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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作者:邵纯

我早有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愿望,再现那些被鲁迅称之为“脊梁”式的人物。都说诗言志,其实史更言志,但我缺乏学识和能力上的自信,直到香港回归前两年才动笔,此时我已经是55岁的小老头儿了,尚在新疆党校任职。

我选择的第一位传主是林则徐。政治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政治家兼有人格魅力者却寥若晨星。林则徐了不起,并非全因虎门销烟。30多年当大官,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是一个道德的磁场,人性的能源。乌鲁木齐的制高点是红山顶,而红山顶尖处树立着林则徐的雕像;在伊犁有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中学。有一次我到奎屯讲课,无意中发现人民公园中心位置有一高大的林则徐雕像,于是问当地人为什么在奎屯立林则徐像?他们说:“林则徐在这里的一棵树上拴过马。”林则徐当年修的皇渠,被称为“林公渠”,林则徐把内地纺线车引进了新疆,人们叫它“林公车”;坎儿井不是林则徐发明的,人们却叫它“林公井”;据说“林公善饮”,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林公酒”……一个“罪臣”在新疆流放了三年,却留下了无数神话般美妙的历史和传说,这在中国似乎没有第二人。

从1994年12月起我动笔写《历史巨人林则徐》,日夜奋战了112天,完成了18万字的书稿,1995年6月此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半月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王初江同志即索要此书(当时纽约正在筹建林则徐广场和林则徐塑像)。这下子,我深受鼓舞,有了点自信,此后又陆续写了詹天佑、容闳、鲁迅、马寅初、蔡元培、梁漱溟……

写历史人物必须占有大量史料,能了解传主生活的细节更好,出于这两个愿望,我先后拜识了林则徐后裔林子东、凌青、傅秀;詹天佑嫡孙詹同济先生;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蔡元培的女儿蔡 盎女士和她的弟弟蔡怀新先生。大概是先祖遗风所致,我有幸结识的这些名门之后,都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然,我对他们的了解是有限的,只能就所见所闻所感,给这些名门之后记录一些历史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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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林则徐的一生,我在乌鲁木齐能收集到的史料是远远不够的。正当我为此发愁时,接到一个令我到南京开会的通知。会后,有4天自由“考察”,我借机到了林则徐的家乡福州,住进了省委党校。福州姓林和姓陈的人特别多,当时省委党校的4位副校长都姓林。他们得知我不远万里而来,目的是为了写林则徐,都非常热情。由于他们的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林公后裔。

1994年11月7日上午,我到福州古田路建华新村拜访林则徐的玄孙林子东。此前双方毫无了解,但她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给予了热情而认真的接待。她家的客厅简朴,只有赖少其写的两个条幅很醒目,那方方正正的字写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主人当时已经74岁,身体比较瘦弱,但思惟敏捷,学识渊博,谈锋甚健,且说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话里没有含糊其词的东西,多为论断性的语言。是,或不是;对,或不对;这样,或那样,然后说明理由。我对她说的话,主要是表达了两个意思:目前已出版的多种林则徐传都太长、或学究气很浓,这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我想写一本不超过20万字,专门供干部阅读的林则徐传,必求史实准确,同时在可读性上下功夫;要吸引读者一口气看下去,甚至可以朗诵。再有,20年“左”的跋扈,史学是重灾区,我说要一定要克服“左”的影响,并提出自己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当时,作为林公后裔的林子东不要说给我泼冷水,就是以敷衍的态度对待我这个突然的来访者,我就可能敲退堂鼓了。然而,她对我的观点似乎一拍即合,当即给林则徐纪念馆的副馆长官桂铨同志打了电话, 请他次日接待我并提供史料。我们谈话时,她因事出去了一会儿,此时她的老伴儿孙明来陪我,这是一位瘦弱的老人。直觉告诉我,和他相处有安全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切小孩子决不会怕他,而受点委曲的角色可能都由他担当。他和我聊天,说人要做到四乐,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与民同乐、天伦之乐,并把这四句话写给我看。林子东说这“四乐”是孙明的科研成果。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无为不善的老人,是在战场上真枪实弹地拚杀过的人。孙明生于上海奉贤,有初中学历,1941年到苏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他所在的部队是6师18旅52团3营7连。当时部队中的初中毕业生是难得的秀才,所以后来他当了文化教员、记者,新华社驻福建分社主任,还去过西藏,离休前是福州市副市长。

我从福州借到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台湾出版的《林则徐传》,洋洋60余万字,竟然是蒋介石题写的书名,封面左下方写着“蒋中正敬题”;扉页上有林则徐画像,蒋介石写了“林则徐先生像”,又写了“蒋中正敬题”,这使我第一次对蒋先生有了点好感。当我取道上海回到乌鲁木齐时是11月14日。当时,我84岁的老母重病,次年3月辞世,这正是我写《历史巨人林则徐》那段时间。

此后十多年来,在福建、北京、江苏、上海和林子东面晤不少于20次。起初通信多,后来程控电话普及了,双方通电话早已超过一百次了。起初我叫她“林老”,她不高兴,必以大姐称之,她说:“大姐这个称呼,适合于任何年长的女性。”她和孙明都生于1921年,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已有60多年的党龄,所我就称孙明“党大哥”,他欣然受之。

有了这么多的接触,我对林大姐的家世和经历,也自然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典型的风雨历程,其中有为抗日而献身的激情,有共产党的培养教育,有“左”的残酷迫害,也有改革开放后的晚年生活……

林子东同辈6人。大姐林圣观生于1914年,与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卡尔 秉格结为伉俪,早年去了德国未归,秉格曾任“德中友协”会长。照此说来,这位德国教授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婿。大姐以下依次是李良(男)、林兴(男)、傅秀(女)、林子东(女)、凌青(男)。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因为家境贫穷才参加革命的,而是为了抗日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在这5位前辈中,我最早知道的是李良。1967年乌鲁木齐的武斗急剧升级,“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失去了保障,我做为一个已被揪斗的人,不要说人权,连人命也毫无保障。借两派武斗战犹酣之机,我偷偷逃跑出疆,辗转流落到天津,寄宿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友人家中。当时,各种免费的红卫兵小报满天飞,我从这类小报中得知天津公安系统揪出了“国际间谍”李良,是轰动一时的“伟大胜利”。我不知道李良是谁,但对此事留有深刻印象。30年后才知道李良是子林子东的大哥。我曾对她说:“应当给李良写个传记吧!”大姐说:“不行,他一直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工作,我们谁都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他的儿子现在公安部工作,也不了解他父亲的事。我只是参加了为他平反的追悼会而已。”在公开发行的《林则徐世系录》一书中有“李良事略”一文,从这篇短文中得知他生于1918年,16岁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热血青年。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无名英雄,解放后的公开身份是南开大学外语系的副教授,曾一度到境外从事秘密工作。“文革”中李良被诬为国际间谍,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但他宁死不泄密,被关押了349天,于1969年7月18日折磨至死,实为虐杀,年仅51岁。后来,由于胡耀邦、罗瑞卿的直接过问,1977年12月31日李良被追认为烈士,1978年7月18日公安部发出向“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学习的号召。呜呼,万恶文革!当年李良的先祖蒙冤流放3年后复职,他却蒙冤惨死,可见林彪、江青等人的封建本性是超过了满清王朝的!

1996年6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林则徐与当代禁毒研讨会”时,我第三次见到子东大姐。借此机会她引领我到花园街2号拜访了原名林锦双的傅秀老大姐。她是同辈5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带头人,包括他的哥哥林兴,都是由她引领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她宽敞的住宅中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藏书。老人家乐观豁达谈笑风生。老伴儿已经过世,子女都不在身边,她却过得津津有味,更看不出她是在“文革”中蹲过7年秦城监狱的人。她的罪名是什么?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她曾是刘仁的部下,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更隐秘的原因是傅秀了解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双重丑恶的历史。傅秀和文静(原名李岩)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差不多同时参加了革命。文静是一个在两性关系上风流到不顾道德的人,正当她和一男人野合的时候,突然被日本鬼子发现,当时文静用英语惊叫了一句,日本人见她懂英语,恐非一般人,所以没有杀她。从此文静当了名符其实的叛徒和汉奸。解放后作为张春桥的老婆,这自然是她的一块大心病。为此,文静曾要求傅秀以老同学老同志的身份写个材料,证明她历史上没有问题,而傅秀则不予理睬。文革中,江青、叶群等人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丑史,不惜杀人灭口。了解文静丑史的傅秀自然在劫难逃。2001年5月初我在北京,曾再次去看望老人家,她依然很健康,很乐观,不停地说笑。不料,半年后白血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享年82岁。

林兴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与夫人同在安徽大学工作,文革中其夫人自杀的遭遇,我不愿写出来,因为太悲惨了。我感到公开那样的事,是对死者的不敬。我甚至没有勇气,说出她那与容貌同样美丽的名字。

林子东同辈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23年的凌青(原名林墨卿)。他曾就读于燕京大学,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到延安,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做过英文译员,解放后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直至担任首任驻联合国大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这位林则徐的后裔,把《中英联合声明》交联合国备案的。经子东大姐建议,《历史巨人林则徐》由凌青同志作序,使拙作意外生辉。我在福州、江苏、北京多次见到过凌青同志。他待人平易、儒雅,没有官气,有“学者大使”誉。但可能由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语言严谨,措辞缜密,敏于事而慎于言,有君子之风。

最后要说到林子东大姐了。年轻时,这是一个才女。她高中毕业后,先是考取了上海的沪江大学,一年后又到北京考上了燕京大学。由于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她返回上海再读沪江大学。1942年秘密离开上海,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她回到家乡福州,在福建出版界、社科界担任领导工作。“文革”中她太幸运,太有福气了,因为她仅仅遭到过各种批斗、挂牌子、游街之类的锻炼,这对老干部来说是最轻松的文革套餐。没有死于非命,没有留下伤残,据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三中全会后她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所以73岁才离休。我的这位老大姐现在已经86岁了,看上去好像相当瘦弱,但仍元气充沛。我爱人每接电话,只听一声“喂--”,便从那有几分威严的声音中准确地判断出电话来自福州的大姐,然后双方都笑声不止。十多年的密切往来,她已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重大一点的事,我都想听听她的意见。子东大姐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两条:第一,她的思想不僵化,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她没有自由化的思想,但也决不认同“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更不趋炎附势。比如去年我们在福州聊天,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司徒雷登,她对全盘否定这个美国人,把他当死敌看待,颇不以为然。她讲了司徒雷登的三件事:头一件,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客观上对中国革命有好处,众多燕大的学生参加了中共,并成为骨干分子,黄华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第二件,抗日战争时期,司徒雷登在中国是蹲了3年日本人的监狱,不曾屈服。第三件,解放南京时,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广州,而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却没有跟着国民党跑。第二天送给了我一本司徒雷登的传记。第二,她有绝佳的记忆力和突出的才干。比如,60多年前学的英语,居然还刻在她的记忆中。有一次写作时,我因弄不清“帕麦斯顿”和“巴麦尊”是不是同一个英国人的两种汉译法,所以打电话向林大姐请教,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说:“Pamaston 译成帕麦斯顿更准确些。”真是了不起!我自15岁走进社会,结识的人总在几千人以上,为有这样一位老大姐感到荣幸。所以,在我与家里人说到她的时候,不叫她林子东,也不叫她子东大姐,而是说“我姐”如何如何。她是能干大事、承重任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大姐曾对我说她原来预期的寿数是希望能活到50岁,因为在战争中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能活50岁够幸运了。我祝愿她50翻番,成为百岁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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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写詹天佑的传记时,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小时候就听说连结火车箱的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所以外国人把挂钩就叫“詹天佑”,但是从一份资料上看这可能是讹传。另一个问题是詹天佑是否参加了1884年中国和法国的马尾海战?据台湾的一份资料上看,詹天佑不但参加了海战,还从海中救出过战友。我对此事也有怀疑。这年夏天北京很热,挥汗如雨,跑了5个单位也没弄出可靠的结果来。同年11月我到无锡开会,认识了铁道部党校的吕昌副校长,会后我又到了北京。蒙他的帮助我去了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的嫡孙詹同济先生是铁道部的高级工程师,担任过纪念馆的馆长,已退休,家住东华门骑河楼街南巷。

这街这巷很幽静,但当我按门牌号找到目的地时,不禁吃了一惊,因为这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大杂院。进大门是一公用厕所,可见各家各户都没有自己的卫生间。我是出生在北京的,对幼年时住的大杂院还依稀有所记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光彩。但是,中国工程之父、举世闻名的詹天佑的后代就住在大杂院里,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再说詹同济本人也是高级工程师,经过一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1996年还住在这样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在一瞬间我想到詹天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如果美国友人来访问詹天佑的后代,这样的居住条件不是太丢人了吗?就在这样的思索中我走进了詹先生的家,更准确的说我走进了詹家的一间有潮湿感的房。这房内还有门,但里边有一间还是两间我就不知道了。

房壁上挂着詹天佑那张很像孙中山的大照片,因为有一架钢琴,给人以这家并不贫寒,且属知识分子家庭的感觉。同济先生面孔棱角分明,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两个字:严肃。从谈话中感到他实事求是,对大事和小事都极端认真,神态严峻,不苟言笑。是一位不知关系学为何物的、正派的,但有点难于接近的工程技术专家。

我向他请教:“火车挂钩是詹公发明的吗?”他立刻回答说:“不是,发明者是美国人詹内。我祖父生前得知有人误把詹内说成詹天佑时,他不但口头上请同事们代为澄清,而且在他编纂的铁路工程方面的词典里,把通常说的“詹氏挂钩‘故意写成‘郑氏挂钩’,避开‘詹’字,以免误解,造成掠人之美。”詹同济先生回答得毫不含糊,那说话的语气和严肃的神情,象是将军在战场上分析战局。我又问:“您的祖父参加过马尾海战吗?”他说:“没有,因为当时我祖父已从福州调到广州,担任英文教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常强调詹天佑是广东人而不是江西人(詹氏祖籍是江西婺源)。谈话的时间长了,我的紧张有些缓解,因此提出了请他为我的书稿作序的要求,他只说了两个字:“可以”。谈话的间隙,我无意中看着身边那架钢琴,心中暗想:这是他夫人的爱好,还是子女的爱好呢?我猜不出。但是我又想,这如果这是詹同济先生本人的爱好,他喜欢的曲子不会是柔情似水的旋律,而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或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之类。我还猜想,他可能喜欢拿破仑、丘吉尔、巴顿或苏联电影中的夏伯阳。

我回到新疆后,曾多次通过书信向詹同济先生请教了一些铁路工程的术语,他都认真作答,并及时地寄来了他写的序文。我那本詹天佑的传记出版后,当然寄给了同济先生两册,他读后给我写了回信,还夸奖了我几句,并说孙道临正在主持拍摄电影《詹天佑》。转眼间,我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朽,詹同济先生肯定已过古稀之年,不知詹老是否还住在那个大杂院里。我想,他如若不是高工而是高干,早就乔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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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大大地前进了。同时,面临的难题也是一大堆,而任何一个难题都与中国人口过多直接相关。令人无比尴尬的是解决这个难题要一二百年之久。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想到马寅初先生。如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实行计划生育,并定为国策,如今的中国人口约为8亿,那该多好啊!我特别敬佩马寅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在“左”的政治高压锅里,唯一没有写过一个字检讨的名人。与此相反,当陈伯达、康生直接出面以毛泽东的名义打压马寅初的时候;当全国对他进行大批判,大字报贴到床头的时候;当周恩来为保护他,劝他写个检讨时,他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石破天惊的声明,其中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伟哉壮哉!有一篇纪念马寅初的文章叹息道“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马寅初一生在千难万险中不曾一次低下过他那高贵的头颅,我们中国人太需要这种骨气了。辛弃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说:“做人当学马寅初。”20年前出版过两本马寅初的传记,但受时代限制,这两本书既是宝贵的,又是有缺憾的。出于这些原因,我想写一本新的马寅初传,只要内容新而真,一本小册子就够了。人人都忙,谁有时间看大部头呢?为达到我的目的,只看史料不行,必须请教马公的后代。

从一本书中,我知道马寅初故居在北京市东总布胡同32号。马公有两个儿子,马本寅和马本初,我只要能拜识一位即可。但是,人家怎么可能接待和信任我这个远在新疆的陌生人呢?为此,我耍了一点“阴谋诡计”。

1998年元旦前后,新疆党校图书馆的副馆长刘汉泉同志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我托他帮我试探一下拜访马公后代的可能性,并面授机宜说:“东总布胡同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你到32号按一下门铃,有人开门后,人家可能不接待你这不速之客。”他说:“那我不是白跑一趟吗?”我说:“你带上我的一封信,还有我赠送给主人的五本书(均系我写的传记作品),交给主人后你就告辞。我在信中已说明了我的意图和可靠的身份,那几本书既是见面礼,也证明我有写人物传记的能力。过一个星期后你再去一次,主人必定接待你。”刘汉泉到北京后,完全按我的计谋行事,果然奏效,他第二次到东总布胡同32号时,马本初先生欣然同意了我日后拜访的请求,并将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1998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开会,会后从西郊迁至干面胡同东城区党校寄宿。这里距马寅初故居不过三百公尺。所谓东总布胡同,其实是一条历经多年风霜雨雪的小街。还有西总布胡同,贯通起来相当长。在这条小街里住过宋庆龄、李济深、李宗仁、沈钧儒、张治中、蒋光鼐、史良、钱昌照、王首道和班禅大师……

我拜访本初先生那天,空中下着细密的小雨。不知为什么,在32号附近我徘徊了很久之后,才鼓足勇气按了门铃。事后我清理自己的思绪时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中马寅初还活着,我将要见到一位大学者中的大英雄,心中自然有些紧张和朝圣前的庄严感。

马寅初的故居有一个不算小的院子,住所是一幢解放前修建的,建筑面积约五百平方米的小楼。当我置身其间的时候感到一切都是陈旧的,一切都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主人告诉我,这院子一棵树上曾盘绕过一条很大很长的蛇,而且出没无常。我想:不,那不是蛇,而是一条龙!因为这里住着龙的传人,这里曾居住过一个虽死犹生的人,一个永远活着而且永远充满活力的人。

马本初先生生于1926年春节,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的夫人王申娟是一位退休的医务工作者。本初先生的性格和他父亲不同。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马寅初都是以雄狮怒吼闻名天下的,而本初先生则温文儒雅,外柔内刚。我第一次拜访本初先生的时候他已73岁,怕他太累,所以我只和他谈一个上午,次日上午再来,连续谈了三个半天,并拍了许多照片。此后,我每到北京时因为路远、堵车等原因,很少到亲友家去,但必定看望本初先生。一般的信件我是不保留的,但本初先生的信我珍藏着最少20封。这些信大多是回答我请教的问题,也有随便聊天的内容。作为良师益友,本初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父亲政治或生活的细节,显示出大智慧必有大天真的特性;也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比如:蒋介石把马寅初关押在集中营时,中共曾设法营救,但蒋介石不买帐。美国大名鼎鼎的赫尔利到中国来,对蒋介石说要见他的同学马寅初(赫尔利与马寅初是耶鲁同学,还是哥伦比亚研究院同学?不详)。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蒋介石才把马寅初释放后软禁在重庆的。又比如,马寅初在晚年的幽居生活中,忽然想起了他的死敌蒋介石说过的三句话:“是非省之于己,得失安之于数,毁誉听之于人”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三句话。再比如,在我的记忆中马寅初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而有的书上说马寅初是国民党员,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本初先生笑着说:“我父亲从来没有申请加入国民党。但是,按国民党的规矩,一个人在其政府中达到了一定的职位,就自动加入了国民党。1935年我父亲担任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所以就被弄成了国民党员。1940年我父亲被蒋介石投入集中营,自然也就开除了党籍,但这是秘密的。后来我父亲在上海又参加反蒋活动,国民党在报上公开把马寅初清除出党。所以我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没有入党,开除两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史料上是弄不清楚的。2000年《马寅初全集》(15卷)首次出版,本初先生以他和夫人的名义赐我一套,这使我了解马寅初的百年人生,有了最权威的资料。

本初先生和夫人早已退休。他们有三个孩子,长女出生于1952年,两个男孩2分别生于1953和1957年。这三个孩子都是爷爷给起的名字。大女儿叫“思润”,大儿子叫“思泽”,小儿子叫“思东”。这三个名字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表明了马寅初对毛润之、毛泽东由衷的敬重。不久,因人口问题马寅初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时,不知天地良心何在!

悲剧还在后面。“文革”开始时思润只有14岁,谁能想到这场浩劫竟延续了10年之久。思润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在北京一家胶印厂当工人。当时已有工农兵上大学的事了,思润最大的愿望是到爷爷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当个工农兵学员。因为她表现很好,单位推荐她到北京大学就学,只因她是马寅初的孙女被拒之门外。第二年,单位再度推荐她入北京大学就学。这一次非但拒绝录取,思润的单位反遭质问:“你们为什么偏要推荐马寅初的孙女入北大?”马寅初作为一个手中握有真理的人,不但自己蒙冤,而且株连到小孙女,真是苛政猛于虎啊!思润性格内向,经受着长期精神上的压抑,最终导致神经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当然也就没有成家。

为了不使主人伤心,我每去看望本初先生时都不敢询问思润的近况。2005年8月29日我从上海到北京香山参加纪念林则徐诞生220周年的会议。早晨6时火车就到北京站了。我的第一任务是看望本初先生和夫人。由于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过去那些陈旧的印象消失了,眼前一派生机盎然。在与主人欢快聊天的过程中,我到另一房间接电话,不意在大厅中见到一位手捧水果盘的妇女,她身材不高,剪着短发,笑容苦涩,目光痴滞。我正疑惑间 ,她对我说:“您是邵叔叔吧,爸爸经常提起您。”我立刻明白了,她就是可怜的思润!此时我心中很慌乱,差一点流出泪水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唔唔了两声就逃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本初先生告诉我,思润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还做了一次手术,病情好转,有时是清醒的。我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思润能康复,对她本人,对她的父母当然是大好事,九泉下的爷爷也可放心了。然而,她已经是54岁的老人了!谁说好人一生平安?“文革”中北京大学的权贵们而今何在?如果对他们连道德的谴责都不曾有,如果他们摇身一变又神气活现了,这岂不是坏人一世平安且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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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0年退休的,由于无可选择的原因,我离开了工作了38个年头的乌鲁木齐,于2002年春到上海定居。2004年元旦这天友人孙开来访。闲谈中我说想到绍兴去一次,他说:“旅游吗?”我说:“不,我已去过三次绍兴,这次是专门到蔡元培故居,我想找到蔡元培的后裔,再写蔡元培传。”这只是个并不坚定的愿望,因为我感到写蔡元培太难了,除非有林子东和马本初那样的人帮助我。孙开说:“去蔡元培故居何必去绍兴,我陪女儿学钢琴每次都路过上海的蔡元培故居,在华山路。”

第二天上午我和妻乘地铁1号线,在常熟路下车,顺利地找到了蔡元培故居。路口的墙壁上有蔡元培的浮雕像,还有毛泽东对蔡元培的颂扬“学界泰斗,人世楷模”8个大字。在故居参观后,我向解说的女同志问道:“上海有蔡元培的后代吗?”她说:“蔡元培的女儿和儿子都住在这个楼上。”我想,蔡元培比列宁还大两岁,所以吃惊地问道:“是蔡元培亲生的女儿和儿子吗?”对方说:“当然”。真是天助我也!

我顾不得事先没有联系,贸然求访的不礼貌,有些胆怯地按了主人家的门铃,接待我们的正是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 盎老人家。在那不大的客厅里,我觉得处处皆可仰视--有刘海粟画的蔡元培像,有蔡元培夫人、美术家周峻为蔡元培所绘的油画像,有刘半农为蔡元培拍摄的大幅照片;由客厅内的北门入,有一间长方形的展览室,里边摆放着蔡元培用过的实物……蔡盎女士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研究员,早已离休,但社会活动很多。我们连退休的证件或名片都没有带,但主人很信任我们,聊了几句后,话题很快就转入到蔡元培和北京大学了。她笑着说:“陈独秀、胡适之和我父亲虽然年龄不同,但都属兔,所以他们戏称兔子党”。在轻松的谈话中,结束了我们的第一次拜访。

退休的人,最富有的是时间,我在写《大海蔡元培》,由《炎黄纵横》杂志连载18次刊完。写任何人的传记,最重要的资料是传主本人的著作,我跑了4个城市总算把18卷《蔡元培全集》搞全了,但在写作中总是会出现一些难点,疑点,在全集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是否要经常向蔡盎老大姐请教,我的心情很矛盾,这主要是因为她老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怕影响她的休息。所以,我大约每隔两个月左右去一次,并请教一些疑难问题。有一次,从北京来的“欧美同学会”的拜访者最少有20多人,客厅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便悄悄地告辞了。

我向蔡老大姐借书、借资料,有求必应。此外,她还赐予我两部专著和一本大型画册。我们的话题当然总是围绕蔡元培的历史展开。她说:“过去写蔡元培的一生,大陆忌讳他1927年前后同意蒋介石清党那段历史,而台湾方面又忌讳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建立人权保障同盟那段历史。”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说:“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告诉后人一个真实的蔡元培,完整的蔡元培,不能有意回避重大问题”她同意我的观点,所以对我说了两条很重要的事实。第一,蔡元培为什么曾一度不赞成共产党?因为苏联的鲍罗廷说中国革命成功要死500万人(指因革命战争而死的人)。而蔡元培认为中国有如一个身体很虚弱的病人,经不起不吐大泻,所以他不能认同共产党的理论。但是,蔡元培在1927年同意清党反对杀人。蒋介石一杀人,蔡元培极其不满,并转而保护过共产党人。经过向蔡老大姐的请教,加上我的一些思考,在《大海蔡元培》中,我用了三个章节专门写了这个问题。

2005年11月中旬的某日上午,我送还蔡大姐借给我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她的弟弟蔡怀新先生(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教授)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他的夫人是一位热情而开朗的人。这一天,蔡大姐执意留我吃饭,我实在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到我家来的一些学生我都留他们吃饭的。”她这样一说,我只好从命了。这一天,我竟打扰了她7个小时之久。

蔡大姐告诉我,她是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1948年加入了地下党。她的家,也就是蔡元培故居,原是准备成为地下党印刷厂的,后因担心保密的可靠性而没有实施。我面前坐着的这位人世楷模的女儿,这位在解放前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的文弱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关进了牛棚。她当时在上海生物研究所工作,主要“罪行”是4条。第一,她介绍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彭加木入党,而当时彭加木被打成了“特务”;第二,怀疑她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安排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第三,你入了地下党而没有死,因此很可能是叛徒;第四,抄家时发现她家中有一件游泳衣,因此怀疑她准确从海上潜水叛逃。老人家胸怀宽广,她给我讲这些往事时始终在笑。她说更可笑的是造反派抄家时,把孙中山、陈独秀的信件都作为“敌伪档案”抄走了,而鲁迅给蔡元培的4封信,因为属名“周树人”,所以被当成一般信件幸免于抄,因为那些强盗不晓得周树人就是鲁迅。我问蔡大姐:“当年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后来有过自我反省的表示吗?”她默默地摇了摇头。但也有值提庆幸的事,那些人说蔡元培是军阀,所以他们抄家是清理敌伪档案,因此这种特殊的抄家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当时蔡元培夫人周峻因不慎骨折住在医院,没有经受抄家时的折磨。更值得庆幸的是,用卡车拉走的那些国宝级的文物并未烧毁,而是作为敌伪档案封存在玉佛寺,文革后移交博物馆了。对蔡盎的迫害到1968年底也中止了。我问道:“是不是最高层,比如周总理下领保护蔡元培的亲属?”老人家说:“可能是这样”。

这天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文革”中发生的无数怪事。忽然想到了一个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文革”早已彻底否定,但中华民族遭此浩劫的深层原因至今还没有弄得一清二楚。有许多人担心,日子久了,中国人会把那十年极其惨痛的历史忘掉,我说不会不会,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460个儒生,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忘记秦始皇的暴政,千百倍于焚书坑儒的“文革”怎么可能会被忘记呢?值得忧虑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为钱而苟活,“脊梁”式的人物少了一些,所以我才在历史人物中寻寻觅觅……

2006.7.19于上海颐和斋

只对编者的一点说明:第3页林兴的遭遇简述如下:

文革时林兴被打成反革命,其妻名叫江南,容貌极美。在批斗林兴的大会上江南也在群众中参与批斗。当时席地而坐,江南情绪极其紧张,考虑欠周,将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边了,而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宝像,因此被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农村劳改,被一当地的革命派强奸后自杀。


转自《纵横》杂志08年第11期,版权归《纵横》杂志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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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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