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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作者:黃宗英
 
我,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國十四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屬牛。母親懷我產期未到,忽陣痛,趕忙遣人去請產婆。產婆未到,我就已經生出來了。家人都說我是急性子。母親很開心,她頭胎二胎生的都是兒子,就盼生個女兒,女兒就來了。我有兩個姐姐,是前娘生的。母親(陳聰)是續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裏,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窩裏玩耍。

五歲時,我到京都第一蒙養園(幼兒園)去,進園時,須口試。試罷,我聽一老師說:“我要這個小斜眼兒。”那時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邊了,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虧得姜老師要我。而小我一歲的大弟弟宗洛,就沒老師要。因考試時,老師問他:“你在家跟誰玩?”宗洛答:“跟小妹玩。”問:“小妹是你甚麼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師對家人說:“這孩子連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寃枉。

到我七歲時,父親黃曾銘(字述西)從北京西城電話局調青島電話局,任總工程師,全家遷居青島。我非常喜歡青島,喜歡在海邊沙灘玩沙子,堆沙坑,蓋房子,用蚌殼做鍋、碗、瓢、勺,與宗洛過家家玩,我當主婦伺候他。
我們家住青島龍口路 2號。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兩層樓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裏院小片空地上種了花生、芝麻。我父母從來慣着孩子。母親是世襲中醫世家。孩子病了,她會開小藥方抓藥,份量都寫的是古字。母親西式小學畢業,閑來教我們誦讀唐詩、宋詞、千字文,還教我們孟子曰。父親則領着我們爬牆上樹跳溝。他說:“孩子小時不淘氣,大了沒出息。”我八歲時,父親給我買了輛四個軲轆的自行車,是後軲轆旁有兩個保險小軲轆,待我能騎上去走了,就摘掉一個小軲轆。青島是丘陵地,我在江蘇路第一小學讀書,就從坡上騎車去上學,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學校。

我九歲時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隨父母回祖籍浙江溫州府瑞安縣奔喪。這一年冬天,我父親也死了,他是生傷寒病死的。父親病時,沒住醫院,是請日本醫生來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細細的煮粥。父親吃下去不久就腹瀉,泄個不停…我被老張媽從被窩裏喊醒,去到父親房裏,老張媽叫我跪下。我只見父親被人架着站起套絲綿(套絲綿是為了在棺材裏骨頭不散),我叫了聲“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頭。母親大哭起來,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從青島中學叫回家,父親已穿好壽衣了,是中式的短襖長褲,而他從來是穿西裝的。我和大弟被老張媽叫去,學着用錫箔紙摺銀元寶。小弟宗漢則開心地繞着來奔喪的客人們的汽車、黃包車,敲着小鑼戲耍。當天,也搭起了竹棚,設了靈堂。我們的四叔從瑞安來奔喪,他長得特像我父親,小弟見到他忙大叫:“爸爸從木頭匣子裏跑出來了!”母親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親的死,家道陡落,從月入360元大洋到無分文收入。無奈只好投靠親友,舉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樹德小學上學,上四年級時我曾代表學校參加全市小學生演講比賽,講題是《廢鐵救國》,勸慰大家捐出廢鐵製造槍彈,打擊侵略者。我是端着銹鐵鍋、鐵鏟、銹釘子上台的,穿着從張家花園張二小姐處借來的藍色蓬袖短上衣。我獲得全市比賽第四名,獎品是一橫的匾額,上書“舌粲群英”,我把它獻給了學校。
 
我的斜眼兒是怎樣治好的呢?原來在北京,父母帶我去看了全國最有名的中醫孔伯華。孔大夫說:“不用開刀。每天廚子買菜時,切一片薄牛肉片,貼在眼左側。孩子覺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過來了。”果然,到我十三四歲時,就再也看不出是個斜眼兒的醜丫頭了。由於我愛織毛線,又會做鞋,看起來頗賢淑,就相繼有富裕人家來說媒了。說媒的條件都是允上學、允出國留學、允照顧母親弟弟。我和母親都覺得要被人買了似的,何況我還小,就哪家也沒答應。

我在學校裏功課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術四則題講“雞兔同籠”時,我的名次才拉下來。放學回家,我半個鐘頭把作業做完,就臨成親王大字帖,臨靈飛經小字帖,還在家裏的舊英文打字機上練習盲打,想着可以去當秘書,也想當護士。開灤礦務局招考培訓護士,不收學費,還發津貼。娘不讓我去報名,說當護士太苦。

待我長到十六歲時,大姐已經在金城銀行工作,當簿記;二姐在齊魯醫院工作,搞社會調查。她倆都有錢補貼家用,母親也靠賣首飾支撐。每次我陪母親去興業銀行開保險箱時,我眼看箱中的首飾漸漸見底,只有一條金項鏈,一些碎珠子了。母親頂真的告訴我,待她死時,一定要在她嘴裏塞兩三粒珠子,到了陰間,閻王爺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為人,不投身豬和狗了(我沒做到)。

正此時,大哥宗江從上海來函,說參加了新組成的上海職業劇團,劇團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來,總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興奮,娘也高興,就回信說去。

大姐為我找了個舊皮箱,並送給我一件新的貓皮短大衣,說:“這件我沒穿過,只適合teen-age girl穿,送給你正好。”還給了我20元錢。母親也湊了20元給我,生怕我到了上海一時不能就業,吃不上飯。如此這般,我出門謀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當時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間裏,是在灶間的樓上,房間很小,我搭了個地鋪在小鐵床前,就已經挨着書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鋪蓋了。

上海職業劇團是黃佐臨、吳仞之、姚克三位戲劇界巨頭主辦的。第二天,大哥就帶我去劇團後台見頭頭。我一進後台,就聽見有人說:“呵,好高的個兒。”“綠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戲。”我見了領導,他們卻很欣賞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吳仞之導演,看他有甚麼活兒,先幹甚麼活兒吧。”吳仞之說:“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記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戲回家。我問他:“甚麼叫道具?”哥說:“你不是看過話劇劇本嗎?”我說:“看過《秋瑾》、《家》、《莎士比亞》,沒寫道具。”哥說:“哎,道具就是大幕拉開來後,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員身上的鋼筆、別針、耳環叫小道具。”我又問:“被服叫甚麼道具?”哥答:“……你明天聽吳仞之的,他叫你怎麼登,你就怎麼登。”我又問:“那效果呢?我怎麼能登觀眾是笑是哭呢?”哥說:“哎,效果是指製作成聲響的用具,如打雷是搖鐵皮,下雨是用簸籮搖黃豆,槍聲是摔炮仗,虧得你說來就來了,要是等公開招考,說不定考都考不上,有兩千人報名呢!”我慶幸自己不用考試就進了劇團。

第二天,我跟着吳仞之邊走邊登記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買了兩個新本子,還買了一隻簡易枱燈。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記本謄寫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腳上床,我在燈下開夜車。

第三天,會計把我叫去,發給我16元月薪。我不愁餓肚了。

領導很滿意我的登記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樓上右側包廂(燈光廂)看戲。黃導叫我做實習生,特別要看女演員的戲,每場都要看,熟悉台詞、位置,以備代戲。

那時,劇團正在卡爾登劇場上演曹禺的《蛻變》。石揮演梁專員,宗江演況西堂,這是一齣愛國戲。梁專員的台詞常常被觀眾的掌聲轟起。當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台下也跟着喊起來。我激動地落起淚來。我來自淪陷的華北,很久沒聽見口號聲了。戲閉幕時,我腫着眼睛去後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紅紅的眼睛問:“怎麼啦?”我囁囁地說:“戲好。”兄妹倆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慶幸自己是在進步的團體。

雙十節的時候,卡爾登劇場的門口掛起:“慶祝《蛻變》演出雙滿月紀念”的牌子。劇團發給每人一個月的獎金。我也有。我說:“我才來半個多月,也還沒上戲。”頭頭說是“同喜”。我趕去郵局,給母親寄了10元,僅顯示我已賺錢了,有飯吃了。

這時候,劇團演員嚴俊和梅村要結婚,請假一星期。黃佐臨讓我代梅村的戲,飾演偽組織(小的兒)。我並不怵台。小時候,在青島電話局的舞台上,我曾演過秋瑾的小姑子王淑華。是跳着繩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兒,還讓我手裏拿着香煙,我哪兒會抽煙啊?糟糕,導演沒排我哪句話上場,直到有人慌慌張張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燈怎麼這麼亮啊,我甚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台上人說甚麼。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還上場,要撒潑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綉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綉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戲台下鼓起掌來。總算演下來了,我誰也不敢看。忽然黃導來到我身邊,對我說:“明天還你上。”呀,認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飯早已涼了,我囫圇吞下,我興奮得睡不着覺。第三天上台,我看見腳光了,還看見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黃導、吳導、周劍雲、李健吾…後來大哥告訴我,是黃導請他們來,說劇團來了個新演員,扮相好,北京話特棒,嗓門特亮。我的職業演員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不久,上職劇團分成兩撥人。一撥跟着石揮另組劇團,另一組就跟着黃宗江。宗江見自己的老同學郭元同(藝名異方)也跟了石揮,很不開心。元同是團裏的樂隊指揮兼演員。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說了宗江的心思,並對他說:“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們劇團照樣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說:“我沒有追求英子,我的心裏只有你。”我楞住了,沒接這茬。後來元同就來到我們劇團。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間的二房東,把整幢房子賣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處找房子。一聽說我們是演戲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給我們,直到我們找到西愛咸斯路和平村1號,才租到一間前客堂,一間樓頂的雙亭子間。此時,丁力、孫道臨、衞禹平都先後來到我們劇團。丁力、李德倫、郭元同和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五個人,每人出2元錢,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鋼琴,放在前客堂。琴上還放着元同和德倫抄在譜紙上的樂譜。他倆靠抄譜賺些零用錢,有時還去歌舞廳奏樂賺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軍暫時取勝。上海孤島租界也被日軍佔領。黃導一天說:“大家都到排練廳去吧,(我們那時在蘭心大劇院演出,前台三樓排練廳很大)有事和大家說說。”團裏所有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都來到排練廳。我坐在捲起的地毯上,只見大低音大提琴的影子照在黃導的腳邊。黃導說:“我們不給日本鬼子賣命。”全體怵然。他又說:“劇團決定解散,發一個月工資,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麼奔前程,黃導走過來,輕輕對我說:“你們兄妹和石揮就先住我家吧。”於是石揮和我兄妹就搬進衞樂園1號黃寓的樓下。我住飯廳,靠北牆,有一張小鐵床;石揮、宗江睡客廳,搭行軍床。每人每月象徵性的交一斗米包食宿。黃導和夫人金韻芝(藝名丹尼)居住二樓。丹尼也是名演員。黃導夫婦都是歐美留學回來,是我國戲劇界學術最高的專家。他們都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教育青年藝人。

石揮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彈,宗江在翻譯,我則大看其書。二樓有大書房,我把《莎士比亞全集》再看一遍,還看亞里斯多德、伯來西特……

日本佔領上海租界後,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電影界,建立了上海聯合電影廠。幸虧金星電影公司經理周劍雲賣了個交情,沒把我們二十多人的名單往上送。那時我們劇團的頭面人物,剛被周劍雲網羅不久,簽了長期合同。記得合同上還有五年內不許結婚條款。當時,讓我飾演一名被強盜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燈節時出來看燈,被強盜看中。要拍一個長長的美少女特寫。

我在藍蘭大姐的介紹下,把一顆小虎牙換掉了。全片只兩個女演員,另一個是強盜婆,由端木蘭心飾。戲還沒拍,上海就淪陷了。

我們在黃導家,平平靜靜地住了些日子。黃導吳導覺着川喜多無意控制話劇界,就又悄悄排起戲來,給我排了獨幕戲《儂發癡》,說的是一位猶豫不決的考慮博士向少女求婚,問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問題,把少女氣得假裝發癡,把博士趕走,迎來帥氣的青年的擁抱。少女發癡時,要唱游龍戲鳳,唱京韻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圍巾捉住博士。總之,這戲就像京劇中的《十八扯》、《紡棉花》,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台下觀眾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調為意,我大過戲癮,內行也以我耍得開為讚。

彼時,石揮、張伐、韓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組織了一個“八大頭牌”劇團,臨時僱傭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戲。如:《風雪夜歸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觀摩了,很佩服。不過,我們兩個劇團的上座都不怎麼好,因為夜裏交通管制。這時,上海大亨黃金榮的兒子黃偉喜歡上話劇,串聯兩個劇團合作,組成榮偉劇團,規模宏大,角色整齊,日夜兩場,演出轟動,掀起話劇運動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兒》、《魂歸離恨天》等青春劇而大紅大紫。由於我長大了,又演了青春劇,我的私生活也變得複雜了。演《上海屋檐下》時,舞台上搭起二層樓的橫剖面。我演舞女。幕啟時,我睡在前樓的床上。別的人在樓下演戲,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監督用長竹竿把我捅醒,才趕忙裝作打了個打哈欠,起床演戲……

這時,著名的電影導演馬徐維邦來找宗江,邀請他去香港拍攝《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覺得他應該離開上海了,就和地下黨員戴雲談,戴雲為他接好關係,並給了路費。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離開了上海,輾轉千里,去到大後方重慶,並沒去香港。

宗江走後,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間,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飯後,天已經黑了,李德倫下樓來找我說:“元同不知怎麼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樓去看他。只見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讓他喝點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腦門,很燙,不腹瀉,不像是吃壞了。我決定去找我們的粉絲夏其昌醫生。我到了夏家,夏醫生取過診藥箱,開汽車來到和平村,為郭查了體,說:“不要緊,心律不齊,不能動,我留下幾片藥吧。”夏其昌下樓時對我說:“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內膜炎”。我聽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樓見元同還熟睡着。等到八點後,我上街買了一隻高腳痰盂、一支體溫錶、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後我又上樓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樓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裏,把腳盆洗乾淨。夏醫生又來了,給郭聽了聽心臟說:“好一點兒。”又給他打了一針,說“不要讓他動,明天我會再來。”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幫他量體溫,幫他洗臉擦身,給他讀《希克梅特詩選》,哄着他。夏醫生每天來,並每天打一針針劑。郭漸漸復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經醫生允許,能走路,能下樓上廁所了。他對我說:“真對不起你,讓你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麼多天,抱歉。”我說:“那沒甚麼,如果我病倒了,你也會這麼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親從北京來看病後的元同。丁力說:“婆婆來相兒媳婦了。”我沒反駁。郭伯母來後,我陪她逛了大上海。臨走時,她送我一隻玉鐲。以後,元同告訴我,那是他家祖傳的寶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辭。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請假回北京結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個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張羅辦喜事。為辦得光彩,決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國飯店禮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聲,只和元同一起估計邀請的賀客名單,有六桌人哩。

伯母贈一座三合院給我們做新房。院子裏有一棵無核的棗樹,已經結棗了。第三天,元同去城裏辦事,我也隨去,去租白紗禮服,並買些皺紋紙、亮光紙、剪紙、窗簾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鐵門,門上有個匾額寫着伯大尼。我不知甚麼意思,問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後,我通讀《新舊約全書》,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親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掃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貼了龍鳳呈祥的剪紙,又把花紙製成紙環,串起來,吊在屋頂上。我見房內有縫紉機,又踏了貼玻璃的白紗布窗簾和厚的細格布窗簾。我要把幾年來沒敢擁抱元同的思念,統統給他,擁抱個夠。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進城了。我們發現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禮堂租好,請帖已發出,想延遲婚禮已不可能。屆時,就勉強扶他走完紅地毯,說完“我願意”,就送他回石駙馬大街他舅舅的醫所,躺在為病人查體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媽家寫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個不停,體溫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為他禱告不停。我大聲說:“送醫院,必須送醫院。”終於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醫院。送醫院後的第三天,元同的母親和弟弟就不大來醫院了,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裏,元同鬧了一天後很平靜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織毛線手套撐着,只聽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聲比一聲長,妹妹急得跑去找醫生。我只聽到元同的喉嚨裏“咯”的一聲,就甚麼聲音也沒有了,待醫生護士進來,才發現元同已經停止了呼吸,打強心針、做心臟按摩……甚麼都來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說:“他被痰卡住了。”沒人理我。醫生用床單罩住了他的臉……當我們推着他的屍體往太平間走時,我覺得通道特別特別的長。我說:“他會冷的。”沒人理我。元同連前帶後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歲成了寡婦。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現了,壽衣和棺材出現了。化妝師也出現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瞞了我一人。

我這單身新娘在郭家過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極好。郭伯母曾勸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獻給上帝。我說:“我從小接受自由平等博愛的教育,我沒法讓自己相信上帝的兒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風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揀松塔,秦媽來叫我:“上海來人啦!”我回家去,見是戴雲和林葆齡,我引他們來到新房裏坐着說話。他們說:于伶、吳仞之、吳琛和李伯龍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劇團需要我回去,說我的前途還很遠大,不能把自己幽閉在山溝裏,於是我向郭伯母說了。她知道我決意離開,也就不再勸我,並讓元同弟趕快下山,給我買來一件捲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時髦的式樣,送我穿了上路。臨走,伯母帶我去見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說:“你一定要走毀滅的道路嘛。”我告別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剛和柯姐的亭子間裏。一天她倆都不在家,來了一個人,讓我給柯剛傳個小紙條。柯剛回來看過紙條,點燃火柴把紙條燒了,就開始收拾行李,說母親病了,她要回鄉,只帶簡單衣物,就匆匆行走了。

柯剛走後,劇團的頭頭李伯龍叫我住到他家去,漸漸地我覺得住在頭頭家總不是個事,就讓好友朱修勤給我租了間房,與我同住,並讓她小妹每天來給我們買菜、燒飯、洗衣、收拾房間(付工資)。姐妹倆有時把我反鎖在屋裏讀書,修勤囑咐我,工資多了花不完,可買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錢時,還可以到銀行換現錢。

我又複演看家戲《甜姐兒》。上座奇好,演了下不來,共演了一百多場。劇中Mr劉問甜姐兒:“你愛吃甚麼糖?”本來劇本上回答:“我愛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銷售經理和劇團接洽,說回答我愛吃甜甜蜜蜜糖。他們除付現金外,還每日給劇團兩大包甜甜蜜蜜糖新產品。從此每天兩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劇團大家分,我從一包中取了幾塊給前台工作人員。其實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軋核桃糖,很好吃的,還外加我個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劇團賺錢了,給我送來一包50斤的麪粉,兩包20斤的大米,幾斤油票,還給我一筆錢,讓我寄給母親。

以演《家》中鳴鳳著稱的英子病了,是當時無藥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橋醫院二等病房。我們團裏每人湊了些錢,給她送去片裝火腿、肉鬆、樂口福、醬瓜和乳腐。沒多久,英子錢緊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沒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費用了,醫院就停了藥。去探望她的人趕快翻空口袋,為她交了半個月的費用,於是話劇界就張羅給英子演“秋風戲”(梨園行演藝界的一種自助方式)為她籌款。義演當場劇場最佳位置不售票,而由名演員去到各商家老闆、企業經理門上去勸募,有的老闆聽說是為英子義演,一百元一張的戲票買十張,一家人連保姆廚子都來看戲。我們演《家》,我飾演英子的角色鳴鳳,當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給馮樂山時,我哭得把大方手絹可以擰出水來,妝也哭花了。當第三幕我在三少爺窗外,與他告別,慢慢走向湖邊,獨白:“我……去……了。”更泣不成聲。我想,今天我為英子演“秋風戲”,他年誰為我演“秋風戲”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來,我已經哭得站不起來,被人挽往後台,我痛苦,為了英子,也為了自己。 
 
我越來越成熟。我身邊的男友多了起來。我的私生活複雜了起來。青春戲越演越膩味,趁我不當主角的檔期,悄悄離開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讀書去了。”我打算去大學旁聽。不久,我就去北京輔仁大學旁聽,選讀三門課:《中國文學史》、《左傳》、《世界美術史》。後來,上海的劇團因虧損而解散了。衞禹平、孫道臨家在北方。他倆來找我說:“劇團解散,我們無所謂,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蘭心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就很緊張了,希望你再出來演戲。”於是成立了南北劇社,請燕京大學的同學程述堯任經理,在天津大光明電影院演出《甜姐兒》、《魂歸離恨天》、《瘋狂世家》三齣戲。演就演吧,一時興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堯結婚了。述堯是個好人,可是我倆沒甚麼話可說。他總想帶我去參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懶得應酬。他在銀行任職襄理,每到他下班時刻,我就緊張。銀行福利很好,分給他一間大北屋(可隔成三間),兩間西屋。我就把母親接來,把養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來住,把老張媽也找來燒飯。述堯孝悌有加。

我們在北京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我很高興。忽然間出版了很多報紙,我就買來,用翻過來的白報紙劇本貼剪報消遣。貼過一篇《愛國演員趙丹返渝》。當時我並不認識趙丹(1915-1980),只不過看過他的影片《馬路天使》、《十字街頭》,很欣賞。也還知道他在新疆蹲過五年監獄,他能回到老行當、老朋友身邊,頗為之欣慰。

勝利了。中央電影三廠邀請我拍攝影片《追》,是寫官僚資本擠壓民族資本,沈浮導演。我飾演一個買辦資本家的大小姐,與「表哥」謝添演對手戲。《追》公映後,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電影二廠來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們是從李伯龍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眼睛。”來找我的是陳鯉庭導演。趙丹任男主角。我很高興地答應了。程述堯知我要離家,很不高興。我說:“你的太太是個演員,有自己的事業嘛。”到了中電二廠,廠裏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間前樓。我在劇組裏見到趙丹,覺得他比想像中的要樸實得多。他不修邊幅,上衣常扣錯扣子,腳上的襪子一隻一個顏色,後跟破了,還露出腳後跟來,像個沒人管的大孩子。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飾演一個被惡霸霸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人。趙丹和顧而已飾演為生活所逼,奇思異想賣減肥藥片的攤販。當時中國已拉開反飢餓反內戰的民主第二戰場。賣減肥藥片實是對當局的諷刺。一天,惡霸叫我送一個點心盒子給他的朋友,拎在我手裏的點心盒子被小偷搶跑了,警察來追,小偷把點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轉而要逮我。趙丹顧而已掩護了我,因而相識,因而相戀。片尾,是三個沒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遠方。我們演得很投入,很舒展。只有男女主角kiss時,我們很矜持,過後也自自然然了。當影片拍完最後一個鏡頭我卸妝時,在鏡中我發現阿丹楞楞地端詳我,表情有些異樣。我對他說:“我們還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戲劇學院校慶紀念大會邀請趙丹和我參加演出。趙丹朗誦《屈原》劇中的〈雷電頌〉,我則準備化妝彩排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請趙丹為我導演。趙丹又請來他的好友朱今明來佈置燈光。我穿上了破爛的衣裳,劇院舍監見了,叱道:“小赤佬,儂哪能進來咯?”被人勸開了。我赤着腳走上台,走在飄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裏,為避風,走向牆邊,一直哆嗦地讀着《賣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牆上大玻璃窗裏,點着明亮的燈光,映着桌上熱氣騰騰的烤鵝。小女孩又冷又餓,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僅餘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虛弱地坐在地上。燈光轉暗又復明。天亮時,小女孩死在牆邊。當台上大亮後,觀眾熱烈地鼓起掌來。幕落,觀眾依然鼓掌。幕起,我從地上坐起鞠躬,觀眾大鼓掌。我從幕側拉出趙丹,與我一同向觀眾鞠躬。這是一次成功圓滿的演出。

當卸妝後我們走出劇院時,虹口的出租車已經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輛出租車,擠了趙丹和我等好幾個人,我只好坐在趙丹的腿上。每當經過警察廳時,我就得緊緊彎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發現(按規定只能坐四人),趙丹緊緊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軟了。到了我的住處,我倆都下車來,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我們不應該分開了,你應該是我的妻子。”我摟了他一下,說:“等我回北京離了婚再說。”

也是在這年11月裏,趙丹和我都先後參加了昆侖影片公司,簽了長期合同。雖然“昆侖”是個新公司,工資也不高,但它是地下黨領導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堯坦白了我的情感現狀。程述堯堅決不同意離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個早上,給他留了張紙條寫着:“我決意走了,不要找我。讓我們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請轉宗江。”給宗江的信我說:“我決意離開述堯了,留下身邊一些錢,請不要再叫老張媽向述堯要飯菜錢了。我以後會給娘寄錢來。”

我是坐輪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結冰,滯留了許多旅客,又買不到火車票。趙丹來碼頭接我,對我說:“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匯教堂去禱告,禱告你回來。”他瘦了,他真的是愛我。我倆都先後接了新片子。我演《街頭巷尾》,與張伐合演。他演《遙遠的愛》,與秦怡合演。我們手頭開始有錢了。我先在鄭君里、黃晨夫婦家住幾天,趙丹已在昆侖公司一條小街上,“頂”下了一間前客堂,在王為一的隔壁。房租一斗米一個月,面積不到20平米,住址是三角地順德里36號。趙丹和我到浦石路舊家具商店,買了一張新製的小號雙人床,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頭攤上買了一組藤編的躺椅和茶几。夠了。前客堂沒有窗,只有四扇狹長的門,門開了就是弄堂。弄堂裏晾着新刷好的馬桶,曬着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個好習慣,只要一出太陽,家家都要曬棉被。我倆到東方公司買來床上用品,買來鍋、碗、瓢、勺和一個有12支捻的煤油爐,就如此這般過起日子來。

我們和昆侖公司的小兄弟們,在上海廣播電台開播“昆侖星期晚會”,朗誦馬凡陀的詩,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邊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軍節節勝利,天快亮了。

我倆和沈浮高依雲、鄭君里黃晨、王林谷陳白塵等,在昆侖公司經理任宗德家裏,以打麻將掩護寫作《烏鴉與麻雀》,以迎接全國解放。

陽翰笙找到趙丹,要他參加中央電影製片廠的《武訓傳》的拍攝,說劇組導演已經去中製了。本子是孫瑜寫了好多年的,基礎很好。中製在拍攝“戡亂”片,拍飛機轟炸解放區的新聞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陽翰笙又說:你去中製,要獅子大開口要高片酬,要把他們的攝影棚全搭起布景,佔住主要創作人員,讓他們拍不成“戡亂”片。這是個政治任務。趙丹嚴肅地領了任務。

某天夜裏有零落的槍聲,我們很興奮。天亮時,知道上海解放了。趙丹和我參加上海解放大遊行,參加上海在公園裏舉辦的勞軍大義賣,參加了新的上海電影家協會選舉活動。

昆侖公司找出藏在攝影棚燈光台上的《烏鴉與麻雀》電影劇本,略作增改,重新開拍。《烏鴉與麻雀》榮獲全國影片第一屆比賽一等獎。我和趙丹各獲一枚金獎章。

《武訓傳》也重新開拍了。趙丹在電影廠、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裝間裏穿回來的破棉襖,在大太陽底下曬過,灑了花露水。趙丹進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愛他進入角色的模樣。他(武訓)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傷痕,因為他要求對方真踢真打。

《武訓傳》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評。在為市政協常委放映第一場後,常委們都站起來,向我們職演員久久地鼓掌。

沒想到,無論如何沒想到,一天早上讀到《人民日報》上批判反動影片《武訓傳》的消息。“反動!”多麼刺激的字眼,怎麼會和我們聯繫起來?趙丹在乘電車時,乘務員問他:“儂嘸沒進去啊?”票務員以為他已進了牢房,可見這個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國掀起了批判《武訓傳》的高潮。孫瑜、趙丹都是批判的重點,我也被批判了。因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訓的故事講出來的。趙丹想不通,不肯檢討,于伶、黃源到我們家裏,規勸趙丹檢討,說趙丹不檢討,運動沒法結束。半年後,他們終於幫着趙丹寫出一份“不深刻的”檢討。趙丹當然沒說,拍《武訓傳》是地下黨交給他的政治任務。

趙丹蔫了,吃不下飯,睡不着覺,認為自己的政治生命、業務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麼辦才好。我真擔心他會尋短見或瘋了。

趙丹演的《我們夫婦之間》也受到批判,導演的《為孩子們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組織上讓趙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鮮炮火前線,以助他“轉變立場”。他從朝鮮回國後,只道與浴血苦戰的志願軍比,自己實在不應該消極,可又不知道怎樣積極。他還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來請他拍攝中醫藥家《李時珍》。趙丹看完電影劇本說:“這只是個提綱,沒戲。”沈浮說:“正是它沒戲,咱們就可以有戲了。”沈浮和趙丹給李時珍配了個徒弟、一個賣草藥的,赴黃山拍外景去了。黃山美麗的風景,讓趙丹重新拿起了畫筆。他飾演的李時珍,從十七歲演到七十歲,演得很細膩、流暢。放映後,令人耳目一新。趙丹也恢復了做演員的自信。

這時,我們已有了女兒趙橘,並已搬到諾曼第公寓的新樓二層,面對孫夫人的花園。

1958年開始,拍攝國慶十周年獻禮片,趙丹先後拍攝了《聶耳》和《林則徐》,在1959年放映後,被譽為獻禮片的“紅燒頭尾”。

上影廠集中了優勢力量,打算拍攝《魯迅傳》,聘請陳白塵編劇,夏衍任顧問;聘北影于蘭演許廣平、于是之演瞿秋白,還從總政治部請來蘭馬……當然是趙丹演魯迅。上海電影局把從外地請來的演職員,安排在淮海中路150號的一幢樓中,並也給趙丹一間屋。於是趙丹就佈置了魯迅的書房。他不回家來住了。他蓄起了小髭,開始用毛筆寫字,進入角色了。

《魯迅傳》資料組在全國各地採訪,編輯了好幾冊採訪記錄,細節非常生動。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凡是不寫建國後十三年的劇組都停拍了,連有重大意義的《魯迅傳》也停了,劇組解散了。趙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飯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趙丹飾演許雲峰,于蘭飾江姐。體驗生活時,讓他去渣滓洞白公館,他猶豫,說監獄的生活我已經體驗夠了,可還是跟大家一起去了。當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淚了。這部影片,因為趙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眾稱:“趙丹是電影皇帝,演甚麼像甚麼。”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衝擊。他被禁閉在紅旗廠(海燕)時,我在東方紅廠(天馬廠),還能知道點他的訊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只見“管牛”的尹進才師傅走進來,對我說:“黃宗英,趙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戲日後有甚麼困難找我好啦。”他走後,白穆告訴我,今天一早,趙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車抓走了。又說:“宗英啊,你一生在業務上算很順的了,經不起折騰。今後,你甚麼事,都往最壞處想,也就過得去了。你還有三個孩子,湊合着過吧。”白穆“哲學”管了我後半輩子。

趙丹被捕後,我和孩子們以及保母洪娘娘,過着每人每月吃飯不得超過9元的日子。那時,造反派對被批判的牛鬼們的工資和存款全扣了,每月只發25元生活費。

趙丹是罩着一隻眼睛被捕的。頭天我問他:“又挨打了?”他說:“是青話的人打的。他們手套裏有硬東西,專往臉上打,還說‘讓你還演戲!’”他拿給我一張診斷書,是徐匯醫院周醫生開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給了眼藥水、藥片,我嚇壞了。

趙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馬廠的工人師傅通知我回家,只見紅旗廠的兩位造反派一前一後地押着我往家走,命令我為趙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樓來,進入卧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單鋪在地上,然後找出新棉被、棉襖棉背心、毛線褲、襪子等。我壓着一條腿,把厚厚的行李捲捆好,彷彿我下鄉八年,就為演好今天這齣戲。造反派一人一個屋角站着,我又拿了面盆、漱口杯、牙膏、手紙等裝在網袋裏。造反派拎鋪蓋網兜噔噔噔下樓了。洪娘娘從門外探頭過來。我說:“快扶我坐下,我的腿沒了。”我轉過臉一看,床頭櫃上放着眼藥水和藥片,我大叫一聲:“來不及了。”趙丹眼要瞎了。
趙丹被關在監獄裏(139)五年零三個月才放出來。還好,他眼沒有瞎。押他的人訓話後走了。我讓他坐下,我一說話,他又站起來。我說“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着吧。你看兩個孩子長得有多大啊!阿桔在鄉下,我打電話讓她回家來。”阿丹還是不說話。幸虧他吃飯吃得老香,好像餓極了。

夜晚,我和一個1米83、一個1米87的兒子橫睡一張大床,給趙丹搭了個鋼絲床,鋪上暖和的被褥,燒了熱水,讓他洗漱完畢睡下。半夜裏,我被他的自言自語說話驚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說話,就把我叫醒,別自己跟自己說話,怪嚇人的。”他說:“關着我時,就怕自己不會說話,演不成戲,才練着自己跟自己說話。”還演戲!這戲癡!

趙丹緩過來了,看着比自己高許多的兩個兒子笑了,還誇張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倆,可他在家才呆了一個禮拜,又被造反派押着去五七幹校強迫勞動。阿丹從幹校休假返家時,曬黑了。他說幹活雖累,可以鍛煉身體。又說:“我和富華在一起,可以悄悄畫畫。”家裏的繪畫顏料早乾裂得擠不出來了,各式精選毛筆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報了。我趕緊去書畫店為他置辦一些書畫用具,好在我的工資已全發了,還補發了扣的工資,我有錢啦。

粉碎“四人幫”,我們可盼到頭了,滿心歡喜。我買來三公一母螃蟹給阿丹配酒。一天,一個朋友來說:威海衞路街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說趙丹的女兒趙青是江青的女兒。我趕忙叫小兒子趙勁用照相機去給拍下來,但已被覆蓋了。簡直是無稽之談!幸虧趙丹的原夫人葉露茜在分娩時,趙丹正在攝影棚拍攝《十字街頭》,是好友金山去產院看望了產婦和襁褓中的女兒趙青。但謠言已傳播開了。當大家上街歡呼勝利遊行時,阿丹也拿了根小旗打算參加遊行隊伍,被一個好心的老工人勸了下來。老工人說:“萬一在人群中,有人說你和江青有關係,打起你來,你可吃不消兜着走。你別往人多的地方去。”寃哉枉也!趙丹苦也!

如此這般,阿丹的運動結論久久沒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辦的一位幹部,拿了一紙趙丹的運動結論來讓他簽字。阿丹一看上寫着:“說了些錯話,辦了寫錯事……”趙丹說:“你們是以叛徒罪立案,應全部推翻!甚麼錯話?錯事啦!我不簽!”幹部說:“已經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你不簽,將來用你時,還是要看檔案的。”趙丹怒道:“誰要看了我的檔案才用我,我還不給他用呢!”

阿丹惦記的只有演戲。他到處求人給他寫電影劇本。當然,他從來也不是甚麼劇本都演的,有個劇本《曙光》,來找他演,內容是寫黨肅清AB團的錯誤路線的。趙丹說:“三十年代,我們只要聽到共產黨這三個字,都要熱血沸騰的,哪能說那時候就錯殺那麼多人呢?”他還是想演魯迅。阿丹求我寫《紅樓夢》,說他在新疆監獄,就把《紅樓夢》的許多章節分好鏡頭了。我說我駕馭不了那麼大的題材。他又讓我給他寫《齊白石》,說小白石騎在牛背上順流而下……我說我給你寫聞一多吧。我參加過民主運動,參加過烈士于子三的追悼會,朗誦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採訪……我給你寫一稿吧。

還好。北影廠請他去北京,飾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來總理。趙丹大喜過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為編劇不坐班),住到北京電影廠招待所的小房間裏。導演讓工人搬來一個大穿衣鏡,為他訂製了總理的服裝、道具(包括文房四寶)。第一次試鏡時,給他剃掉半寸鬢角,又裝了兩隻假槽牙,以顯臉寬。第二次試鏡時,導演說總理的人中比趙丹長,就以塑膠製作人中,貼在上唇上,照相還好,就是不能說話了。趙丹說:“表演要形似,還要神似,演起戲來,沒人會對比人中的,別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試妝,試拍周總理辦公批閱文件鏡頭。播放試片中,趙丹嚇得不敢看,縮在椅子裏。待他抬眼看時,楞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寫出好詩後,稱讚自己的口頭語。趙丹試妝後,走在北影大院裏,人們都驚異地站住了,真像周總理出現了。趙丹對角色充滿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趙丹瀟灑地閑坐,剝吃着薄殼核桃,以清肺潤咽。廠長汪洋來了,我忙起身為他沏茶。他囁囁說:“上邊說,你演周總理不適合。大家會覺得是趙丹,不是總理。”阿丹說:“這不是理由。”汪洋只得說:“要換個新人來演周總理。”阿丹楞住了,站起來。汪洋補充說:“這是中央決定的。”汪洋走了。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鏡子。他無法躺下。11點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只嘆無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邊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場,真可憐。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離開了北影,離開了他的傷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結了賬,也離開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黃鎮部長。我對黃鎮說:“黃部長,你派人把趙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趙丹說:“我演了一輩子戲,還從來沒讓人把我換下來過!”黃鎮說:“不就是一個角色嘛,下次再演嘛。”我氣得說:“你不就是個部長嘛,換下來,以後再當嘛!”外屋聽到我們吵起來,推門進來,把我和趙丹勸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離開北京,回到上海家裏。他病倒了,甚麼也吃不下,吃一點就乾嘔。我陪他去華東醫院看病,醫囑查胃鏡。因他胃是空的,當時就插管子查胃,查後就囑他住院,給他輸液。他要求下午輸液,上午好畫畫消遣。我給他送了畫畫工具。他隨畫隨送醫生、護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姪子向他求畫。他畫好後說:“我就不題款了,我死了,你賣畫值錢些。”我責怪他:“別死啊死的,不吉利。”他說:“我說的是實話。”一天傍晚我去醫院,阿丹說:“你怎麼才來啊,急死我啦!”我問:“怎麼啦?化驗報告出來啦?”他說:“今天是你生日,我給你畫了張畫。”我一激靈,他從來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給我畫了一張大壽桃。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甚麼,一天他又乾嘔,大便呈黑色,體溫升高。上海電影局決定送趙丹去北京治療。因那時,只有北京腫瘤醫院有CT機,讓張萬年同志陪我們去。於是讓我的大兒子阿佐背着爸爸到了機場,又背爸爸上了飛機,到了北京,已經有小汽車等着,把我們接到了北京醫院412室。北京醫院是中央空調,阿丹進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調空調,只得喊來木匠,用木板把空調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幾口熱水,蓋好棉被讓他睡下。阿佐為他搓手,我為他搓腳,冰涼冰涼,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經冒汗了。

其實,我們一行已經在6月28日來過北京了,住在虎坊橋北緯飯店,然後到北京腫瘤醫院做CT檢查。那時候,上海還沒有CT機。29日阿丹從CT機上下來,醫生笑着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沒事。你可以安心療養了。”阿丹很高興。晚飯時,他還吃了兩片溜魚片,小半碗蒓菜湯,他很久沒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電影局局長袁文殊找我去告訴我:“趙丹生的是胰腺癌,腫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發現,發現時已長到8厘米,已擴散,是晚期,很嚴重。”我說:“為甚麼在北京不告訴我?”袁說:“總要商量商量。”我又問:“沒辦法醫療了嗎?”袁說:“除非手術打開肚子直接照光。”我說:“他現在還能撐着畫畫。腹部開刀後,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沒有質量的生命,我們不要,先撐撐看吧。他現在情緒不錯。謝謝組織操心,真是謝謝。”袁說:“我認識阿丹比你早十年,應該的。”

趙丹以為自己的病沒有危險。他請求上午不輸液,好畫畫,還到醫院大花園去寫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來就乾嘔,大便呈黑色,有熱度,人痛苦不堪。上海電影局緊急決定:還派萬年同志陪同送北京診治。我趕快去銀行提取現金2萬元,是運動中的扣款儲蓄,又取了些換洗和防寒衣褲,匆匆上路。

孩子們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長了,都陸續來北京陪爸爸。

長女趙青在北京歌舞劇團。趙矛住在北京電影學院同學的家裏。周民說到北京來組稿。趙橘說地裏沒活幹回家來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兒子趙勁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已值暑假,於是平時沒功夫管孩子的爸爸,這回可補回來了。孩子們按鐘點排好次序,來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紅旗》雜誌招待所裏,租了兩張床,給男孩子輪換住。病房裏有一張小床,是橘子和我的專利。橘子買來一隻小熊打鼓的玩具。每當阿丹輸液完畢,小熊就嗶嗶啪啪打起鼓來。病房裏笑聲不斷,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阿丹日益衰弱。醫生在病房門口貼了張“謝絕探望”的紙條。到9月下旬,床位醫生對我說:“朋友們想看阿丹,就讓他們來看吧。”我知道這不是好兆頭,就去買來幾冊《趙丹角色創造》新出版的書,放在病房窗台上,打電話給熟悉的朋友說可以來看阿丹了。有的朋友來時,阿丹睡着了,也就凄然地取一本書,依依離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對孩子們說:“以後,誰來了也別讓人家和爸爸握手。外邊細菌多,病人身體弱……”義子周民說:“如果華主席來了呢?”正說着,護士進屋來說:“華主席來看趙丹同志了。”說時遲,那時快,華主席已走進來伸出兩隻大手和趙丹握了起來,並勉勵說:“既來之,則安之。要好好養病,心情要開朗。”

這下可熱鬧了。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和他們的秘書、子女,都先後來探望。病房裏擺滿鮮花和花籃。鄧穎超同志住在三樓病房,送來自己種的槴子花,並勸慰我要想開些。過後,中央電影局局長陳荒煤來看望趙丹,問他有甚麼要求。趙丹說:“有些話想和喬木談。”荒煤說:“我來聯繫。”

於是,阿丹每日和我說要和喬木說甚麼,我簡記了下來。他斷斷續續出口成章,連南通腔也沒了。

某日下午,胡喬木和賀敬之來到病房。我對他們說:“《人民日報》文藝版專欄討論電影問題。阿丹有話要說。他很弱,由我代說,有不對的,他來補充改正。”喬木說:“有甚麼說甚麼,我洗耳恭聽。”

我說:“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黨對文藝的領導問題。對具體的文藝創作,黨究竟怎樣來領導,黨領導國民經濟的制訂,領導工業、農業制度的制訂和貫徹執行,但黨不會領導怎樣種田、怎樣做板凳、怎麼裁褲子、怎麼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管得最具體,連身上一塊布丁、一根腰帶都要管,管得八億人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給我們以教訓嗎?”喬木聽後,說:“很難得,趙丹在重病期間還思考問題,不簡單。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說:“還有第二個問題呢!給領導者以欣賞藝術的自由。”他們也笑了。

“我是說電影和話劇的審查排演問題。咱們別‘蔴稈打狼兩頭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該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點頭也不敢搖頭,生怕表錯了態。其他領導也瞄着第一領導,簡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誇成鮮花,上台來握手,只說辛苦了,不敢說好也不敢說孬。建議取消審排。領導來看戲,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無所謂,有意見,形成文字由文件表達,這樣雙方都解放了,都訴諸理性了。一個戲,豈止十月懷胎,有時是若干年的積累而成,一搖頭就否了,豈不遺憾。”

喬木和賀敬之都沒表態。

我固執地說了:“第三個問題,是要重視北京電影廠‘創作大師室’的成立和發展。北影成立了‘謝鐵驪創作室’、‘成蔭創作室’、‘崔嵬創作室’。創作室配備了固定的攝影、錄音、美工、剪輯、編劇,以求創作默契,是值得重視的探索。沒有默契便沒有藝術嘛。我的話完了。”

喬木說:“不簡單,整理成文字吧。”他們走了。我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文藝版的老友袁鷹同志。袁鷹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份稿子取走了。

和喬木說完話後,趙丹像辦成一件大事,鬆弛了下來,呼呼睡去。

夜裏,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說:“我不開追悼會。”嚇我一跳,我忙說:“不開,不開。”丹又說:“我不要哀樂,要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說:“我記住了。”他又說:“一個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給人以悲痛,要給人以美以真……我祝願天下都樂。”“我都記住了,你放心吧。才三點多,你再踏踏實實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趙丹的〈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趙丹到閻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涼,沒有一絲生的氣息。醫生搶救無效。楊護士長為趙丹導尿,尿撒出來了,人也緩過來了。我和孩子們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擺弄一隻停泊的船。我跟他說:“文章發表了,許多朋友打電話來,都說你寫得好。”他的眼珠動了一下,這是他最後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時10分,趙丹在睡夢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黃苗子郁風來到北京醫院,給趙丹送來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會員證。

我忙張羅着阿丹喪事事宜。有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宗英你別緊張。”我說:“我還有甚麼值得緊張的啦。”他說:“上頭有人說話了,說‘有個演員臨死還放個屁’,這句話要傳達到縣團級,要組織批判,你要挺住,要堅強。”我思索着說:“謝謝你告訴我,我驕傲,趙丹是死在火線上。”

10月23日,中國美術展覽館將舉行“趙丹遺作畫展”。北京有那麼多張報紙,只有一張報發了一個拇指大的消息,其他報都沒動靜。開幕那天早上八點多鐘,我在館前忙着紮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陳荒煤、丁嶠等來了。他們說:“真抱歉,部裏九點鐘要開個重要的會,不能請假。我們不能來剪綵了。”我緩緩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紀的小公務員)剪綵。”我給在國家旅行社工作的劉小妹打了個電話:“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覽會會場,十分冷清。請你拉兩車外國人來沖沖喜。”劉小妹說:“我給你拉四車來。”我穿上一件鮮艷的紅背心,我為趙丹的第二次藝術生命─書畫喝彩。展覽會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過,驚喜地發現才進來參觀的。夏衍(時未復職)拄着枴杖來了。他仔仔細細地看過,對我說:“以前我以為阿丹只是畫畫冊頁和小條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畫也拿得起,基本功扎實,可喜可賀……可惜!”一傳十,十傳百,第二天二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覽館歷屆展覽參觀的最高人數。

美展圓滿結束後,我和孩子抱着趙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經為骨灰盒織了一件鮮艷的彩虹花的披巾。我們回到家,一打開房門,我傻了!屋裏打扮得像靈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為我重新精心地佈置過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鏡框上纏了黑紗,大床架子上也纏了黑紗,把原來屋子裏一切帶紅色的物件統統撤了。上海的冬天,本來屋子裏就冷,如今更像個冰窖。我忙對從鄉下叫來看家的張惠珍阿姨說:“打個電話叫洪孃孃過來。兩人一塊打開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圓沙發上。有絳紅的細格布料,讓我踏(縫製)出一套新窗簾,再縫幾隻花布方椅墊,放在長沙發上,又去買個放在桌上的大圓金魚缸,買幾條雜色的金魚,讓它們活潑地游……總不能死了一個人,一家子都蔫了。趙先生有靈回來也不放心。”

我挺着活了下來,直到如今。

有人問:你一生中最難演的角色是哪個?答:難為趙丹妻。又問:趙丹演的最精采的戲,是哪一齣?答:是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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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杨行:农民造反记
宝山县杨行:“卖引线”一家--邻居在反右中的遭遇
宝山县杨行: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
宝山县杨行:洪生伯伯
宝山县杨行中学:44年以前的旧照片
松江县泗泾镇:故乡今夕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打鸡血”往事
跟陆小曼学画
记忆中过去的电影院
姐姐妹妹站起来
“盲流”“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我的家族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上海的“三大总会”
杂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藏书楼
上海的民居
游荡在老上海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一组珍贵的影像
在海滨教书的日子
上海:潘虹日记· 无法哭泣
永远的三五牌台钟
老爸青春无歌
“儿时”民国
活着的记忆
他按自己的活法而活--追念陈文乔
新沪中学:琐忆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无地自容:被“放逐”的上海人
“文革”中看电影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上)
专访旅美学者文贯中(下)
我的师父
自我的纪念
过去的过年过节
日记的记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本是同根生——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那些树,那些声音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一个出版人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怀念傅雷先生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历史人物胡治藩——兼评纪实文学《大人家》
《海上花列传》的广告案例
穆旦与萧珊
寂寞徐訏
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
关于《郁金香》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八十年代琐记(一)
八十年代琐记(二)
八十年代琐记(三)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傅敏与《傅雷家书》
同济大学:两代人的美术加试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巴金和师陀
上海滩“侠影”
民航管理局: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十四载黑纱为国觞
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万维网和我的如烟旧事
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爷爷的故事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爷爷的故事
那个年代那些事
我的回忆
1949 黄金大挪移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江苏路285弄
看批判电影去
照片见证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的奋斗历程
走路的回忆
一个“暗娼”的档案:我放纵,我有罪?
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的文革岁月
致余开伟先生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一个男人的故事
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抗日女杰郑苹如
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我的“右派”亲戚
五四中学: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戈登将军号”上的乘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
老邻居戎叶侯
70年代上海购物记
王康年冤案真相
有半导体相伴的日子
记傅雷
商务老档案散失之谜两篇
复旦大学:三十年师恩难忘
大上海里的小菜场
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身世淒楚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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