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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285弄

--作者:黄石

上海西区的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就曾经在此居住。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上世纪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墙篱笆非常低矮,电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再有谁来。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葚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是一地碎砖,另一个世界。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场景。墙后的人家住得这样破,这样烂,还有草顶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这条花园洋房弄堂张望,以后,他们的孩子有些成了我的同学。
  
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搔搔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哪里去。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19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砂锅捣碎,捣成粉末,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人们对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人家头顶天天撒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上世纪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全非,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洋房弄堂来找地方小便,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厢的鸡出蛋了哦?”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285弄弄口正对着284弄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着出国参加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一个女同事秦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文革”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五六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硬扎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每个房门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附有一纸,“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六百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度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五十三元五角,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9月2日,夫妇往生的那天,朱梅馥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怕一脚蹬开时弄出动静,用棉花胎垫好方凳,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伯,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那天我正好十五岁,我的生日,无法忘记。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我还记得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间。涂过柏油的墙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死期是1967年2月1日。
  
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小朋友陆小燕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叫得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孔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
  
1989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担心美女同事做掩鼻状,刺激老人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好高的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色.戒》拍竣,《小团圆》面世,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常被人捞起来讲讲。

285弄的门牌是算在江苏路上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荫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那场台风把弄底一堵墙刮倒,隔壁那条江北棚棚弄堂就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锈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批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

28号一度引为话题的,是张爱玲笔下的脓包弟弟张子静,一个红鼻头瘦老头。张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因此给了他栖身。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黑白电视机“霎发霎发”。张子静一件灰色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迷来瞻仰28号,有些台湾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他小洋房风格显著,细节还可以略观一二,28号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有什么凹凸,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整幢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上世纪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她的文字力量太大,无以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85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要恶。
  
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钿不值两钿。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司滴克”(手杖)依然是老货。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
  
“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人扶着。
  
她死在19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总理。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三十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十九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

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上海话说起来就是,张爱玲拉爸爸,张爱玲拉后娘,张爱玲拉阿弟。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1957年某日,隐约有一点印象。周围的人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脱了,死脱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了丝虫病,一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里这么称呼。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让人产生这条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另有一些平常人,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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