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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没有笑声的日子里

--作者:拓荒者

回想过去,虽然我一直有诸多艰难岁月,可是我一家人真正经历没有笑声的日子,痛彻心扉无奈的日子,真正脱胎换骨的日子,还是文革开始时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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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前排右一为我父亲。照片上的父亲正满面春风的和他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学员们毕业前夕在省会长沙留影。“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后排右一的学员一只不安分的手终于在照相那一瞬间还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落在了一同事的头上。

我父母均为我居住城市的中共党员,父亲为迎接这座城市解放时的地下党员。那时的父亲年轻、英俊、有文化,踌躇满志,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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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首先就是在这个区委会搞秘书工作,这张照片成立时,父亲已另调离工作。不过,后排左起第二人为我舅舅彭海宴,是他当年积极推荐我父亲入党的推介人。

不久因父亲解放前在“国统区”那样的政治大环境下,为生存被动地参加了一些社会最底层多少有点文化人的活动而屡屡受怀疑,连父亲解放前甘冒风险,主动参加共产党的事实也要大大地打上问号,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可以说父亲的后大半生是在写材料中熬过来的……(这样的苦楚当时只有父亲他自己知道),我们小孩还一直在父亲地下党员的“光环”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文革初期,随着群众性运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出现,父亲过去那没有作结论的“问题”被公开化,我们这才感到了惴惴不安。

不久,因我们兄弟俩的下乡问题,又牵连了父亲被“专政”。

1968年大约上10月份,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安排去向虽大局已定,但还处于运动的初始动员阶段,毛主席还没有发表最新指示,我居住的院子里也没有一人付诸行动。当时我的思想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农村老家的苦楚我是知道的,在这节骨眼上,有人告诉我,说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也不管这句话的真假,更没有深刻地去领会这句话背后真正的涵义,只简略地领悟到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这句对己视乎暂时有利的这一面。

我从小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对别人的传言也不抱太多幻想。为稳妥起见,我便上医院找医生开了一纸诊断证明书,递交父亲单位管这方面工作的组织者手中,看能否照顾不下乡,万一要下就请求组织照顾到旱地农村落户。由于我从小就养成了大大咧咧,无深思熟虑的习惯,口无遮拦,可是,在我仅对同院住的一同学炫耀一番后不久,父亲即被牵连“专了政”,给我开诊断证明书的医生也被罗列出同样的罪名。image003.jpg

父亲又开始无穷无尽的交待: “今天晚上,工代会吁□□同志宣布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我去串联,我这里提出不是为了我辩护,而是请求组织调查了解,实事求是,如果我真的去破坏了,我愿受严重处分。”

image004.jpg1968年11月8日,父亲就这一新的指控在反省交待中第一次写道:“我应负没有教育好的责任,至于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去,我一直还在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等待觉悟,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去到农村安家落户。我再一次向组织上表态,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内心检查是没有抵触的,也没有说要自己的子女(不)去下农村,并要他们去串联活动,破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一伟大号召。我要求组织上再深入一点地调查,如果是我破坏了,有串联活动,请求组织上加倍处分。这一问题就反省到这里。”

没有想到,父亲竟由此为导火索被群众揪出专政,“关着反省”,不久被送往五七干校专政队交群众专政,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白符号。为避免给父亲带来更大伤害,我兄弟俩便迅速来到当地一水田多的农业生产队插队落户。

记得我兄弟俩临下放前夕,我还心存幻想,竟向父母亲当时的组织上提出以我兄弟俩下放为由希望组织上能放我父母亲回来给我们打点一下的请求,这理由不可谓不正当,当时城市年轻人“下放”农村可是被视为头等的政治大事。最终我们兄弟俩翻箱倒柜“肩扛背包简单的行囊”,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也没有见到父母亲的踪影,我们这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1970年初,我母亲率先从干校中解放出来,并被点名参加当时由“军管会”组织的毛泽东思想重点宣传队进驻我市乌江公社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兄弟俩紧绷的神经才缓了下来。

谁料想,不久,母亲的新遭遇就给我们家带来晴天霹雳的感受。

记得1970年上半年,我回家到同院一同学家玩耍。该同学告诉我一惊人的消息,说是听说我母亲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开除干部籍),连户口都无条件地下放到农村去了。我当即感到了一阵晕眩,真想上前扇同学一耳光,怒斥他胡说八道!但理智告诉我,这事八九不离十,谁会开这样的玩笑……

在政治起主导作用的岁月里,要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用当时的行话说,被开除党籍就意味着这个人政治上判了死刑,他家人的前途也等于判了死刑,这几乎是没有人的“活路”了。

当我踉踉跄跄回到家中,问正埋头在家写“罪状”的父亲,父亲头也没抬,只简单回答“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便再也没有吱声了, 多么可怕的听说……

沉寂……可怕的沉寂,两个大男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竟无言以对。短暂的沉寂后我毅然决然地向母亲所在地奔去。image007.jpg

其实,这位母亲是我的继母(我生母1961年病故),来我们家也没有几年,继母没儿没女,她怎能经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经一路的被盘查,我终于来到母亲的身边。推开一扇门,一幅异常凄凉的景象展现在我眼前,母亲像化石一样正独自一人卷缩在一农户家的一间闲房的椅子上……

短暂的沉默后,母亲抬眼望了我一眼问道:“你来了”,我没有吱声,只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母亲,心里默想母亲是怎样独自熬过这段日子的?母亲对突如其来沉重的打击无奈何的内心世界早已写满脸上。母亲眼眶渐渐红了,但终究没有让眼泪落了下来,母亲突然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眼光追问道:“是你父亲叫你来的?”我正不知如何是答的时候,母亲努力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道出了:“为了不影响你们兄弟姊妹的前途, 我已写信向你父亲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母亲这番话,我惊呆了,事情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我庆幸自己的及时到来,我得感谢那位同学当时的坦言,不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是母亲目前唯一能活下去的支柱。我忙不迭地止住了母亲的话语,连连嚷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兄弟俩今后养你一辈子……”

在我继续留下来呆在母亲身边的那天下午和晚上,可以看出,母亲心境明显好了许多,她终于得到了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第三天,当我老兄特地赶来进行劝慰后,我母亲终于勇敢地离开了那个上面安排的没有人道的栖息之地,回到了那个早已支离破碎目前尚还称得上家的家过上了几年不愿多见人没粮没户的非人生活。image006.jpg

她的彻底平反是九年之后,12年后的1982年才拿到被扣除的不完整工资(母亲在双开后,曾有过到蛋品仓库选蛋、餐饮业清洗盘子等临时性工作微薄收入的来源,补发工资时均被扣除)。
 

《关于为杨菊仙【先】同志平反的决定》全文如下:image005.jpg
杨菊仙【先】,女,五十五岁,地主出身,自由职业成分,汨罗县人,一九五一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本县棉麻公司工作。
一九七0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以“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和放走反革命”的罪名。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干籍的处分。一九七三年复议,改为党内警告处分,收回安排工作。
此次复查,原定“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和放走反革命”是错误的,经研究决定,撤销《□发一九七0年二十五号文件》和《□发一九七三年四十九号文件》,为杨菊仙(先)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中国共产党□□县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关于补发工资人员通知单》全文如下:
杨菊仙【先】同志:
关于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扣发工资的问题,根据湘发(1981)75号文件精神和你所在单位调查核实,经研究同意给你补发壹千肆百伍拾肆元0角0分,定于一九八二年一次付清,接此通知后请到市委行政科办理领款手续。
中共□□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image008.jpg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既然命运已经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反倒比以前更加融洽了,每每我兄弟俩回家,一定会为那没有粮食关系的母亲背上满满一口袋粮食带回家……

自然,在以后知青被招工的日子里,这与我们兄弟俩无缘……

熬阿熬,日子就这样熬着,终于熬到了“林彪事件”的发生,我父母亲看到了希望,我们也看到了希望。但冰冻三尺岂非一日之寒,事物的发展岂能如此轻易转向,我们家的厄运竟会接踵而至……

不久,我小妹在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我小妹当时正在校读初中,学校老师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布置了一道只有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家庭作业,即叫同学们回家向父母亲访旧社会的苦,诉新社会的甜。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则向父母问及过去是怎样剥削劳动人民的,并面对面的跟他们划清阶级界限。第二天,我小妹自然无法完成这种作业,上课的时候,老师把小妹叫了起来,上纲上线地指责她这种行为是“阶级敌人不死心”的表现,并发动全班同学进行批判,下课以后,我小妹悄然一人向湖边走去,幸亏同学们发现的早,才阻止了惨剧发生。

我自小大大咧咧惯了,听了来不及细想,径直找到我小妹的老师论理,正告她我们家不是剥削家庭出身,而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尽管此时的我母亲已被双开,父亲作为“阶级异己”份子仍在干校被专政,逼上梁山的我顾不上那么多,仍是这么理直气壮说开了。根据的则是1964年上面好像有这么一条政策: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干部、工人、农民的子女,其子女的家庭成分按其父母职业而定。然而,这一政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其实我小妹的老师当时的处境也很无奈。“文革”骤起后,教师普遍受到迫害,她和她在本市颇有名气的教师丈夫首当其冲,她丈夫愤而离家出逃,至今生死不明。她为了儿女,为了生存,不得不也迎合着这畸形的形势,干违心的事。

过了一遭又来一遭。尽管形势渐渐有所好转,但多病的父亲仍被他的顶头上司,昔日见我父亲必称之为“首长”的人赶到干校去参加劳动(父亲这时已不是专政对象了)。其实到干校参加劳动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情,可苦命的父亲与生俱来就有这样一个坏毛病,一躺下就鼾声如雷,一寝室人自然无法安眠,后来我父亲睡觉就演变成这样一种状况,我父亲一躺下打鼾,即被人叫醒,埋怨声四起。于是,可怜的父亲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一整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每晚无休止的“斗私批修”的学习后,临睡前自觉离开寝室找一远离人群处的地方坐睡一宵。真不知道,父亲在这之前作为“阶级异己份子”在干校被专政时是如何面对这一难题的……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我就在院里嚷开了:“我父亲出了问题,我定找某某局长算账,不得我‘脱皮’……”以至于后来同院的人谁也不敢同我寒暄,告诉我的人也后悔不已。此时的我早已“横”了,“横”了自有“横”了的无奈。

威胁归威胁,父亲眼前的困境急需解决。我找人借了一把自制的“睡椅”给父亲送去,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但思念之情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目前是家里经济唯一台柱,他高人一截的工资自然是那些新权贵们不服的理由。不久,我父亲终于熬不过去还是病倒了……

几年后,眼见得同来的知青所剩无几了,以至于后来在知青的招工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什么推荐手续,整个知青任由招工单位挑选,我兄弟俩仍纹丝不动不动。我被迫进行了“转点”,转点到任公社一把手父亲以往的同事跟前求生存。然而,通过父亲以往的同事很好的关照只能解决在农村不受歧视的短暂生存状况……

面对这种窘境,我生性不羁的个性,岂能如此容忍,我必须自救。我自然想到写信求助于父亲仍在台上昔日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们。这一招果然还奏效,仍可任“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不过,这一时期,北方来的“南下干部”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印象,是他们善良的本性不顾“时代”的影响给我们兄弟俩带来了希望。当然,这还需要过程和机会。

恰巧这时,我老兄再一次的招工又因“政审”的无法通过横遭打下。我老兄终于耐不住性子,扔下一张条子跑了。条子云:“反正没有前途,我流浪去了,家里不必担心……”

当父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母亲显得内疚,父亲却异乎寻常的平静,平静的让我感到吃惊,大概当时的父亲在绝望中也意识到老兄的此举未免不是一条明智的选择,这时的父亲除继续为这一家人进行“无用”的申诉外,别无它法。

恰好这时我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有人亲自听到我曾写信求助过的当时任我地组织部长的北方来的“南下干部”苗部长,亲自跟我父亲所在单位的一把手交待解决我兄弟俩的招工问题。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即向父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跑去,父亲单位上的人事科长匆忙给我写了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便笺:某 某(父亲名)同志系我院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地下党员,文化大革命接受群众的正确审查,现已结束审查,恢复党组织生活……

我拿到了这一份难得的多少有点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便笺便急匆匆赶到老兄下放所在地。老兄不见踪影,好在他的意向还不为人所知。大队有关负责人并没有收走我这份便笺,而是跟我出起了注意,告诉我这次招工还没有结束,要我赶紧拿上这封神秘的便笺去找招工负责人。

该招工负责人倒也直爽,径直告诉我:已经招了这么多遍了,留下的知青,家庭没有一点问题的已经没有了,像你这样的还算好的……收走了便笺,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回家我即向父亲单位上的人事科长进行了汇报,并谈到了此负责招工人的名和姓,居住在什么旅馆。说来也巧,父亲单位上的人事科长以前竟和他同过事,人事科长爽快地答应我晚上散会后定去旅馆找他。几天后,人事科长亲自陪同招工负责人前往父亲上级主管部门查阅父亲的档案,不久,我老兄即被单独通知参加该招工单位的体检,好像有老天照应似的,老兄居然这时回来了……

当我再次回家时,母亲冲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哥哥招回来了!”这句话是带着笑声讲出来的,我也谈谈地笑了一下!这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家里人发出的笑声,尽管这笑声是那么的苦“涩”,但毕竟是笑。

现每每回起忆起这段没有笑声的日子,心里总难免一种不可言状的疼痛涌上心头。我会永远记住那些好心的人在我们家极端困境下的无私帮助,那可是连烟都没有抽一口的帮助。我常反省,一个党员不符合党的标准,开除也罢,劝退也罢,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犯不着一家人如丧考妣,一家人该学习的照常学习,该工作的照常工作,完全不应该激起什么大的涟漪,而它偏偏要折腾到一人获罪,贻害子孙,株连九族这么严重上来。怪不得文革结束后,大量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落实政策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

钟沛璋先生在《社会观察》2005年第12期发表的《开万世太平的引路人》一文中,他在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说:“成千上万人头上戴着地、富、反、坏、右和封、资、修等形形色色的帽子。数不清的冤案、假案、错案遍布全国。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至少有5%的人挨整 ,加上他们的亲属,全国人口中有20%被划入了专政对象。”

补记:

我的回城之路可没有那么幸运。由于父亲的“问题”实际上当时没有最终“解决”,我只能和一群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安排到当地的一家搬运社从事异常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由于搬运社异常艰苦繁重的工作环境,第一天办学习班时,搬运社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警告我们:你们到这里要安心,不要想到离开这里。要想离开这里,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死,二是去坐牢。多么危言耸听直率的表白。隔壁理发店一胖头女理发师大言不惭地扬言:不急,到时候到搬运社随便挑一个。遗憾的是,胖头女理发师最终也没有到搬运社随便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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