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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市五四中学六七届初中二班部分同学在校园内合影(1968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作者:柳杨公社

上海市五四中学是我的母校,只是当年的“五四中学”在1990年代被一心要“搞搞大”的教育官员们随随便便就废了,并入了市西中学,毕竟“市西”的牌子更响。不过几年之后,“五四中学”又被挂牌。后来知道,原来是茂名路威海路上的“新群中学”穿上了“五四中学”的马甲。

或许是某些主管官员某一日突然发现,京城很有些高官权贵(钱其琛、曾培炎等等)与五四中学的前世今生有些瓜葛。怎么可以叫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找不到“回家”的路呢,于是惶恐不安,于是折腾来回,“五四中学”被死而复生。

五四中学当年最出名的是它的篮球,1964年与南洋模范中学争夺上海市冠军的比赛,曾激动了刚进校的我们年少的心。

还记得那些高年级的篮球明星:跳蝻、外国人、克鲁米、小王、大鼻头……这些人先后被交大、华东化工等高校录用。记得后起之秀长脚梁洪星,后来进了上海青年队,文革中还闹出了绯闻;也记得后来做了上海家化老板的学生党员葛文耀,当年只是个乐呵呵的二线替补,球场看球技,不管党内党外。

不会忘记那个老是戴着帽子的学生裁判,动作夸张表情严肃,直到一不留意帽子掉球场上走了光--原来是瘌痢头!全场大哗,风头全被他抢去了;也忘不了从新疆队主教练位置上回到上海的邬伟培,同学们都说,邬指导两只眼睛老花格!

说起五四中学,因为号称今年,2012年,是五四中学的第100年,也因为我家三兄弟都出自“五四中学”。我们小时候都叫“五四中学”为“大同大学”(大同大学附中)。

1967年盛夏的某天,五四中学内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派,已经厌烦了口水和笔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首先发难的是“新五四公社”(红三司、红上司,或许还有交大反到底或者加上同济东方红的混合体)。

傍晚,进攻开始了,“公社”的打手们声嘶力竭呼喊着,用重物砸开红东北、红西南的据点——学校大礼堂的木门,忘记了是否有肉体的接触,印象中有一女生张开双臂阻拦,被打手中一“大模子”甩开,跌倒。好像更多是对“敌方”文件柜、办公桌的打打杀杀,对柜内桌内纸张笔墨的摧残泄恨。天黑的时候,“新五四公社”占领了全校。

不过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新五四公社”还来不及“热烈欢呼”便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出不了校门,从各处赶来的红东北、红西南的“红卫兵战友”已经把五四中学包围。紧张不安的压抑反而使人有点亢奋,有同学爬上沿新闸路街面二层屋顶,上演“五四中学保卫战”。我从沿街西侧体育教研组门外走廊的天窗攀上了屋顶,趁着夜色匍匐至屋沿向下偷窥,昏昏路灯下,新闸路西康路上人声噪杂,阴影憧憧,乌合之众云集,不时有手电灯光明灭,不时有集合号令发出,不时有队伍集结进退,不时有杂物抛射掠空。黑暗中,我也学着掀起瓦片向街下扔去,又赶紧缩头退回。

这一夜,在上海市五四中学百年历史上,留下了丑陋的一笔。

后半夜,一切都平静下来,肾上腺素释放后的男生女生们不免萎靡。学校食堂烧好了稀粥,玩够了的红卫兵战士端着大碗开始果腹,按规矩,每人要交一两还是半两粮票的。我口袋里肯定是没有的,是同学帮我交了?还是我欠了五四中学的?

如果是欠的,那一欠已经45年,粮票落在记忆里。
     
(一)

坐落在新闸路1370号的五四中学,坐北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不远处,往西走也就百步路,过了西康路,就是“沙利文面包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

刚入校,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就是沿马路的,每天定时会有浓郁的奶油味道飘来,老师就会提醒大家“勿要深呼吸啊!”即将发育的正在储备能量的同学们笑了,咽着口水。

沙利文面包厂门市部就在西康路新闸路转弯角上,边上是面包厂边门和锅炉房。推开磨砂玻璃门,豆沙面包5分一个。至于带着小小浅浅火炬压痕的“光明牌苏打饼干”、后来推出的圆形“快乐夹心饼干”,都是我家饼干筒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后来出名的是“抗美援越”的压缩饼干,时常有车队到来--中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好朋友和好战友”越南贵宾来参观了。

五四中学左右被两条弄堂夹持,西侧是新闸路1378弄(1949年前曾被命名为“大同里”),有一段时间学校大门就开在弄堂里。弄堂到底是101厂疗养院(曾是富商陈永春的别墅)。走过弄堂向西,是“吴顺华”酱油店和银行储蓄所。
 
酱油店是我经常要出入的。放学回家,大人拿出碗给我:去吴顺华买两分洋钿辣火来!吴顺华?是店名还是老板的名,始终没明白过。有时会拎着酱油瓶拷一斤鲜酱油(又叫白酱油)两角四分,或者拷两分钱的醋。也会拿着粗瓷钵斗去买粗盐,一角一分一斤;也会带着小碗去买块乳腐,脸熟了的店员用长长的筷子将乳腐拣入碗里,还不忘加一小勺乳腐卤。于是像似赚大了一般,兴高采烈回家向父母邀功去了。
   
酱油店的柜台上总有一块黑腻腻的大抹布,店员随手要擦拭的,擦手擦台面擦瓶底。想过,那抹布在水盆里一洗,必定五味杂陈--白酱油、红酱油、辣酱油,米醋、白醋、陈年醋,细盐、粗盐、袋装盐,还有白乳腐、红乳腐、醉麸,加上辣火、五香粉、鲜辣粉,还有糖醋大蒜、人参萝卜头、玫瑰大头菜……

鲜是鲜得来!

柜台内木架的眼里插着各种大小的漏斗,挂着各种规格尺寸、有着长长把手的圆筒摇勺,一斤酱油正好四大勺,两分钱醋也就一小勺而已。漏斗摇勺经年累月被酱汁染得乌黑。看着店员提着长长把柄,把勺里的调料麻利地倒进漏斗,很是佩服。

出了酱油店往西,走到西康路转角,一家也就十平米的简陋的小小饭店(新闸路1398号),却有着响亮的名头:“金城饭店”。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捏着“就餐券”如大爷一般,神气活现进了“金城”,去喝过一碗滚滚烫的糖粥,忘了是几分钱。

过了西康路,就是前面说过是沙利文面包厂(新闸路1418号),面包厂对面“劳工医院”的边上,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新闸路1461号)。

“一中心”的阅览室就在沿街面,向所有人开放。进屋,拉开低矮小桌边的小木靠背椅,坐上,没人来过问你来自何处。“一中心”向西不远是“第六人民医院”(现在的市儿童医院)的后门,门边的沿街二层小白楼,是“六院”的太平间。每天下午运尸车来了,大门打开,就有男女路人围观,多有皱眉手捂着鼻嘴的,看得津津有味。

是从白布裹体的逝者身上看到了自己?

那是任何人都过不了的关,也是任何人都要过的关。
                                    
(二)

而五四中学马路对面是“海关”。

才两三层的海关钟楼比起外滩的海关小了不是一点点,没有一丝威严。钟楼下宽宽的褪色的大木门油漆斑驳,从来没见过开启。那顶楼的时钟脚步似乎也不太稳了,步幅似乎也不太准了,只是识趣识相,闷声不响自顾自低头赶路,分分秒秒计算着逝去的时光,滴滴答答倒计着人生的有限。据说那海关是东洋人建的。

海关往西,新闸路西康路转弯角上是“华山村”(现在的本本大厦旧址)。成排的两层的灰色小楼倒起了个大气魄的弄堂名,与马路斜对过的“金城饭店”有得一拼(陕西北上还有个四五平方的小店,搞得更大,叫“泰山”)。五四中学一些单身教师的宿舍就在“华山村”里,算是五四华山派。

出了“华山村”沿着西康路南行,没走几步路,五四中学的第二操场到了,1965年,那里又被改建成了学校游泳池。在泳池深水区,我第一次冒出“完了,完了”的绝望——带着我游往深水区的同学为躲避体育老师伸来的竹竿套,潜水溜走了,撇下不懂水性的我,挣扎着大口喝着百十来男生女生的大脚、小脚、臭脚、香港脚的洗脚水。

一定不会有香港脚的!办游泳卡时,脚指头都被使劲掰开审查过,然后盖上“合格”的大印,准许出口的。

当然,如果喝的只是洗脚水还算好的。

文革中,同学瞿亚栋拉我去游泳池服务过一段时间,收收门票管管更衣室。瞿亚栋的路道粗,整天混在游泳池里,夏天被太阳晒得浑身黝黑。记得那卫生老师的话:女的比男的龌蹉,叫伊拉冲冲清爽再放进池子里去。那时不懂,却记住了。那是动乱时期,有些常识事却依旧一板一眼讲规矩,游泳结束,泳者还要点了“眼药水”才可放行的。我喝了洗脚水,却没有“胃药水”灌胃,以后肠胃一直不好,可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更多时候我们去西康路南阳路上的五四中学第一操场上体育课,那里后来成了静体馆,操场隔壁是南阳公园。

“华山村”对面的西康路259号的暗红色楼群是“劳工医院”(多好的名字,现在当权者无论如何不肯叫这样的院名的),那里的小儿科是我免不了要去的。

劳工医院的南面紧挨着是“西康公园”,那是我儿时的乐园。里面有前后摇晃的木马、木船,有上下起落的跷跷板,有滑梯、秋千,有爬上去抓住横杆脚蹬滚动的木桶,有铺着厚实草料的尖顶竹亭。
                                 
(三)

走过五四中学的西面南面,现在我们要面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说说五四中学的东面了。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五四中学东面的马路两侧墙上,曾被学校的师生涂满了飞马跨越、车头奔驰、卫星上天、红旗飘飘的宣传漫画,刷上“十五年赶超英国”“东风压倒西风”“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的标语。

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万岁”,几千年中朝代更迭,“万岁”不变,直到邓大人出口,才有了改观,那是“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百岁”了。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街上时有敲锣打鼓的队伍通过,领头的倒是太阳穴贴着“十字”膏药一瘸一拐扮作蒋介石的小丑和同样狼狈的宋美龄,也有头戴画着着米字旗高帽的,做出种种丑态破败相,以示“人民的胜利”。

紧挨着学校东面的是另一条弄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有富商陈永春、王子松、沈棉庭等在此先后建造新式楼房花园,由此造就了“三元坊”。儿时的眼里那是一条大弄堂,四通八达,可以穿到武定路,通到西康路,走到陕西北路。

弄堂到底住着姓朱的大户人家,楼前用铁铸栏杆围着的空地竟也螺蛳壳里做起了道场,有假山亭阁、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的胜景。楼后院落的汽车间里住着我的周姓小学同学。见过胖胖的朱太太,记得她说话的语调,“夜里厢”说成“呀里厢”。

老上海闲话略带点苏白,好比白俄贵族,母语中夹杂法语,那是一种高档的时尚。

朱家公子也是五四中学68届高中的。

过“三元坊”,沿新闸路排开三幢带着花园的三层洋楼住着三个资本家,从西往东依次是杨家(小花园鞋店的老板)、王家和周家,文革中统统被派出所便衣民警领着的红卫兵掘地三尺抄了家,又被扫地出了门。

“扫地出门”,说来真是轻巧,不经历过疯狂年代的人无法体会,恐惧、恐怖、无望、绝望。人在,心已死。

于是小楼先成了一群来华学习的越南女工的集体宿舍,女工们成群结队,鼓鼓的胸口贴上“世界革命的导师”毛泽东的像章进进出出。越南女子身材丰满,偏偏还裹着紧身衣袍,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很是不协调。

时间不长,高额抠眼小巧丰满的越南女工走了,小洋楼又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什么司令相中霸占。不过没几天,又被另一派更硬更强更革命的红卫兵组织给砸了。司令带着手下喽啰又不知投奔何处,落脚何方去闹革命了。

小洋楼大门洞开,随意进出。游手好闲的我正无所事事呢,司令进得,我为何进不得,理所当然堂而皇之,遂作单人半日游。

资本家一家老小被红色政权赶走了,大橱大床大家具都还留着呢,想来走得时候是何等地匆忙和狼狈啊。我从一楼会客厅开始,一间间参观过来,哼哼,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内心愤愤。爬到三楼,只瞅着门边大橱顶上有一包东西,贼胆包天,小个子的我单脚踩在橱门内,双手扳着橱顶,伸长脖子伸出贼手寻宝。那空荡荡的衣橱早已被蹂躏不堪,被我刚刚发育的身子这用力一扳,重心不稳竟然对着我倒下,推都推不住啊。赶紧后侧身跳开躲避。“轰隆”一声巨响,地板颤动灰尘四起,吓得我小脸煞白,蹑手蹑脚赶紧下楼,悄悄从厨房间后门溜之大吉。后怕倒没有,还为身手敏捷沾沾自喜。

转眼十多年过去。再后来,那杨家小楼被派出所所占,兴土木加固,加楼层扩充,于是去了小楼的雅趣,多了警署的威严。警车停靠,警察押着强盗小偷骗子妓女吸毒者施暴者进进出出。

至于中间王家那幢楼,有段时间成了滑稽演员周柏春的居所,常见周那张上海人民都熟悉的脸面在大门口迎送,那挂着铁质圆环抓手的黑色木门也有了滑稽的色彩。想起文革中,在五四中学校园内曾出现过的“反革命事件”之一,是某教室出现了“周柏春万岁”的“反动标语”,那可是一点不滑稽的事。

而最东面周家的那幢房,1980年代初就挂上了“上海市涉外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听说是几万块钱就出手了。

理解周家的心结,赶快脱手要紧,生怕梦魇再来。

小洋楼隔壁就是“慈孝村”了(新闸路1316弄),弄堂口东侧沿马路是黄家。黄家主人是号称“青山农”的书法家黄葆戊,“慈孝村”三字就出自“青山农”之手。文革前,1962年还是1963年,某日午后黄家大火,火焰在二楼窗户吐舌,玻璃被烧的“噼噼啪啪”爆裂。我在马路对面隔路观火。“青山农”的书画一定损失不小。

“青山农”的铭牌好像是搪瓷的,蓝底白字,挂在大门斜上方的墙上,不大,不注意看不到。

慈孝村的对面,新闸路1321号,有刘晦之“小校经阁”藏书楼,1949年后1321号曾短暂成为“江宁区人民法院”。“法院”东面紧挨着曾有红砖三层洋楼,文革中,主人被扫地出门,“一月革命风暴”期间做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司令部。只是耿金章再狠也斗不过王洪文,终于弃了小楼落荒而逃。

慈孝村向东,就是“西新别墅”(西摩路新闸路)。
                                  
(四)

西新别墅是苏州贝家所建,从新闸路沿着陕西北路(西摩路)朝北排开,一共四排。

1958年大炼钢铁,西新别墅的小院围墙尽数被扒,戗(枪)篱笆拔起推到;铁门围栏尽数被拆,送进了土制高炉烊化。绿地被平整,里弄干部家庭妇女齐上阵,弄堂里浓烟滚滚,人声鼎沸,炼起了钢铁。

当狂热遮蔽了理智,人人内心还充满壮志壮烈,这才真的可怕。

原来三层的“西新别墅”1960年代初被加了一层,加层住进不少名人,我知道的沿新闸路的四楼,就有油画家周碧初、象棋名家屠景明、勤风甬剧团的编剧天方。当时的天方年纪轻轻,却已写出《天要落雨娘要嫁》《半把剪刀》这样的名剧了。

天方姓张,其父也是个宁波滩簧演员,整天戴着个乌毡帽。因患腿疾,走道颠簸,也只能跑跑龙套了。不过跑龙套小演员生养出了个大编剧儿子,这是谁也比不上的能耐。

新闸路口的陕西北路581号3楼,住着女画家马碧簧。脑里还有儿时依稀残留的片段:马家阳光灿烂,阳台的落地窗前盆花错落。墙上挂着画家自己还是别人的字画。

马碧簧的外孙肖男男也是五四中学的,67届高中。
  
“西新别墅”陕西北路段第三排(陕西北路597弄),还出过一个名人,那是大名鼎鼎的“鸡血疗法”创始人俞昌时,只是世人只知“鸡血疗法”而少闻俞昌时其人,“鸡血”实在太红,俞先生自己也已被鸡血所淹所盖。

俞1920年代即加入中共,是安徽芜湖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俞脱离政治远离漩涡后只是个上海无线电三厂的普通厂医,没想到还能闹出这么大的名声,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和俞昌时一条弄堂的2号楼上,还住着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和结拜兄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的太太吴玲宝,我们都叫她“吴阿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吴阿姨死于红斑狼疮。母亲去医院看她时,吴阿姨已不能说话,握着母亲的手,唯有流泪,却也就此躲过了“文革”一劫。

西新别墅最后一排(607弄)2号,住着两个副区长,一个副局长。住二楼的静安分局副局长姓于,于局长的胖儿子就有了“黄鱼头”的美号。按现在的说法,“黄鱼头”正宗“官二代”,那时,喊他“黄鱼头”“黄鱼头”就爽快答应了,老鱼头不生气,黄鱼头更不生气,弄堂里人人有绰号,天经地义。一楼住着的江区长是个女的,剪着短发,一身灰色列宁装朴素平常,听说是民主人士,所以就更不张扬了。至于她的女儿,更是一个羞涩安静本分的小孩。

西新别墅的每条弄堂中间,靠墙都有两个大水缸,那是给居民倒剩菜剩饭淘米水的,大家都叫它“泔脚钵头”。每天有人拉着板车收集,送农村人民公社喂猪去了。每到礼拜四,弄堂里“大扫除啦”一声喊,居民们不管是“师母”还是“太太”,不管是“小开”还是“小弟”,拿着大扫帚、铅桶出门,吊起井水冲刷路面、阴沟。每个礼拜天,黄鱼车来收废品了,不管贫家富家,大人小孩拎着废品排队等着称分量,一分一角都是好的,碎玻璃、破布头、乱头发,甚至啃过的肉骨头、剪下的指甲,都要,都可利用,都能换钱!
                                  
(五)

“西新别墅”往北,是老广东聚集的“广东村”(陕西北路617弄到底),隔壁弄堂是多为粤籍教师的“广东小学”(陕西北路小学,629弄)。

1958年大跃进,陕西北路617弄2号底楼客堂间、西厢房和4号的底楼成立了“民办小学”。两个楼院子围墙打通,算是操场,教师不够,教室紧张,一间教室上下午由两个班级分享。虽是想着和隔壁弄堂的“广东小学”打擂台,毕竟先天不足。大跃进还生下了“城市人民公共食堂”,就在643弄4号,院子里搭棚遮雨招客,五四中学的学生也多有前来搭伙的。那时没有“刁民”,楼上和隔壁住家没人投诉“油烟扰民”,也没人想到,没人敢,更没地方受理。

广东小学的校长叫郭慕兰,她的寓所就在广东小学院落内。说起她的女婿石方禹,可是大大有名,周围小孩都知道,反特电影《天罗地网》就是他写的。上下班时间,总能见到衣冠楚楚的石方禹在陕西北路上经过,一副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永远那样从容。

多少年后,石方禹成了国家电影总局的石局长,做了京官,按现在的通行做法:石局长后得加“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在广东小学的边上还住着一位上海淮剧团的编剧,上海30年代左翼文人潘孑农,写过《长城谣》,不过文革中潘先生当仁不让成了“反动文人”。

困难时期,小学弄堂两边被蹲坐地上的各种小摊小贩所占。那时城管还没出生,城管他爹也就我辈中人,俱肚中咕咕,饿得发慌。小贩卖的也就酸辣菜、胡萝卜干之类。卷心菜抛弃的老叶(上海人叫“老菜皮”)被卷成胖乎乎的长条包,一个个竖起,放置在圆筒容器里,浸在糖精、醋精、粗盐、碎辣椒调和的水中;瘦小不长个的胡萝卜用盐、糖精腌渍晒干,干瘪干巴的淡红色的胡萝卜挂着薄薄的一层白霜。

有家底的小孩才可从兜里摸出一分两分的纸币,大多数穿着补丁连补丁衣裤的学生,或咽着口水贼兮兮笑咪咪看着他人吞咽,或不屑一顾暗地咽着口水。那时小店出售各种太妃牛轧鸟结奶糖硬糖,一二分一粒。后来流行黄豆般大小五彩“弹子糖”,小儿郎舍不得放进嘴里,紧握在手心,都烊脱了,一手的颜料。学生有聪明者另辟蹊径,收集糖纸,那个不花钱。很奇怪呀,物资匮乏,各种糖果厂家各种糖果品种各种糖果名称,却出奇地多,收集到一张没见过的糖纸,竟然比吃到嘴里还高兴。

1966的夏秋,大串联之风也刮到了广东小学和民办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游走在街上,用上海话齐声唱着“阿拉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勿同意……”。那是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调子,用沪语唱来也押韵顺畅。

住我家楼上的毛头,大名罗志强的就在游行队伍里。毛头的父亲是南下老干部,随军占领上海滩;儿子罗志强却革命大串联未成,几年后北上插队去了老家安徽。回家探亲,见到已是“插兄”的毛头,听他说起同学命丧生产队溺毙的惨剧。再回家探亲,听到的却是罗志强的不幸噩耗,在当地的铁路边被人发现……

远乡僻壤,荒野孤坟,埋着多少男女知青,那些正值青春年华莫名献出生命的男女啊。

也有生不如死的。想不到陕西北路小学的幼儿园里居然还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女教师。一身黑衣,瘦骨伶仃,只见她沿着墙角,低头快速走过陕西路,时时侧身躲避着身后八九岁十来岁尾随的顽童扔来的土块杂物。

是什么使原本天真纯洁的孩童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斗士”?

广东小学对面有木材加工厂,成堆的原木卸下,就堆在马路上。蜂拥而至的大人小孩手持铲刀、菜刀,抢剥树皮回家作燃料是经常要发生的战斗。战斗中有女童被滚动原木碾压而死,厂方也曾在路边电线杆上挂出了“木头木老虎”的牌子警示,只是争夺能源的战火丝毫不见平息。

那破开锯开的板材也沿马路井字形堆放,或靠墙竖起晾晒。钻进钻出,这是孩童藏匿捉拿的游戏场和据点;也有喜好敲击板材上“木节”的顽童,那褐色圆形木节有着浓浓的松香味,这是厂家最忌的。

再往北,有烟纸店,大号“泰山”,五岳独尊。“泰山”出售草纸香烟、花露水蛤蜊油,顺带着粽子糖棒头糖,还有拷扁橄榄盐津枣。

实话实说,那“泰山”的老板娘也确实伟岸魁梧,不愧“泰山”的招牌。

吹泡泡、搞搞大、讲面子,是中国人传统的固有心态,所以当权者面子工程,媒体人宣传鼓动都是情有可原,百姓官员都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回到一句老话:“符合国情”,“国情”就是一道百试不爽的护身符咒。

我们气喘吁吁爬过了“泰山”,“泰山”北麓就是现在的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了。1947年1月22日正月初一,西摩路武定路转弯角上的那场大火,曾经震动上海滩。
                                    
(六)

穿过武定路,那段陕西北路曾经是有一条小河浜的,水面上支着木棍竹棍,铺上板材,围上竹席,盖上芦苇稻草,是滚地龙棚户住家。比现在高架下绿地间的违章建筑要环保很多。

陕西北路武定路口,底层开着“小杨生煎”的大楼,现在是“美丽园商厦”。

“美丽园商厦”的前世,是聋哑盲残疾人的福利工厂--“上海铆钉厂”,而“上海铆钉厂”的前世,是“安乐殡仪馆”。

有没有搞错?没错,货真价实的殡仪馆。

把福利工厂建在殡仪馆,那决策者真是动了脑筋的,体现了执政者的智慧和大局观。瞎子睁眼又看不到,聋哑看到却说不出听不到,只有这样,才能安安乐乐做铆钉,不信谣不传谣,稳定大局,稳中求进。

安乐殡仪馆的送葬队伍总是最吸引人的,铜锣开道,人们头戴高帽,手执大伞,披麻戴孝行走在街上。据说,是越剧小生名角尹老师的母亲死了。大批围观者声声惊叫,原来看到了越剧偶像,那是现代粉丝的奶奶一辈。

可惜我没见过,这是听我哥哥姐姐“谣传”的。

从“安乐”的殡仪馆到“美丽”的商厦,中间隔了也就一代,面目全非也仅三代而已,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虽能预料?!

安乐殡仪馆旧址的东侧是时代中学,1965年从南京西路成都路迁来。文革中,时代中学的腰鼓队是出了名的。

记忆深刻的是被学校红卫兵剪破了裤子,抢去了皮鞋的时代中学的十来岁的“资产阶级小姐”,幸亏脚上还有袜子,坐在回家的三轮车上,低低的抽泣,不敢出声。

哎,家里又何尝太平了,当时的上海,当时的中国,已没有“富二代”安全可靠的庇护所了,连普通百姓,也生活在“红色恐怖万岁”之中。马路上满载红卫兵的大卡车急驶而过;深夜,常被弄堂里急促的敲门声斥责声惊醒,心惊肉跳,不知谁家又大祸临头。

高音喇叭传来了“战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七)

走得离五四中学有点远了,说的也太啰嗦了,赶紧回来吧。

当然还有值得说的,陕西北路新闸路口(陕西北路600号),西新别墅对马路,我们小时候都说那是美国大兵的军营,而根据我父亲“回忆录”的记载,那里应该是“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的仓库。1949年后,那里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地,好像是部队卫生学校,在我模糊的印象里,穿着臃肿棉军衣的女兵在路转角的大门口荡秋千。沿着陕西路那一排高高的青砖屋,一定是仓库了,和弄堂里的“阿弟哥”一起溜进去过,黑洞洞空荡荡,有点吓人,只在上方靠房顶处开了一排小小的四方窗户透光,没有玻璃,其实只是通气空。一到傍晚,成群的蝙蝠穿越,掠过马路。

大跃进年代,已经空阔无人的营地土法上马建起炼钢的高炉,晚上火光冲天。大跃进炉熄火灭,营房拆了成了锻压机床厂。

陕西北路往南过新闸路,东侧,陕西北路500号,是犹太人的西摩会堂,也曾经是犹太人的外童学校。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后又为市教育局所占。文革中期,那里成了“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所在地,出版《上海红卫兵报》;也出版过彩色的《红小兵报》,四开还是八开横向折叠起来的。大门口设有《红小兵报》的阅报栏,可那玻璃橱窗是为大人安排的,高高在上,红小兵们踮着脚伸长脖子也是徒劳。

团校时期,500号靠新闸路的礼堂里夜晚灯火通明,“彩云追月”和“大学生圆舞曲”的旋律迷倒四邻。到了改革开放,“蓬嚓嚓”复活,“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欲罢不能;又破墙开店,除了烹炸煎炒,厅堂内有小桥流水的迂回。只是没多长时间,饭店就歇业了。

现在500号偌大的地块,只是市教育局下属的一个处级部门的领地。

而路西面,陕西北路549号的院落,多少年少有动静,我们从小管它叫“民航宿舍”(民航招待所)。文革中,“打到邝任农!”(文革前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的标语就刷在门口陕西北路的柏油马路上,被“叮叮当当”老西门复兴路开来的24路电车的轮胎碾来,又被从宜昌路大自鸣钟开回的24路碾去。

其实变化还是显著的,当年民航宿舍的院子里有高高的的树木,枝桠茂密,乌鸦在树端衔枝筑巢,盘旋聒噪。现在呢,人们早已铲除树木,赶走了鸟雀,人们躲进了钢筋森林。

过民航大院是“南洋公寓”,沿街曾经开有照相馆。感谢我的父母,我们兄弟那未曾被污染、被催化、被膨大的原生态脸面,在那里定格。细看照片,左侧的留白,凹凸印有“萬里”字样,想是照相馆的店名。

走过“大同里”“自在里”,到了“七一中学”(市七女中)。七一中学最著名的语文教师是施济美,1949年前,施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1966年,不堪受辱的施老师和同住的一位育才中学女教师一起,毅然自杀,以死相抗。

七一中学对马路是“三联小学”旧址,哪三联呢,是生活读书新知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抑或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联系思想?
                                
(八)

沿新闸路过陕西北路往东(陕西北路600号东面),有新闸中学(现址为上海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49年前那里曾经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大队驻地,上世纪50年代曾是新城区少体校,见过学校屋顶平台上体操队员的身姿,那蓝天背景下的剪影,就深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大跃进”后,那里的操场又成了“大炼钢铁”成果的展览场,一锭一锭的废钢渣摞的老高,摆放得整整齐齐,日晒雨淋。

走到了江宁路,路口曾有大德医院(现在的大德公寓旧址)。印象中的大德医院是幢有情趣的平房,跨过医院木门,走进院落,房檐下有台阶回廊,安详而宁静。

大德医院是妇产科专业医院,我儿时的玩伴,一起在弄堂里打弹子、顶橄榄核、弹橡皮筋的何家的小弟与毛毛兄弟俩,都是大德医院出生的。

好小囡小弟成人后,被分配到“西摩路小菜场”(陕北菜场),开着大货车摸黑贩运菜禽肉蛋。小弟中年下岗,漂泊在社会变迁的潮流里,随遇而安。皮大王毛毛成材后,跟着“万国”管金生倒腾证劵债券,一不小心,毛毛的大名跟着管老板一起留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
   
那些年,我们无数次走过五四中学,现在才发现,五四中学周围竟然浓缩了人生轮回,从起点出发,到最后旅途终止,画了一个圈。

不管圆的还是不圆,都留在了历史时空的坐标上。                                                  

2012年3月28日
4月9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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