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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亲戚

--作者:杨承民

毛泽东大张旗鼓反右时,我才四岁。我父亲是一家帆布厂的会计,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哥哥和小姐姐正在念小学中学,所以都与至今依旧是“及时”,“必要”,仅仅是“扩大化”的反右搭不上界。我大姐那时正在北京上大学,应该是反右的重点单位,但航空学院比不上北大清华人大,他们班只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多少够格的右派言论的地方,就得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最低的指标总要达到。就像不久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先后有“亩产十几万斤粮”,“吃饭不要钱”,和“瓜菜代”,甚至“草根代”。该同学是因为在哲学课上学了“否定之否定”之后认为任何理论都应先加以否定,如果确是真理,在否定之否定后才得以承认。这样就被指责为怀疑和反对马列主义而打成右派。作为一个工科学生,我大姐自己既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真心实意热爱共产党新中国,当时上大学还不太讲出身成份,学生中工农出身还不多,她的职员出身算是成份好的了,所以也平安无事,逃过一劫。

我的堂姑夫,阿祥叔,当时是上海市工商联的一个小干事,他平时为人热忱,喜欢热闹,酒肉朋友多,常和同事朋友一起聊天吹牛。反右时他被指责与资本家打得火热,替资本家办事,泄露政府工商政策给资本家。还有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正逢雨天路滑,他说了一句“乡下的路泥泞不平真难走”。反右时也被人揭发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尽管后来认为情节不算太严重,他依旧被评上了“右派”。不久全家被赶到市郊嘉定县的一个国营养猪场。虽然四阿姑不是我的亲姑姑,是我父亲的堂妹,但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所以堂兄妹也就走得近,他们来上海时会来我家,爸爸也去嘉定看过他们几次。有一次我们全家去他们家,那好像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大饥荒后不久,他们告诉我们在大饥荒年代,那时称“三年自然灾害”,人吃猪食,猪吃人粪,猪同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他们住在两间一套的单层砖房里,这些统一的几长排住房外面看上去如同营房,里面泥土地,阴暗潮湿,煤球炉的热气驱散了一点寒气。晚上虽说有电,支光很小的电灯下屋里依然昏暗局促,即使外面皓月当空。

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同阿祥叔一样有先天性心脏病。与我同岁的大儿子至死未婚,小儿子后来成家后有一子。由于郊区生活居住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在阿祥叔五十岁去世后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人世。女儿练气功,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后自杀身亡。阿祥叔没有活到右派改正那一天。由于本人已亡,四阿姑又是个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他们没能迁回上海,只是后来住房等有所改善。四阿姑看到丈夫和自己的子女都先她而去,孤苦伶仃,郁郁寡欢,再加上同她的几个性格开朗的姐姐不一样,她性格内向,不愿到上海亲戚家走动,除了和小儿媳和孙子有所来往,独自一人走完了她凄惨的人生。离世时死在厕所间,过了几天才被人发现。

另一位“右派”亲戚是我奶奶堂兄的小儿子,我叫他兰兰叔。他一九四九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法院工作,参与过几个要案审判,颇得赏识,好像还上过报纸。他怎样被评为“右派”的细节我不清楚,只知道全家被发配到甘肃张掖。还算好,没有进劳改农场。在农村没呆多久,由于办事能干,善于交际,被调入一煤矿做采购,他几次到上海出差或探亲时,来过我家,我只觉得他精明干练,说话滔滔不绝。我妈说读法律的都能说会道,怪不得要当“右派”。八十年代“右派”改正后,他先是到兰州法院工作,后又调到宁波大学教书。

还有一个假“右派”是我的一个表兄,是我小舅舅的长子。我小舅舅早年眼瞎,过世得早。小舅妈在乡下含辛茹苦带着几个孩子,我妈妈同她几个在上海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给她们一点接济。我的两个姨妈同其他人合开了一家针头厂,就让我小舅妈的长子来上海进厂做工,不久厂就公私合营了。由于他一人在上海,年纪轻且没有大人管教,所以养成习性散漫,不求上进,干活有些吊儿郎当,常常顶撞领导,与厂里的组长,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都闹矛盾。在一次全市性的抓“坏分子”的统一行动中,他被抓了进去。我妈说当时人像螃蟹一样一串串地捆着送进公安局。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各单位正在处理右派,一部分被送去劳改。他们这一批人也就同许多右派一起送到安徽劳改农场,刑期满后就留场就业。也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后他也被作为“右派”改正回上海,也算是占了“右派”的光。

他告诉我们他的命是捡来的,不用说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干活累死的,缺医少药生病死的,几次抗洪抢险,他们这些劳改犯和劳改就业犯都被逼着跳到洪水中用人体挡决口,有些人被洪水冲走。他苟活了下来。他回上海后被安排在近郊的煤气公司里工作,同郊区一位丧偶的少妇结婚,她原有一女儿,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当他退休时,女儿已成家,儿子参军复员回来后进一工厂。尽管往事不堪回首,他晚年也总算老有所安。可是退休后没有几年他得了癌症,在他儿子结婚后没几个月就去世了,没能享到多少天伦之乐。我想他儿子匆匆结婚也是为了赶在病魔夺去他父亲的生命之前。

反右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国内像对待文革和大饥荒等一样,政府刻意淡化,阻扰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回忆反右的文章还是层出不穷,但其中写名人的,文化人的,或经历特别动人的占多数。然而这五十多万的“右派”中大多数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没有曲折离奇的经历,就是为了几句话,几件小事,改变了人生,变成了这倒霉的五十几万(也有认为上百万)中的一个数字。而且一人罹难,全家遭殃,这样几百万人成为贱民。如今这五十多万已所剩不多。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彻底平反“右派”,补发工资,开放档案,弄清真相。他们拒绝遗忘,反思历史,写下了他们自己和死去的“右友”的苦难经历,不让它默默无闻,不让它烟消云散,为历史留下见证。所以我也将我这些零碎记忆记载下来,为反右历史填补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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