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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傅雷

--作者: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①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一九八○年十一月


转自新浪博客《铁葫芦图书》,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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