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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一次群体性事件

--作者:黄波
 
每一起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认定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是由小人物揭幕的。
 
小人物悲剧激出火星

1910年4月11日晨,长沙南门外以挑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将前一日卖水所得的80文钱交给妻子,嘱咐她去相近的“戴义顺”米店买一升米。黄妻到达米店时,伙计告知米价已涨到每升85文,饿了几天肚子的黄妻绝望地跳进了南门外的老龙潭。黄贵荪晚上回家,悲不自胜,抱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投水自尽。
     
4月12日下午,还是在“戴义顺”米店。当日米价稍有回落,一度降到70文一升。黄昏时,一老妪持74文前来买米,米店告知已涨至76文,待老妪回家凑足76文再来,米价又涨到了78文。双方发生争吵。恰巧附近因天灾正演皮影戏酬神,聚集者众,争吵声吸引了不少人,大家纷纷探问究竟。中国人有看热闹的习惯,若在平常,眼前米店发生的场景亦不过引发旁观者一些诸如“无商不奸”的指责,但这次不同。宣统二年,湖南水灾不断,米价持续上涨,已让人的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惊惶中的人们都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发泄的机会。有围观者提到了昨日黄贵荪一家的惨剧,现场的情绪开始失控,而米店这时又偏偏态度蛮横,更是火上浇油。在一个名叫刘永福的木匠的带领下,米店很快一片狼藉。
     
随后出场的是官方。在众怒面前,知县答应第二天上午由官府主导,售卖平价米。人群渐渐散去。看似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4月13日,知县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巡警道去见作为湖南最高长官的巡抚,请示机宜。时任巡抚的是公子哥儿出身的岑春蓂,其父岑毓英曾当过云贵总督。公子哥儿不知稼穑之艰难,听了汇报后当即批评下属不该对乱民绥靖,申斥“何不早办?”
     
挨了一记闷棍的巡警道立即将首要分子刘永福逮捕。饥民没等到平价米,却传来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快要熄灭的火焰又被点燃了。如潮的人流包围了巡警局,诘问官府:“人们请求平粜,并未犯法,你们不搞平粜,为什么还抓人?”要求当场释放刘永福。巡警道得报后匆匆赶回衙门,面对愤怒的人群,说了一句极不合时宜的话:“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据说巡警道是转述岑巡抚的原话。人可以不到茶馆喝茶,却不能不吃饭,此言的荒谬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从官员口中道出,无异于表示官方对米珠薪贵的现实不准备负任何责任。被这句荒谬的话激怒的人群摘去巡警道的官帽,将其手脚缚住,倒悬于树上,饱以老拳。巡抚派人救出了巡警道,人群转而包围了巡抚衙门。“放出刘永福!”“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的口号此起彼伏。
     
4月14日,惊魂初定的巡抚召集官员和知名乡绅开会,商讨对策。会议还没结束,围聚在巡抚衙门周围的人群冲进了大堂,巡抚下令开枪,当场打死20多人。暴力骤然升级。一个木匠提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桶煤油,一个纵步飞身上屋,踩着屋顶浇下煤油,点上火,巡抚衙门顿成火海……

火势愈演愈烈

如同我们熟悉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长沙抢米风潮的起因非常单纯,就是百姓不堪米贵。但当黄贵荪全家的悲剧发生后,这粒偶然的火星没能得到官方重视和有效控制,火星到处奔窜,火势愈演愈烈。
     
最初点燃火星的饥民后来已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占据舞台中心的是这样一些人群:第一类是一意颠覆清王朝的会党分子,比如那个表演了飞身上房绝技、将巡抚衙门点火的木匠。他们纪律严明行动快捷,能量最大,而且不断有从外地赶来的增援者。第二类是对湖南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西方色彩持愤懑不平态度的人,其中有义和团的余部,有在西方工业冲击下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也有狭隘仇外的民众。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学堂都成为攻击的对象,多所机构被焚烧或捣毁;第三类是在官府工程中没有拿到想要的份额的匠人;第四类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对未来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在从众心理的驱策下寻找宣泄的平民。不要忽视这一类人,他们目的性不强,破坏力却往往因过于随意而大增……
     
抢米风潮参与者的多样化,显示了清末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仿佛谁都对现状不满。自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来,外忧内患频仍,清王朝疲于应付,其权威开始迅速动摇,但任何一种统治都存在惯性的支撑力量,所以清廷面对一场又一场风暴,似乎总能化险为夷。而到了清末,各种结构性矛盾凸显,慈禧和光绪的去世又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从这个角度说,长沙抢米风潮只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一次预演。就在抢米风潮后一年,武昌起义几乎也是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爆发,最后却以连起义领导者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埋葬了清王朝。

事后检讨中的官民歧异

长沙为什么会发生米荒?米价上涨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大风潮?
     
对风潮的善后,高度集权的清王朝还是表现出了高效的一面。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地方高级官员均被革职。但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节制湖北湖南的代理湖广总督瑞澂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特别提到湖南两位著名学者和乡绅代表,即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而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对王、叶进行了惩处。
     
王先谦、叶德辉等湖南乡绅在抢米风潮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三角互动,即“官”、“绅”、“民”,这三者互有冲突也互有利益交集。“官”、“绅”铁定绑在一起的认识是错误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其善后,就让“官”“绅”冲突浮出水面。
     
针对官方的指责,王先谦和叶德辉事后都有自辩。叶德辉更直陈他“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者”,而且即使出售也不能单凭他一人作主。自辩的效果往往不佳,幸好清末已有外资和私人独立经营的媒体,岳麓书社出版的《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一书收集了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这些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发生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湖南省咨议局是清王朝为立宪作准备而成立的民意机关,议长也公开声明“湘乱由官酿成”。
     
舆论认为官方应对欠佳,现在从史料上看是有道理的。湖南是鱼米之乡,向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谚,而且以清末商品经济的繁荣,按常理分析,即使发生了灾情,也不至于让人们恐慌,因为可从外地调粮,可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却使人心动荡了——原来在这个节骨儿眼上,湖南加大了湘米外运的数量。在商品经济活跃的条件下,米又不是什么稀缺品,是否往外出售本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它产生的心理暗示作用不可轻忽,即人们很容易因为担心缺米而加紧抢购和囤积,直接后果就是米价进一步上涨。王先谦等乡绅多次致函巡抚岑春蓂,要求禁止湘米外运,政府开仓“平粜”,岑却提出先由乡绅办“义粜”,等于让乡绅为地方政府“买单”,当然为乡绅所拒。事变之初,岑春蓂等一干地方官员不察民情,以弹压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众的荒谬之语,使事件急剧升级,更是难辞其咎。

“劣绅”之再认识

近代以降,王先谦、叶德辉的名字能为人所知——还真要感谢“劣绅”这个恶谥。王先谦较幸运,死得稍早,算是“寿终”。而叶德辉,众所周知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被特别法庭宣判了死刑的。至于其获罪之由,当时有一句名言,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熟悉逻辑的人都知道,这是有罪推定,既然“无绅不劣”,一个小小的叶德辉自然也在可杀之列了。
     
那么,作为劣绅,王、叶之“劣”,究竟“劣”在何处?当年特别法庭公布叶德辉的罪状,重要的一条就是指责他是“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以现在的眼光看,这近似于循环论证:因为你反动,因为你是土豪劣绅,而且还不幸“著名”,所以该死。“反动”和“劣”的实证,却相当模糊。
     
有人试图给“劣绅”作界定。一位当代作家在一篇关于叶德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鱼肉细民,武断乡曲,正是他的拿手好戏。说起叶麻子(叶小时出过天花,所以人称叶麻子)的大名,当时的省城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哭的孩子也只要听说叶麻子来抓人,就立刻噤声,灵验有如此者。”文学允许夸张,不过此处稍嫌过头了点。一个乡绅就可以想抓谁就抓谁,晚清社会似乎尚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而作者提出的叶德辉的两项罪名,“鱼肉细民,武断乡曲”云云,在晚清湖南“劣绅”中倒确有很大的代表性。
     
所谓“鱼肉细民”,就是欺压良善;所谓“武断乡曲”,就是这个地盘上的事务“老子说了算”。王、叶两位是否真的如此之劣?考诸史实,“鱼肉细民”这个罪名是越到后来传得越厉害的,而王、叶生前并没有发生遭受欺压的“细民”去控告他们的事实。至于“武断乡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语言。在传统社会中,乡绅拥有官方无法剥夺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在官方眼中,就成了乡绅“把持地方事务”。  湖南发生灾情后,王先谦等乡绅要求巡抚禁止湘米出运,这是稳定人心和粮价的要着,但迟迟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事变发生后,乡绅要求立即撤换巡抚,这也是民意的一种反应;善后赔偿,清廷要湖南承担主要部分,乡绅和咨议局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当然都可以视为乡绅的一种自利行为,但无疑也是在为地方维权。可在官府眼中,乡绅如此作为,置“官权”于何地?
     
官方不满意“绅权”是一定的,因为不能为所欲为了。普罗大众是否也和官方同一鼻孔出气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虽然不能说“绅权”就等于“民权”,但绅权的存在及扩张,肯定对官权的肆虐有限制作用——而老百姓到底是更怕“官权”还是“绅权”,是欢迎还是畏惧“绅权”的限制作用,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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