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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44年,作者父母的结婚证书。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作者:章济塘

图1是我的父母六十七年前的结婚证书。

我祖父章荣初1918年从浙江家乡来到上海当学徒,1928年开设中国第一家华资印染厂,1938年开设上海十大纺织厂之一的荣丰纱厂。1949年解放前夕,资产在中国民族资本家中排行第十七,在浙江省排第一。

我母亲出身银行世家,外公马久甫的姐夫潘履园1915年在天津创立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外公几兄弟都在天津任职,我母亲也出生在天津。外公后来调任南京分行和杭州分行经理。

1942年父母相识时,父亲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母亲就读东吴大学商科。1943年春,祖父亲自到浙江兴业银行,托浙兴银行董事长徐寄庼作媒,向同为浙兴董事的我外公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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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作者父母的结婚照

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证婚人徐采丞,是杜月笙留在上海的代表(杜为避日寇已离上海去重庆)。尽管父母是自由恋爱,但当时习俗仍要有男女双方介绍人。介绍人为徐寄庼和项叔翔:徐寄庼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商会会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项叔翔是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t3.jpg

图3:1946年,作者周岁时与父母的合影。

徐采丞和徐寄庼两位都是祖父荣丰纱厂的常务董事(挂名董事长是杜月笙)。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及地位,婚礼完全可以极尽奢华,但尽管华丽隆重,却只有茶点,不设酒席。其中的原因,一是蒋介石提倡节俭,新生活运动的余绪犹在,二是杜月笙的影响使然。杜家总账房黄国栋的回忆录《杜门话旧》有如下记载:

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长大,五个儿子及一个女儿的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只设茶点招待,每次来宾千余人,花费还是很大。

杜月笙六十寿辰,也在丽都花园举行。杜要求节约,每席仅六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饮料由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啤酒厂奉送。那天除来宾六千余人之外,来要饭的乞丐也有三千多。

又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义演三天,开支由杜负责,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务,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

丽都花园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私人花园俱乐部,老板高宝鑫是杜月笙的把兄弟,抗战时,他的汽车司机吴四宝投敌成为汪伪特务机构的侦缉大队长,敲诈高宝鑫并将其枪杀。丽都花园现为上海市政协所在地。

父母结婚前,钱塘江海宁大堤坍塌,海潮淹没农田,我祖父出资修复。1944年底新堤竣工,次年初我出生,祖父为我取名“济塘”,纪念此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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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43年,作者母亲与东吴大学同学在家中合影。

当年祖父向外公提亲时,按当时习俗,和外公交换了父母的生辰八字,双方回家请相士测算,看看是否匹配。结果一测母亲的八字,竟然只有四十七岁阳寿,算命先生的话,听过也就算了。祖父很开通,只要父亲愿意,他没再说什么。

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10月16日下午,父亲在单位突然接到造反派命令,回家取了简单行李,和母亲告别后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第三天一早,母亲在窗前整理物品,心情悲凉,突感绝望,不如一死了之。正当她把一张凳子放在窗前准备跨出一步时,有人敲门,是邻居周女士,说我父亲来电。这时家里电话已被拆除,我父亲被押送到郊区一工厂的“牛棚”劳动改造,他偷偷用公用电话致电邻居家,父亲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寻短见,你等我回来。”这一天,离母亲的四十八岁生日还有十天,相士预言的生死一劫,就这样躲了过去。

母亲结婚时的陪嫁物中,有一辆英国自行车和一架德国名牌“斯特劳斯”钢琴,“文革”时,钢琴被造反派抄走,“文革”后才取回。当时这架钢琴,被分配给了著名作曲家陈钢(《梁祝》作者之一)使用。

父母婚礼上,母亲的伴娘是她的表妹张雪勤。张的丈夫王光复,是王光美的五哥,当年是驻沪国军空军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在台备受猜疑,于50年代由台湾移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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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7年,作者父母和当年婚礼的伴娘夫妇在美国达拉斯重逢。

度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们在达拉斯重逢,已是相别六十三年之后的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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