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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上海购物记

       --快乐的毛驴子

作者:柳杨公社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了工厂,学徒满师后就有了探亲假,由此当起采购员。小本上记满张三李四的采购记录。探亲假的12天宝贵时间,有一大半花在为他人购物上了,我像条狗似的在上海滩东窜西跑寻寻觅觅,累的人直趴下。

那时流行的话:在厂子里上班下班东混西混做个“小混子”,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做个“三孙子”,回家探亲大包小包采购运输做个“毛驴子”。不过毕竟能回家了,为人采购做个“毛驴子”也成了乐事一件。

那年头虽然生活艰难、政治压抑,但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依然顽固,“臭美”真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尤其是东北娘们,实在是爱俏。脚板本就粗大,偏偏喜欢上海的女鞋,还问:上海哪儿出的女皮鞋最好?这我知道--南京路上的“兰棠”啊。

朋友桂未谷的嫂子仲婉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分配到吉林省歌舞团任花腔女高音,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花”得实在是好,我们特地坐火车(车票一块二)去长春看音乐会为她捧场。在省歌舞团(什么大道的转弯角上)的楼里,我们东张西望注意款款走来舞蹈队的美女:呀,太瘦了!然后跑到 “桂嫂”的宿舍里,骗了一顿午饭。在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同学“姚姚”的故事;又说起朝鲜,一个清洁卫生得实在没有多少事物的国家的见闻。“桂嫂”还给我们展示了“兰棠”皮鞋店为她出访朝鲜定做的皮鞋,浅浅湖绿色的船鞋,确实漂亮,于是记住了“兰棠”。

这下好,自己显能一吹,娘们师傅就点名要“兰棠”的。

不说上海买皮鞋要“工业卷”,单说那上海女鞋做的又细又窄,你东北老娘们的大脚如何装得进去?娘们说了,没事儿,就是喜欢沪产女鞋那份“秀溜”劲儿,喜欢那股精致小巧样儿,挤脚也不怕,不碍事。那时流行“丁字”皮鞋,娘们的肥脚硬撑了进去,那一竖的两边就鼓鼓的,脚背胖肉凸起,肉感得很,左看右看,看顺眼了,倒也别有韵致。

可怕的是,东北娘们的嗅觉特别灵,上海流行什么全知道,什么“一把抓”纱巾,什么泛光的“的确良”春秋两用衫,什么纯涤纶针织两用衫,也不知哪儿来的情报。

手头竟然还保留着某年采购的明细,有要什么化纤长裤的,什么模压船形皮鞋的,旧手表要换面翻新的,要白塑料底松紧鞋的,要支援越南的那种压缩饼干的,指定要上海儿童食品厂婴儿奶糕的,有要带什锦奶糖的,甚至缝纫机用几号几号针的、绣花用各色丝线的……

还有后来常被全国各族人民拿来耻笑“阿拉上海人”的套在脖子上的各色男女假领,更是每次采购必备的。那男式领子里衬有塑料硬片,洗了不变形,特别挺括;那女式假领镶有各式花边,争奇斗艳。

为了给师傅们采购,我跑遍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走遍曹家渡、老西门、提篮桥,流窜徐家汇、大自鸣钟、城隍庙。

有时躺在床上常想,他妈的,找老婆,一定要找个营业员,省多少事!再贪心一点,美滋滋地胡想,最好是“中百一店”的,“永安公司”也不错啊。于是人在商店一心两用,一边购物横生邪念:这小姑娘不错!可一想起自己已不是“上海人”,连苏州河的黑水臭水每年也只能喝上十来天,于是自惭形秽,马上“斗私批修”,打消歪念。

曾经有楼上楼下俩邻居小姑娘吵架,楼上的理亏,楼下的得理不饶人,楼上的小姑娘节节败退,情急之下大喊:“阿拉是上海户口!侬啥地方格?”插队在安徽的楼下小姑娘果然一击而被点中死穴,一愣之下顿时变了脸色,哑口无言。楼上小姑娘遂反败为胜。这是我的朋友后来去了美国的梁志尚说的,就发生在他家楼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楼下小姑娘的死穴,正是我等的致命要害,原来回家才是真正的“灰孙子”,一想至此,果然万念俱灰,还是老老实实继续做好自己“毛驴子”的工作吧,不要自寻烦恼,要做个快快乐乐的毛驴子。

那阵子静安寺紧靠“百乐门舞厅”(共产党来了改成“红都剧场”)的“九百”,就似一条长长的主弄堂,再纵向一条条支弄(曹家渡有爿“朝阳”百货商店也是这样的布局),印象中光线灰蒙。就在“支弄”里见到了苦苦寻觅的“一把抓”纱巾。可那营业员老头不肯多卖,5条,一次只能买5条。好,下午再去,老头眨巴眨巴眼,摇摇头,又卖了5条给我。回厂还是不够分的啊,第二天,我哥哥出马,再去。老头一见,竖眼:昨天不是你吗?哪里,认错人了!总算又买回来5条。

还有一次为了买到男式皮鞋(当时只有所谓“青年式”,后来才有了包边的“荷兰式”),从上午店门一开就挤在南京西路的“博步”皮鞋店,人挤着人,前面的探着身子趴在柜台上,后面的贴着前面的臀部,不知谁听来的,说今天有货!营业员一再申明没有的事,人挤人大家就是不走。中午在石门路凤阳路口的小点心店吃了“生煎馒头”,再去泡着,浪费了一天时间。

门卫老赵要沪产“春蕾”表,偷偷跟我说,什么什么姨啊姑啊的亲戚要结婚了,无论如何帮帮忙。咱哥俩关系还不错,上班时间溜出去。老赵常睁眼闭眼看不到的,这忙得帮。写信回家,把任务扔给了家里,家里怎样忙活我管不着了,反正家里父母哥哥姐姐全体动员,总算搞到“表票”,托人捎来了“春蕾”,那表好像要120块钱吧,要3个月的工资。“春蕾表”装在黑色绒布的翻盖盒里,表面上小巧精致的红色花蕾炫目,透着一丝高贵气儿,当年瞅着,也真是弹眼落睛的。

比较烦心的是开口要挂面(卷子面)的,3角2分一卷(一斤),给别人带,我还不会自己带?虽然上海也是凭“购粮证”每月限量供应,但总有办法的,为了帮我买挂面,我的姐姐每次要到靠近浙江的金山小镇上去买。问题是实在带不动啊,想想每次回东北买火车票、上火车的艰难就害怕,上海到乌鲁木齐的52次,到三棵树的56次,还有到成都的、到昆明的,那都是有名的“强盗车”啊。上海滩有多少“强盗”发配流放到全国各地,年轻的是下乡知青,中年的是支内职工,老年的是解放初的知识分子。人人横眉瞪眼气急败坏抢占行李架,你磕我碰你喊我叫一副拼命的架式。

可头儿脑儿的跟你说了,你敢不带?何况还说明了的:实在也是家里病人老人的,不算救人一命,也算功德无量。有时三四斤挂面的,一块来钱也就算了,当然罗,那时的头儿脑儿决不像现在这么黑,不会亏待你的。

记得调离厂子的时候,明明已经用过探亲假了。可“劳资员”绝对够意思,硬开证明:“该同志今年尚未领过探亲假,特此证明”,“啪”劳资公章盖上。挂面起作用了,何况那路费又不要他出,不要厂子出,还不做个好人?赵胖子,绝对好人,该同志云南曲靖人,原空一军20师轰炸机领航员,肥肥胖胖,走路摇摆。因为找了个东北娘们,转业留在了当地,在厂子劳资科做了有实权的劳资员。

和我们一同进厂的公主岭知青老吴,吴正江,原籍湖南。老吴练得一身好肌肉,写得一手好文章,其父是吉林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家境殷实。偏偏他的老母亲想煞家乡湖南的“豆豉”,几成疾患。老吴和我说了,帮着办一办。“豆豉”我知道,我母亲就会做,抗战时在江西泰和跟当地人学的。我一拍胸脯:哥们放心,这还不是小事一桩,随口答应了。可上海哪来湖南豆豉呀?我也没了方向,东转西转,西藏路的“全国土特产商店”、第一、第二食品商店,影子都没有。最后还是在淮海路上的“川湘土特产商店”完成了任务,那“豆豉”包装在长条牛皮纸卷里,犹如挂面,想来那是干货了,还不知买的对不对,老吴后来可再没提起。前两年听说,老吴做了当地的市经委副主任,仗着体格棒,常喝得醉醺醺的。

就这样,我在厂子6年多领了5次探亲假,也就快快乐乐做了5次购物搬物运物折腾的“毛驴子”。

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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