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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梁定中医生在圣约翰大学时期

 

 

父亲的学历和职称

  --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作者:梁弘谅

我的一个朋友是上海第二医学院1990年代的医学博士,他的老师有一些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看了我的纪念我父亲的文章后留言如下:
 
“你父亲的事迹令我们深为感动,缅怀先辈是为了激励自己和后辈生活得更好,你父亲是逆境中的成功人士,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结局是悲惨的。”

在2011年5月间,我在我的一篇有关中国教育的文章中提到圣约翰医学院的毕业证1949年以前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颁发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1949年以前中国第一名校,引起一些网友的质疑,而“第一名校”之说更是伤害了一些网友的感情,当时因为无法提出有效证据因此最后是不了了之。

2012年2月间我回国探亲,在我家老房子里清理先父的旧照片和他的文件,找到了他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还有一份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位证明,现整理出来对网友做个交代,同时也以此对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做个浅显考证。我父亲生于1927年1月,是虎年年尾,如果现在还在的话是虚岁87岁,他是他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同学很多都不在了,健在的年龄已近90岁,已没有精力兴趣去关心这一类的事情,那一代人正在逐渐地凋零,我很有很紧迫感,觉得应为他们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留下一点东西。

“说起上海的大学和各个大学最著名、最有权威性的专业,尽人皆知的是复旦大学的新闻,同济大学的建筑,华东师大的中文,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第二医科(现已并入交通大学)的医科。当然还有其它的,难以逐一列举。如果再多问一句为什么,估计会难倒大多数。“传统”是一个精辟而又笼统的答案,那这个“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拆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原校址所在地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地址是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详细情况如下:

1949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并入国立复旦大学,现发展为复旦大学
1951年圣约翰大学(土建系科组)并入同济大学
1952年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发展上海财经大学
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现发展为华东政法大学
圣约翰大学(理科各系、教育系、中文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圣约翰大学(部分文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参与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后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这就可以解答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上海现有各个大学的院系直接受益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次调整。虽然圣约翰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的教师资源培养了更多的学生,而它培养的人才至今还在为社会做贡献。“【1】 

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演变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叶在上海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各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各高等院校(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第二医学院),原校址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
    
中共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也十分强调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校内的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其他的学生组织、活动也十分多,包括许多十分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十分活跃地参与了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2】
 
St. John's began with 39 students, and taught mainly in Chinese. In 1891 it changed to teaching with English as the main language. The courses began to focus on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1905, St. John's College became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became registered in Washington D.C. in the U.S. It thus had the status of a domestic university in the U.S. Graduates of St John's could proceed directly to graduate schools in the U.S. As a result, the university attracted some of the brightest and wealthiest students in Shanghai at the time. It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 to grant bachelor's degrees in China, starting in 1907.
(翻译:圣约翰从最初的39名学生开始,1891年转变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学科主要是科学和自然哲学。1905年圣约翰大学成为在美国注册的美国大学,毕业生可直读美国研究生院,因此吸引了上海地区最出色的和最富有的学生,同时圣约翰大学还是中国第一所颁发学士学位的学术机构。【3】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曾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大影响,其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知名的校友包括了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法学家史久镛;外交家施肇基;政治家俞大维、俞鴻鈞、鍾士元、鲁平、钱李仁;教育家張伯苓、张建邦;作家劉以鬯;作曲家瞿希贤;实业家刘鸿生、吴舜文、经叔平、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建筑学家沈祖海、张肇康、陳從周;宗教人士丁光训、邱励、徐诚斌;經濟學家蔣中一;科学家錢紹禎、萧孝嵘;电影制片人邹文怀等人。着名建筑师貝聿銘则为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之畢業校友。【4】 

圣约翰医学院演变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大学,它建于1879年。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前后历时73年,它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教会高等学府。

圣约翰医学院是约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1880年文恒理在虹口同仁医院创设的医科。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专设医科,以文恒理为主任,学制四年,给予文凭但无学位。1906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由于选读医科者必须在圣约翰大学认可的大学或同等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所以圣约翰医科的学制是七年。

圣约翰医科早期的发展困难重重,主要是经费支绌和师资短缺。学校不得已而采取隔年招生,接收5-10名学生的新班级,规模甚小。1914年通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协会的斡旋,圣约翰与该校医学院达成协议,将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和圣约翰医科合并,成立圣约翰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由莫约西任第一主任(莫约西是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1918年原计划在上海设立医校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圣约翰募集2万美元为条件,增8万美元以加强圣约翰理科各系。结果圣约翰用此款在苏州河左岸建造新科学馆,馆分三层,化学、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层,并添置了不少设备,医预科的教学因此而加强。由于莫约西等人的鼎力和校友们的鼎力相助,约大医学院从此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20年代中期每年能招收一个新班子,入学新生量逐年增加。这样,同仁医院已不可能容纳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于是就把临床前期两年的课程布置到大学的科学馆上课,陆续建立人体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微生物、药理、病理的课堂及实验室,进一步改善教学设施。由此,约大医学院逐渐闻名遐迩,其毕业生开始在医务界崭露头角。莫约西1931年曾撰文说:“圣约翰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入学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虹口的同仁医院无法维持,不得不迁到九江路圣三一堂北部学舍。1937年10月初中国军队西撤时,经倪葆春等人的交涉,租下了长宁路中山花园对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其改造为同仁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伤兵,并作为约大医学院教学医院。1939年约大医学院部分医生、护士组队在倪葆春率领下赴云南滇缅公路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莫约西被遣返回国,由刁信德教授任院长,黄明新教授主持教务并兼同仁医院院长。战时经费来源断绝,师资力量不足,黄一人兼教五门课程,且放弃教授薪金,勉强维持,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莫约西重返医学院任代理院长。1947年从滇缅公路返回的倪葆春出任院长,他就任后给美国基督教在华高校联合董事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和平降临时,我们大多数当然回到上海,但我们发现同仁医院暂栖于福建路,失去了几乎所有东西,包括书籍和病历档案,但宏仁医院却保持了大部分设备,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个医院都合并在宏仁……目前我们有154名学生,不包括预科生,其中女生有40名左右,约占三分之一。女医生在中国的前途看好……在56名教职员中有44人搞临床,其中9人专职,35人兼职;前期有17人,其中10人专职,主要搞解剖和组织学。”

1947年约大向国民党政府立案,除遵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原有七年制仍继续沿用。战后教会津贴减少,医学院经费拮据,人员设备无多大发展。1950年医学院教师总数为58人,其中教授28人,讲师15人,助教15人,教授多数为兼职,讲师、助教多数为专职。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刁信德、刁有道、江上峰、胡兰生、俞庆恩、王逸慧、张福星、陈邦典、王以敬、黄铭新、郭迪、董方中、周孝达、马安权、何尚志、江绍基、王一山、陶清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颜福庆曾创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5】 

圣约翰读医科相当严格,读医预科的学生大约只一半能进医学院,正常情况下,在一年级是120人,7年后只有七个左右可以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49年地下党(共产党)找到学校,因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急需人才,要圣约翰多放一些学生毕业,我父亲是52年毕业的,他大学读了8年,他们那一批出来了28个(下面名单所列不止28人, 不知何故?可能有上一届遗留下来的毕业生),父亲的大学同学在国内的都是顶级医学专家,但多被整得七荤八素,其中有2人自杀和一人精神失常。这一届这是圣约翰医学院毕业生最多的一次。同时为照顾53届 (即下面上海第二医学院1952届毕业生),当时在实习,课都讲完了,提前发放约大毕业证,大概也有30来人。这两届的名单如下: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2年同学录
何尚英(已故) 胡泉祥(已故) 梁定中(已故)刘永壮(已故) 陆道炎(已故) 夏宗馥(已故)俞少华(已故) 蚁国钧(已故) 张翘楠(已故)周保和(已故) 林雪玉(已故)林泽彦(已故) 徐方贡(已故) 周孝增(已故)陈培恩(已故)
蔡诗观(Ohio) 陈海琼(上海) 陈敏娴(北京) 褚大由(蚌埠) 黄英瑜(洛杉矶) 金大猷(盐湖城) 蓝芝泰(哈尔滨)  林泽群(新泽西) 潘祖德(旧金山) 任希慎(雅加达)  翁仲颖(上海) 巫协宁(上海) 夏求明(哈尔滨)杨婉华(上海) 姚岱(休斯敦)  尹遂文(上海) 张慧墨(蚌埠)
 
上海第二医学院52届毕业生
唐锺千 张友刚 郑忠华 蔡一新 胡庄娟 金景新 孙六肴 庞澄 谢持鉴 卫涛 吴明明 朱瑞珍  陈纪勋 陈天培 戴立煌 胡伟萍 蒋礼平 曲克瑛 尤振华  李传福 李苏德 周鸣皋 周蕴瑜 宋亚卿 余德钫 陈怡雍 蒋英 邓其昌

冰火两重天-毕业生的境遇
    
圣约翰从未有过的哈佛或牛津大学的国际知名度,就是在其鼎盛时期,每年毕业也仅约300人。但对于它的存的73年,圣约翰 和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教会大学一起为中国培养一批有着一套独特学历的毕业生。由西方和中国的教授任教,这些学生同时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汉语,浸淫在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中学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海外校友的名册读起来就像联系中国和西方的名人录。退休的政治家,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是1947年圣约翰的一个毕业生。通常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现代中国的第一个亿万富翁,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还有台湾的前总统--已故的严家淦都有一个圣约翰的文凭。两个在20世纪初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宋子文和顾维钧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如果没有香港电影制片人邹文怀,武打明星李小龙就不会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来美国之前,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毕业于圣约翰中学。

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向西方开方时,原来的圣约翰的毕业生--尤其是那些在国外 的企业家,银行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们,如同很多机构一样,这个长期消失的大学,帮助中国将之导入世界经济之中。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留在国内的圣约翰的毕业生,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淡化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甚至于烧毁自己的文凭来保护自己。据1951年的毕业的沈先生说,当他对一个党的干部时说他毕业于圣约翰时,哪个干部的反应是:“你是说那所帝国主义的黑学校?沈先生说:“我当时觉得很有罪恶感,我想不出一个答案,我只有低下头,默不作声。”

Banny Pan,84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十年在江苏省教了20年中学英语, 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当他的学生知道他的过去的特权阶级出身--包括他的圣约翰的历史, 就把他关在学校里一个临时搭建的监狱里(牛棚)。“我有6年没有教书,”潘现在住在纽约皇后区,并负责美国东部圣约翰校友会。 他说“学校的红卫兵一直把我关在牛棚里”。与之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圣约翰的海外校友则在海外已建立自己的事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渴望帮助他们的故土。圣约翰的价值观一直强调服务祖国,沈先生曾经是一家香港的商业报纸的总编辑 ,他说:“很多人思考如何使中国变得更好和赶上与外部世界”,那些离开中国的幸运者,也有内疚感,罗伯特?温,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土木工程教授,他说,他感到尽管他深爱美国,而且他在美国已三十多年,但还没有帮中国做任何事,为此他感到惭愧。在20世纪80年代,他接受了中国官员的邀请而在中国讲授他的专业课程,他回忆说,感觉“像已婚多年的妇女,首次返回娘家。”

圣约翰和中国的其他教会大学的校友们竟然是如此有助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傅高义教授,他是哈佛大学退休教授,专门从事东亚研究,他说。 “它使中国如此之快与西方国家联系起来,”。香港校友准备帮助(中国)建立商务联系,各地的毕业生被请回来,不仅用他们在科学,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用他们不寻常的见识来弥合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

第一次圣约翰大学的全球校友会于1988年在香港举行,校友们共同想到的是:如何恢复圣约翰大学?最初,政府高层官员私下表示愿意考虑此事,但要求改变学校的名称,听起来像“圣约翰”,但更多的具有中国内涵,如“申江”大学。沈先生是当时积极参与提案的人,他说任何能够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的东西被要求必须淡化。

令人再感兴奋的是在199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校友聚会,约1700名校友出席,当巴士把他们带到老校区附近的苏州河时,许多校友下车,弯曲膝盖,并亲吻地面。由于复校计划陷入僵局,一些校友转而支持圣约翰在台湾和加拿大来复校]的提案。但由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对西方思想在大学的破坏性潜力深感担心,在上海复校最终变为一个梦想,它将不会发生。一个在校友们中间广为传播的故事说,关于复校之事,江泽民当时说:“圣约翰大学是买办大学”。【5】

父亲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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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证书上签名的是沈嗣良和杨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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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目和成绩

第一学年:(1944年度 1944/1945暑校)
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英文,国文,无脊椎动物学,大一国文作文,大一英文作文,宗教与论理。
1944年暑校成绩:
普通生物学,普通化学,大一国文作文,大一英文。
1945年暑校成绩:
定性分析,大一国文,大一国文作文,普通物理学(上),变态心理学。
学业总平均成绩:73.7

第二,三学年 (1945/1946年度)
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应用文,应用文作文,中国文学史,理则学,宗教与论理,哲学概论,经学研究
1946学年度
诗选,第一年德文,亚里斯多德哲学,物理测验,变态心理学,脊椎动物学,定量分析,世界史,新闻学,基督教哲学。
学业总成绩:75.1

第四学年1947年度(好像第四年和第五年有一年休学)
解剖学,胚胎学,组织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学业总成绩:73.7

第五学年1948年度
生理学, 病理学,神经解剖学,实用解剖学,细菌学,寄生虫学,药理学,病理诊断学,药剂学。
学业总成绩:78.5

第六学年1949年度
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药理学,神经系病学,物理诊断学,耳鼻喉科学,小儿科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发展史
学业总成绩:81.0

第7学年1950年度
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热带病学,精神病学,皮肤花柳科学,泌尿科学,矫形外科学,眼科学,放射学,公共卫生学,法医学,外科手术实验,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讲座。
学业总成绩:77.9

毕业成绩76.6
备考:该生于1951年度参加实习

圣约翰医学院1949年以前每年大概有20%-30%左右的淘汰率,我父亲兴趣爱好广泛,这些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讲他的成绩不好,但他的本事是总能赶上“最后一班车”,所以我认为70分很可能是圣约翰大学的及格线。

父亲的专业职称

圣约翰医学院由于成功毕业的人数量较少,而且由于他们是按美国国内毕业生待遇,很多人出国了。 我父亲曾和我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他是毕不了业的, 他说他的成绩在那28个人中是中等。 所以当时我的爷爷准备送我父亲去英国和他的恩师Dr Ceil John Davenport的儿子Dr Robert Ceil Davenport (英国著名眼科医生,教育家)来继续学业的,(这两个人的讣告在英国医学会的网站上可以查得到)。

维基百科上说“圣约翰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是200大洋”,我认为医学院的学费肯定要高一些,我父亲和我说过他的学费是我爷爷用金条给他缴的。

听我父亲讲毛泽东曾点名批评圣约翰大学,好像是“圣约翰是美帝在中国文化侵略的老巢”,因此约大毕业生1949年以后政治待遇上受到更多的“关照”,而圣约翰大学乃至教会大学这段历史则被刻意淡化。

1949年以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的影响远不如其他教会大学的医学院,原因我认为如下:

1. 人数太少,1949年以前平均一届少于10人
2. 亲共的少,也不为当局信任,后来很多人被整肃,因为学生多是政商名流子弟,多来自“反动阶级”。
3. 1949年前出国或去往港台的多。
4.上海远离1949年以后的权力中心,不像别的在北方的医学院加入共产党的多,1949年以后成为中央首长保健医生的多,因而很多人后来官居高位。

我的父辈大都被边缘化了,他们从来不被信任,而他们的成果被一些人被巧取豪夺。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都是医学博士当本科用。我父亲29岁,1956年是医务8级,主任医师,28年以后涨过两级工资,是13级,因为抗上,他的职称被人从档案中抽掉了,根本没有给他上报。那时说“工资和职称不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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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家加搬去青岛,我父亲是那个研究所里学历最高的,工资最高的,级别最高的一个。

我父亲以前做医生时,政治上一直挨整,但好在工资没有降。政治上他也没指望,领导再贬低他,他也不在乎,因为病人认同他。到研究所就不行了。

那时胡耀邦主持党务,政治比较开明,也鼓励知识分子入党,他也动心了,认为还有4、5年就退休了,也许入了党能有机会赶上“最后一班车”,最终能够发挥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也不知是不是书记有意使坏还是考验他:书记跟他说再给他落实一个政策,除了以前的特务嫌疑撤销,再给他撤销一个内控右派的罪名,这个罪名是他自1957年反右以来首次被告知,我父亲一听非常愤怒,要求党委书记把申请书还给他,书记很诧异;“为什么不入了?“我父亲先是愤怒地骂了句脏话,又说了一句“不如入在狗身上!” 。

我记得83年前后维也纳的欧洲原子能机构有个Leonard教授邀请他,他后来和我父亲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他们是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但部里不批,要派人得由部里派,派自己的子弟,派年轻人,派党员,而他老了,快退休了,最后人家只好放弃。

我父亲因为不听话,后来在学术上基本被隔离了,所有重要会议不给他参加,有的邀请信被直接退了回去。1987年前后他们研究所第一次评教授,所长报了3个候选人:他本人,他老婆和他亲家。而副教授我父亲打头。因为我父亲是化工部挂号的人,化工部领导都看不下去了,说:“他没有资格当教授你们谁有资格?”不能一个都不批,只批了一个,偌大一个研究所就是所长本人一个教授(也是个混蛋的解决方案),于是从此“工资和职称开始挂钩”。我母亲从此称所长为“叫兽”,这就是中国的学术界。所以最后干脆我父亲撂摊子就去外贸工作了,当时一国字头的外贸公司雇用他,他的工作主要是去审合同,月薪是区区400元(当时约合40美金),但在当时1980年代末期也是高薪。我母亲是中专毕业,几年后以副教授职称退休,但“职称和工资不挂钩”。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他讲那个所长是中专毕业,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科技落后,能不落后吗?!”。

我知道很多研究所那些烂事,我父亲就讲77、78两届的本科生不错,后来就不行,有两个研究生,跟他辩论,金刚石是钢,我父亲说是碳,被他们嘲笑。领导羞辱他,当面要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改他的文章。还有一个老中专生,英语自学成才,讥讽我父亲英语语法不行。

我父亲是科技情报室的主任,因为英语好,对他来说阅读国外科技期刊比读中文期刊还容易,所以他知道国际上他们领域的科研进展,也知道科研的方向,比如看到一个基因方面的东西,翻译出来给他的同事,人家照着做,做成了,得了大奖,但一字不提,从头到尾是人家自己想出来的。我还记得哪人经常拿着英文书要我父亲帮他解读,要不然拿自己写的东西要他帮着改。

在我父亲的遗物中,除了以上几个文件外,还有一份锦州市政协关于他职称的回复,大意是1963年他已被任命为主任医师,但原单位没有为她向上级组织部门上报。我父亲的遗物中没有任何职称证书,看来他根本就不屑接受副教授这一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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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是典型的美国精英教育,其培养的是行业的领导者,但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多被当成普通的临床医生使用,真是非常可惜,如果把他们都放到医学院去培养学生该多好啊!

我父亲的同学好友潘祖德伯伯证实:“圣约翰只有医学院的博士证书是宾大发的,其余都是国内发的。解放后已停发博士学位,我们没有拿到博士学位。”通过对上面材料的分析,我认为1947年以前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毕业证是圣约翰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而医学博士学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对于后一点有几个前辈都这么和我说过,但由于他们都不是1947年以前圣约翰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毕业的,所以我无法找到相关的证据。

我父亲一生以圣约翰的毕业生为最大的光荣,他的一生真正体现了“为祖国服务”的“圣约翰精神”。但在中国是怀才不遇,愤愤不得志,作为一名东北地区的名医经济上却还要常年要靠海外的朋友接济。

圣约翰精神

我以前认为他们这批同学有着情同手足的感情的原因是由于3点原因:1.朝夕相处7,8年,52年毕业时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2.大家大都来自同一地区的富裕家庭,出身背景相似 3.49年以后多挨整因而同病相怜。现在看来不全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圣约翰的精神。

我从未听我父亲说过他的同学的任何坏话,也从未听过任何他的同学间的相互倾轧。

2012年2月我回到葫芦岛,拜访了我父亲的几位老友,他们非常高兴我来看他们,其中陆清香阿姨和我讲了很多我父亲的故事,我把我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给她看,她说:非常真实,一点都没有夸张。她主要讲了3点:

1.对病人一视同仁,对领导和对普通工人农民从来都是一个态度,有的农民很脏,甚至于大小便失禁的,别的医生都不愿意去看,我父亲会去看,态度还非常和蔼。

2.文革时坚持正义,听陆清香阿姨说,父亲的朋友韩禹舜先生被打死,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厉声问我父亲:“韩禹舜那是怎么死的?”,我父亲回答道:“韩禹舜死于肾淤血”;于是有人就摁我父亲的头,给他坐“喷气式”,这样一共4、5次,陆阿姨肯定地说,最后一次我父亲说“韩禹舜确实死于肾淤血!”。会后他的一些难友和朋友叫他不要再讲了,我父亲说:“我是医生,我只给人看病,他就是死于肾淤血”。我父亲有一个信条--“不给人做刺客”,刺客没有好下场--要么行刺时被杀,要么被人灭口,他认为作为医生给人作伪证就是给人当刺客,是天理不容的事。

3.从不求人。

我父亲的为人就是“服务于人民”的圣约翰精神的充分体现。

约大校歌

校歌歌词
Leaving the lowlands,faces to the dawning,Scaling the mountain heights,heeding not fears warning,Sons of the Orient,children of morning,Seekers of light we come!
Heirs to the wisdom,taught by saints and sages,Gathered from every clime,treasures of ages. Never closing wisdom’s book, turning still new pages,Seekers of truth we come!
Then college days done,stirred by high ambition,Armed against the foes of man,vice and superstition,Our native land to serve,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歌词释义

Johannean Spirit 表现在凝聚在圣约翰的校歌里面。这只校歌对于我们每一个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同学接受了这样一个“圣约翰精神”。
  
校歌有三节:
  
第一节是讲我们应该做寻求光明的人,我们是“东方之子”,是“清早的儿女”,要我们攀登高峰。
  
第二节是要做寻求真理的人,智慧的书永远不要关起来,要翻到新的一页。
  
第三节是毕业之后要满怀雄心壮志,同罪恶,同迷信,同人类的敌人去战斗,为祖国服务是我们的使命。
 
--英文歌词作者,约大神学系教授Dr. Cameron MacRae【7】


被遗忘在“拼爹时代”

作家梁晓声说:“中国人一般只拼“爹”而不怎么拼“爷”。因为一比祖父,现今的许多达官新贵、才子精英、文人学士、名媛淑女,则也许统统都只不过是农民的孙儿孙女了”。

我的子女都是生长在国外,我女儿现在15岁,但不认识中文,对于他的爷爷她几乎没有印象。我的侄女在国内马上要上高中了,我和她开玩笑说:“你要是和人家拼爹拼不过,你就和人家拼爷”,她说“我对爷爷几乎没有印象”。我说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她答道“做人首先得对自己的家人好,光对别人好有什么用?”。

2011年我的弟弟告诉我一件事,他们的一个上海供应商的老总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虽然与他们有过2次接触,但一直不很熟悉,因为是大供应商,那位女士对他们这样的小经销商一直比较冷淡,在一起时也没什么话好聊。第三次见面我弟弟请她吃饭,为了拉近乎,就说我家也是上海出来的,我家原来住在成都北路,东聊西聊,提了一句,我父亲是圣约翰医学院的毕业生,我弟弟说一说完这句话,那位女士态度一下子变了, “肃然起敬”,她非常起劲地和我弟弟谈开了圣约翰大学,原来她是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出身,是中国第一批护理本科,她的老主任和老院长多是圣约翰的毕业生。

她感慨地说,1952年以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尽管后来有很多高干子弟进来学医,但是根本没法和老圣约翰的毕业生相比,她非常感慨地说道;“那样的医生中国再也培养不出来了,再也没有了……”


附录:老照片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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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0年参加解放军血吸虫防治医疗队 (右3梁定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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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0年参加解放军血吸虫防治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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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到右:夏求明医生,梁定中医生,蓝芝泰医生(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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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到右:潘祖德医生,巫协宁医生,梁定中医生,翁仲颖医生,林泽群医生,夏求明医生, 尹遂文医生,陈海琼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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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前排左到右:杨婉华医生,潘祖德医生,梁定中医生,周鸣皋医生
后排左到右:金大猷医生、翁卓颖老师、蔡诗观医生、周孝增医生,巫协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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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到右:翁仲颖医生,褚大由医生,梁定中医生,张慧墨医生,陈敏娴医生,周保和医生,尹遂文医生(199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全球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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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前排左到右:张英柏先生,杨婉华医生,杨婉华医生的丈夫夏先生,庞澄医生,庞澄夫人后排左到右:巫协宁夫人,巫协宁医生,陈海琼医生,褚大由医生,翁仲颖医生,阿谅,潘乃容(潘祖德医生之女)

--我纪念父亲的文章让父亲的老同学们产生了共鸣,部分健在的的父亲的老同学为我于2010年12月19日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有82岁了,其中巫协宁医生和褚大由医生仍在工作,他们的大多数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杨彬彬:上海圣约翰大学:“光与真理”
【2】百度--上海圣约翰大学
【3】http://en.wikipedia.org/wiki/Saint_John's_University,_Shanghai
【4】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5】上海交大医学院档案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1952):
【6】The Boston Globe,The lost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of China,作者 Patricia Wen,
【7】百度--上海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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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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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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