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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作者:柳杨公社

和半导体相伴的日子比煤油炉还长,从插队开始就听半导体收音机。

听广播,最早跟着姐姐在家中的无线电听过越剧,也就四五岁光景,不记得那缠绵的腔调,却知道剧名:《追鱼》、《血手印》。后来有矿石收音机,俺哥组装的,没有遮盖,是赤膊露点全裸的,很黄很暴力的样子。构件器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装着所谓矿石的是个小小的红色圆柱体,最大的家伙是半圆形调谐器。估计是家里无线电坏了,或者是节约用电,家中才出现了这个绿色环保节能电子产品。

矿石机里听过“九评”,播音员义正词严、鼓动人心的腔调当年深得各界激赏,完了还有“国际歌”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压阵。所谓“热血沸腾”,当是如此。我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狗屁孩子也被训练成“反修战士”,尤其喜欢“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调调。后来和父亲起了争执,用过,把父亲气傻了。

文革中虽然满街高音喇叭,但还是从矿石收音机中听过革命样板戏,正教唱“十八棵青松”,“泰山顶上一青松”那“一青松”音极高,逐步升级到极限,存心考量人的肺活量和底气。俺那时正精力旺盛,是个发育大半熟的毛头小伙,偏要一试,可怎么挣扎伸长脖子憋红脸也只能到“一”。气馁作罢,还是学学刁德一的“这个女人不寻常”,一开腔“这--个--伸出食指摇头晃脑很深沉的模样,两眼借机直勾勾盯着女生,有点意思。

1969年下乡插队,半导体里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九大”,听亲密战友阴丝丝的语调作报告,听第一颗人造卫星奏出的叮叮咚咚的“东方红”乐曲,听关于胡志明主席的“病情通报”,都是在东北农村的土炕上。听到胡主席“遗嘱”里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觉得奇怪:越南人怎么也用中国古语?

斜倚在场院的粮垛旁,灵敏度极高的半导体只要手指轻微一动旋纽,叽里咕噜好几个台过去了,要屏气稳定用力才能找到有趣的电台。电波里多“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那开始曲现在还能随口哼来,至于那些“反动言论”“反华谣言”后来大都被当局证明是正确的。有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生硬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咬牙切齿,警告台湾国民党,核弹已经对准,随时可以发射云云,把大家都逗乐了,肯定是阶级敌人冒充的。

还听到过日本广播电台NHK,法国的华语广播记得有“塞纳河畔”这一栏目,至于蒙古、朝鲜的华语广播实在没什么好听的,怪里怪气的国语,正宗普通话还是老美的。

时常会收到一个女声的广播:某地某同志,几月几号的来信收到了,对于你的工作深感满意,对你的处境深表关心,你来信所要的经费,已托某同志带去……虽语句平缓,听来却阴森恐怖,起鸡皮疙瘩--台湾特务又在活动了。后来赖在宿舍床板上还学着用那腔调呼唤室友。也会听到什么“幺动拐动”之类的声音,不明所以,明了就坏事了。

半导体里听“中央乐团”音乐会,听“中国艺术团”实况演出。听吉林省森林警察部队文工团小演员蒋大为唱《我送报刊走得忙》、《拖拉机手之歌》,据说也是知青一个;听到延边文工团男中音王凯平的声音,奇怪,一把好嗓子怎么落难在边疆“州”文工团?听中央广播文工团陆青霜的《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好像中气不怎么足;听中央乐团孙家馨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知道孙是国内花腔女高音第一人;听吉林省歌舞团崔钦的《老司机》,油腔滑调,讨得当地革命群众喜欢;听上海芭蕾舞学校《白毛女》剧组朱逢博唱《请茶歌》,一声“同志哥”,把“哥”的身子都唱软了;听湖南何纪光尖声尖气唱《挑担茶叶上北京》,怪怪的后无来者。我们也听殷承宗的钢琴、潘寅林的小提琴,听俞逊发的笛子、王昌元的古筝。

短波里时常听海外音乐,不知何名何意,只觉得好听,钢琴、小号、萨克斯,弦乐、室内乐、打击乐。有外人来问:听什么呀?胡乱应答:“罗马尼亚乐曲,美丽的祖国”。那时候,罗马尼亚乐曲《云雀》风靡一时,而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是俺们时尚的亲密战友。

国内政局的变幻也多是从“敌台”里听来的,1976年10月14日的夜晚,从英国广播公司(BBC)里听到军人进驻北大清华,估计四人帮失势的惊人消息,噪音干扰啸声尖叫中,跳跃蹦出的广播员声音依然令人激动,同宿舍的桂未谷高喊起来:“我相信的,我相信的!”

在那个年代,桂家受到太多的高压和打击。我关心时政的坏毛病除了从小受父辈感染、上学受党的教育,桂兄对我的传染也是“罪责难逃”的,那时的“政治谣言”、小道消息多是从桂兄处批发。

1989年6月3日出差江苏句容,在离茅山不远的一个闭塞的乡村印刷厂为某书出版改样付型。5日晨长途汽车离厂,起伏公路上草绿色军车满载军人疾驶,在镇江火车站听到“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听到南京学生上街,交通瘫痪的消息。终于坐上晚点而来的火车,满车厢是激愤不安、忧心忡忡,方知天下真的大乱。过苏州后列车在“唯亭”站突然静止,再也不动,传来上海学生拦阻交通的流言。打开车门,旅客纷纷下车,心情忐忑,各种猜测疑虑满天飞。列车下铁道边有一戴眼镜年轻乘客手持半导体,无数乘客相围,乘警列车员也围聚其中,收音机里叽里呱拉说洋话,眼镜兄满脸严肃同声翻译:“坦克开进了广场……”

7月14日,俺进京参加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一个进修班,京城各饭店旅馆皆军人,我们来自全国各出版单位的人员只能在菜市口中学的教室里安身。遇到北京的学员,他们首先急切地问:你们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吗?知道知道,我们有半导体!北京同学放心了。是的,五六月的那些日子,只要有机会,中国广播公司的“中广新闻网”是我的“天天听”。家住复兴门外南大街广电部宿舍的姐姐,还带着我在广播大楼周围实地考察,斑迹历历,依然惊心动魄。

有因收听“敌台”坐大牢吃子弹的。记得1970年夏,怀德县“公检法”公审公主岭知青吕清林,罪状中有“收听敌台”一条。我们步行8里地到公社所在地冯家窑收听有线广播,树阴下草丛旁或站或立,大热天不寒而栗--说“反动话”坐大牢,听“反动话”罪同等。

我的半导体是邻居也是同一集体户的插兄孙君组装的,七管两波段,也就花10元钱左右,随机还附送土制“方棚”(上海人称变压器)一只,很人性化,省了购买电池的钱。

70年代孙兄开始组装9英寸黑白电视,在小小的荧屏里看毛泽东遗容,再后来组装14英寸彩色电视机,花花绿绿里看邓小平阅兵。

现在呢,现在孙兄组装电脑,从286装到双核。

现在有了网络。

半导体收音机只属于我们过去的 那个时代。

200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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