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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作者:柳和城

一、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档案的原始史料价值素为研究者们所注重。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机构,从清末到民国曾有过数度“黄金时期”。它的出版物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它是绕不过的“宝地”。近一二十年来,对商务印书馆及其领军人物张元济、王云五等的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可来自老商务档案的却不多。历史上,商务多次遭受劫难,档案文书散失不可避免,然而似乎远未到“丧失殆尽”的地步。近年有两批老商务档案现身,就是明证。

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档案中,有三卷“上海市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五一电机厂”的卷宗。封面分别题写为:“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的社会关系与张的通信”、“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帝等文化部门的书信联系”、“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美帝等文化部门的信件来往原稿原件”。标题怪吓人的,全是整人的味道。每个卷宗都有一百多页,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没有一件跟“电机”有关,全部是商务印书馆的文书档案!内容包括张元济与朱希祖、陆徵祥、刘承幹、张钧衡、胡适、郑贞文、马宗荣等,以及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吉川幸次郎等的通信。其中以张与朱希祖和日本友人的通信最多,相对也比较完整,因此格外令人瞩目。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后来影印一大批国内早已失传的古籍珍本。这批档案有两卷以上内容记录了艰辛曲折的影照过程,以及成书之后寄赠日本友人的情况。当年在日本影照古书与照相师订的合同副本保存完好。这批档案可以填补一段鲜为人知的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史的空白,弥足珍贵。另外,鲍咸昌、任绳祖、姜殿扬等商务人员给张元济的信也与印书有关,无疑都是珍贵的商务馆史文献。

档案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从“革命委员会”、“伪商务”、“日帝”等字眼,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归集于“文革”年代。装订极其紊乱,想必经办者根本不懂这批信件说的什么。也许由于涉及“日帝”、“美帝”,才没有一把火烧掉(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经办人)。这批档案由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于机电一局有关部门,原档来历不详。

上述档案现在已经得以整理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丛刊已陆续刊出;数十封张元济信札也由张人凤先生编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即将出版。如果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的话,那么,另一批流入市场的老商务档案已经散失,令人痛心!

不久前友人相告,网上有张元济书札拍卖,且有手迹照片。查“孔夫子旧书网”“名人手札”栏目,果然有二十多封张元济信札。其中致袁同礼、赵万里、马衡等商务馆外人士均为信稿(用商务印书馆信稿纸书写的信件底稿,有些非张元济所拟,张改定后签发。信稿当存于商务档案中),致王云五、李拔可、史久芸、戴孝侯几位商务同人则都是原件。再有几通张批注的馆外来稿来信和馆务报告等,更不是私人信件,而是商务档案。另外,笔者在网上搜索到郑振铎、郑贞文、马宗荣等几位的信札,收信人也是史久芸、王云五或李拔可--当年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另有孙伯恒、俞渊、武云如几位老商务外地分馆经理,写给上海总管理处的工作信件,也成了拍卖品。还有一份1949年12月12日由商务总经理陈懋解与“新民主丛书社”郑振铎签署的出版合同原件,惊现网友博客。据收藏者2006年的留言:“此件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1955年从档案中找出,移送给北京总社的。”他不认识陈懋解签名,征求认识者。跟帖中有人告诉他陈的姓名与身份。显然,上述“名人手札”与合同原件同出于商务印书馆老档案。网上显示“成交”信息,大都已有一两年时间,推想恐怕有更多的信息早已被删除不可复见了。现在名人手札拍卖行情年年看涨。一页只有几个字的便条都可拍出一二千元。张元济手札是抢手货,起拍价二千,成交三四千甚至更多,并不稀奇。利益驱动,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这批应该原藏商务印书馆的老档案,断然不像流散于外的“抄家物资”,而是近年才由某保管处流入市场的。说实话,如果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二封信有什么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了。如今网上刊有张元济手迹照片的信件,已都由张人凤兄与我抄出,也将收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其他已删除或未上网交易的档案原件,只能等待其将来现身了。

据说北京潘家园常能淘到各出版社处理流出的档案文献,名家信札琳琅满目。这些商务印书馆七八十年前的老档案来历是个谜,也是被“处理”的吗?我想,今日商务的当家者们不至于会糊涂到变卖自己老祖宗的家当吧。他们的馆史室觅还来不及呢!如果不从公家渠道流出,就只能是个人或因缘凑巧,得此资料,或另有门路,化公为私,以其市利。那么,谁能帮我们揭开老商务档案散失之谜呢?

二、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揭晓

不久前,笔者写了一篇短文《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对一批流入市场的商务老档案的可疑来历提出某些推测。如今,真相已经大白,谜底可以揭晓了!

近日查得北京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所撰《商务印书馆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国收藏》2006年第2期),知晓作者“偶然收藏了一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档案”。几封书札照片显示右侧都有两个装订圆孔,与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一模一样。可惜有一件我需要的书札没附照片,于是我通过北京友人帮助,与方继孝先生取得了联系。他答允寄来那件信札的复印件。谈起他手上那些信件的来历,令人震惊!原来这并非一二人小偷小摸所为,而是决策者的“企业行为”。这完全是某些领导和主管人员无知,犯下的历史性过失!

方先生收录到《旧墨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几件商务印书馆来往书札,是他最近几年陆续在旧书摊的小贩手上买到的。据了解,他在一个书贩的家里见到过几大纸箱子装满了商务印书馆废弃的旧档案,许多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文人的书信大概都有,比较罕见的有陶行知、刘文典、邹韬奋、丁文江、胡适等等。本来那个小贩是想卖给他的,价格也谈好了,人民币120万,方先生没有那么多钱,就想与几个朋友集资把这些珍贵的档案买下来。可钱也凑得差不多了,却被一个常年在潘家园经营书札文稿的、有点名气的刘姓安徽人联络了几个人提前下手买走了。他们的价格是人民币145万元。后来,他们几个人大卖特卖,刘文典的一封信卖到2-3万元,郑振铎关于出版俗文学的计划及信札,在中国书店拍了近5万元人民币。像陶行知的信都要1-2万元。有人估计,这批商务印书馆书札的卖出价起码翻了两倍!方先生还亲眼见到过《辞源》的底稿,其中一册是张元济先生批注的!据那些小贩说,他们卖出的大批老商务档案,来自于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有人曾质询商务印书馆为什么当废品卖掉这些珍贵的档案,他们的理由是那全是过期的旧档案,上面不都写着保存15年吗?现早过了期限,我们处理没有错。居然还振振有词地搬出《档案法》来解释。据说那时候《中华读书报》上有过报道,商务馆有人还去信正式“回应”呢。笔者从其他途径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老商务档案于2002年流出,事出有因。当时王府井办公大楼大修,存放在那里地下室的旧箱子--大约就是传说中当年从上海运去的几十大箱“账簿”吧--要转移。于是大批极富文献价值的档案,则被管理人员(还有批准者)怕麻烦当破烂卖掉了!少量成册的档案(如股东会记录、董事会记录、编译所职员名录等)早年已经取出,归馆史室保管,留存至今。据说馆史室保存的材料里还发现过张元济致李拔可的信等其他文献,也许是“漏网之鱼”吧。

老商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出版史。它的大量原始档案没有毁失在“一·二八”、“八一三”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也躲过了“文革”浩劫,如今却被一群号称是“文化人”的人当破烂卖掉,成为一些商人牟利的东西,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的老前辈们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跳将出来,大喝一声,敲打这些人的脑壳的!

方先生还珍藏着几封张元济致严复的信稿,收录在商务馆旧档一个“股东来往”卷宗,有张元济的亲笔回信和陈叔通起草的信稿。当时张元济要处理书稿,还要亲笔写信与股东通信,料理经济事务。没有这些档案,我们能知道吗?方先生说,其实商务馆丢弃的旧档案中,张元济的书信非常多,现在经过小贩的一番折腾倒卖,大多失散到四面八方了。

老商务档案确是一个“宝库”,散失了实在太可惜!应该争取有更多散失在外的档案得以抢救整理问世。从商务大批流散而出,却由几位势单力薄的个人少量“回收”整理,最后又交给商务或别家出版社印出,实在是绝大的讽刺啊!像方继孝先生这样学者型的收藏家并不多见,由他们收藏一部分,已是极大幸运了,但恐怕只是少数而已。我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的那一些,也是冰山一角罢了,更多的东西早已散失,无法复见了!

造成这一重大损失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国人的档案意识历来淡薄我以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古以来,只有官家才有档案。殷周的“龟室”、“天府”,汉代的“兰台”、“东观”,唐朝的“史馆”,宋元的“架阁库”,明朝的“皇史宬”,清朝的“内阁大库”,是中国历代皇朝保管档案的地方。由于王朝更迭,内乱外患,皇家档案文书散失、重建、再散失……周而复始,延续了几千年。民国时期清宫“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流失的故事,人们记忆犹新。虽则几位有识之士花巨资辗转保存,使其未遭太大的损失,然而,当时那些藏书家着眼点,大都在混杂于麻袋里的宋元版残书,还不是档案本身。近代官办民办的企业层出不穷,又有多少档案保存下来呢?“盛宣怀档案”可能是一个特例。盛宣怀可称不多的几位清末已具备“档案意识”的官僚和企业家之一。不过保存是一回事,开发利用又是一回事。“八千麻袋”禁铜于清宫或几位藏书家手里,等于一堆废纸,只有当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接管,其命运才得以改变。大内档案整理出版,成为揭开历史真相、寻找历史规律的第一手材料。“盛档”也只有现在整理完毕,公之于众并出版成册,才能体现其历史文献价值。同样道理,商务印书馆老档案只有整理出来,公诸于世,才是最好的归宿。如今人们的美好愿望已成泡影!老企业的新当家为什么如此漠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家当呢?

无独有偶。一家老字号少儿读物出版社,从50年代初就设有一个资料室,收藏了一批中外儿童书刊,蔚为大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儿童读物已成罕见之物,颇为珍贵,因此几十年来深受社里社外读者的欢迎,连“文革”动乱也未曾遭损。想不到几年前,来了一位新上任的社长,认为花二三人管理这堆破书是“浪费”,竟然下令停办这个资料室。更有甚者,将这一大批十分难得保存下来珍贵的儿童书刊全当废纸卖到了废品回收站!出版社当家人该算文化人吧,却干出没有文化的事情!文化人应有的文献档案意识哪里去了?有人说,在商品大潮下某些地方档案文献的损失超过了“文革”时期。此话不假。有些老牌企业或机关移址,或盖了华丽装潢的新楼,档案图书却无人过问,命运堪忧!《中华读书报》曾报道,有人在潘家园买到过文化界不少有一定名气的人士在过去年代写下的思想检查、坦白交代、“向党交心”等文字。如果不是一些部门处理流出的,又会是哪里来的呢?

现在出版社都在讲“转制”。其实,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不就是一家民营企业吗?从创办人夏瑞芳,到张元济、王云五,他们也讲利润,也讲“生意经”,却能连续几十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出版业绩,并办起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等名垂青史的文化事业。为什么现在有人连几十箱档案或一个小小资料室都容不了呢?

我们应该从体制、机制层面去找找根源。这一个“谜”也该到揭晓的时候了!

版史。它的大量原始档案没有毁失在“一·二八”、“八一三”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也躲过了“文革”浩劫,如今却被一群号称是“文化人”的人当破烂卖掉,成为一些商人牟利的东西,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的老前辈们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跳将出来,大喝一声,敲打这些人的脑壳的!

方先生还珍藏着几封张元济致严复的信稿,收录在商务馆旧档一个“股东来往”卷宗,有张元济的亲笔回信和陈叔通起草的信稿。当时张元济要处理书稿,还要亲笔写信与股东通信,料理经济事务。没有这些档案,我们能知道吗?方先生说,其实商务馆丢弃的旧档案中,张元济的书信非常多,现在经过小贩的一番折腾倒卖,大多失散到四面八方了。

老商务档案确是一个“宝库”,散失了实在太可惜!应该争取有更多散失在外的档案得以抢救整理问世。从商务大批流散而出,却由几位势单力薄的个人少量“回收”整理,最后又交给商务或别家出版社印出,实在是绝大的讽刺啊!像方继孝先生这样学者型的收藏家并不多见,由他们收藏一部分,已是极大幸运了,但恐怕只是少数而已。我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的那一些,也是冰山一角罢了,更多的东西早已散失,无法复见了!

造成这一重大损失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国人的档案意识历来淡薄我以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古以来,只有官家才有档案。殷周的“龟室”、“天府”,汉代的“兰台”、“东观”,唐朝的“史馆”,宋元的“架阁库”,明朝的“皇史宬”,清朝的“内阁大库”,是中国历代皇朝保管档案的地方。由于王朝更迭,内乱外患,皇家档案文书散失、重建、再散失……周而复始,延续了几千年。民国时期清宫“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流失的故事,人们记忆犹新。虽则几位有识之士花巨资辗转保存,使其未遭太大的损失,然而,当时那些藏书家着眼点,大都在混杂于麻袋里的宋元版残书,还不是档案本身。近代官办民办的企业层出不穷,又有多少档案保存下来呢?“盛宣怀档案”可能是一个特例。盛宣怀可称不多的几位清末已具备“档案意识”的官僚和企业家之一。不过保存是一回事,开发利用又是一回事。“八千麻袋”禁铜于清宫或几位藏书家手里,等于一堆废纸,只有当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接管,其命运才得以改变。大内档案整理出版,成为揭开历史真相、寻找历史规律的第一手材料。“盛档”也只有现在整理完毕,公之于众并出版成册,才能体现其历史文献价值。同样道理,商务印书馆老档案只有整理出来,公诸于世,才是最好的归宿。如今人们的美好愿望已成泡影!老企业的新当家为什么如此漠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家当呢?

无独有偶。一家老字号少儿读物出版社,从50年代初就设有一个资料室,收藏了一批中外儿童书刊,蔚为大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儿童读物已成罕见之物,颇为珍贵,因此几十年来深受社里社外读者的欢迎,连“文革”动乱也未曾遭损。想不到几年前,来了一位新上任的社长,认为花二三人管理这堆破书是“浪费”,竟然下令停办这个资料室。更有甚者,将这一大批十分难得保存下来珍贵的儿童书刊全当废纸卖到了废品回收站!出版社当家人该算文化人吧,却干出没有文化的事情!文化人应有的文献档案意识哪里去了?有人说,在商品大潮下某些地方档案文献的损失超过了“文革”时期。此话不假。有些老牌企业或机关移址,或盖了华丽装潢的新楼,档案图书却无人过问,命运堪忧!《中华读书报》曾报道,有人在潘家园买到过文化界不少有一定名气的人士在过去年代写下的思想检查、坦白交代、“向党交心”等文字。如果不是一些部门处理流出的,又会是哪里来的呢?

现在出版社都在讲“转制”。其实,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不就是一家民营企业吗?从创办人夏瑞芳,到张元济、王云五,他们也讲利润,也讲“生意经”,却能连续几十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出版业绩,并办起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等名垂青史的文化事业。为什么现在有人连几十箱档案或一个小小资料室都容不了呢?

我们应该从体制、机制层面去找找根源。这一个“谜”也该到揭晓的时候了!

摘自《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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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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