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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

父亲的遭遇

作者:洪声

还是在去年,应我的要求,母亲将父亲生前遗留的一些文字,整理成一包后,都寄给了我。

除了少量的剪报,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父亲的手稿。

剪报上是他过去在部队报社时,发过的一些新闻,我小时候看过。但这次寄我的,却只有零星几篇。似乎有许多剪报,都不见了。

手稿的部分,主要是他写的一些小说、散文之类,其余的,则是一册日记,及其它文字材料。

但意外地,在一堆手稿中,我发现了他写的一份简历,和两封申诉信。

两封申诉信,都是父亲写给广州军区的。一封写于1978年5月15日,另一封写于1978年11月12日。

简历的末尾,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此时,父亲已年近五十,其政治身份,仍为“右派”。

其实,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因政治问题,在50年代被军队打成右派。从小学到中学,每次填表,涉及到父亲的政治身份时,我都会无可奈何地,填上“右派”二字。

在那个年代,右派是一个让人难以抬头的罪名。身为右派分子的子弟,我一直为此自卑。但父亲到底是因何原因而获罪,过程如何,我未知其详。

直到1979年,父亲才获平反。沉浸于苦尽甘来的欣喜,我对父亲过往的遭遇,也未再深究。

应该说,是父亲遗文中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第一次,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清晰的了解。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50年代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多达55万。而实际受牵连的人群,可能更广。

固然,在中国这场牵连广阔的政治灾难中,父亲之遭遇,本为沧海一粟。

但历史存在于细节之中。当年右派中每个人的遭遇,或各有不同。然无论如何,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社会那一段阴暗的历史。

一个人旧日的书信,沉淀着历史的影像。我一直以为,作为一种带有私密色彩的文本,或能更真实地映射历史。

基于此,我便想将这份简历及申诉信,大段大段地摘抄,以求用原始的文本,来记录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中,父亲的经历和遭遇。

“我出生于1929年,原籍沈阳。从1936年到1948年,我一直在读书。参军前,我是沈阳辽东学院新闻系的肄业生。”(简历)
 
“1948年4月,我与其他六名同学一起,由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沈阳,逃往解放区参军,被分配在辽北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尖兵报社任见习编辑。1948年底,我随部队进关南下,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湘南剿匪战斗。1950年,我任郴州军分区跃进报社编辑不久,即被调至湖南省军区部队生活报社任编辑和编辑组长(副连级)。1952年5月,我被调至中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编辑(正连级),计达六年之久,曾多次立功受奖。1955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4年部队实行薪金制时,我的工资为95元,外加百分之十的军龄补助,实际工资是104.50元。”(简历)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唯一依据,是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采写和编发的有关新闻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我负责编发和采写的稿件,不下数十篇,其中认为有问题的,计有:

“《陈仁麒主任就鸣放问题答本报记者问》(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是谈部队要不要鸣放、如何鸣放的问题)

“《谁是谁非》(批评翻译科压制俄文翻译人员汪飞白同志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一个青年诗人的遭遇》(批评42军宣传部门个别领导压制张永枚的创作活动)

“《挖沟和填沟》(反映126师在处理军民关系上的两种做法两种效果)

“《要关心人》(批评某些文艺部门个别领导对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漠不关心)

“《军区首长主持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篇消息报道,题目已记不甚清,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问题是:在报道中,点名揭露空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查金伦在罗浮山举行舞会,从广州接女演员去为他伴舞,并在舞后留宿)”(申诉信)

“以上是已发表的稿件,还有一篇未发表的稿件,题为《跳舞成灾》……它的矛头所向,是反对在部队大跳交际舞。文章的结尾,我也略有记忆(文章中间是引用事实,例如:有的女演员一年伴舞140余次;有的女演员怀孕七个月,还在伴舞,稍感倦怠,即引起苏军顾问不满,个别领导竟而批评这个女演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大意是说:‘试问这些同志,你们这是共产党的作风,还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在部队是为了搞革命,还是为了贪图个人享乐?’”(申诉信)

“由于我在报道工作中的错误,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的处分是:开除军籍(这是部队的统一规定,凡有军籍的,一律开除),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公职,送地方劳动教养……”(简历)
 
“由于我所犯错误和所受处分的牵连,我爱人于1958年底被开除党籍(我们是1957年7月反右斗争中经组织批准结婚的,她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申诉信)
 
“1958年6月至1959年11月,在湖南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这是当时专门负责收容广州军区下属单位和地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机构,地址:株州白马垅)。

“1959年11月,新生工程队报经株州市委批准,我被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

“1959年11月至1960年9月,我被通知继续留在新生工程队(地方右派摘掉帽子以后即回原单位),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有关指示,以安排工作。月工资37.84元。其间,湖南省水电设计院(我爱人所在单位)两次写信商调我去该院工作,未果。理由:我是部队右派,他们无权调用。

“1960年9月至1961年3月,新生工程队机构变动,将我送往耒阳新生煤矿,边劳动,边等待。

“1961年3月至1963年3月,因新生煤矿系劳改单位,我不适于留在此处,又被送回新生工程队。时当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新生工程队经调整改为国营企业,我不宜在此工作,一再动员我投亲靠友,下放回家。我便将户口迁至长沙我爱人处,在家做饭带孩子整整两年……几乎全靠变卖衣物度日。

“1963年3月至1964年7月,经由长沙警备区参谋长李玉亭同志(是我战友)介绍,到民办民建中学代课(地址:长沙市南区),月工资34元,工作三个学期即值‘四清’运动开始,我再不能在普通学校代课。

“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闲居两个月后,在长沙市一商业局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代课(这是成年教育,尚可代课),计时工资,每周授课4小时,每小时2元。

“1966年8月至1968年底,职工业余学校解散,在一商业局下属煤球厂,手工制作蜂窝煤,计件工资,我因体力较差,每日可得1.2元。后蜂窝煤改为机制,我又分去推板车运煤,经常当夜班,顶风冒雨劳动,因而患风湿性心脏病,便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1969年初至1970年2月,在长沙市西区如意街东方红电器厂当采购员,后因该厂派性斗争激烈,自动离厂。在这间民办工厂,工资略高,工资54.50元,但出差外地次数多,经常入不敷出,迄今尚欠该厂50元,无力归还。

“1970年3月至1971年4月,在长沙市郊东岸机电厂当采购员,在这工作经济上更是不胜负担。时仅一年,欠款即达150元,我怕越陷越深,遂将一块金壳怀表(1956年在广州买的)、一部收音机变卖抵债,自行离开该厂。

“1971年8月,在家闲居4个月以后,几经奔走,经人介绍,在长沙市南区向阳路镇流器厂当采购员,这是我这多年工作最久的一个地方,但生活依然毫无保障。到现在为止,我出差外地已经超过50次,欠款达360元。1977年我一场重病,住院一个多月,还是领导照顾,才报销十几元钱药费。”(申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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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和母亲

从1948年到1978年,父亲在此三十年间的轨迹,由以上抄录的文字,似足可印证了。

他的遭遇,在当年中国一大批反右斗争的牺牲品中,只是一个标本。

个人之沉浮,或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标本,却有了群体上的意义。

应该这样说,不止是他,而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仅仅只是稍有独立的思想和正义感,就被那场政治运动,无情地剪灭了。

自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中国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波接一波,一刻都未曾稍息。

而父亲那一代人,他们的青春,乃至中年,人生最美的年华,都在这凄风苦雨的斗争中,被消磨殆尽。

不知何故,在我少时,有关50年代的往事,父亲极少对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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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每日从早到晚,我极少能听到他说话,更极少能看到他的笑容。

常常,我只能看他坐在昏暗的油灯旁,一语不发,对着斑驳黯淡的墙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他那时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只是,近三十年前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于今日,思量着他的心路。

19岁,和同学放弃学业,逃出国统区,投奔共产党,那时的他,对未来的中国,一定怀着无比美丽的憧憬吧?

26岁,荣升上尉军衔,胸前挂满奖章,英姿勃发,那时的他,一定为幸福和骄傲所陶醉吧?

28岁,纯然出于职业的良知,愤而执笔,揭露军中的丑恶,那时的他,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他的诘问,会成为他命运的拐点吧?

29岁,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削去军职,并判为劳教的对象,那时的他,对所谓的革命运动,在内心深处,有没有被暗算的沮丧?

37岁,最终为生活所迫,竟至要变卖衣物,并沦为日薪1.2元的运煤苦力,那时的他,有没有对曾经坚信的理想,产生幻灭?

42岁,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第一次从新闻片中,看到车如流水、高楼林立的美国,其繁华和富足,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时的他,是否深感震动?

47岁,那一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台,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动荡的中国,正濒临崩溃,那时的他,对国家和个人的前程,是否深感绝望?

当然,时至今日,对父亲内心的追问,已并不重要。我只觉万幸的是,直到“四人帮”的倒台,彷徨于黑暗的父亲,才渐渐看到了光亮。

否极泰来,本为寻常古训。但那时候,这四个字,无论是用以形容中国的命运,或父亲个人的命运,还真的是意味深长。

也许,还没有任何国家如中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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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此简历和申诉信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在第二年的不久,父亲终获得平反。

劫后重生,做梦都难以想见。回首多年的辛酸,始终与父亲共苦的母亲,忽失声而泣……

平反之日,父亲已年届五十。到出版社任职之后,他不分昼夜,拚命工作,只为弥补逝去的时光。

但说来遗憾,年华渐去的父亲,最终能工作的岁月,也仅仅12年。

到最后一年,因身体过早的衰弱,他抬脚上楼,都力不从心了。

1991年,62岁,一个酷热的夏日,他心脏病猝发,在医院遽然离世。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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