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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师恩难忘

--作者:朱学勤

六月总是黑色的,就在这个月的第七个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那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让我们以如此遥远的距离分手?心惶惶万里奔丧,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师生情风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刚从牛棚“解放”不久,参加在西安召开的法国史年会。会长张芝联是他民国时期的中学校长,那时年近七十,风度翩翩,却不忘拿他这个早年学生打趣:“哪有你这样取名的?已经姓金,还要重,还要远?”一群年青人就这样记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时他50岁上下,作学术报告轮番引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后来知道他还通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广征博引,镇住了所有与会者。我参加会议交的是硕士论文初稿,青涩不已,基本观点却与张先生、金先生两代前辈相左,他们还在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而我已流露相反观点。不料两位前辈并不介意,还热情鼓励:“不妨把未尽之言说完,可以写得更开阔一些。”当时有一个比我更青涩的与会者,来自新疆某偏远的地级市,既没有学位,也不是历史系毕业,只是一个大革命史业余爱好者,竟拿着一份向学会主流观点公开挑战的论文来敲门,一定要参加会议。张先生、金先生还很重视,专门开过一个小会商议,不仅开门迎纳,还安排他在大会上做一次主题发言。大会结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邮局发电报,电文是发给尚在新疆等待音讯的妻子:“论文被接受,挑战成功,我们胜利了!”我为这夫妇两人的精神而感动,但也知道他的论文并不是“胜利”,而是“幸运”,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张先生、金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学者刚恢复学术生涯,对年青一代既宽容又爱护。年青人率性挑战,前辈人虚怀如故,三代人共同构成80年代特有的学术风气。那真是一个黄金十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仅有的“光荣与梦想”,斯时不在,斯人何在?

一年后毕业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开门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带话,让我去报考在职博士,说早已看出你的硕士论文还有话未说完,来复旦,我给你创造小环境,扩展论文,继续写下去!考试前夕,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时说:“我不担心你的专业笔试,就担心你的外语口试。你是自学出身,学成个哑巴英语。我教你一个办法:见考官争取主动,一上场先交代自己的短项,是在什么条件下学的英语,面对外文系来的那些老师,千万不能装,也不要怕发音不准人家笑话。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之人,听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实就越不会吃亏。”

进复旦第二年即遭遇风波,所在部队院校为逼我就范,竟片面通知复旦,停止此人学业!两校相距仅一箭之地,我难以跨出大门,师生见面发生困难。金先生忧心如焚,夜不成寐。当时复旦有两个研究生因同类原因被停学,一位新闻系硕士生此前在狮城参与大学生辩论,给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来华,在高层会谈时过问他下落,这位仁兄得以恢复学籍。先生当然没有李光耀那样的位势,他只是向校方反复诉求,为我喊冤。复旦为先生所动,两次派人来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问题。清查部门拿不出像样材料,双方僵持数月,复旦渐趋强硬,最后也作出一个“片面”决定:恢复学业,立刻来校!师生再次见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说:“你看看我的黑眼圈,为你熬成‘熊猫眼’啦!” 

那年那月,能如此捞起一个学生已经下沉的厄运,凡过来人皆知其艰难不易。感恩之余,自然珍惜重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先生则要我尽快安心,既是上山读书,那就一头扎进论文,写出你的“一家之言”——批判法国革命的红色激进。而一直到那时,他自己未必同意我这“一家之言”。我之大幸不仅在于没有读过本科,但碰到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却格外开明,从未约束我的思想探索;一旦遭遇厄运时,他们如出一辙,奔走喊冤,先把这个学生保下来再说!那时金先生只担心一项:史料与翻译。他毕竟是名校名师,在他手下出不得史学界通常所言之 “硬伤”。更何况当时的政治气候,他救我挣脱虎口,但毕竟是刑余之人待罪之身,也有“看客”们幸灾乐祸,巴不得我们师生二人再出学术上的“硬伤”。于是尽可能小心谨慎,一字一句都不敢大意,学生一稿去,先生一稿来,当中不会间隔半个月,;我的笔迹是蓝黑,他的笔迹是朱红,凡外文史料,大至语义意译,小至重音符号,他格外留意,错漏处亲手订正,有时还旁添一个惊叹号,予我以警示。三易其稿至清定打印,因经费限制,只能去崇明岛一个乡办印刷厂。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电话隔江催问。最后拿回复旦并在导师栏签名,他手抚封面说:“在人家眼里,这一下我和你就绑在一起啦!”

不料答辩时又起风波,隐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的评阅意见是充分肯定,上海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没想到最后关头会出这个岔子,金先生又是几个晚上难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进”罪名,此时论文被否定,又被视为右翼“保守”,翻着烤,两面都被烤焦,这就是持此观点者必然承受的命运。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后来他告诉我,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第一次是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当时那篇论文争议纷起,沸沸扬扬,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风波过后,金先生如释重负,指着他的黑眼圈笑着说,“第二次为你熬成‘熊猫眼’啦,当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师劝我,这样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毕业后我搬过两次家,不知扔掉多少无用之书,但当年那一摞手稿则舍不得扔。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虽字迹漫漶,却见证那三年岁月如何度过,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学术双重生命作抵押,才为我争回这份失而复得的学业。

岂料二十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贴,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贴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 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我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此后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的结论。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

如此师生三十年,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人淡泊,淡泊到师生间几无琐细来往。只有每年年初二上午,我登门拜年时可有一番长谈,他早早泡好茶,并留一包好烟,等我前往。这一年春节他因为兴致好,带我走进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细说来历,如数家珍,其中还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都是19世纪晚期法国原版旧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谓“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计现在的国家级图书馆都难有典藏。这些跨过两个世纪流转三个国家的旧籍,从欧洲到亚洲,蕴藏多少位旧日书主的秘密?谁把它们从巴黎带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又经过十月革命、二战德军围城之兵祸,如何能幸存?前后经过哪些人之手?此后如何带到北京、上海,其间又如何躲过文革劫火?史家之史籍,每一本都是历史,都潜藏有可歌可泣的私密史。

说起他当初去苏联,为何苦读法语:“我的英语在张芝联当校长的民国时代已经过关,考进复旦专修俄语,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发现那里的红色教授私下里还是以说法语为荣,不说法语者被视为鄙俗,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只有法语最高雅,是可以说给情人听的,做学问怎么能不说法语?布尔乔亚得很哪!这才下决心在苏联学法语。后来发现学外语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阅读这门外语的文学名著,快速入门,触类旁通。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年一门,五年五门!这些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是用使馆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在彼得堡旧书店里一本一本淘来的。”当年他每天读书十二小时,留学生中传为奇谈,如此苦读成才,一回国竟打成“苏修特务”,困厄二十年!历尽磨难,心有余悸,我临毕业时,他曾关照我一个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国人,只能到办公室,而且要把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让外面人听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国”的猜疑!他生性宽恕,有一次曾说到59年回国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记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来终于知晓。我问是复旦哪一位?他摆摆手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原谅他了,你们没有必要知道。”他通晓七国外语,学术探索从拿破仑远征至沙俄侵华,从欧盟源流至巴尔干半岛,巨细无遗。复旦校方接待欧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时翻译多种欧洲语,还涉及历史、政治、外交纵深背景,只能请他出场。故而他也曾豪气戏言:“我的校友普京如果来访,我可以给他做翻译!”先生执教时间长,门生子弟多,却有意避嫌,不立门墙。我算他开山弟子,有责任却没有机会请同门学友聚会,哪怕是给他做七十寿,或纪念他从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坚决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经营”,在今天这样的大学环境里,大概只能被认为“迂”,甚至是“傻”。最后一节课告别讲台,台下竟然只有十几人听讲,连个献花的都没有!1989年下半年,偌大复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曾出现空无一人,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观”。提及此事,他黯然神伤:“复旦的学生都不读书啦?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时政,有无尽话语忧国伤怀,但他又担心我罹祸,往往突然收住话题,眼一闭,摆摆手:“捂着过,捂着过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数百人佩黑纱伫立龙华银河馆,目送先生最后一次远行。堪可告慰的是,那个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乐终被制止。那是曾经让托尔斯泰泪流满面的旋律,也只有这样的旋律,才配为先生远行伴奏,那也是他一生的背景伴奏。他从彼得堡风雪中走来,执教终身,两袖清风,只有一人获法、俄两个国家文化奖章可以傲人。先生带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相聚,竟在告别他时才第一次聚首。数一数大约二十人,再数数我们掌握的语种,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时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忧国伤时,“捂不住的”是三十年师生情难忘。这一月这一天总会过去,此后在我们这一生剩下的日子里,还会一遍遍再听《如歌的行板》。在那低沉回旋不忍飘散,美得让人忧伤的旋律里,我们是否还能听到金先生也在听,一直听到他压在心底终于憋闷不住的那一声长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

201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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