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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縣龍家·外祖父與辛亥革命(下)

--作者:张祖淦

十九世紀中後葉,康乾盛世不再,滿清政府統治日趨衰落。列強利用清廷之軟弱無能,大肆侵華,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猶經兩次鴉片戰爭,再經甲午之戰、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等事件,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國力日漸式微。另一方面,隨著西學東漸,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促使政治眼光較敏銳之封建知識階層進一步探求擺脫困境與危機的良策。他們以傳統經學為本,以匡時救世為己任,內主整飭吏治,改革弊政;外倡學習西技,抵抗侵略。“經世致用”、“師夷長技”思潮湧動,洋務派、維新憲政派漸起。西方民主思想在中華大地亦開始萌牙,並出現了民主革命派。乃至二十世紀初,即爆發了辛亥革命,終結了清朝政權。外公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動亂的年代。

清光緒七年,辛巳十二月初一日(公元1882年一月二十日),外公誕生在長沙龍家--一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外公諱毓峻,字鐵元,自署桀廣,晚號桀叟。

長沙龍氏家族,世居攸縣。自高祖均甫公率曾祖襄堯公徒步負笈嶽麓書院,遂居長沙。所居曰“敦厚堂”,以誌遠祖之盛德。外公祖父濟生公溥霖,光緒丙子舉人,官廣西,鞠躬盡瘁,1884年中法越南之役,竟因公而英年早逝,得贈“光祿寺卿 ”、祀廣西“昭忠祠”。外公父親荔僊公紱祺,曾任岳陽學官,上海吳淞關稅務局長、安慶府通判。其他先輩為官者眾多,猶以外公叔祖芝生公湛霖以進士點翰林官侍郎為最。 

外公自幼聰慧。三四歲在桂林時,“見表伯胡子威公寫示說文部首,竟能於客座篆文屏聯上指識諸字”,滿座皆驚。苦讀寒窗、科舉取仕,已成為當時外公所追求的人生道路。外公曾師從巴陵周質夫先生,自述:“年方九歲,即於塾中施側榻,就塾中臥。質夫先生性嚴厲,天明即呼余起,否則夏楚(即舊時體罰)至矣。三餐兩便外均誦讀時也。每夜亥盡,王母(即祖母)令女傭招余一面,即促余就寢,以為常。”外公又從伯祖皥丞公汝霖習文,初時重誦讀講解而不重文筆,十二歲起始以《魯隱公論》屬文。居東鄉鄒家壩研僊公龍璋所建東皋別墅時,從湘陰郭立山先生讀,東皋別墅藏書頗豐,外公時常取閱。外公有“初學所自,不敢忘也”云。如是經年,於十六歲時考中秀才。外公雖醉心科舉,卻不喜八股文。此時西風漸來,在研僊公龍璋和萸溪公紱瑞影響下,初識西學。而此時打造的國學功底,未曾想在後來數十年顛沛流離的生涯中多次賴此以維持生計。外公雖學工科出身,工學上也有建樹,然數十年來常執教鞭。除兼授歷史外,以教授國文為主,如中國文學史、經學、賦學、韻學、骈體文等,且常作賦自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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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公與母親柳太夫人 時年六歲(照片由景琰小姨提供)

庚子、辛丑年間(1900-1901年),外公師從長沙楊篤生(注1)(毓麟,守仁)先生,國學西學上均獲益良多。外公有曰:“舊學根柢及民族意識皆賴先生啓示,心乃豁然。”他由此初步知曉民族、民主、科學、自由、革命。結識篤生先生,是外公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由此逐步建立了他全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東渡日本

辛丑(1901年)冬,篤生先生邀約外公東遊日本,外公欣然。於是請命伯父研僊公龍璋。公極為贊許,並允助旅資等費用。外公旋函告滬上請父之意(此時荔仙公紱祺正在上海任吳淞海關稅務局長),也得應允。外公母親柳太夫人亦取僅有私蓄助裝,乃於壬寅(1902年)二月成行。同行者有外公表叔胡子靖(注2)及湘撫派送的速成師範生十人。途中外公偕篤生先生、子靖表叔同赴泰興看望研僊公龍璋(公正在泰興縣任上),由此東渡同行者又增二人,即外公堂姐丈周彥融和泰興學生丁文江(注3)(也由研僊公慷慨解囊資助)。外公最小的堂叔達甫公紱慈(行十)小外公三歲,彼時也從篤生先生就讀,因憤甲午之敗,恨日本尤甚,正作討倭檄文。

初到日本,外公和篤生先生、姐丈周彥融同讀東京本鄉清華學校,師範生則就讀宏文書院。兩校相距不遠,學生之間經常來往交流。外公由此結識了黃廑午(即黃興,又名黃克強,黄軫)。相同的理想,共同的語言,使他們無話不談,相交甚篤。外公有:“因獲識黃廑午,談論甚洽,幾於無日不晤對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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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公

外公、黃興等人本想學習軍事以報效國家民族,遂提出申請報考讀陸軍,可是被當時清廷駐日公使楊樞拒絶,借口當時他們為自費生,說只有公費生才可讀軍事,堅決不肯選送,實則是怕他們學陸軍回國後鬧革命不利於朝廷罷了。於是,外公和黃興等就一起加入東京體育會,學習騎馬、射箭、打槍和各種柔軟兵式操和器械操,進行革命前的准備。(曾聽聞黃興武功了得,卻未曾聽說外公亦精於此道。)

篤生先生和外公均極愛讀書,到處買書、借書,且都是當時宣傳民主革命道理或西方哲學的書籍。在當時這些均屬禁書。為防奸細宵小告密,他們把這些書籍密藏在睡帳中,待夜深人靜時才取出來閱讀,如饑似渴地汲取民主革命理論和社會科學知識。外公曰:“得新書如獲至寶,庋之帳幕中,夜無人始取讀,常至丙夜(凌晨1至3點)”。

癸卯(1903年)春,有二十餘位自費生從湖南新到東京,眾同鄉推舉外公負責招待。其中新化籍陳天華(注4)、曾鯤化(注5)與外公最為投緣,遂成莫逆之交,過後又結識了陶成章(注6)等人。不久,陳天華著成《猛回頭》,宣傳民主革命。它慷慨激昂,通俗易懂,尤在中下層民眾中廣為流傳。沒多久就在日本不脛而走,並迅速傳回中國,風行於世,影響甚大。外公贊其為“革命宣傳品之冠”。而篤生先生此時完成了革命前最具鼓動性的《新湖南》書稿,又得研僊公龍璋出資助其刊行,外公謂之為革命之“迷津寶筏”。

是年初夏,外公借暑假回國省親。先到安徽探望父親荔僊公紱祺(在安慶候補通判),然後偕弟滌英(龍毓彪)同去長沙看望叔祖芝生公龍湛霖。此時芝生公正同研僊公龍璋、茶陵譚延闓(注7)等開辦明德學堂。請胡子靖主持,聘黃興教授歴史。外公整日與他們在一起,經黃興、柳聘農之介,又認識了周震麟(注8)、張繼(注9)等。初秋,外公同五舅柳鞠農、八舅柳聘農(注10)又東渡日本。五舅進入宏文書院,外公和柳聘農在東京體育會。

華興會·長沙起義

甲辰(1904年)初,外公偕柳聘農回國省親,經安徽到長沙。三月,外公由黃興和柳聘農介紹認識了宋教仁(注11)、劉揆一(注12)、徐應葵、彭希明等人。當時黃興同柳聘農、劉揆一、宋教仁及外公表兄柳繼貞正秘密聯絡湘中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注13)、王福泉和李伯年等組織成立華興會,准備在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後生日那天發難。他們辦了個“東文補習班”,對外假借教日文的名義,實則為秘密聚會聯絡機關。外公在補習班講授日文,暗中傳播革命理論,其間外公還在譚延闓為監督的經正學堂短期任舍監並教體育。由於革命經費匱乏,而此時外公又正欲偕弟滌英東渡赴日,黃興就委托二人借道泰興,求助於研僊公龍璋。研僊公素來仗義輕財,無人不知,只要是革命需要,總是有求必應,並常主動解囊相助。

外公正在泰興與研僊公龍璋商量籌款之事,忽聞長沙起義事情洩密,黃興等人避至上海,外公與弟滌英立即赴滬相見。不料禍不單行,因萬福華刺前安徽巡撫(有一說廣西巡撫,外公記為皖撫)王之春未遂案受牽連,黃興、章士釗(注14)等多人不慎被捕。案發時同在一處的幾乎都被抓,當時楊守仁(篤生)去澡堂、劉揆一、柳聘農往戲院、外公兄弟另住客棧未前往、宋教仁尚未抵滬而得以幸免。外公記述:“余在泰興,聞黃廑午諸人事洩走上海,乃偕滌英弟及張聲穀姻丈至上海謀善後。適萬福華以刺原皖撫王之春未遂,被捕入西獄。章士釗探獄,為官中偵得新閘新馬路餘慶里啓華譯書局寓所,派捕檢查,乃發現偽幣,於是寓中人皆以刑事犯被捕。余兄弟別寓泰安棧,是日未往餘慶里,篤生先生以赴浴室,劉揆一、徐英葵等以茶園觀劇均幸免。諸人傾囊不足,乃推聲穀姻丈返泰興報從伯。多方營救,事乃已。”另,華興會起義事洩多人避上海後,同鄉郭人漳(注15)時任江西巡防營統領,那日也赴餘慶里訪黃興,竟一同被捕。贛撫聞訊後即致電上海道放人,郭人漳偽稱黃興是自己的書記,名李受之,黃興隨之先於他人出獄。過後,外公就和宋教仁、劉揆一、楊守仁、柳聘農等用研僊公龍璋提供的錢設法把章士釗他們全都營救出來,並一起去了日本。

關於華興會此事,外公記述:“當華興會事洩,官中名捕黃軫(廑午名)。學務處總辦張鶴齡(候補道,字筱園)向當局緩頰不得。(有劉佐楫者亦速成師範十人中一,前時曾向當局訴廑午諸人謀逆,辭連明德學堂,周震麟以此離明德別組修業。張鶴齡常婉言維護,亦以無左證得解。)告從叔萸溪公,公迎至西園私宅。居二日,廑午不自安,乃賃小轎遷聖公會,賴黃吉亭牧師始得出境。”“華興會失敗走上海者,據余所知除黃廑午外,有宋教仁、劉揆一、胡瑛(注16)、張繼、徐英葵、彭希明及篤生先生、聘農八舅、繼貞表兄。”關於黃興避難西園,出走上海,另有“復壁藏賓”、“龍八嫁女”故事,頗有傳奇色彩。

同盟會

乙巳(1905年),外公得補官費留學,入東京築地工手學校土木科。這年秋,孫中山到東京,經人介紹與黃興會面,相見甚歡,且共組中國同盟會。不久,留學生開大會歡迎孫中山演講,宣傳三民主義,獲大部留學生贊同。經黃興、柳聘農鼓勵,由柳毓衡、王延祉作介紹人,外公加入了同盟會。入會那天,二介紹人帶領外公至孫中山寓所,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完成入會儀式。而外公卻不知弟滌英何時也入會,直到回湖南主持湘分會會議兄弟見面時才知,當時同盟會組織紀律之嚴明可見一斑。

是冬,日本文部省應清廷壓制留日中國學生革命之請,頒布了取締清國留學生法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在同盟會組織下發動了規模宏大的抗議活動,而外公摯友陳天華卻留下萬言絕命書,憤而投大森海灣自盡,以死激勵國人“共講愛國”,年方三十。外公痛失好友,悲慟萬分,歎曰:“吾黨失一健將矣!”

丙午(1906年)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周年紀念,假東京錦輝館開會慶祝,盛況空前。在日中國保皇派(憲政派),既羨尤妒,不幾日也借錦輝館開會,請梁啓超(戊戌維新失敗後,梁也來到日本。他繼續鼓吹虛帝共和,即君主立憲,反對革命。後期雖也接受了民主思想,但仍不容民主共和,以至參與組建“進步黨”,與革命黨作對。)演講,擬唱對臺戲。兩派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爆發了沖突。外公記載:“聘農八舅與張繼、王延祉各約同鄉多人前往蒞會。日人門首例有代收履屐處,出則交還。余輩相約不與代收,自攜入場,備作武器。是日,保皇派招待幹事均佩紅綾徽誌,意氣飛揚。余輩俟梁啓超登臺,齊聲喝打,履屐紛飛,迨日本警士至,彼輩已大受打擊。啓超眼鏡跌破,紅綾徽誌拋棄滿地,警士亦但以驅散為事,余輩乃大唱凱歌。然如齊襄公見大豕,喪履者多矣。”

自壬寅(1902年)始,外公前後已在日本留學七個年頭。戊申(1908年),外公從東京築地工手學校土木科畢業。回到長沙,即受聘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土木科主任和湘路公司名譽顧問。

至己酉(1909年),留日湘籍同盟會員陸續離開日本回到湖南,人數甚眾。為了發展組織、統一行動、有一個便於黨人通訊集會之機關,建立同盟會在湘統一的常設機構已勢在必行。外公等就同研僊公龍璋商議,由湘路公司(研僊公龍璋、譚延闓、席沅生為董事,余肇康為總理。)開辦鐵路學堂,自己培養鐵路人才,並借此作為同盟会分會機關。經籌備,於次年(庚戌,1910年)開辦。研僊公龍璋為監督、余肇康任總理、外公任教務長。前後集合在湘同志曾傑(注17)、文斐(注18)、李洽、洪榮圻、龍養源、吳超澂、彭延熾及外公弟龍滌英等人分任教職員,中國同盟會湖南分會於是成立,外公被推主持會事並兼管財務。鐵路學堂租吉祥巷作為分會總部。此外,又有龍養源創設文明繡業女學堂、吳作霖之體育社、文經緯(注19)辦富訓商業學堂等,作外圍秘密聯絡點,互相呼應。外公又和曾傑、龍養源、彭莊仲、蘇鵬(注20)、譚心休、謝介僧(注21)等人在萍鄉和安化組建礦業,作為革命所需經濟來源。

庚戌(1910年)三月,湖南米價飆漲,民怨四起,聚眾請願又遭彈壓。湘人大嘩,數千人至撫署抗議,焚燒撫衙大門,並衝擊巡警道。外公記有:“湘人之強戇益顯,清之官威替矣。”此次鄉民聚眾,聲勢極盛,革命黨人借機起事,然終因倉促無序而失敗。

辛亥(1911年)二月,李燮和(注22)、譚人鳳(注23)、周震麟分別從廣東、上海來長沙,同外公等革命黨人談到長江地區的大好革命形勢,准備組建湖南革命軍,尋機起事。於是,湘分會同志更加緊了在運動軍隊的工作。

《中華文史資料文庫》(鄒協勳著)有如下記載:

2月間,譚偕劉承烈到長沙後,在路邊井某日本旅館召集同志開會,到會的有文斐、曾傑、肖翼鯤、龍鐵元、吳超澂、洪榮圻、何陶等十餘人。譚在會上報告,黃興鑒於往者以會黨、新軍或防營謀舉事,往往坐失機宜。乃改由吾黨同志自行發難,而以防營、新軍為應援。決定於農曆三月間在廣東起事,湖南當急謀響應。當時議定,劉文錦在馬隊任排長,運動軍界由文錦擔任;紳學界由文斐、曾傑進行運動;會黨方面,由焦達峰擔任;經費接濟,由龍萸溪、龍鐵元負責。

自同盟會湘分會成立,黨人常在紫荊街口的紫荊閣酒樓三樓獨間借聚餐以開會議,而軍人則以南城天星閣為聚會之所。紫荊閣的活動極其秘密,而天星閣之事當局雖有所聞,卻有所忌憚,不敢妄動。成邦傑(注24)、劉文錦、洪本相、焦達峰(注25)、楊任(注26)等人分別以“天福”、“定中”二旅館作為接洽軍隊之機關。他們分工嚴密,相互之間並不通消息,以保安全。庚戌(1910年)六月,外公借赴杭州考察鐵路學堂學生實習之機,和曾傑借道上海分攜炸彈炸藥帶回長沙,以供革命之需。鐵路學堂體育教員曹貴屏、鄧標也不遺餘力奔走軍隊動員,外公稱:“撫署衛士之向義,胥二人之力也。”湘中革命事業不患無人,而患無財。外公族兄天賜本不是革命黨人,一次與曾傑同聚外公居所,得知情況,立即出資千金交曾傑,而不問用途。七月,焦達峰從湖北回來,曾和外公談及革命經費匱乏,有一次偷拿寺廟中金佛,可當他倦臥樹叢中歇息時,又被偷走,兩人相視捧腹大笑,也為趣談。

譚人鳳離長沙赴廣州,本是去參加黃興發動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的。然而在一次擺弄手槍時不慎走火,為保險起見,黃興立即強令他馬上離開廣州。後來,三月二十九日發動的黃花崗起義終究失敗了,究其因乃是革命黨人沒有建立武裝起義的權威領導機構,參與組織起義的一些地方軍閥(如胡毅生、陳炯明等)在起義即將爆發的緊急關頭,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致使起義日期一改再改,臨起義時,各部除黃興一路外均借故不發動,造成了黃興孤軍奮戰的困局;再則計劃不周密,起義尚未爆發,消息就已走漏,使清軍早有準備,而革命黨方面則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按原定計劃完成各項工作(包括槍械運輸),最後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倉促發難,自然難保成功。黃花崗起義留下了壯志未酬的七十二烈士,而黃興也在戰鬥中被打斷二指。難怪後來黃興和外公談及此事時,對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功虧一簣仍“恨恨不絕也”。而此時身在英國的楊篤生(守仁)先生,聞此訊後悲憤交加不能自持,竟在利物浦投海自盡。外公痛失亦師亦友的篤生先生,十分痛心,記有“緬懷風義,悲痛何極。”之語。

辛亥五月,在列強的高壓之下,清廷將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以“國有化”之名收回,轉而又出賣給英、德、法、美財團,喪失了鐵路交通命脈的控制權,激起國人強烈反對,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掀起了“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為激烈。湖南則成立了“鐵路協贊會”,日夜聚謀舉義,有箭在弦上之勢。“保路運動”時有關外公的具體情況所知史料甚少,摘錄《民國春秋》(劉鳳舞著)一段以供參考:   

“湖南同盟會會員多在學界。在5月的鐵路保路風潮中,又有湖南紳商學界的文斐、文經緯、龍璋、粟戡時、易宗羲、左學謙、黃瑛、姜濟寰、曾傑、常治、龍鐵元等發起組織‘鐵路協贊會’,以賈太傅祠為會址,掀起保路高潮。”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終於爆發,不日消息即傳到長沙。鄂軍代表胡燮槐來到湖南,說清軍即將南下,於是湘中急謀應對之策。外公等認為中路巡防營統領黃中浩智勇雙全,有膽有識,如能請他主持軍事,則長沙舉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更何況黃中浩乃研僊公龍璋至交,外公就請龍璋轉告黃中浩,黄雖未推辭,但又認為鄂軍不是清軍對手,武漢也非可守之地。遲疑中,他竟在義軍入長沙之際被部下所殺。後湘軍都督府特為收殮,並發文告,謂“黃君中浩為吾湘豪傑之士,本次舉義本擬請其共負艱鉅,不圖倉卒遇害,殊深悼惜。”云云。

連日來,革命黨人分別積極運動巡防營和撫署衛士,頗見成效,於是決定八月三十日黃昏舉事。是日午後六時許,聞得軍號聲,可外公等又奇怪並非衝鋒號,恰好曾傑來到,告知今日來不及,以待來朝。辛亥九月初一日,鄂軍代表胡燮槐右臂纏白布叩門而入,見面即拱手稱賀,告知外公新軍四十九標已經入城,兵不血刃,占領了軍裝局、火藥局、撫署、咨議局,黨人正聚集於咨議局推選都督。外公等一時找不到白布,就撕手帕縛於臂上,即隨胡燮槐去。眾人告訴外公,當新軍衝進撫署時,巡撫余誠格已挖後牆垣逃走,巡撫關防丟棄於地,在撫署案頭發現一紙長沙知縣沈士敦密報的革命黨人名單,有數十人,其中研僊公龍璋和外公、龍滌英兄弟二人也赫然在內,後來沈士敦因此被都督府斬決。長沙光復,僅死四人,除黃中浩、沈士敦外、還有營務處總辦王毓江,以及為巡街士兵所殺之一街頭搶劫者。

眾人推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注27)為副都督,以撫署為都督府,組參謀部,譚延闓為參謀部長。因外公原兼管湘分會財務,大家就推外公為官錢局總辦,並理藩庫。外公在清點官中財物繳財政司後又辭去此職,改任交通司路政科長。而此時軍政府中原咨議局人員成分良莠不齊,不少人為爭權奪利,無端指責反對革命黨人,欲組織參事會作為最高機關,推譚延闓為會長,終因反對者太多而未成。盡管如此,在從湖北運回一批槍彈後,焦達峰和陳作新乃辭去正副督軍職務,眾人挽留未果。

湘事初定,新軍四十九標起事時逃走的軍官又返回軍中,欲圖謀不軌,其中就有黃中浩之弟黃中績,他認為黃中浩是被焦、陳所殺,以謀不逞。消息傳來,外公等告知焦達峰,勸他小心防範,他卻並不在意。不料當新編四十九標大部由王隆中率領离長沙支援鄂軍時,趁軍府空虛,叛將梅馨率士兵反水,誘殺了焦達峰、陳作新,還差一點殺了曾傑。之後叛軍旋至譚延闓宅,即奉譚為都督。過後軍府通電平息叛亂,鎮寧道朱益濬和巡防營統領陳斌生抗命,譚延闓就以都督身份任命研僊公龍璋為湘西巡按使,巡防營遊擊楊讓黎不從命而被誅,朱陳二人棄職而逃,龍璋慰撫苗民後返回。

武昌起義後,有十數省響應宣布獨立,然各自為政。經各方磋商准備召開臨時參議會議,以求聯合。譚延闓以都督派劉揆一、譚人鳳、鄒代藩、廖名縉四人代表湖南軍府,先至武漢,而後轉上海,再到南京,即參加了臨時參議院。

1912年中華民國隨即成立,始為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年8月25日,中國同盟會聯合其他幾個政黨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外公即以同盟會員資格加入了國民黨。後來也加入了中華革命黨並隨國民黨幾次改組多次入黨。

外公本就淡泊名利,參加民主革命就是要祖國強盛,而無其他欲求,尤其是他牢記父親荔僊公紱祺在長沙起義成功時對他和龍滌英兄弟二人的叮囑:“革命黨推翻帝政,而不肅清帝政餘孽之官僚,反與為緣。爾等誌之,異日賊害黨人者必此輩也。”荔僊公金玉良言,精辟至此,乃因深諳官場政治之爾虞我詐。故而丙午(1906年)荔僊公東渡日本專習法政,戊申(1908年)回國,任安慶通判兼法政、巡警兩學堂提調,正是大吏倚重時,不多時日卻請辭去官返鄉,享淵明之樂,同官者皆以為怪,其實荔僊公心如明鏡矣。

外公以鐵路學堂是此次革命之主要策源地之一為由,力主絕不能放棄,與當局磋商後更名湖南鐵路專門學校,並取得教育部門認可,外公任校長,同時辭去交通司路政科長和實業學堂之職,專辦路校,期望能培養自己的鐵路人才,以此辦好鐵路交通事業,為建設祖國出力。

討袁·驅湯·復辟·戰亂

民國二年(1913年),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奪取民主革命成果,暗殺了宋教仁,欲登基稱帝,重建封建王朝。各地討袁軍興起,是為二次革命。

在湖南,譚延闓一邊與革命黨人虛與委蛇,一邊又委托黎元洪給袁世凱獻金,最終宣布取消獨立。11月,袁世凱命湯薌銘任湖南都督,招譚延闓進京。湯薌銘剛到湖南,研僊公龍璋就以擴修祖墳為名,避回到東鄉鄒家壩。湯薌銘甜言蜜語要請龍璋議事,並已派部下拿著親筆書信去東鄉。外公兄弟二人得知此事後十分懷疑湯薌銘之用心,料他必定不懷好意。於是就和族兄天賜商量,第二天清晨分三路攔阻研僊公,不讓他進長沙城,又帶龍璋到南門外南湖港外公兄弟辦的集成運煤公司暫避,過後請曹貴屏護送龍璋出長沙境。曹貴屏與瀏陽、平江一帶的秘密社團有故交,又走旱路繞道去瀏陽、平江,再用小舟送走,研僊公得以安全。到民國五年(1916年)反袁驅湯運動時,龍璋在瀏陽、平江一呼而群集,其原因之一也就是有過這段經歷。

湯薌銘一到湖南就大開殺戒,殺害了革命黨數百人。為了給自己立威,湯薌銘好殺重要人物,如財政司司長楊德麟、警察局局長文經緯、會計檢察院院長易宗羲、籌餉局次長伍任鈞等。若非外公兄弟機敏應變,及時采取對策,研僊公龍璋也難逃毒手。龍璋離開長沙數日以後,湯薌銘竟又派軍警查抄龍宅,損失不菲。

民國三年(1914年),由瀏陽貝允昕主辦的保皇派進步黨機關報《長沙大公報》大肆攻擊革命黨人,指責外公兄弟多次容留黃興,“為湘中亂黨之尤”。這樣一來,湯薌銘就下令停發鐵路專門學校經費,並勒令路校解散。外公一心辦好路校,振興祖國鐵路交通事業的心願也就此遭重挫,更由於突然失去了經濟來源,而參加革命後原本不多的家產也幾乎散盡,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外公乃另行求職謀生。

民國五年(1916年)春,相繼又有龔鍊百、楊王鵬、李唐、李嶽松、金東舒、毛邦華、湛海清、李悅生等二十一人被捕後殺害,且多人被懸首示眾。湯薌銘倒行逆施,引發民憤更激烈,湖南各地民軍奮起,掀起了反袁驅湯運動。衡州黃維漢,平江吳亞平、黃懋貽,醴陵李武,湘潭蘇鳴鵠、趙嘉龍,益陽謝文斌,安化許幹邦,湘鄉沈一菴,株洲文乃武,大庸羅贊侯,晃縣朱澤黃、周則範等紛紛與當局對抗。湯薌銘眼看眾怒難犯,局勢不妙,即讓其弟湯化龍通過譚延闓向湘人說好話,而後在五月二十九日宣布脫離袁世凱。這時研僊公龍璋與暫離湖南的覃震、楊熙績、林德軒、廖湘芸、林祖涵、羅劍仇、王道、于哲士等已經先後返湘。鑒於湯薌銘罪行累累,且宣布湖南獨立脫離袁世凱之事也毫無誠意,眾人就決定武力對付。這時儲存在長沙城外日本人日豐洋行的炸彈不慎發生爆炸,鄧炎、彭修齡、楊王巽、曹幹卿被炸死。後經外公居間斡旋,以賠償日商金錢而平息此事。這年袁世凱終因不得民心宣布取消帝制,繼而病死。

譚延闓向湯薌銘舉薦曾繼梧、趙恒惕、陳複初,卻不受信任。此時各處民軍都服從程潛的號令,程潛帶兵已到寧鄉,僅一戰湯薌銘即大敗,於七月六日逃之夭夭。大家就推曾繼梧為都督,龍璋任民政長。這時進步黨又從中作梗,要推劉人熙為都督,曾繼梧就以印讓之,可是進步黨得寸進尺,利用《長沙大公報》大肆詆毀攻擊革命黨,且密報北洋政府。劉人熙得到北京下發省長兼督軍任命,而他老邁不洽輿情,不日就被譚延闓取代。龍璋就辭了民政長,專辦革命黨人救濟事務。是年秋,外公在寶慶粵鹽專局辦稅務,因反對局中營私舞弊現象而受排擠,憤而去職,應朋友之邀赴北平。後經友人首鳳標之介在交通部鐵路學校講授鐵路及河工工程學數月。

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外公立即辭職南下。八月,曾鯤化任株萍鐵路局長,請外公任總務處長,後改任機務處長,又代會計處長。此時各路軍閥混戰,南北軍對峙,湖湘大地戰火不斷,北軍吳佩孚、張敬堯等進犯,南軍程潛和譚浩明之桂粵聯軍與其周旋,拉鋸之間,大小梟雄割據,湖南百姓苦不堪言。此間,譚延闓、傅良佐、張敬堯等相繼督湘。直到1918年六月湘軍攻占長沙、岳陽後,張敬堯倉皇敗退才得暫息。此前三月時,北軍攻入長沙城,病中的研僊公龍璋聞訊悲憤交集而在東鄉鄒家壩別墅與世長辭。俟長沙稍安定後,在明德學堂由同人為龍璋治喪,李德麟主持。李乃原四十九標士兵,能書好學,十分敬仰研僊公,和外公兄弟也颇投契,此時帶兵駐守醴陵。治喪儀式連辦三天,極為隆重。外公對龍璋的逝世極其悲痛,為此記龍璋:“與王父同舉光緒丙子鄉試,屢試南宮不第,以知縣簽分江蘇,歷權如皋、沭陽、江寧、上元,補泰興。庚子之亂,上書江督劉坤一,請入清君側,不能聽也,然卒從公言,與上海外交團訂保護東南之約。公獎掖後進,傾助志士,常費巨萬。辛亥舉義,癸丑討袁,均於帷幄。湯薌銘禍湘,公與同志親入虎穴,發動民軍,事定輒引退。此次聞長沙陷,竟憤恚以沒,余以道阻未能親視含殮,抱恨無極。余幼時曾從公受詩經,負笈東遊,又得公助,而今已矣”。除了濟生公溥霖、荔僊公紱祺及二位伯祖叔祖之外,研僊公龍璋對外公的一生影響最大。  

民國十三年(1924年),外公父母相繼逝世。先厝長沙南門外金鳳園,後歸葬金盆嶺。

眼看中華遍地狼煙,大小軍閥或割據一方,或互相爭戰,民主革命之結果竟會如此是外公料想不及的。外公牢記荔僊公訓誡,不肯附炎趨勢,違背祖訓。外公記述:“余兄弟以革命舉債,民國以還,湖南又日在動蕩之中,遵余父誡,不敢與軍閥為緣,唯以筆耕供事蓄。二親見背,薄產幾盡,乃以所餘讓叔父,余兄弟竟為無產階級也。”從這些年開始,外公就為一家人的生存忙碌,窘迫時甚至要以典當衣物度日。外公記述民國四年(1915年)時:“大二兩兒已入中學,索學費,不得已,乃出余及內子僅有之羊裘狐裘貨之衣肆,余從此衣不裘矣。”外公忙於生計四處奔波,除了躲避戰火,還多次遭遇水火之災。盡管如此,外公仍然樂觀豁達,時有幽默之言。也因為外公遵循龍氏仗義輕財,急公好義之門風,所以得到很多好友相助。自民國三年(1914)湖南鐵路專門學校被湯薌銘解散,直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應胡漢民(注28)之邀入“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任職前的十多年間,外公輾轉長沙、萍鄉、安源、攸縣、醴陵、瀏陽等地,除在株萍鐵路局任職,主要就是教歷史、國文,或多處兼職,以解生活之困。先後或同時在藝芳女子中學、周南女子中學、女青年會、楚怡工業學校、文藝中學、湘雅醫學院、衡萃女子職業學校任教,頗受首鳳標、曾葆蓀(注29)、曹典球(注30)、唐彥(注31)等老友關照。然由於戰亂頻發,動輒遷址,四處賃屋,工作極不穩定,時斷時續,生活拮據,甚至有時要靠親戚朋友周濟來解燃眉之急。其中也短期應唐彥之邀在宜昌禁煙處、奉叔父萸溪公龍紱瑞命去武漢鄂岸榷運局任職、並應德國駐湘領事館舒理茲領事之邀曾任顧問數月。頗具戲劇性的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外公擔任鐵路協會執行委員時,共產黨正發動農民革命,竟有一段參加農民運動的經歷。外公記:“時余寓瀏陽門外識字里,附近農民知余為無產階級,頗見信任。謂近郊農民協會成立,當公推余為隊長,由省農民協會給笠一矛一,開會則戴笠持矛率眾往。”

黨史會·從南京到重慶

民國十九年(1930年),因戰亂引發長沙大火,外公所租寓所也被殃及,衣物書籍俱毀於一旦,當時家人以暫避外公叔母處才得無恙。外公對其他財物倒不甚為意,只痛惜大量書籍、手稿、日記,包括荔僊公龍紱祺所輯集龍氏二十萬冊藏書目錄等均付之一炬,十分痛心。

這時二舅在南京銓敘部任職,後改任中央軍官學校教官,三舅在中央大學任教心理系,外公乃只身赴寧。去南京前,譚延闓特親筆寫了信要外公去找鐵路部長孫科和中央政治學校陳果夫等人,外公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均未前往。此時南京正組建“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首任常務委員胡漢民(展堂)念舊,並以外公是老同盟會員,邀外公任黨史會采訪,並曾兼任人事室主任,家人遂一道去了南京。此間外公還受聘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兼任國學教師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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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工合影 前排中为吴贻芳校长 后排中为外公(照片由承德表弟提供)

黨史會所征集到的史料十分珍貴,數量很大,但保存處地方狹小,又不安全。1933年夏初次展覽後,各界都籲請建造黨史史料陳列館,既便於妥善保管,又可經常展覽。黨史館1935年3月奠基,1936年竣工,10月10日舉行落成典禮。此前胡漢民五月腦溢血辭世,繼任邵元沖(注32)又於西安事變中中槍身亡,1937年2月12日,張繼就任主任委員。黨史陳列館落成典禮,外公留有照片紀念,現存青島承德表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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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黨史陳列館落成典禮合影(前排左九為外公 承德表弟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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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局部放大 前排中为外公

七月,蘆溝橋事變起,日寇氣焰囂張。為防不測,決定家人悉數返回長沙,僅留外公和二位舅父在南京隨同服務機關行止。此時距日寇攻入南京城繼而暴施慘絕人寰之大屠殺已沒有幾天了。八月十三日日寇攻上海,十四日張繼就找外公商量如何保護史料,決定先運史料到湖南。張繼命外公帶領檔案處科長許師慎(注33),並率四職員四公役先把最緊要的三十三箱史料運走,第二天就出發。外公原本准備把家人先送走再辦黨史館的事,但事起突然,竟先於家人離南京,心中不免忐忑,後得訊家人皆平安方釋然。可是外公等人未曾料想到護送史料竟成為一次極為艱苦的征途,不僅風餐露宿,頂風冒雨,經常數夜不眠,最要緊的是在日寇軍機狂轟亂炸大炮槍彈紛飛中,冒生命危險也一定要保護好史料安全,外公深知肩上擔子之重。

八月十五日外公到黨史館,午間一時半忽聞淒厲警報聲,隨之三架日機飛臨,被高炮驅散。不一會數架日機又至,盤旋數次即投彈,地面槍炮齊發,敵機倉皇投彈後散去。三時半警報解除,外公要許師慎從下關租來卡車,督促公役裝車。轉移護送黨史館史料之行就在日寇飛機的炸彈聲中開始了。

南京車船交通頓趨緊張,原訂招商局班輪突然被取消,欲改走江南鐵路又不知何時有車,外公認為形勢嚴峻,速離為上,當即決定就用卡車起運,先到蕪湖。一路上淫雨霏霏,卡車又無篷頂遮擋,大家擠坐在檔案箱上任由雨水澆淋,外公畢竟已年過半百,眾人勸他進駕駛室避雨,外公拒絕,堅持同甘共苦。雨中顛簸五六小時到蕪湖,再設法包一小輪船,到九江已是二十日黃昏,即得知南京被日機連續狂轟濫炸。卸載後,準備午夜轉上水船。十一時許,剛裝檔案箱上躉船,警報驟起。是夜月光明亮,覆蓋檔案箱的綠色油布在月光下閃閃發亮,十分耀眼醒目。外公要大家暫避,卻獨自站躉船檔案旁守護。外公記:“此次護運史料,全責在余,苟有遺缺,即令靦顏視息人閤,亦何能忍神明之內疚,唯有謹守史料,禍福聽之天命而已。”敵機投彈炸死炸傷多人,江中炮艦還擊,直到淩晨一時,幸好史料未損。二時才勉強擠上來船,船中擁擠不堪,安置史料後人卻無法歇息,只能坐以待旦。當晚臨近武漢,又遇空襲,眼看城中通明燈火霎時熄滅,船也立即關燈。一時間炸彈紛紛落下,其一僅離船數十尺,掀起巨浪,再近些則人船物全毀,幸而有驚無險。敵機飛走後船泊漢口,又急忙用火車轉運長沙。途經徐家棚車站恰遇胡子靖表叔,外公即與胡相商,史料暫寄明德學校。

二十三日上午到長沙,史料運明德學校,後經警廳提議轉運嶽麓山張輝瓚墓廬,並派衛士守護。三十日第二批史料運到長沙,也存同處。十數日勞頓,外公等人方得喘息。十一月二十四日,長沙城首遭空襲,毀房若干,死傷數百人。十二月三日黨史會副主委梅公任到長沙。眼看史料在長沙也不安全,十二月三十一日外公等隨梅公任率同人啟程運史料由漢轉川,途中逢火車汀泗橋撞車,漢口遭二度空襲,終由民生公司小船費盡周折經宜昌、萬縣,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二十六日方抵渝。行進間為了躲避轟炸,再加上交通受阻,時時滯留,眾人常饑渴交集,數夜無眠,人人都疲憊不堪。至二月十日,外公與同事時明荇奉命護運史料至北溫泉,存紹隆寺。不多日,張繼以紹隆寺地僻不安全並時有劫掠之事,約外公到南岸物色存放處,後決定磐溪石氏培園別墅為址。七月,外公偕許師慎等率人將史料遷移並封箱完畢。過後史料又遷玉帶山,再遷老鷹岩之吳家大洞。

黨史史料計十三種,凡一百箱:(總)字三箱,(先)字四箱,(寄)字三箱,(新)字三箱,(編)字三箱,(檔)字三箱,(纂)字一箱,(冊)字三十一箱,(普)字三箱,(環)字十箱,(漢)字二十箱,(部)字十四箱,(徴)字二箱;外加總務二箱,文書九箱,事務三箱,會計五箱,秘書一箱,共一百二十箱。外公等人不畏艱險,歷盡千辛萬苦,耗時半年,行程數千里,冒生命之危護送的珍貴史料悉數完好無損,避免了在日寇戰火中消亡。外公記曰:“計史料遷運,去歲由京經皖贛鄂入湘,今歲由湘經鄂入蜀,余與許師慎無役不與。余笑謂師慎,他日返都,仍當與君從事護運,俾能有始有終也。”不知現在臺灣的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或黨史陳列館,或中央研究院,或其他有關部門)的先生們是否了解這一段歷史,這本是應該被銘記的。

日寇大举侵华,長沙也成為前線,外公家人及兄弟親友也陸續避難陪都,戰亂中重逢,驚喜交集。二十七年(1938年),母親從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由校長推介赴昆明西南聯大任職。此前四位舅父已先後畢業謀職,而三位姨媽避難在渝仍得以繼續學業,實為不易。外公感歎:“國難方殷,子弟仍有讀書之所,福緣誠不淺哉。”

令外公欣喜的是在渝又和柳聘農相遇。外公記道:“聘農八舅與余同年同月生,余母柳太夫人之母弟也。少共釣遊,長偕行旅。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幸免罻罹,武漢首義,從黃克強督戰漢皋,癸丑討袁,見譚延闓無誠意去之滬上。以後漫遊各地,未嘗以衣食干人。膏腴數十畝,自清末民初以革命消耗朘削幾盡,頃來重慶訪知故,豐神奕奕,不減壯年。抵足縱談,常至漏盡,四十年前情事如昨日也。”

抗日戰火愈烈,日機頻繁襲重慶。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2月18日起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8月23日,日寇飛機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此期間日本對重慶實施轟炸超過200次,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重慶死於轟炸者10,000以上,超過10,0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破壞。筆者數十年前在重慶時就已知曉震驚中外的校場口大慘案。

外公所記有兩次親歷日机空襲情景,也是除校场口大惨案外的另两次大轰炸: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三日,偕黨史會同人鄭權渡龍門浩相宅,歸途聞警,返避煤礦隧道內,寇機在重慶投彈,煤礦亦為震動,聞人云儲奇門、太平門、大樑子、陝西街均中燒夷彈,移時,見隧道中人絡繹出外,實未聞解除。余亦逡巡外出,少時鄭權亦出,偕至江干呼渡,舟子云重慶秩序尚未恢復不得登岸,乃並坐石上。見隔岸火光猶熾,按其地域知為儲奇門太平門也。始得小舟,與鄭權偕渡,登岸即分途各歸。正欲往段牌坊省十嬸,見十嬸率全家坌息至,人人手面均有傷,謂寓宅門窗多震毀,樓板牆壁亦有裂紋。我等為玻璃碎片戳傷,自眯目灰塵中逃出,聞四周均燃燒,非速趨避必致葬身火窟,乃相率冒險衝出,由小路來此,非朱經冶聞警前來相助者殆矣。經冶與八妹同學,為其至友,臨難相救,熱情可感。”

“918愛國網”對這次轟炸有如下報道:

經過准備,日本陸海軍決定聯合轟炸重慶。5月3日中午1時17分,日機分兩批各18架侵入重慶上空,沿長江北岸呼嘯轟炸。當時被炸的有大梁子、左營街、蒼平街、都郵街、一牌坊、儲奇門、太平門、商業場、神仙口、陝西路、西四街、朝天門、瑪瑙溪等地。市區27條街道中19條被炸。人口稠密、工商業繁榮的市區,頓時陷入沖天烈焰、滾滾濃煙之中。隨著房屋的倒塌和燃燒,大量無辜的平民在炸彈和煙火中喪生。在殘垣瓦礫中,死屍枕藉,甚至樹枝上,電線上都掛著死者的斷臂殘肢,慘不忍睹。這天,日機共投彈166枚,炸列673人,炸傷350人,炸毀房屋數百棟。

5月4日,日機27架再度轟炸重慶市區,對都郵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崗一帶俯衝轟炸,使重慶中區成為一片火海。大火持續多日,水電設施均遭破壞,整個市區精華毀於一旦。這天,單是被炸傷亡的就達5291人(其中被炸死市民3318人,傷1973人)。空襲一天死傷超過5000人是當時全世界空襲史上創記錄的慘案。兩次轟炸,使重慶市區房屋毀損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傷2287人,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經此劫後,外公立即率全家以及弟妹遷至北碚賃居黃桷樹鎮。在黃桷樹稍安一年,未曾想如此偏僻之地也會遭到轟炸。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二十七日,“……方自北碚回,警報即鳴……寇機掠屋頂過,但聞嘩啦一聲,泥灰四噴,諸人皆伏案下……西間房頂泥折塌下兩方,正當八舅臥榻,榻為折損。又男傭所臥東間本無頂,瓦毀過半若蜂窩然。廚房頂瓦亦穿兩穴……聞鄰家為王家花園落彈所震塌。則此次猶險於去歲之五四也。以前聞警,大都趨避於附近王家花園,今日竟未往,後聞王家花園落彈二,堂中橫額震塌,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震斃室中。死生有命,信哉。……行過北街及復旦農場一帶,炸痕斑然,屍體儽然。”就此外公又搬家至玉帶山附近。 

“918愛國網”是這樣說的:

1940年5月20日,日機70架侵入重慶市上空,進行空前野蠻的、大規模的轟炸,炸彈和燃燒樣雨點般地落下,霎時間,整個市區被黑煙烈焰所籠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內自來水設施遭到嚴重破壞,使救火工作無法進行。大火蔓延,連續燒了七八天。經過這次轟炸,半個山城被毀滅。這次轟炸後的第八天,日機又集中轟炸重慶的文教機構,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被炸,教務長孫寒冰等九名師生被炸死;沙坪壩的重慶大學中彈50餘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毀;法國人開辦的直元堂聖母院及其附設的難民收容所也遭到轟炸,被炸死燒死的難民達100多人。

日寇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外公深深感到國弱就要被列強欺負,可是當時的現狀又看不到國家強盛的前景。而在重慶外公又更進一步看清了國民政府官場之腐敗,就連黨史會也充滿污穢之事,毫不亞於政務機關。抗戰勝利後,國人本該喘一口氣繼而搞好建設,但是政府一意戡亂、剿共,眼看全面內戰一觸即發,外公對国民政府已不抱什麼希望了。於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外公就辭去黨史會職務,隨後全家遷居南京。

外公自早年接受民主思想啓蒙,二十歲東渡日本,結交黃興、宋教仁、孫文等眾多革命志士,並成為早期同盟會員,立志通過革命鬥爭,建設一個民主、繁榮、富強的中國。可是數十年來親歷華興會、長沙起義、保路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驅湯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見到更多的卻是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国家四處瘡痍滿目,山河破碎不堪,而老百姓貧苦更甚。外公又想通過自己所學,為國家鐵路交通事業做點事,但連這點微小的意願都無法達成。孫文所說的三民主義絲毫不見蹤影,外公感到很失望。而對共產黨的所為,原以為是綠林好漢之舉。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舉行,對共產黨有所了解,有了新的認識,對國家民族的未來才又看到了一絲希望。


二〇〇九年四月初稿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修改


下面是我珍藏的外公的一方石印,石材質地細腻溫潤,顏色青中帶微黃,似乎是青田石中之上品“燈光凍”或“黃金耀”,不能確定。石印篆有“鐵元”二字,布白巧妙,疏密有致,字體遒勁而不失古朴,刀法刚健雄奇,寓拙于巧。此印原由母親保存留作紀念,後見我十分喜愛金石,就贈予我收藏,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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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鐵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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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这是外公外婆在青島汶上路寓所,攝於一九五七年。外公乃美髯公也,至于何時蓄须,幼時好像母親曾經說過,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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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7年暑假母亲、我和友苏与外公合影于青岛汶上路寓所


後記

《攸縣龍家·外祖父與辛亥革命》一文,原於2009年春草成,隨即發佈在Windows Live Spaces空間。過後總覺得當時有些倉促,不少地方考慮不周,個別之處還有錯漏。經再一次查閱有關史料,感到還是要修改一下為好。

此次修改,第(一)部分改動較大,特別是後一大半基本為重寫;而第(二)部分只是稍作文字修改及勘誤。另外,配文增加了數幅歷史照片,並設計加入了彩色封面和扉頁等。

回顧前輩的經歷對我們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尤其是攸縣龍氏家族、包括外祖父等先輩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活動,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所作的貢獻更不能被忘卻。

社會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國家的歷史原本就是由千千万万的家族史和個人史有機地組合起來的。至少本文從某種程度、某一角度還原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

明歲恰逢辛卯,將迎來外祖父一百三十周年誕辰,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謹以此文作為外祖父誕辰和辛亥百年紀念留存。

2010年11月


附註:

1. 楊篤生(1871-1911),原名毓麟,改名守仁,號叔壬,字篤生,湖南長沙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從秀才中選拔,保送入國子監讀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留學日本,後考入早稻田大學,與同鄉留日學生創辦《遊學譯編》。又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出版《新湖南》一書,抨擊保皇派。光緒三十年(1904年)秋,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謀劃在湖南長沙組織武裝起義時,在滬與蔡元培、杭辛齋等設秘密機關配合活動。事泄後,改名守仁,以避清朝政府追查。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會。次年,與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擔任總主筆。宣統三年(1911年)聽說廣州起義失敗,許多同志犧牲,神情沮喪,夜不成寐,在利物浦跳海自盡。

2. 胡子靖(1872-1940),即胡元倓,字子靖,號耐庵,晚年自署樂誠老人,湘潭人。近代教育家,華興會成員之一。1897年(光緒二十二年)拔貢,1902年官費留學日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受日本教育家福澤渝吉影響,矢志教育救國。1903年回國在長沙創辦明德學堂、經正學堂,聘黃興等進步人士任教。抗日戰爭時期,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0年冬病逝於重慶。

3.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於江蘇泰興縣,1936年1月5日卒於長沙。是中國地質事業著名的創始人之一。1902年東渡日本留學。1904年夏,由日本遠渡重洋前往英國學習。1913年2月赴北京擔任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1931年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後曾任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36年死于煤气中毒。

4. 陳天華(1875-1905),原名顯宿,字星臺,湖南新化人。資產階級革命家、宣傳家。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考入省城嶽麓書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入省城師範館。是年春,獲官費留學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先後撰寫《猛回頭》和《警世鐘》兩書,風行於世,影響甚大。次年初,回到長沙參與組織華興會,與黃興等密謀准備長沙起義,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此時結識孫中山。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發表《中國革命史論》、《獅子吼》等,引起強烈反響。十一月八日(1905年12月4日),陳天華在東京參加了抗議日本政府《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的鬥爭,十一日寫絕命書,決心以死來激勵國人“共講愛國”。十二日,在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盡。

5. 曾鯤化(1882-1925),字摶久,湖南新化人。1903年以優異成績獲取官費生資格,東渡日本深造,加入同盟會,曾任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會長。開始志在學陸軍,後因讀了日人所著《支那鐵路分割案》一書後,促使他改學鐵路,考入日本當時著名的私立岩倉鐵道學院。民國成立,任湘鄂、京漢鐵路局局長、交通部路政司司長,民國四年(1925)病逝北京。

6. 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會稽陶堰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東渡日本,入成誠學校學陸軍。1904年1月回國,10月與龔寶銓,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組織光復會,推蔡元培為會長。1907年在東京參加中國同盟會,任浙江分會會長。他性情偏狹,不能容人。為了向南洋華僑募捐,請孫中山作函介紹。孫沒有同意,他就要求免去孫中山的總理職務,但沒有成功。1910年2月(宣統二年一月),光復會在日本重建,陶為副會長,會員大抵是同盟會中對孫中山不滿的人。民國元年(1912)1月14日,蔣介石刺殺了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從而做了一件孫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多年後蔣在日記中記錄:“余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可他定心有所感。”

7.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清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譚延闓通權達變,善測政治風向,從三次任湖南總督、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到最後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長,成為群雄紛起的動蕩時局中為數稀少的“政壇不倒翁”。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民國完一人”,說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稱他為“黨國柱石”、“藥中甘草”;也有人說他是八面玲瓏“水晶球”、“伴食畫諾的活馮道”。

8. 周震麟(1875-1965),字道腴,湖南寧鄉人。早年在湖南辦學,開發湘省風氣,培養革命人才,功績卓著,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1905年8月20日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1949年八月隨程潛起義。後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1964年3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

9. 張繼(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號自然生,河北滄縣人。1902年在橫濱結識孫中山,參與了創立華興會,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後得到孫中山的器重。張繼是國民黨元老之一,長期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1937年兼任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1947年病逝。

10.柳聘農(1882-1948),又名楊穀、大任,字聘農、病農,湖南長沙人。1903年留學東京體育專科學校,1904年參加華興會,且毀家提供經費。1905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與廣州起義及辛亥革命。1948年7月25日病逝。

11.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與黃興、陳天華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策動起義未遂,流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任《民報》擺述。辛亥革命後,參與籌建臨時政府。1912年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8月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任代理理事長。主張“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反對袁世凱專權。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跟蹤到上海火車站,伺機暗殺了宋教仁,兩天後身亡,時年僅32歲。

12.劉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湖南衡山,落籍湘潭。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自費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與黃興結識,不久,黃興、劉揆一相繼回國,於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在長沙發起組織華興會,決定首先在湖南發動起義,邀馬福益等會黨頭目參加。光緒三十年春,劉揆一、黃興秘密會晤馬福益,制定長沙起義的計劃。起義事洩相繼逃至上海,上海發生萬福華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事件,機關遭破壞,又被迫離滬亡命日本,1907年1月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劉揆一從日本回國,到漢口前線任督戰員。南京政府成立,為參議院議員。解放後,被聘為湖南省軍政委員會顧問。

13.馬福益(1866-1905),原名福一,又名乾,後改名福益,湘潭人。幼時讀過幾年私塾,及長,以俠義著名於鄉。後成為石灰窯總工頭,參加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民間結社組織——哥老會,後被推為洪江會首領,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最有影響的會黨首領之一。光緒三十年,黃興、陳天華、劉揆一等創華興會於長沙,聯絡馬福益共圖大事,馬表示“唯命是聽”。九月初,黨人謀事不慎,清吏按名搜捕。黃興、劉揆一得黨人救援,逃赴上海,旋去日本,馬避逃廣西。光緒三十一年,在萍鄉車站被清兵發覺,奮力手刃清兵六人後,因寡不敵眾被捕。在獄中備受酷刑,堅不招供,慷慨陳詞:“革滿人的命,為漢人復仇,我一人殺頭,有四萬萬同胞接著起來,只要冤仇得報,死而無怨!”遂於三月十六日英勇就義,終年40歲。

14.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曾用筆名黃中黃、青桐、秋桐,湖南善化縣人。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兩湖書院,認識了黃興,次年3月考入南京陸師學堂。1905年春,入日本東京正則英語學校,1907年赴英留學。1911年武昌起義後,次年春到南京,繼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會機關報--上海《民主報》,兼任江蘇都督府的顧問。“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1915年冬,袁公開稱帝,護國軍起。5月,出任肇慶軍務院秘書長,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1920年,毛澤東、蔡和森發起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持楊懷中先生介紹信往見,立即發動社會名流募捐二萬餘元銀元巨款贈之。1924年段祺瑞上臺,委章為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章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1936年秋任東北冀察政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顧問。“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章士釗避居上海。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後去香港。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托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1949年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繼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歷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1973年5月,為了海峽兩岸統一,受命於毛主席,在92歲時乘專機遠赴香港,與國民黨秘密接觸,由於氣候不適,到港即病,至臥床不起。7月1日病逝於香港,終年九十二歲。

15.郭人漳(?-1922年),字葆生,號憨庵,又名郭五,清末大臣郭松林之子,湖南湘潭人。少時與楊篤生、陳家鼎並稱“湖南三傑”。歷任山西道臺、江西和兩廣巡防營統領,與革命黨人黃興、趙聲有往來。1904年萬福華謀刺王之春時,他適亦在上海餘慶裏機關部,故同時被捕,後經保獲釋。辛亥革命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16年5月14日時任湖南礦警督辦,1922年在北京去世。

16.胡瑛(1886-1933),原名宗琬,字經武,原籍浙江紹興,後遷居湖南桃源。1903年入長沙經正學堂,在黃興影響下傾向革命。1904年2月加入華興會,同年赴日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任評議部評議員,曾與楊篤生等研制炸彈,進行暗殺活動。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被推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長。1912年后歷任山東軍政府部督、新疆青海屯墾使、眾議院議員、護法軍湘西招撫使、靖國軍第三軍軍長。1920年任湖南礦務局協理,1928年後為閻錫山駐南京代表。1933年病死於南京。

17.曾傑(1886-1941),字伯興,湖南新化人。1904年初,響應黃興、馬福益長沙起義。事泄走避日本。次年同盟會成立,為首批會員。同年底返湘,任教湖南鐵路學堂。1911年十月二十二日,與焦達峰、陳作新等率新軍攻入湖南巡撫衙門,成立湖南都督府,任都督府參議長兼秘書。焦、陳被害,曾亦幾及於難。次年,赴英倫留學。1916年回國,先後任教於民國大學、中國大學。1939至1940年,任湖南張治中將軍軍事顧問,計劃組織抗日志願軍抵抗日軍,為國民黨特務暗殺於長沙,時年55歲。

18.文斐(1872-1943),字牧殺,一字幻園,東堡土埠橋人。早年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後東渡日本,讀東京鐵道學校,並入同盟會。光緒三十四年畢業歸國,任職湖南鐵路學堂。宣統二年(1910)冬,與曾傑、龍毓峻等重組同盟會湖南支部。文首倡組織“湘路協贊會”,兼任湘路公司協理,主張湘路商辦。焦、陳被害後,譚延凱委他為第二鎮參謀長,經略江西。“二次革命”爆發,與程潛等起兵討袁,失敗後避走日本,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袁世凱復辟帝制,文潛回國內謀興義,被捕入獄。次年,袁死獲釋。民國6年,任粵漢鐵路局長。民國32年病逝。

19.文經緯(1874-1913),字晉藩,湖南善化縣人。1904年入寧鄉師範學堂學習,次年留學日本,學習警務,並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09年,文經緯從日本歸國,在家鄉創辦小學堂,並以此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的掩護,1911年4月27日,文經緯投身保路運動,並發起組織“湘路協贊會”,任幹事。1911年10月21日湖南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湖南光復。隨後,文任湖南都督府高級顧問。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文經緯時任湖南警察局長,親友勸文避走他處,可拒不接受,並說“國不可為矣,安事苟存!”1913年11月9日被捕。14日殉難於貢院前坪,時年39歲。

20.蘇鵬(1880-1953),字鳳初,晚年自號柳溪遁叟,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後參與華興會長沙起義,事敗逃日本。辛亥革命後,任湖南省銅元局長期間,秘密資助蔡鍔討袁護國運動。解放前夕,與程潛、唐生智等積極參加湖南和平解放運動。

21.謝介僧(1887-1945),名國萃,字介僧,亦曰介軒,湖南新化人。聰穎有識,年少取秀才。於1906年隨譚人鳳東渡日本,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謝與鄒永成負湘省南路革命之責。二次革命時,組織民義社反袁。因對民國政府不滿,返家深居簡出。1945年病故。

22.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號鐵仙,湖南省安仁縣人。1900年到長沙求學,得識黃興、劉揆一等人。20世紀初,李燮和首先加入華興會,參與了一系列反清活動,後被清吏緝捕,被迫亡命日本。1906年結識了陶成章,並由陶介紹加入了光複會。後與黃興等人重新取得聯系,在黃興的介紹下,李又加入同盟會。主要活動在南洋。1927年農曆八月病逝,終年54歲。

23.譚人鳳(1860-1920),字石屏,名有時,號符善,晚年自號雪髯,新化縣人。16歲考取秀才,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前後,他與會黨秘密聯絡,進行反清活動。三十年,得知黃興、宋教仁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在長沙發難,便在會黨中加緊活動,伺機響應。1906年冬,逃亡日本東京,經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1911年3月廣州起義爆發,他要求參加敢死隊,因年老體弱,被黃興勸阻。孫中山等發動“二次革命”,袁士凱下令通緝孫中山、黃興、譚人鳳等9人,將譚列為“湘省之亂”的“首魁”。他再次被逃亡日本。民國4年往返於南洋、新加坡等地,籌款和組織力量,積極開展反袁鬥爭。民國5年6月回滬養病。民國9年農曆三月初六(年4月24日),在滬病逝,終年60歲。

24.成邦傑(1880-1921),號亞龍、應斌,寧鄉縣人。1905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翌年回國。參與1911年長沙起義和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1921年因反對趙恒惕被捕,後被殺。

25.焦達峰(1887-1911),字鞠蓀,湖南瀏陽人。1905年自費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東亞鐵道學校,旋加入同盟會,後入東斌陸軍步兵學校學習軍事。1911年3月擬響應廣州起義,為清吏偵知,避往漢口。保路風潮興起後回到長沙,與陳作新密商起義,加強對新軍、巡防營及政、商學界的聯絡工作。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後,立即加緊聯絡會黨,策動新軍,准備如約舉義響應。10月22日,率軍攻占軍裝局、諮議局,包圍巡撫衙門,巡撫余誠格逃走,長沙遂告光復。次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被選為都督。立憲派於10月31日策劃新軍管帶梅馨發動政變,他與副都督陳作新同時被害。

26.楊任(?-1911),字晉康,湖南沅陵人。早年赴日本,入體育學校學習,後入東斌陸軍學校,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協助焦達峰在長沙起事,任西路招討使,11月被害。

27.陳作新(?-1911),字振民,湖南瀏陽人。初任第二十五混成協排長,後因宣傳革命被迫離職。湖南黨人准備起義期間,陳負責聯絡軍隊。湖南軍政府成立,被推為副都督,旋被立憲派分子謀殺。

28.胡漢民(1879-1936),原名衍鴻,字展堂,廣東番禺人。中國國民黨元老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01年中舉人。1902年、1904年兩度赴日本留學,入弘文學院師範科、法政大學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中國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為統籌部負責人之一。1911年11月廣東獨立時被推為廣東都督。12月隨孫至南京,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1921年任中華民國政府總參議兼文官長、政治部長。1924年1月被孫指定為國民黨“一大”主席團主席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9月代行大元帥職權,留守廣州。10月兼任廣東省長。1927年4月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並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1928年任立法院長。1935年胡漢民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兼首任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次年5月12日在廣州病故。

29.曾葆蓀(1893-1978),女,字平芳,號潔如,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曾孫女。曾任藝芳女校及女大、省立第一女師、省第二中學校長。在國民政府任多種職務,1978年在臺灣去世。

30.曹典球(1877-1960)字籽古,號猛庵,長沙人。教育家。早年參加戊戌維新運動,後任教湖南高等實業學堂。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北京政府教育部秘書。1916年回長沙參加反袁鬥爭,次年任湘雅醫學院董事長。1923年創辦文藝中學,1926年任湖南教育司長,1931年後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兼湖南大學校長。1934-1935年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湖南大學中文系教授。1949年參加長沙和平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顧問、省政協常委、省文史館副館長等職。 

31.唐彥(1896-?),別號叔沅,湖南東安人。曾任湖南省印花煙稅局局長、杭州關監督、國民政府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

32.邵元沖(1890-1936),字翼如,紹興人。宣統三年,東渡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回國,任上海《民國新聞》總編輯。民國2年(1913)7月,參加討袁之役,失敗後亡命日本。民國8年冬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民國13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補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國13年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代主任。民國18年3月,在國民黨“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並兼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民國25年12月初,應蔣介石電召去西安。12月12日西安事變時,被士兵開槍擊傷,兩天後卒於醫院。

33.許師慎(1907-?),江蘇無錫人。江蘇公立商業專門學校畢業,曾在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監察院、總統府國史館任職。1949年去臺灣後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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