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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历史 红色系列

--作者:柳杨公社

刚满十四岁

1964年8月,我考入上海市五四中学。全班同学们一进校,先到武定路上的“康元玩具厂”喷漆车间劳动两星期,改造思想。

女班主任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没几年的语文老师,姓张,瘦长、拱背,眼神犀利。果然,没多久我们就领略了张老师的厉害。

先是班上一位蔡姓同学在填写家庭情况表时,在其哥哥的工作单位一栏里,填上了“失业”。这不啻就是一颗炸弹,社会主义哪有失业?张老师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全班大会小会喋喋不休,清除我们的“糊涂认识”,而小蔡同学偏偏又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

事情还没完, “十一”国庆,照例作文,“十一”的晚上恰逢下雨,小蔡同学写到路上黑洞洞的没有行人,只有雨下个不停……

欢天喜地的“十一”大庆写得如此凄凉,这还了得,这篇作文的“政治倾向”有问题,于是小蔡同学把“欢度十一”的作文作成了“反面”教材。张老师反复强调作文的主题思想,一再告诫我们学生:作文,思想是第一位的,主题是最要紧的(这足足影响了我一辈子,到现在都改不了)。

那时,社会、学校都在为一篇学生作文争论:一场大雨来临,女同学冒雨抢回阳台上的一盆茉莉。这样的事情是否值得写;文章对茉莉花的描写透露出的小资情调,是否值得提倡。上海《青年报》特辟专栏讨论,张老师也组织我们全班讨论,结论当然是明确的。

当年我们还都是十四周岁不到的孩子,经过培养却都已经有了极机敏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斗争嗅觉”。

这时同学们也都才发现,原来我们学生每个人的学号也都是有讲究的,暗藏“杀”机。

我们全班52人,其中女生12人,我们的学号竟是按照每个人的家庭出生排列的,依照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职员、小业主直至资产阶级、黑五类家庭依次排队,从一个人的学号,同学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出生。譬如女生,1号2号3号,肯定是工人出生,12号,女生最末一位,则出生资产阶级;男生从13号到29号全是红五类家庭,30号开始就是职员出生了;52号,不用问,黑五类了。

我们一进校,家庭出生的烙印就已经强行敲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或是负担,或是荣耀,不管耻辱还是骄傲,都如沉重包袱压在我们十三四岁的、还稚嫩的脊梁上。

以后我问过许多同龄、同辈人,他们的学生生涯好像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莫非这是上海五四中学的独创?当时的校长叫周成梁,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的文革中,周校长还是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长期打倒。

1965年春节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寒假前,班上已经组织讨论,众多“我们要如何如何”中的一条是“不放鞭炮”。我不买这个账:一月份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南京路鞭炮齐鸣,煞是热闹,为什么春节就不可以放?张老师立刻警觉起来,找我谈话,在班上也多次提起,这两件事怎可相提并论!为此,我始终有负疚的感觉,为自己觉悟不高而羞愧。

张老师曾郑重向我们学生宣布的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某日,张老师笑嘻嘻走上讲台兴冲冲告诉大家:“我女儿的头发长出来了”!同学们一愣之后,哄堂大笑,也足见张老师人性可爱的一面。

另一次,1965年的春天,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成都病逝,张老师上课头一句话就是沉痛宣告:“我们敬爱的柯老去世了。他为了……我们要……”。全班肃穆。

柯在当时被称为“柯老”,不管老百姓还是党内,包括毛泽东本人。(唯有刘少奇不服,据后来文革中“揭发”:刘曾对上海的二把手陈丕显抱怨:什么“柯老”,难道要叫毛主席为“毛老”?)在媒体上,柯被称作“毛主席的好学生”。

十四岁的我,那时整天考虑发愁的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多关心集体,怎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有时一人关门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快意轻松,意犹未尽,便放歌尽兴,“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生个大鸡蛋想想真快乐,大鸡蛋……”余音未尽,突然想起学校班级就又陷入沉思,苦思冥想,怎样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我为什么就做不到?甚是苦恼。

那时最流行的读物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是陈登科的《风雷》,是浩然的《艳阳天》,是关于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南方来信》;要求进步同学必读的是思想教育“励志”读物,如《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如何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等,那时吃香时髦的作者有“敢峰”、有“余心言”,一时成为青年导师、思想权威。这两位常青树一直活跃到上世纪末。

学校组织我们学生集体观看的电影是《夺印》、《箭杆河边》,《箭》片好像是评剧还是什么戏曲。我们大家也去西藏路上的“金陵剧场”看“福建闽剧团”演出的《红色少年》,每人交2角5分,一句话没听懂,又是3楼座位,也看不太清,自个儿偷偷想,那钱花得冤。“红色少年”好像叫“张学谦”,“刘文学”式的英雄,被地主害了。结尾当然是英雄昂然挺立于松树下,红色灯光聚焦,大合唱颂歌响起……

1964年、1965年,当时的“思想教育战线”已经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着铺垫做着准备;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早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后来“文革”中被揪出被打倒,肉体遭惩罚,灵魂被煎熬,精神被分裂,甚至丢掉性命的人,或多或少都在为自己的苦难筑路,为自己的不幸开道,甚至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而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被灌输被教育被引导被压抑,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工宣队向我宣布……

     --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

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两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

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大我2岁念高中的哥哥则和同一派系的同学在楼上亭子间,为他们的毕业去向筹划。

我的学校--上海市五四中学工宣队来自邮电部某厂(是507厂?),而班里两位师傅,一位是矮胖黑脸的中年女将,另一位是总戴着一顶洗的发白旧军帽的寡言少语的消瘦男子,显然,说话有着浓重苏北口音的女将是主角。

斜挎 “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

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

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 “献忠书”。

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

我的心在往下沉,空空的,忽悠悠飘荡起来,没有着落。我觉得要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我抬起头,孤立无援。

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

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工宣队黑脸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让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人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 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了,伤脱了!”(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 “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

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时,我已没有悲伤。

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

那时,我已18岁。

给老子写大字报的年代

  --乱世中的国事家事私事
                                
1966年夏秋间,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大哥已经长久没有消息,父亲异常着急,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父亲着急是怕哥哥狂热,真的听了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话,如果又是一次“反右运动”,枪打出头鸟,这可如何是好?父亲对母亲嘀咕了一遍又一遍。在家的我们小哥儿俩在楼上亭子间里,偷笑父亲的胆怯,很不以为然。

那时中小学“战斗组”、“战斗队”林立(后来搞大了,二三人、四五人也都叫“军部”、“兵部”、“兵团”、“野战军”、“总司令部”、“肃反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太平洋总部” 、“国际联合纵队”),十四五岁的乳臭未干的黄毛“司令”满天飞。

在学校广场我们看着高年级学生焚烧图书,砸碎唱片;我们也绞尽脑汁回想哪个老师的“反动言论”;我们手持蓝红墨水在校内涂鸦,将人名倒写,在人名上打叉。

我们上街,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隔壁的市委“统战部”的花园里,只见黑压压的成百个人头起伏,拥过来挤过去,又身不由己被拥挤推进小洋楼,耳边闹哄哄有声音尖叫:取消统战部!

在南京西路静安区少年宫边上的弄堂里,我也跟着人群挤进上海评弹团楼里,一个老人站在台上低头哈腰,一口又软又糯的苏白:“唔,叫唐耿良,唔,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身湿汗来到南京路上,天早黑了,高音喇叭喧嚣,战歌声声嘹亮,有脚踏三轮“黄鱼车”在分发“号外”--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天(8月18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
 
我们去徐家汇电影厂看赵丹白杨大字报,去巨鹿路“作协”看揪斗巴金吴强;见到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公安局静安分局的牌子被“革命小将”白纸糊上--“公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要改为“前哨”局;又来一群造反的孩子,什么“前哨”?不好,不好!双方争辩起来,面红耳赤,看样子马上要打起来了……

深更半夜,我们在华山路延安西路围观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市政府),华东师范大学的男女红卫兵们面容严肃,排着队,整齐划一在高声背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则大义凛然,高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大楼墙上的喇叭里不时播放杨怀远、杨富珍等全国劳模给“北京红卫兵小将的公开信”。

突然人们纷纷向另一头拥过去,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倒分外注意头扎小辫,一身戎装,一双布鞋,一口京片,挺胸挥手,胖乎乎红彤彤脸蛋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北京女红卫兵小将,果然飒爽英姿!看了喜欢,不免要多瞅几眼。小姑娘--不,是红卫兵小将,警惕性特高,虎目圆瞪,厉光射来不怒自威,心虚人怯,我落荒而逃。

后来见过京城女将手持宽牛皮带,猛抽学校图书馆那个“大右派”赵先(反右前的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血腥场景,吓得我赶紧躲一边,心中不忍,于是对北京女红卫兵小将们再不敢有非份之想。

几个月后,离我家还不算太远的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市政府,现在的贵都大酒店旧址)成了一幢空楼,人们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占房筑巢,楼内充塞零星造反组织。

长细条打腊地板,顶角四周雕饰线条花纹,宽敞房间里,一两个才睡起的小孩,睡眼朦胧在用电炉烧水下面条。那时年小,也不知疲倦,我楼上楼下在一间间空房窜来窜去,一双小贼眼四下打量想捞点什么外快,特别留意凹凸绘花的彩色玻璃窗,寒冬的阳光射来,光线折射真是美极了。大楼前的游泳池一派萧条,池底的四周角落里,飘满了凋零的黄叶、撕碎的纸屑。

有关清华大学运动的消息也是满天飞,先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教师自杀;接着以前整别人的校长蒋南翔挨整倒台,成了“大黑帮”;随后中央派工作组进校,王光美登台;而后又有学生反对工作组,成了“反动学生”,有学生自杀;没多长时间,工作组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被撤销接受批判;于是先前的“反动学生”又成了“革命造反派”,而最早起来造反“扫四旧”的红卫兵又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

翻云覆雨,时政诡谲,事态变化局势发展速度之快,连我们的少奇同志都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之说。更令父亲这个小当权派目瞪口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单位挨批的对象之一。

大哥也终于有了消息,他不是造反的红卫兵,也没有打成“反动学生”,现在他是“首都红三司”的战士,是清华“井冈山”的战士。

转眼就是1967年的1月,文革史上的“一月革命”期间,“夺权”风暴刮遍全国,父亲终于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打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或许大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而清华“井冈山”本身和所有动乱时期的造反派革命者一样,也陷入内耗迟疑矛盾之中。大哥抽身回家,与一帮同学另建起了“联络站”。

他与父亲长谈,于是有了决定,他所做得就是要给父亲写大字报,批判父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哥对父母亲对我们弟妹分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到下的,我们大家都是受蒙蔽的,因此要“反戈一击”,要认罪,只是罪不在下,而在上。他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要紧的是署名,当然要写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某某某”、“中央广播事业局捍卫毛泽东主义兵团某某某”(连我在北京工作的大姐的姓名也署上了。很奇怪,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头头竟是美国人李敦白,不过后来李敦白也倒了霉,不是蹲白,而是蹲了大牢)。大哥说,署名起震慑作用,吓唬吓唬父亲单位的那帮造反派。因为那时“清华井冈山”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和“新北大”一样是全国运动的“领头羊”。

大哥套上袖章,卷起大字报,上父亲的单位贴大字报去了。

果然那署名起了作用,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大哥回来说是一个“油头小光棍”)“热情”接待了来自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战友”,所谓“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始觉主席亲”,双方把晤甚欢,双方受益非浅。

父亲依仗有两个在北京的“造反派”儿女,真的暂时躲过一劫。

风云变幻,好景不长,一年半载功夫,清华井冈山最终分裂成井冈山“总部”和“414”。大哥离开学校,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参与编辑了一段时间《首都红卫兵》报后跳出是非,陷入爱河,人约黄昏后,谈起了朋友。两人各属校内对立双方,他俩听老人家的话,率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后来清华发生的大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两派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工宣队进校制止,老人家转送芒果,全国人民热泪盈眶。我和全国大多数“革命群众”一样开了眼,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芒果这种东西,只是没搞明白,这果子是吃的还是干什么的,不过那念头只是一刹那而已。
而从小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大哥,最终被工宣队成全,一对恋人双双发配到四川汉旺的大山沟里去了。

离开北京前,大哥收拾起红袖章、证件之类,一把火烧了。两三年后相遇,大哥告诫我们:刘少奇说不定哪天要回来的。我们小哥俩当面不吱声,背后摇头,讥笑大哥的胆小谨慎迂腐多虑。

而父亲也曾被“革命群众”谅解,被“革命小将”吸纳,高高兴兴戴起了“财贸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造反队”红袖章,苦思冥想写起了“大批判”文章,勤勤恳恳抓起了单位业务,以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青睐。只是老父没神气多久,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入了另册,隔离审查,一时音讯全无。

1969年3月,我光杆一人编印的小报《红卫通讯》收摊一年后,在“献忠书”上签过名,算是向老人家表达了忠诚,献出了自己如“高邮咸蛋”般的红心后,也只能乖乖响应老人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打起铺盖闯关东去了。

我家由此四分五裂,一直到父亲1999年去世,全家竟再没有机会团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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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长风公园,决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全家照。当时大哥大姐已在北京就读。七八年后,照片上的人分散在四川、吉林、北京、上海。又过去30年,1999年父亲离我们而去。

打倒

我的外甥生于1965年11月,12月离开北京,寄养在上海外婆家。第一眼看到他,只见碗大的圆圆脑袋,红红的,满脸皱纹,稀稀的黄毛,怎么是个小老头?

当他接触这个世界,能够辨别事物和声音的时候,看到最多的肯定是红色,听得最多的肯定是“打倒”和“万岁”,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观刺激。

到了1966年年底,他已经认识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天安门”、“东方红”、“红太阳”等字眼,更准确说应该是符号。当然,这里面绝对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他用冻得红红的小手指,指点报纸上的大字,给家里的来客表演,然后赢得客人的客套赞许:“聪明得来,介聪明格小人!”喝下去多少牛奶,吃了多少奶糕之后,“小老头”长成了“聪明的小人”。

街头锣鼓一响,这个“介聪明格小人”就跌跌撞撞蹒跚跑向半圆形的阳台,趴在阳台长方格空档向外张望,没劲儿的是就一辆破车,挂个高音喇叭,瞎起哄;好点儿的车上有大鼓、大锣,有标语高举,有红旗招展,喊几声口号,或者是有了“最新最高指示”,或者又成立了什么什么新的造反派组织。那时的造反组织也多,除各色主流的工农商学兵外,还有从不大声喧哗安安静静的聋哑人革命造反队、“伺候剥削阶级”满腹怨恨的“劳动大姐”联合造反筹委会、对安置分配有意见的转业复员军人造反委员会、背井离乡大小三线的支内职工返沪造反联络站、遣返回乡务农的老职工回城造反总部、趁机逃学报复老师的十二三岁小学生的红小兵造反总司令部……

令小外甥兴奋的是四五百米远,隔一条街“时代中学”腰鼓队的出游,那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乌合之众可比的,行进得极有章法。那土洋结合的腰鼓队行进到我家阳台下,正好准备就绪,演练开始。前有大个子指挥,又有一大胖子,胸前肚子上滚滚鼓起一圆形巨鼓,双手持鼓锤,左右手有力击出“咚咚”鼓点,随后是铜管喇叭队,随着指挥令下,“唰” 金黄锃亮的小喇叭刹那间同时朝天举起,吹出震天号声;再后面百人腰鼓队威武整齐,双手舞动,“咚得得得得,咚得咚得,咚咚,得得得……”,红布带飘飘翻飞,腰鼓声咚咚闷雷,声震长空,撼人心魄。那景象,就像一大公鸡雄纠纠气昂昂前面引路,率一群纪律严明动作划一的小鸡仔,而且绝对是有阵势的。

小外甥在阳台上,检阅位置极佳,兴奋又有点被震慑,小脸憋通红,小手想舞动又不敢动。

随着一天天阳台下街头游行队伍的行进,小外甥已经学会了奋力振臂高呼“万岁”、“打到”,虽然口齿略有不清。他的手臂又短又细,他的声音又尖又利,喊几声就上气不接下气,跑调走音是常有的事。

大人们的口号有时又长又复杂又怪异,什么“坚决拥护党中央几届几次全会对某某某的什么什么的处理的英明决定!”“某某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什么什么决不会得逞!”“热烈欢呼党中央对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事件的英明决策!”“打倒中国的什么什么某某某的孝子贤孙某某某!”“不揪出某某某在什么什么地方的代理人某某某就决不收兵!”

小外甥不免听得稀里糊涂,也就自由发挥,举着家里的扫帚,挥舞毛巾,甚至爬上床,张牙舞爪蹦跳雀跃,声嘶力竭乱七八糟胡喊。大人们不得不瞪眼喝声制止,还唯恐外人听到,惹出麻烦。小孩不管,照喊,然后嘻笑尖叫,就跑就溜就躲,这种游戏,真刺激,他实在开心极了。

小孩子就是这样,你越阻止,他越来劲。小孩天生有“破坏”的癖好,搭好的积木,挥手击垮,然后“咯咯”大笑;你把地上的玩具拾起,他马上又用力摔出,觉得好玩极了。现在小外甥又特别对“打到”感兴趣,一岁多了,他明白“打到”的意思,“打到”了多好啊,没人管小孩了。大人不让小孩玩,小孩就喊打到!

有天全家人都在,小外甥发起了“人来疯”,歪歪用力举小手:“打,打到刘少奇!”我们自管做事说话,没人理他;“毛,毛,主席万岁!”又来一遍,还是没人搭理。突然清清楚楚、稚嫩还有点气急--“打到毛主席!”

屋里一下子寂静,谁也不说话了,所有的眼睛全对着这个站在屋角,瞪着大眼睛,脸上有些愣愣傻笑的小小人。刹那间的静止,刹那间的凝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都又听得清清楚楚。一下子大家又全都醒了过来,窜出去关门的,关门前张望走廊里有没有人;扑过去关窗的,关窗前先向下探视有没有动静;气呼呼跑过去的,一把拎起这个“介聪明格小人”……

小外甥“哇”哭了,大哭,家里乱成一团。

小外甥的“一声吼”,打倒了外婆家所有的人。

品味高音喇叭

1966年6月,“蓄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高音喇叭立刻成了大革命的武器之一。

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我家阳台对面“机床附件一厂”的高音喇叭死皮赖脸,硬成了我家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不知疲倦的喇叭,除了讨伐黑帮,颂扬领袖,整天介是民乐伴奏的女声小合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手捧书本心向党,
心呀么心向党哎,
嗨心呀么心向党哎。
要问我,要问我,
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
毛主席著作哎闪金光哎,闪金光。

那是上海高桥化工厂工人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照上海人的说法:声音太“喳”,尖尖的女声,不够圆润,也不够协调。那曲子倒是通俗的小调,有点老土,有点欢快,有点软绵甚至是有点缠绵的,正好体现民间下层女工们对主席著作的那个“一往情深”。

广播里虽然也常放磅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放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放的最多的却还是这支老土的女生小合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呀么闪金光。

不管革命年代还是造反时期,时尚的演变和流行的骚动永在,一夜之间,李劫夫的“毛主席语录歌”风靡大江南北。于是我们楼我们家整天被淹在了语录歌里,湿湿黏黏地缠上了你,紧紧贴身和你“零距离”。

还好,听得出对面喇叭的主人也不全闭眼瞎放,也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审美,比如喜欢播《我们的教育方针》。

开口第一句,“我们的教育方针”,有气无力,甚至觉得稍有“哀怨”。或许是劫夫同志为“主席语录”谱曲初期时的心态吧,有些小心翼翼的试探,有种战战兢兢的崇拜,有种诚惶诚恐的抖忽,唯恐出错,掉了脑袋。总之曲调平平地不带起伏,拖着长音,或受宗教庙堂音乐启迪也未可知,很有催眠安神效应:“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寄养在外婆家、也就周岁、我那一头柔柔细细黄毛的小外甥,常常在慢吞吞的“我们的教育方针”中甜甜蜜蜜进入梦想,嘴角缓缓淌下晶莹的馋涎……十七八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念了6年外语的他,高中毕业时执意放弃外语,后来得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都是教育专业,京沪两地我们大家都奈何不得。主席的话儿威力大,由此可见一斑。

喇叭里也喜欢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共产党人好比那种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曲调悠扬、融洽,有亲和力。那时的种子少有伪劣,那时的土地尚未污染,听着听着,晃晃悠悠,也就少了火气,去了斗志,人也平和起来。

别说,那年头这小厂子的广播员还真算是有点品位的。

比如播放“颂歌类”,曲调一般也挑缓慢抒情的。有情深颂扬的:“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八角楼的灯光》);“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而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想念恩人毛主席》)。情之切,爱之烈,确实出乎内心。

有绝境时的热切渴望:“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红军想念毛泽东》)。曲调悲壮,盼之极,望之极,晨曦中的一丝未明曙光。这首歌后来成了两派武斗中,失势一方的哀叹绝唱。

有满怀敬仰的:“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亮晶晶,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开祖国锦绣前程……”(《战士歌唱东方红》),曲儿撩人,浮想联翩,战士们热泪盈眶。

也有亲切深情的:“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你们格外亲》)。词曲作者绝对想不到,这首歌当年颇受上海街头“小流氓”的青睐,竟被他们看中,有了共鸣,流里流气吊儿郎当挂在嘴边!

虔诚祝福的,多个版本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歌词大同小异,因为小老百姓崇拜的话语搜肠刮肚早已经说得差不多了,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只能从旋律去变化。千变万变,顶礼膜拜热情祝福不变。恐怕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唱几句不同曲调的“万寿无疆”。这种曲调已经如此顽固,用那时的流行语说,已经“溶化在血液里”了,烙印实在太深太深,很难从这一代人的脑海里挖掉了。

要奔放热情的,也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们是草原上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革命的歌声响入云……”。歌曲充满表现力,舞台效果极佳。这首歌后来成了各种大大小小三教九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的保留节目。舞台上,男女红卫兵一手置胸前,另一手前伸,摆出手握缰绳姿态;身体前后摇动,大幅度跳跃着满台转圈飞奔。不知谁家的发明,飞奔稍一停顿,演员身不再动、肩不再晃,光是颈脖脑壳一阵神经质抽动(据说演出水平就看这脑袋一抽搐,“小分队”档子高低,立马分出)。台下“革命群众”看得过瘾,一片叫好。

有时也免不了播些豪迈激情的:“万里长江波涛滚,江中升起红日一轮,毛主席挥手破巨浪,后面跟着七亿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亮的歌是东方红,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还有“从东方到西方,跨过高山越过海洋,一个伟大崇高的名字,五湖四海到处传扬……”(《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72年《战地新歌》收入此歌,可能不想搞得太大、太牛,稍作收敛,去掉了“全世界人民”,改名《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词也作了改动)。此类歌,曲风雷同,音律相近,互相纠缠,极易搞混。

也有励志坚定的,如《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宝》:“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节奏强烈,决心坚定,只是闹人。

至于热血沸腾的甚至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刀山火海都敢闯……)、《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工农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先锋,拿起笔杆去战斗,牛鬼蛇神要肃清,向反党黑线开火,文化革命当尖兵……);还有《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等,真的很少听到,或许播了,也没太在意,更多注意那些旋律舒缓悠扬悦耳的了。

天长日久,亲密接触,楼里居民竟都习惯了,喇叭哑了闭了,倒觉得少了什么。邻里互相会问:咦,怎么安静了?是不是又哪派接管了?

那高音喇叭一直响到70年代,我从东北探亲回家,还能听到。

从1972年起,北京“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当年权贵野心勃勃举止狂妄,说话口气极大,行事惊世骇俗,但说起自身,却又常常往小了去。比如伯达同志自称“小小老百姓”;而权利一人之下,凌驾政治局常委的是“文革小组”,江青、春桥同志也只是小组“副组长”一个;各地造反派大头目都自称“勤务员”,比如蒯大富、韩爱晶;略有正轨后,偌大国家管文化的也只是“文化组”)每年要出一本薄薄的《战地新歌》,有不少曲子还是能听听的,如花腔女高音孙家馨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千回百转的高八度“啊--啊--啊”令人耳神一震;金凤浩作曲的“延边系列”(包括《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党的光辉照延边》、《我为革命放木排》)民族风格浓郁;朱逢博也从《白毛女》幕后现身,用她独特的尖利嗓音唱起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咱永向前》(践儿作曲);还在吉林省森林警察部队文工团老老实实当个小演员的蒋大为,初试啼声,来了一曲《我送报刊走得忙》;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邓韵以《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红色女话务兵》(郑秋枫曲)而一鸣惊人。

可是已挤入我家生活的、对面厂子那高音喇叭的品味却比几年前差了许多,兴许是换了主儿。千里迢迢返家探亲,耳边除了《毛主席率领我们反潮流》,整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就是好!
……

一连串的“就是好”,劈头盖脑,蛮横霸道,不由你声辩,听着窒息压抑。《就是好》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什么什么”学员们的大作。还有更无赖的,听到过一首《人民公社就是好》,我曾经用心扳着指头数了好几遍,竟有26个“就是好”!这些歌,曲调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好个屁!我家全是“P”派。那时远在四川的大哥被借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为后来的秦山核电站(那时称作“某某工程”)的设备研制,设计厂房。他白天在设计院拉着计算尺,改行计算未来厂房的结构,晚上他是家里的铁杆“P”派,散布“奇谈怪论”。

高音喇叭里也确偶有“就是好”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发迹前创作的那些江南民风的歌曲。于作的曲,不同当时的乐坛主流,既不是敬仰的崇拜、歌颂的庄严、追随的激情;也没有狂热的雄心、坚定的意志、血腥的煞气。且听沪语演唱的男声小合唱《社员挑河泥》:

沙啦啦子吆,沙啦啦子吆,
沙啦啦子吆,沙啦啦子吆,
社员挑河泥呀,
心里真欢喜呀,
扁担接扁担
……

演唱组合训练有素,曲风旋律清新明快;和声重声协调起伏,高音低音交错适宜,轻重缓急配合融洽,极有感染力。

虽然于会泳最后因为跟错了人,做了官,也倒了霉,自杀了。山东人于会泳的作曲才能多少年后说起,连李德伦老先生也是佩服的,称其“中国民乐权威”。李老先生的结论是:于,不该拍马屁的,参什么政!

我家对面“机床附件一厂”高音喇叭的命运,也终于和于会泳们一样,同起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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