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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奶奶

--作者:坤容

1993年,一位美国心理学教授的朋友看了张艺谋的《人生》后哭了,她推荐我看这部电影,之后,她很严肃地问我,电影里的那些事是真的吗?我说,那个年代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和她说了我家的经历。她听了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是啊,有哪个民族曾向中国这个民族那样遭遇过那么多的“政治洗礼”,又因政见的不同受过那么多的不幸呢?

在网上偶然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的网站,真感到高兴和感激。总算有人意识到“一滴水能反映出大海”了,那么也愿我的回忆小文能为这民间历史添上一点资料。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王蔚佐四十年代初曾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政司第一科科长兼代理司长。也曾是1946年国民大会湖南选区的代表。49年前在长沙市政府任官员。1949年长沙和平起义时,在众多国民党官员的签字中,也有他一个。我出生时,爷爷已在狱中因病去世。所有关于他的事都是后来从父亲和别人那里听到,在网上查到的。

父亲的回忆:

爷爷祖先那一代是从河南移民到湖南湘潭一带的,早年家里很穷。爷爷大概生于1905年(从奶奶去世时年龄推测。奶奶1972年去世,70岁)。 爷爷有四兄弟,他最小,因为会读书,在1920年代被族里供读到湖南省城第一师范。一师毕业后他参加了湘潭国民党政府工作,任县党部委员。同时在湘潭一中教民政课。

爷爷上学期间,家里给他娶了童养媳。奶奶是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比爷爷大三岁,裹小脚。婚后,奶奶生了三个孩子:我爸,姑姑和叔叔。和大部分那个时代的男知识分子一样,爷爷后来在湘潭城又找了一个有文化,漂亮,大脚的年轻女教员为妻。尽管当时家里反对,可他一意孤行。奶奶伤心,教唆长子在爷爷成亲那天去捣乱。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只有十二三岁,爷爷坐轿子前行,他穿草鞋走后,哪里敢呀。讨小后,爷爷仍负责供养乡下的大家庭,父亲三姊妹在城里读高小和初中,都曾在爷爷的新家住过。爷爷小老婆的妹夫是苏州人,也为当时政府做事,小老婆的妹妹在湘潭城里开了个照相馆,当年姑姑的美人照常被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

后来,小老婆因生孩子去世,爷爷的心开始回归大家庭。 父亲46年考上大学时,爷爷已是湖南省国大代表,并在国民党中央内政司第一科当科长,也还当过代理司长。爷爷高兴长子考上大学,让父亲坐飞机去了一趟南京。爷爷在南京时,曾和他另一位同事被中央政府选派去加拿大使馆工作,可他不幸患了伤寒,回乡养病,未能成行。而他那位同事,据说后来因病死在加拿大。爷爷返乡养病后,留在长沙市政府任职。期间他帮刚刚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姑姑定了亲,将她许给当时湖南著名大公报创办人张平子的外甥,一位从湖南大学采矿系毕业的工程师。

父亲在大学求学期间痛恨当时政府腐败,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常写信劝教爷爷。长沙和平解放时,爷爷作为当时市政府的官员,和很多高官一起,也在和平起义的文件上签了字。不多久,他想带刚刚高中毕业的叔叔去香港避风,同时做点生意。父亲却拦阻了他,说你已起义,属有功人员,不应有事。可不测风云终于来临,五0年爷爷被锒铛入狱,他小老婆的妹夫也同时被关押。

当时,父亲大学毕业分到东北,尚未成家,所有薪水除了吃饭全部寄回老家给在乡下的老母亲和四伯伯,四伯母大家庭。爷爷入狱后,远在东北的他和叔叔都没能回来看望,只有姑姑去探了狱。87年春节,爷爷小老婆的妹夫因与我公公在文革中一同被劳改过,在公公家,我得以和他见面。他说爷爷当年在狱中拉肚子不止,总要如厕,每次如厕,皆遭卫兵责骂,非常可怜。1954年爷爷在狱中因腹泻未能及时就医,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从我们上学时起每次填表要填家庭出身,爷爷的身份一直被要求填为“历史反革命”。文革时,正在东北上小学的我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到里面提到很多被镇压的地主恶霸,心里异常恐惧。放下书,我问父亲,爷爷是不是恶霸。父亲说,你爷爷是清官,从来没贪污过,更没血债,你不要担心。 奶奶去世时,我和父亲去乡下赴葬。 据本家的远亲说,爷爷当年回乡非常要面子,下乡总提个漂亮的箱子,可到家箱子打开,里面其实什么值钱的也没有。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拨乱反正,许多冤假错案被纠正,1981年父亲和叔叔打报告要求湘潭县政府给爷爷平反,爷爷终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政府并象征性地补偿了几百元人民币。据父亲说,当年抄家时抄走了齐白石送的画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现在都已无法找回。

婆婆和公公及他家人的回忆:

我结婚后,方知公公婆婆都在潭中读过书,认识我爷爷。并且公公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工作时也见过在那里工作的爷爷。爷爷还曾为婆婆的侄女(也是爷爷的学生)介绍了他的一个同事,并和公公婆婆一起在南京参加了那个婚礼。我先生在台湾的大姑爹也是爷爷当年潭中的学生。他每次回湘探亲,都笑着对我说起爷爷当年的事,那时他们在爷爷来上课之前,在抽屉里藏了鞭炮,等爷爷一进教室就“劈哩啪拉”放起来。他说,爷爷倒是脾气好,只是笑一笑,从没惩罚他们。

谢象贤教授的回忆:
 
88年初夏研究生毕业答辩后,导师让我陪前来参加答辩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谢象贤教授回老家湘潭探亲。在长途公共汽车上,我们从湘潭老县城聊起来,没想到她也是解放前潭中毕业的,也认识爷爷。她说你爷爷当年讨小老婆轰动整个湘潭城,大家对他颇有贬词。可后来小老婆难产去世后,他没再续娶,大家慢慢又改变了看法,认为他还是蛮重感情的。

我的奶奶

我奶奶是一个裹小脚,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比爷爷大三岁,当年作为童养媳嫁过来时,爷爷还是穷学生。她生了我父亲,姑姑,叔叔三个孩子后,在城里教书和作官的爷爷开始嫌弃她,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学教员做小老婆。为什么爷爷当时没和奶奶离婚?我猜想,一是那时爷爷的大家庭不允许,二是离婚的话,奶奶和孩子们将失去生活的来源,而爷爷很爱孩子。 

父亲工作后作为长子,一直寄钱给乡下的奶奶。 50年代中期奶奶曾在东北我家住过一年。

1962年夏天,正逢灾年,父亲带我和哥哥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回湘潭老家看奶奶。由于年龄太小,记不清奶奶当时的模样,只记得她很清瘦,指甲很长;记得她用小钵子和罐头盒子蒸的大米饭特别好吃。还模糊记得堂屋里烧了香,进贡菩萨什么的。后来听父亲说,那次奶奶让他去给爷爷拜了坟,回去后正在接受组织考验的他如实向党支部做了思想汇报,结果被批为阶级界限划分不清,暂不能入党,还要继续考验,到后来文革开始,父亲的入党自然成了“一枕黄粱”。

奶奶曾请人寄过湖南的土产鱼嫩子给我们,在北方长大的我们第一次吃,觉得又好吃又新奇。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幼的我在东北给奶奶写过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模仿当年的革命口号,叫她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那时不懂事的我被时代洗了脑,泯灭了人性。

1970年我们举家南迁。第一年全家人都在调整适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农村的生活,而妈妈生了小弟后马上接受新的教学工作,还要照顾我们几姊妹,父亲身体生着病还要下乡支农。全家人都在忙得团团转,没有人去看奶奶。次年,哥哥第一次回老家看了奶奶,接着父亲也回去了一趟。1972年过年前,奶奶请人写信,说死之前想到湘潭和长沙看看。可当时阶级斗争越抓越紧,访亲探友,住旅店都要申报审查,奶奶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父母不敢,也不能接她出来。

72年春节时,学校给老师仅放了三天假,接着就开始了寒假的政治学习。这时父亲接到家中电报“母病速归”。他拿着电报找到学校党支书,要求请假回家,并强调说如果不是病重家里不会打电报的。可党支书说要考虑一下。第二天,父亲又接到电报“母逝速归”。这次党支书批了假,但要求他站稳阶级立场,回去做到三不:不哭,不放鞭炮,不搞追悼仪式。

从偏僻的县中学乘公共汽车回老家,要花上两天的时间。父亲心急如火,准备步行。 父亲原想带哥哥一起走。已经上高一了的我听了极力要去,理由是哥哥已经去过。父亲看着瘦小的我说,要走将近一百里山路呢,你能走得动吗?我马上回答,“我能”。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就出发了。一路上父亲心情不好,除了催我快走,没和我说过话。途中路过一个乡村合作社,父亲买了两个发饼作为我们的午饭。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不停地往前赶。下午约两三点时,我们来到花石镇上的麻石小街,父亲松了口气,说不远了,还有两三里就到了。

奶奶的家是立在一个黄土坡上的老房子。那里原来住着父亲的大伯,四伯和奶奶三户人家,解放后,政府把一边的房子分给了贫农的本家远亲。快走进奶奶家时, 我看见大门门廊左右写着“打倒地富反坏右”的标语,情绪一时非常低落。奶奶的棺材摆在堂屋里,地上烧着几根香。我绕着过去了。

第二天,入土揭棺时,我第一次看清奶奶的模样,父亲和奶奶十分相像,我和父亲又十分相像,可一切为时已晚,如今,像她的孙女不再有机会悔过自己,对奶奶尽她应有的孝道。将要盖棺时,姑姑哭着把新买的一床墨绿色绣了小白花的被面盖在永远安睡了的奶奶身上。合棺盖土后,住在一起的贫农远亲开始放鞭炮,父亲想阻止,可他们执意说是他们放,没关系。

本家远亲后来告诉我们,奶奶好可怜,爷爷从城里回来,她为他准备好洗脚水,他却不搭理她,冰凉的,连句话都没有。可她这一字不识的小脚老太婆,农村家庭妇女,解放后却因爷爷背了一辈子地主分子的帽子,独自一人在乡下过着寂寞的生活,而且每逢政治运动,她便被要求写检查认罪。清理遗物时,在她的抽屉里,我看见了一封别人代她写的检查,当时读了心里非常难过和沮丧。

回屋中时,父亲带回了奶奶亲手做的一罐剁碎了的盐辣椒,每次吃饭时,他就吃一点,然后睁大眼睛看着我们说:“睹物思人”。 那一年,他每天都在想念着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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