塘时塘里的水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塘北边有一颗特别高大的古树,据说有几百年了,村里人叫他“重年树”,我们也在它前面照了相

我们来到“涧边”。当年在“涧边”许多天然的青石板已经不见了。也不见当年妇女们一面在青石板上挥着棒槌洗衣,一面唠叨家常的场景了。清澈的涧水也已是沿着石头砌成的水渠潺潺前行。我站在涧边,仿佛看见当年那个在“涧边”搬开石头想捉螃蟹,却被螃蟹狠狠夹了一下痛得流泪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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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涧边”--现在已经修成了渠道和公路。18.jpg

右图:“石公爷”--流淌了千百年的山泉小溪的发祥地。

我们来到“石公爷”, --这流淌了千百年的山泉小溪的发祥地!儿时我们弟兄曾沿着山石攀援而上,贴耳聆听石缝里泉水的叮咚声!当年的儿童已垂垂老矣,但大自然的造物“石公爷”青春依旧!

涧水沿着水渠向北流淌,水渠西边是一片由西向东逐渐下降的梯田,儿时我曾跟着母亲沿着狭窄的垠头到这梯田的北头拔萝卜(我家那时有少量田地,解放初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

从村子西北角的天塘塘口起,向北又向东,围着村子直到村子东北角去桥市的路口,原是一片黑压压的老柏树林,是天塘村祖传的护龙山,名叫背岗山。据说1958年大跃进时,这背岗山的老柏树全被砍来大炼钢铁了!现在虽然也还有一些树木,但大多是以后重新栽种的。在祠堂后又盖起了许多房屋,原来都是背岗山的林地。

我在背岗山踯躅徘徊,寻找儿时的足迹,寻找儿时的梦。

春天来临,我们清早起来提着篮子跟村里的小朋友们到背岗山捡竹笋或捡蘑菇。

自从读了大姐从上海寄来的童话书以后,童话里的许多角色就都生活在背岗山的深山老林里了,背岗山就更神秘莫测了……

我伫立良久,谛听当年在深夜里老柏树林排山倒海似的呼啦哗啦的咆哮……谛听当年啼血杜鹃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悲悲切切的哀鸣……

现在的背岗山已变得狭小,树木稀疏,老柏树更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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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背岗山”--天塘村祖传的护龙山。

我在古稀之年重回故里,天塘村除了周边多了些房屋,少了些苍劲的老柏树,新修了渠道和公路外,依然静静地躺在五岭山脉的一个狭长的山沟里!它见证了天塘程家从明正统年间建村以来500多年,尤其是近60多年的人世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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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kuai哥
桃江县修山镇花桥港村:1960年:那个小男孩,那桶水,那只碗
沅江:捏曲鬼轶事——扭曲年代的小人物
永州市:开国上将萧克与新中国首所民办大学
xx市:一个理发师经过“学习班”之后的变化
xx市:在那几年没有笑声的日子里
xx市: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上)
xx市: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中)
xx市: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下)
xx市: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上)
xx市: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中)
xx市: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下)
xx市:万言入团申请书
xx市:燎原居委会文革档案中的女居民自传
xx市:一九七七家乡的国营农场在艰难中前行(上)
xx市:一九七七家乡的国营农场在艰难中前行(下)
桂阳县天塘村:古稀故乡行(上)
桂阳县天塘村:古稀故乡行(中)
桂阳县天塘村:古稀故乡行(下)
衡阳县长安乡:王艺璇采访,廖镜二口述:曹家村
邵东县:宁彩云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
石门县白云乡鸡鸣桥村:外公之死
石门县白云乡:贾之坦采访,肖开汉口述:悬钟峪村
石门县白云乡:贾之坦采访,杨广月口述:王家堰村
溆浦县双井镇双井村:舒清亮口述“大跃进”(1958-1960)
溆浦县双井镇双井村:舒清亮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
溆浦县双井镇:舒侨采访,谢历德口述:双井村
湘潭:我的爷爷奶奶
攸縣龍家·外祖父與辛亥革命(上)
攸縣龍家·外祖父與辛亥革命(下)
资兴县:忆文革中的亲身经历
资兴县:迷雾漫山城(上)--湖南省资兴县城“文革”目击记
资兴县:迷雾漫山城(下)--湖南省资兴县城“文革”目击记
资兴县: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
耶鲁在湖南
情係湖湘(上)
情係湖湘(中)
情係湖湘(下)
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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